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中）
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中）
——關於《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逄先知 呂澄 棟年 王象乾
七、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
《戚本禹回憶錄》對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這個問題專門寫了一章，可見把它看得很重。其實這是一個假命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戚本禹把謠言造到了毛主席頭上。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毛主席不相信畝產萬斤糧，但下面報上來的數字卻一個比一個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他的報告中就說，四川省糧食產量最高的是畝產上萬斤，平均是畝產四千多斤。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糧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帶著秘書室的工作人員親自到農村種試驗田去。田家英向我們傳達了主席的指示，他說，主席講……你們下去以后，要找一塊最好的地，最好面積，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最好的辦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下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糧食。打下的糧食，你們也要自己去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來把結果告訴我。”“1959年，剛過完春節，田家英、逄先知、李學謙、駱文惠和我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田家英當組長，我當時擔任臨時支部的支部書記。”“我們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隊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隊，但因為他經常去省裡和其他地方開會，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沒有多少時間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書，跟他一起，天天東跑西跑的。駱文惠去了另一個中隊，她干農活比我行，但她畢竟是個女同志，一個人搞試驗田有困難。李學謙又在一個中隊，他倒是也搞了塊試驗田，但規模沒有到一畝。”“我說要一塊最好的田來種水稻，他們就給了我一塊最好的田。……另外，我還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我交待說，這都是我的田，別人誰也不能碰的。”
當年參加田家英調查組的，目前健在的隻有逄先知和李學謙。他們是親歷者，第一見証人。
逄先知說：“戚本禹這段‘回憶’純屬編造，還繪聲繪色地編造毛主席說的一些話，用戚的話來說那真是‘離事實十萬八千裡’。當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帶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調查，了解農村情況，整頓人民公社，貫徹剛剛閉幕的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壓根兒就沒提過什麼種試驗田的問題。”
“田家英帶了四個人，有戚本禹、李學謙、駱文惠和我。駱是女同志，便於向婦女了解情況。我們四個人是先動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過春節，四川省委辦公廳賈主任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田家英過來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義大隊（新繁縣原來是一縣一社，公社體制下放后崇義大隊改為崇義公社，田家英給改名大豐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們四個人各駐一個中隊。我在一中隊，離公社最近，便於同田家英聯系。”
“我住在一中隊的隊部，同中隊長杜雲湘住在一個林盤裡（就是一個居民點），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裡跟幾個干部開會，安排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幾次去大豐，都要去看看我當年住過的房子。2011年去還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經是破舊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寫道：
“關於這個密植問題，我還按照農民跟我講的意見，把各種情況作了匯總，給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接下來，農民又告訴我，要想增產，就得到城裡去拉人糞……於是，我就找了幾個年輕人跟我一起拉著板車到成都市裡去拉糞。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
