毛澤東一句“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有無“輕視法治”？
秦章
“和尚打傘——無發無天”是一句中國民間的歇后語，因為“發”字和“法”字音同，也被稱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保安為毛澤東拍攝的經典紅星帽照片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引用了這句話。他說：“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發，沒有天。”他當初可能沒有想到過，當時的一句笑談后來隨著歷史的變遷，竟被作出各種解讀甚至曲解。
現如今，一些文章和訪談往往以此為據，或者斷定“毛澤東輕視法治”，因為他“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提出“毛澤東還是以人治”﹔或者認為“毛澤東贊賞‘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不贊成依法治國，顧慮被法捆住了自己的手腳，主張‘政策就是法’”﹔或者指出毛澤東“說過他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從本質上不願意受法制的約束”。事情真的是這樣的嗎？能不能因為毛澤東說過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就斷定他“輕視法治”？恐怕不能那樣說！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似是而非的看法，長期以來在社會上以及學術界引起了許多模糊混亂的認識。翻一翻有關法制方面的著作，每當回顧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法制史時，許多書往往既不作具體分析，也不作展開，而是採取一種極為武斷的態度——簡而言之地將其概括成一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法制蕩然無存的時代。
事情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們還得回到四十多年前那次會話中去，仔細品讀一下毛澤東當初說這番話的本意。
當天，他面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斯諾，心情格外高興。會談持續了近五個小時，從上午九時一直持續到下午一時五十分，當談到“文革”中的個人崇拜問題時，毛澤東顯示了清醒的頭腦和坦誠的態度，他批評了那種標語、畫像、石膏像式的個人崇拜，並且提出要給個人崇拜降降溫。他同時問斯諾，柯弗蘭、艾德勒（在中國工作的美籍專家）跟你談過這些嗎？斯諾回答：“談過一些，但是他們沒有你這麼坦率。”毛澤東於是說：“就是，他們有點迷信，還有一點恐懼，怕說錯了話。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發，沒有天。”這裡毛澤東說“我是無法無天”，很明顯是沖著“迷信”、“恐懼”、“怕說錯話”的情形去說的，他是想說自己頭腦裡沒有條條框框，沒有任何迷信，不怕說錯話，同時也是為了解除許多人在事關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思想顧慮，實事求是地對待這個問題。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並沒有涉及法治的意思。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斯諾夫婦在天安門上合影
事情是很清楚的，毛澤東當初說這句話沒有特別的用意，只是老朋友親切談話時隨口打出的一個比方，更多地是為了表達的生動貼切，很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況且“無法無天”這一說法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裡也曾經多次出現過，例如書中第三十三回說道：“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又第五十八回說道：“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有人了。”毛澤東熟讀《紅樓夢》，對其中的文學語言那是信手拈來、隨處妙用。此處，他脫口而出的“無法無天”，最初是不是引用的《紅樓夢》裡的語言？另外，曹雪芹在《紅樓夢》裡說的“無法無天”，在毛澤東看來，是不是包含著反封建的意思（這裡的“法”指的應該是封建宗法，和現在法治、憲法的概念完全不同），從而得到他內在的贊同而加以引用的呢？有這種可能。但不管怎麼說，這和毛澤東平日裡經常引用典故、俗語來闡明道理，是同樣的情形，並無特別之處。
今天看來，毛澤東當初使用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個說法，不但沒有幫助斯諾理解清楚自己的意思（斯諾甚至將其譯成“一個帶著把破傘雲游世間的孤僧”，引起了翻譯史上的一段趣聞），反而被后來有些人拿來給毛澤東畫像，冠之以“輕視法治”的根據，這恐怕是談話的雙方都始料未及的。對待歷史，我們理應採取負責任的態度，而以這種貼標簽、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去研究歷史、對待開國領袖毛澤東，顯然是很不慎重和不實事求是的。
說毛澤東“輕視法治”，在歷史上也是站不住的。拿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為例，這就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制訂的。為了起草這部憲法，毛澤東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廣泛閱讀和研究了世界各類憲法及有關資料，同時要求參加討論憲法稿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也這樣做，特地列出詳細的法律閱讀書目。在差不多七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主持的憲法起草小組形成了總共一二十個稿子，憲法起草委員會召開了九次全體會議，對草案初稿逐章討論。與此同時，全國政協和各省市黨政機關，軍隊領導機關，以及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地方組織，共八千多人，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對憲法草案初稿進行討論，提出各種修改意見五千九百多條。憲法草案公布后，又被鄭重地交付全國人民討論並征求意見，全國各界共有一億五千多萬人參加了憲法草案的討論。憲法表決之后，毛澤東說：“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憲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級干部討論，全國八千多人討論，然后是三個月的全國人民討論，這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千多人又討論。憲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條、每一字都是認真搞了的。”1954年憲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在中國法制發展進程中佔有極端重要的歷史地位。新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都是在這部憲法中正式確立的。毛澤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毛澤東極為重視憲法的作用，他在講到憲法的意義時，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說毛澤東“輕視法治”也是沒有道理的。
而毛澤東在1970年的那次談話裡絲毫沒有貶低法治的意思，一個原本簡單清楚的事實，后來卻被以訛傳訛，被賦以完全不同的意思。其中原由值得深思。對歷史真實情況的澄清，有助於我們全面客觀地思考這個問題，以免得出輕率、模糊的判斷，而對那些真正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的言論觀點，我們更應該注意鑒別，獨立地作出分析和判斷。
在“民主與科學”口號提出近百年后的當今中國社會，從毛澤東一句“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就推斷他“輕視法治”。類似這樣不尊重事實、望文生義、張冠李戴的歷史描寫，甚至直接用到黨和人民領袖身上去的觀點和做法，應當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