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林育英一封電報的時間考辨

長征時期林育英一封電報的時間考辨

郭曉勇

在紅軍長征史研究中，林育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1935 年11 月，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的林育英（化名張浩）到達瓦窯堡。他到來后，不僅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以及《八一宣言》內容，幫助中共中央確定了新的戰略方針，而且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對張國燾做了大量說服爭取工作，促使張國燾放棄分裂活動，維護了黨的團結與統一。關於這時期林育英與張國燾的往來電報，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公布，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一些電報的時間研判不太准確，導致后來的研究中出現表述不一致的情況，影響了對史料的正確使用與解讀。本文即對長征時期林育英的一封電報的時間略作考辨。

一

1986 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5 冊中，收錄了幾封中共中央、林育英與張國燾的往來電報，其中一封電報內容如下：

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系，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林育英十六日九時

（陝北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5 冊，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 年內部版，第475 頁。）

這封電報的時間，隻有“十六日九時”，並沒有具體的年月，整理者注明是1936 年1 月16 日。之后，1992 年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以及1995 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的《紅軍長征·文獻》中，均收錄了這則電報。除了對電文的標點有所修改外，《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中去掉了“十六日九時”字樣，《紅軍長征·文獻》中，則去掉了“陝北來”字樣。在時間認定上，均注明該電報的時間是1936 年1 月16 日。

然而，近日筆者在翻閱《朱德傳》（修訂本）時，發現這封電報的時間寫為1935 年12 月16　日。﹝1﹞《朱德傳》（修訂本）是在 1993年版《朱德傳》基礎上進行補充和修改而成，其中引用了這封電報（參見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68頁。），電報時間與后來的《朱德傳》（修訂本）一致。從《朱德傳》中引用該電報的注釋可以看出，作者是依據檔案原件，並對該電報時間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並沒有採用 1936年 1月 16日的用法。

這種差異，不禁引起筆者注意，在進一步查閱之下，發現目前學界在引用這封電報時，在電報時間上，基本是各行其是，各自表述。有的著作寫作 1936年 1月 16日，如朱玉主編《李先念傳》、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熊經浴和李海文著《林育英》等﹔也有一些著作則依據《朱德傳》，寫為 1935年 12月 16日，如金一南的《苦難輝煌》、趙魯杰的《毛澤東與朱德》等。還有學者，對這兩個時間產生誤解，在研究中當成是兩封電報來使用，出現了同一篇文章中兩次引用該電報，而標注時間卻不同的情況。（參見過秀珍：《林育英在紅軍長征奪取最后勝利中的兩大特殊作用》，《黨史資料與研究》2007年第 2輯。）簡言之，以筆者所知，並沒有學者對此給予關注，並撰文討論。雖然也有論著中提到：“據考証，這‘16日’應為 1935年12月 16日。”（申長友：《毛澤東與共產國際》，黨建讀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 184頁。）但並沒有進行論証，其依據應該也是來自於 1993年出版的《朱德傳》。那麼，究竟哪一個時間是正確的呢？

筆者認為，1935年 12月 16日這個時間應該是正確的。而且，這封電報可能是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給張國燾發的第一封電報。

首先，該電報的抬頭寫作“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后面還特意標出“陝北來”字樣。對照 1935年 12月 22日林育英發給張國燾的另一封電報，抬頭則是“國燾同志”，之后 1936年 1月 24日給張國燾、朱德的電報抬頭為“國燾、朱德二同志”。可見，“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這種寫法，更像是林育英到達陝北之初給張國燾發的電報。電報中標出“陝北來”，也是意有所指。張國燾與林育英是老相識，早年曾一起從事職工運動。1933年，林育英奉命前往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長征期間，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張國燾並不知道林育英奉命回國的情況。因此，當林育英到達陝北與中共中央見面后，在給張國燾發電報時自然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使命。所以電文中才會出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既表明了自己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也說明自己已經到達陝北，並與毛澤東等人會面。因此，這封電報發出的時間，應該是在 1935年底，不會是 1936年初。