逄先知說：“戚本禹是調查組成員，田家英是領導，他能不經過田家英就直接給中央寫報告嗎？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動不動就說他給中央寫報告，都是在自我吹噓。說到去成都市拉糞，戚又把這個‘發明權’攬到自己身上。事情是這樣的，大豐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時候了，可是嚴重缺肥，田家英十分發愁。他突然想出一個辦法，商得公社領導同意，號召全公社社員到成都市內拉糞，拉一車獎勵多少錢，挑一擔獎勵多少錢。這一下子就把社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長龍般的挑糞隊伍川流不息，浩浩蕩蕩。田家英親自帶頭拉糞車，更激發了社員們的勁頭。不幾天的工夫，肥料備足了，中稻插秧任務及時完成。說實在的，當時我對田家英這樣大張旗鼓地用物質獎勵的辦法激發社員積極性去拉糞，心裡多少有點打鼓，我是不敢這樣做的，我的思想遠遠不如田家英那麼解放。到成都拉糞是全公社統一行動，戚本禹那個中隊當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農民想出的辦法。他說‘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個月’。如果真拉了一個月，插秧的季節早就過了。戚還說，他還劃了一塊麥田，也差不多是一畝，別人誰也不能碰。戚本禹從未種過田，有什麼本事同時耕作兩畝田，這個誰會相信？”
戚本禹種試驗田的故事，《回憶錄》裡還有更“精彩”而細致的描寫。他說：
“我那時種的早稻。過了幾個月，到了收割的時候，我就讓隊裡安排了民兵，叫他們扛著槍日夜在我的試驗田四周把守著，不許有一粒糧食帶進去。收割起來的稻子，一個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撿起來。等過秤的時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點、低一點都不行，必須是平的。最后得到的產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個時候我的腦子裡想的就是，這是要報給毛主席的數字，必須核實，虛一點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騙毛主席了。”
戚本禹說的完全是假話。當時新繁縣包括大豐公社種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種早稻。隊裡是統一育秧的，誰會單獨為戚本禹的一畝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畝產真的達到500多斤，那可是高產了。早稻畝產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過千斤了，那樣，大豐公社就不是浮夸虛報，而是瞞產了。早稻與中稻在產量上是沒有可比性的，當時講四川水稻的畝產量，都是講的中稻。中稻的畝產量要高於早稻。戚本禹強調他種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離開四川的，那時中稻還在生長期，如果說種的是中稻，那就無法編出水稻的收割、過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為，說自己種的早稻就能自圓其說，其實顧了這一頭卻顧不了那一頭，終於露出了馬腳。
逄先知說：“說到揭開四川1958年虛報產量問題，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從大豐公社的調查中取得突破，到廬山向毛主席報告。當年田家英為查實大豐公社1958年實際產量，同公社會計談到深夜，終於使會計說出了實話。原來公社有兩本賬，一本賬是真實產量，一本賬是上報產量，上報畝產800多斤，實際畝產580斤。田家英還親自查過生產隊的糧倉，發現糧倉也弄虛作假。虛報產量，當時是一個普遍現象，不隻大豐一個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寫的《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由田家英報送給毛主席。戚本禹說什麼毛主席看了好幾遍，批示將它作為廬山會議的會議文件印發下去，還認真看了戚種試驗田的報告，這些完全是不實之詞。‘真相的報告’是一個公社書記羅世發談1958年糧食產量浮夸的問題，內容比較單純。這樣的報告，毛主席用不著看好幾遍，而且根本沒有印發會議。說毛主席認真看了戚本禹種試驗田的報告，更是無稽之談。他沒有種試驗田，哪來的種試驗田的報告？戚本禹批評人家搞浮夸，他比浮夸還糟糕，是無中生有。戚本禹還說什麼毛主席對李井泉說：‘你看了他們寫的報告，他們這都是自己下去親自種的，親自打的，而且還自己親自去一斤一斤地稱出來的。你下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稱過沒有？李井泉說沒有。主席就說，沒有，那你怎麼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對話，完全是戚本禹編造的。”
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關於四川去年糧食產量有無浮夸的問題，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裡確實是有過爭吵。在戚本禹的《回憶錄》裡，說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為什麼要向他道歉？這不合邏輯，也不合情理。連對田家英，李井泉都沒有道歉，遑論你戚本禹了。總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像寫小說一般虛構種種情節，無非是為了自我吹噓，想讓讀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糾正浮夸風，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以此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這本《回憶錄》中隨意編造事實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為了進一步揭破戚本禹制造的所謂“毛主席派我們去四川種試驗田”的謊言，下面提供兩個材料，一個是李學謙寫的一份材料，一個是逄先知四川調查的日記（部分）。