其次，林育英電文中提到，“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就是說，他是在瓦窯堡與毛澤東會面之后，才發出的電報。林育英是在 1935年 11月 18日或19日（有學者考証，林育英到達瓦窯堡的具體時間為1935年 11月 19日。參見李亮：《張浩一九三五年到達瓦窯堡時間考辨》，《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 6期。）到達瓦窯堡並見到張聞天。（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96頁。）這時，毛澤東並不在瓦窯堡，而是與彭德懷在直羅鎮前線指揮作戰。11月 20日，張聞天派人致函毛澤東，通報林育英回國的情況。直羅鎮大捷后，毛澤東於 12月 8日致電張聞天等人，約定12月 10日在安塞見面。安塞位於直羅鎮與瓦窯堡之間，是毛澤東由前線返回瓦窯堡所經之路。12月 6日，毛澤東離開東村一方面軍司令部，經王家坪，11日到達安塞。（參見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95頁。）據隨行的毛澤東警衛回憶，當晚毛澤東等人夜宿於離安塞城八九裡地的一個小村子。（參見陳昌奉：《在瓦窯堡會議前后》，張素華、張鳴主編《領袖毛澤東·親歷見証》，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130頁。）但不知道什麼原因，毛澤東並未在安塞見到張聞天等人，因此徑直趕回瓦窯堡，於 13日到達。這時，張聞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則已到安塞等候，14日深夜才收到毛澤東已經回到瓦窯堡的電報，遂立即返回。（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0頁。）　可見，林育英應該是在 15日回到瓦窯堡后見到的毛澤東。

筆者之所以詳細梳理雙方見面經過，意在說明毛澤東在直羅鎮大捷后急於見到林育英的心情。一方面，是想進一步了解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為即將召開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做好准備﹔另一方面，可能也與當時中共中央面對的問題有關。這期間，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后，於 1935年 12月 5日致電中共中央，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 1995年版，第 844頁。)這表明，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直羅鎮大捷后，陝北紅軍的壓力暫時減輕，毛澤東自然會把注意力轉到解決黨內問題上，而林育英的特殊身份，則成為調解矛盾的最好人選。因此，15日雙方見面深談之后，由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立即致電張國燾，出面解決問題，就在情理之中。還需要指出，林育英回國時，共產國際並不知道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的情況，林育英自然就不會被賦予這方面的使命。他隻有在與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深入交談后，了解到黨內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才會挺身而出，擔負起這個使命。這也表明，林育英在與毛澤東見面之前，不會有電報給張國燾。12月 16日的電報，應該是他到達陝北后給張國燾的第一封電報。

再次，林育英在電文中還提到：“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查閱史料，張國燾在 1935年 12月 18日發給林育英的一封電報中提到：“給燾電已收讀。黨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會決議，兄即到極好，請將國際決議速為指示。”(參見郭欽：《歷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2頁。）林育英在 12月 22日給張國燾的回電中則表示：“世界七次大會的決議，與中國代表團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自當繼續的盡量的向兄等傳達，特別是抗日討蔣的中心策略與實現這一策略的方法與步驟。”（《紅軍長征·文獻》，第 845頁。）從這三封電報的時間順序、語言邏輯也可以看出，林育英這封電報的時間應該就是 1935年 12月 16日。這一點，也可以在張國燾的回憶中得到印証：“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參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冊，東方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93頁。）張國燾這段話，是事后回憶。但林育英回國這件事關系重大，影響到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張國燾自然印象深刻。他提到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立即致電給他，表明這應是林育英發給張國燾的第一封電報，而電報的相關內容，恰恰與前述電報內容大致吻合。至於張國燾回憶中提到的，“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這可能是記憶混淆造成的。因為依據現有的資料，是張國燾在 12月18日的電報中主動邀請林育英等人前往四方面軍會合，“望你設法多派同志來這裡工作，紹禹和你及我黨駐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設法來此”（參見郭欽：《歷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第 183頁。）。林育英則在 12月 22日的電報中回復：“共產國際及紹禹諸同志對四方面軍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紅軍長征·文獻》，第 846頁。）由此可見，林育英這封電報發出的時間不會是 1936年 1月 16日，而是 1935年 12月 16日，這也是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發給張國燾的第一封電報。從這封電報開始，林育英承擔起一個新的任務，開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調解矛盾，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和爭取工作。

二

在分析完上述問題后，我們不禁要思考，為什麼研究者會出現 1936年 1月 16日這個時間判定呢？對於研究者來說，這個時間誤判，會帶來什麼問題呢？以下嘗試進行一些分析。

筆者認為，關於這份電報 1936年 1月 16日的判定，可能與下面兩封電報有關：

育英兄：

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直告？我們一切都經黨中央同意，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外，望告陝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盼立復。

燾一月廿日（《紅軍長征·文獻》，第 852頁。)　