戚本禹說李學謙種了一塊試驗田，李學謙在2016年7月22日寫來一個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說法。材料說：“（一）去大豐是調查農村情況，還是去搞試驗田？我的記憶，是去調查農村情況。我們在田家英同志領導下去四川大豐公社蹲點調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於摸清農村實際情況，遏制‘共產風’、‘浮夸風’為特征的‘左’傾錯誤，貫徹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整頓人民公社。在大豐蹲點駐隊，我在八中隊，未種試驗田。駱文惠在四中隊，也沒聽說過種試驗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匯報工作，也未談過種試驗田的事。（二）向田家英匯報工作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況可以隨時匯報。集中匯報多是浮夸風、社員生產生活問題、社會風氣不正（如偷雞摸狗、隊干部不良作風等問題）。沒有談過種試驗田的問題。田家英聽了匯報之后，指示我們如何進一步了解情況，鼓勵我們努力工作。我單獨匯報過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隊虛報產量問題，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匯報。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曉得了。第二次，匯報我是怎樣弄清虛報產量問題的。第三次匯報是反映社員吃不飽。”
逄先知保存著四川調查的一本日記，隻有1959年5月12日以后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丟失了。所記的內容大體可以反映出四川調查組蹲點的情況。
5月12日 上午，開駐社干部會。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糧食問題，做兩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的糧食賬，附帶去年的糧食產量，不要怕，要敢於說話。算賬要收尾，不要使群眾冷下去。算賬15日結束，開一個較大的會，總結。（二）同群眾、干部商量一下，麥子下來，怎麼吃法，可否讓群眾調換大米。中午，參加一中隊黨支部擴大會。算賬中發現，去年本中隊有比較嚴重的虛報現象，各小隊的產量公布不出來，說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實產公布，還是按上邊叫報的數字公布。據一中隊三個小隊的統計，實際產量是500多斤，上邊布置的數字是800多斤。晚上，參加一排排會。
5月13日 崇義鄉去年上報的水稻畝產量很有問題。一社會計劉澤雲說，去年小社畝產量是510斤，后經縣上開會，定為上報827斤。
5月14日 早，鄉上開會，討論貪污、算賬問題。田講話。
5月15日 繼續調查一個干部的材料，先后跑了兩個工廠。
5月16日 成都工學院支援崇義大隊夏收夏種的一千多人，今天到達。今晚決定，從明天起，大戰三天，收麥，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滿）完成全部中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學院同學一起在一排割麥子。下午，天氣變壞，下雨，天時很不利。今天的夜戰沒有干成。調查了一下這裡去年的糧食產量，去年水稻畝產隻有530斤，而上報的數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繼續小雨，對農作物很不利。麥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響季節。下午，在四排跟干部、社員談改變供給制和下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除個別人，大部分人同意實行歷來設想的對家庭困難的、失去勞動力的人進行補助的辦法。
5月19日 上午，駐社干部會。田主持。田講話：總結小麥生產技術經驗。勞動組織問題。生活問題。丟東西問題，小偷問題要抓緊解決。下階段整社的准備工作。准備兩個代表大會。中心工作：（一）算賬問題的思想工作。（二）包產落實。（三）分權，制度問題。開會步驟問題。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時。社員、同學干勁都很大。一個下午整整打了14多畝。其中一塊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調查一中隊去年水稻產量。晚，參加田召集的會議，討論黨員大會和社代會的准備工作。后天（22日）就是小滿，小滿過了栽秧，就發生白黍，對產量影響很大。但天時不利，小雨連綿，非影響農田季節不行。
5月21日 繼續討論大會問題，准備文件。加強到成都運糞。現錢交易。一車（200斤），白天6或8個工分，另補貼3角，晚上沒有工分，補貼4角或5角（根據遠近）。一挑（100斤）白天3或4個工分，補貼同上。晚上不評工分，隻補貼3角或4角。解放前，糞販子賣成都糞水100斤2.7元﹔解放后1955年還有糞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駐社干部會，討論供給制問題。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運糞兩趟，共走100多裡路。早8點半出發，晚10點多鐘回來。運肥已成運動，沿路都是崇義鄉的社員，有推夾板車的，有推雞公車的，也有挑擔的。昨天一晝夜就是七八萬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財務制度。晚上，開駐社干部會。生產問題，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見縫插針，種瓜種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運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興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糞塘，糞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5月28日 上午，田給工學院同學做關於公社問題的報告。今天各中隊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慶祝夏收夏種基本結束，一是為了歡送工學院同學。這次才真正看到農民食堂打“牙祭”是個什麼樣子。說起來也是相當驚人的，20個菜，每人半斤肉，放開肚皮吃，也隻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滿后的第6天了，因為工學院的同學支援，提前7天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夏收夏種的任務。短短20天，整整換了一個季節，一望無際的田野，全部換上黃綠色的稻秧，好看極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一起到郫縣安慶鄉了解情況。這裡的情況不比我們那裡更好一些。感到有這樣幾個問題：（一）密植問題。（二）干部說假話。（三）群眾積極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干部不說老實話，真是個危險。什麼時候干部說真話就好了。可以斷定，這裡還沒有很好地貫徹主席的通信。
5月30日 上午，討論公社代表大會的幾個文件。田主持。討論組織機構問題，財務制度，竹子管理問題，供給制問題。
6月1日 擬食堂調查提綱、糧食供給制問題調查提綱。晚上，田決定向全體社員傳達毛主席的信，通過廣播的形式。讀完信以后，田講話。最后大家討論。
6月2日 調查一中隊三排的情況。願意回家煮飯的人多，現在控制得這麼緊，還爭著要稱米回家自己做飯。如果說可以自己做飯，肯定大多數都要回家煮。糧食供給制，還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有人隻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鄉上的幾個書記開會討論召開黨員大會問題，田主持。
6月3日 全鄉黨員大會上午八時開幕。羅遠述做公社問題的報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久的大會報告趕寫出來，搞到深夜兩點多鐘。
6月4日 上午，繼續開大會，周明久做關於黨的工作的報告。下午，各中隊匯報討論情況。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報告。這個報告縣委要打印。下午，黨員大會最后一次會議。羅報告后，田講了話，主題是：“加強領導，黨員帶頭，鼓起干勁，克服困難。”
6月6日 公社決定降低糧食標准，節約糧食。這一決定在群眾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體制（草稿）趕寫出來。
6月8日 據各中隊反映，最近群眾生產情緒低落，出工很晚，干勁不大。走到哪裡，社員都談糧食問題，這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6月9日 上午，討論社員代表大會准備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陽節，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員擺談，收集一些意見和情況。下午，大豐公社社員代表大會開幕。說是2時開會，代表4點半才到齊。晚上，按中隊分組討論組織機構問題。
6月12日 上午，開駐社干部會，田主持。談兩個問題：代表大會小組開會問題，生產問題。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員擺談了一些情況。普遍的感覺是沒有活路。婦女對辦食堂和出來做活拿工資最滿意了，她們說，誰再也不敢說她們是“供豬”（指婦女依賴男人生活）了。
6月14日 駐社干部會，匯報討論情況。下午，回到一中隊，到五排跟一些社員擺談，從目前的吃糧問題直到產量、耕作制度和農業技術問題，無所不談。對糧食問題，反映最強烈的是富裕農民。談到產量，他們說，去年水稻產量五百三四十斤，這兩年的產量越來越少。他們普遍對密植很有意見，把減產幾乎都推到密植上。他們都說活路趕不起走。我問為什麼？他們說：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聽說小麥征購每畝從300斤減到250斤，我心裡稍微輕鬆一些。晚上，社員代表小組會，討論財務制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勞動力不參加勞動的排排隊，准備各排開會辯論。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麥子的產量。一邊稱麥子，一邊跟他們擺談。他們都對密植有意見。談到食堂，他們都主張回家做飯。這兩天跟老農談談，很有好處，盡管他們的話不都是對的，但有一些還是要好好研究，對我很有啟發。
6月18日 田應邀參加省委擴大會，討論食堂等問題。
6月19日 今天准備到五排，幫他們把小麥拌完，好完成統購任務。天時不利，時有小雨，隻好改變計劃，栽紅苕。一個上午，我們十多個人栽了三畝多紅苕，這是極少有的。原因是我和鄉長，還有另外一個同志跟他們一起干，鼓起了他們的干勁，中間沒有歇氣。要在平時，這樣多的人，半天隻能栽一畝多。可見生產積極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6月20日 上午，開駐社干部會，匯報最后兩次小組會的情況。田主持。討論竹木管理辦法，財權下放問題，民辦小學問題。田提出要考慮4個問題：（一）生產小組固定不固定﹔（二）權力下放何時開始﹔（三）生產隊多余的糧食、生豬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賣、自行儲備﹔（四）注意群眾對干部的報復。
6月22日 下午，請周明久、劉生榮（公社會計）來算勞動賬，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紅苕應當全部栽完，但還有大半沒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車去重慶，出席省五級干部會。下午和晚上，繼續算勞動賬。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調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學謙）、駱（文惠）分頭下去調查勞動生產率、社員收入情況。戚的調查材料，証明公社化比高級社時生產效率有降低趨勢。李調查了一個排的27個勞力，單5、6兩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結論，生產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這個結論。今年工分多是社員全部的工作量，過去除了干社裡的活，還從事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的勞動。從駱、戚兩個人的調查看，這兩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級社時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辦公廳副主任黃流來電話，說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慶，把材料帶上，並要駱文惠回家看看（駱是四川雲陽人）。