國燾、朱德二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二十四日(《紅軍長征·文獻》，第 854頁。）

這兩份電報，第一封的落款時間為一月廿日，當為 1936年 1月 20日，應無疑義。第二封電報時間，整理者標注為 1936年 1月 24日，也是正確的。1936年 1月 23日朱德致電張聞天，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55—556頁。）1月 24日，張聞天回復：“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弟等可以同意。 ”（《紅軍長征·文獻》，第 855頁。）再看 24日林育英電報，抬頭寫的是“國燾、朱德二同志”，電文內容分甲、乙兩部分，甲部分顯然是回復 1月 20日張國燾電報，乙部分則是同意朱德的建議。1月 24日林育英與張聞天兩封電報，一個則是以共產國際代表名義，一個是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名義，既表明了中共中央的嚴正態度，也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

那麼，前述林育英電報 1936年 1月 16日的判斷的依據何在呢？張國燾 1月 20日電報中有一句“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直告？”假如我們單看這段文字，確實很容易把該電和林育英前述電報內容相銜接。1936年 1月 13日，張聞天還有一封電報致張國燾：“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紅軍長征·文獻》，第 850頁。）這封電報，顯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敦促張國燾放棄分裂活動。這樣，就給研究者一個感覺，為了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1月 16日、24日，林育英兩次致電張國燾，以共產國際代表名義解決黨內矛盾，正好回應了張聞天所言“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由此，從時間安排上就把林育英這封電報嵌入到一個特定的敘事模式中，使得很多研究者往往隻注意到林育英電報中那句“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徑直將這封電報納入到 1936年初張聞天、林育英與張國燾的往來電報中，由此誤讀。

　這不僅使對林育英這封電報本身的解讀出現偏差，也帶來對其他相關史料的誤讀。1935年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2月 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1936年 1月 16日，張聞天以中央秘書處的名義將該政治決議的內容摘要電告張國燾，並望其負責轉二、六軍團。（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 207頁。）其實，從這封電報我們也可以推斷，林育英不會在同一天發出那份電報。中共中央的政治決議就是在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基礎上制定的，林育英沒有必要在中央向張國燾傳達新的策略方針的同時，卻向張國燾表示：“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因此，張國燾 1月20日的回電，顯然是針對中央秘書處這封電報。

這期間，張國燾已經另立“第二中央”，並要求中共中央“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紅軍長征·文獻》，第 844頁。。當他 1月 16日收到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自然不會接受，電文中才會出現“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望告陝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值得注意的是，這封電報他是發給林育英的，顯然是有所考慮。張國燾內心非常清楚，他的“第二中央”是自封的，並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又無法直接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對於中共中央的政治決議，接受與否，主要還是看共產國際態度，張國燾是斷不敢違抗共產國際意見的。張國燾電文中“為何不將國際決議直告”指的是林育英 1935年 12月 16日電報中提到的“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12月 22日，林育英在回復張國燾的電報中再次提到“世界七次大會的決議，與中國代表團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自當繼續的盡量的向兄等傳達”。

但實際上，林育英確實沒有向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內容。這期間，毛澤東

1936年 1月 1日給朱德的電報中，倒是提到：“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另電詳告，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紅軍長征·文獻》，第 849頁。）所以，張國燾在收到 1月 16日中央秘書處電報后，才會非常急迫地想知道共產國際態度，甚至直接電詢林育英“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這種近乎於失態的話，恰恰表明張國燾當時焦躁不安的心理。這種情況下，林育英才會在 1月24日電報中明確向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這就如同釜底抽薪，讓其希望破滅。對此，徐向前有一段回憶，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情況：“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裡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19頁。）

林育英的電報，顯然是打擊了張國燾的信心，促使其轉變態度。1月 27日，張國燾在給林育英和張聞天的電報中表示：“此處對兄處十二月廿三（五）日決議，詳細討論結果，在原則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認為兄等不將黨的策略路線的改變預先電商我們，不將國際的決議討論經過和育英所知告知我們，不但表示負氣，而且沒有以革命利益為前提。”（《紅軍長征·文獻》，第 856頁。）雖然態度很勉強，而且語帶埋怨，但實際上張國燾的立場已經發生動搖。此后，經過中共中央的耐心爭取，最終促使張國燾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西北，揭開中國革命新的一頁。

〔作者郭曉勇，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河北保定 071002〕

（責任編輯：茅文婷）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