6月25日 繼續整理材料。上午請供銷社、銀行、糖果店、市場管理委員會和糧站各方面的負責人，談了一下幾年來鎮上經濟發展情況，並請他們整理出一些材料。這次座談會提出許多新鮮問題，很啟發思想。
晚上，乘10時快車去重慶。
6月26日 材料交給夫子（當時中辦秘書室的人稱田家英為“夫子”），作了一些說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談了一下，田決定我們再在四川留一個月，調查半個月，到新繁一個先進鄉住半個月了解情況。這個決定，我很高興，趁此機會對農村進一步做比較系統深刻的了解，有極大的好處。
田要我轉告羅遠述：（一）大豐公社的制度、體制，不要動，至少搞一年看，試就試到底。（二）9—13歲的學生，根據情況規定勞動任務。（三）發動群眾討論、總結小麥生產經驗，開幾種人的座談會。（四）紅苕、洋芋按戶發下去，便於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隻煮米。（五）田頭積肥經常化。（六）開會的同志都贊成成立機建組，培養機工學徒。
6月27日 經過一天緊張的工作，現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點多。用工量的材料，原來的調查一個最大的缺點是沒寫上密植和施肥的情況，不能說明問題。田說得對：任何一個材料要有鮮明性，反對什麼，贊成什麼。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機飛武漢，准備去廬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一個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橋公社走了走，了解一點情況，許多問題同崇義一樣。
6月29日 早6點40分乘火車到達成都。下午回崇義鄉。
以上逄先知的日記中所記的調查活動、勞動情況、開會向田家英匯報的問題和田家英講話的內容，都壓根兒沒有提到“試驗田”這三個字。
李學謙寫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記，白紙黑字，是駁斥戚本禹謊言的重要佐証。此外，當年任大豐公社黨委書記的羅遠述寫給李學謙的信，劉冠群寫的回憶田家英在大豐公社搞農村調查的文章，也都沒有提到過種試驗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調查組的一個成員，在田家英統一領導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種試驗田。
八、天津調查的真實情況
關於天津調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麼寫的。他說：
“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六十條》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由於糾正了‘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農村的形勢逐步好起來了。這時，毛主席要著手解決工業的問題了。為了制定《工業七十條》他叫陳伯達、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天津做工業調查。”
“調查組由陳伯達擔任組長、田家英任副組長。下面設三個小組，一個小組去鋼鐵廠，一個小組去機械廠，還有一個小組去工交單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馬仲揚分別擔任了兩個小組的小組長。另一個小組由我擔任小組長，柴沫和馬仲揚都是抗戰時就入黨的干部，都是正局級，跟田家英是一個級別的。而我當時還是個科級，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帶的小組是去了天津機床廠搞調查。”
“我把我所調查到的情況，匯報給了陳伯達。陳伯達聽了我們調查出了真實的情況，就表揚了我們。他問我是怎麼調查出來的，我把前后過程都講了。陳伯達認為我這個從銀行找突破的辦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調查工廠也都要找銀行。”
“天津調查前后歷時幾個月，到1961年底，我們結束調查，回到中南海。陳伯達叫我起草了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我就把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了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來制定的《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我們的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
天津調查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辦公廳兩個單位的同志組成的，政研室秘書長柴沫帶隊，共16人。陳伯達為組長，田家英為副組長。開始下面分三個組，戚本禹是一個組的組長。很快調整為兩個組，一個組調查天津第一鋼廠，馬仲揚為組長﹔另一個組調查天津機床廠，政研室的高禹為組長。這兩個工廠都是天津的重點工廠。戚本禹和逄先知參加機床廠的調查。當年參加調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張作耀還健在。他提供了一個生前不准備發表的回憶材料，對那次調查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題為《天津工業調查》。現將這個材料的主要內容記錄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要用《農村六十條》教育干部時講到：‘城市也要搞幾十條。’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見，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組織了東北工業調查。與此同時，6月下旬，陳伯達、田家英也組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參加的調查組，做天津工業調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調查。因為我覺得我們這次調查始終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領導下的調查工作’。”
“調查組6月26日晚離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際處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書逄先知先於我們到達，住另處。當日，天津的同志分別介紹了天津第一鋼廠、天津工程機械廠和城市人民公社情況。田家英與會聽取情況介紹。”
“調查組分成兩組。28日，一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馬仲揚為組長，到第一鋼廠調查﹔另一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為組長，中央辦公廳的人在戚本禹的帶領下參加本組，本擬到工程機械廠，臨時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機床廠。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柴沫帶一兩個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長住天津），並管兩組的事，有時負責上傳下達或同市裡聯系和溝通。”
“參加天津機床廠調查的人員，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辦公廳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剛、楊旭章等。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參加這個組的調查，直接向田負責。”
“七月下旬，調查組開始撰寫調查報告。7月29日調查組向田家英匯報情況，直到晚上。晚12時，田聽完匯報后對大家談話，並就撰寫調查報告的問題談了意見。”
“調查組按照專題分工，按八個問題起草報告，另加一個前言，共9個材料。我負責起草了《天津機床廠基本情況》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題目和起草人，已經記不清了。但有一個，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廠管理制度問題的材料。他為這個材料題名《竭澤而漁》，文中語言特別尖銳。根據當時的指示，所寫上報材料或報告，都要和工廠領導‘見面’，要得到他們的認可。顯然，這個材料很難被工廠領導和管理干部通過。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緩和點，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題目（已記不清改了個什麼題目）。”
“我負責調查組的事務工作，代表調查組請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當時，田家英催得很緊，8月22日，由中辦一位同志直送中央辦公廳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們寫的9個材料，在中共中央廬山工作會議上全部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近來看到鄧力群的回憶，他說參與搞《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時曾經參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調查材料（大意）。”
“在我們送出調查材料的同時，中辦的同志帶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初稿）》，讓我們立即組織工人和干部討論。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調查組分別召開機床廠老工人代表、廠級領導干部和技術干部座談會。大家很興奮，積極發言……座談會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匯總，並讓中辦同志送中辦即轉田家英。”
“8月25日開始，調查組根據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幾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調查……9月7日，調查結束。當晚8時回到北京。前后歷時70余天。29日，參加天津工業調查的兩個組的全體人員，在京開了一次總結性的座談會，調查組宣布解散。”
張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為人忠厚，作風朴實。他提供的材料，具體而真實，與逄先知的記憶完全一致。憑這個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調查問題上所說的種種謊言。
張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機床廠作調查。組長是高禹，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級，有相當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卻謊稱他是天津機床廠調查組的組長，“被破格重用”。更讓人驚奇的是，《回憶錄》裡寫的關於他向陳伯達匯報調查情況，又受到陳伯達表揚的那段描述。陳伯達從來沒有到過天津機床廠。逄先知等人與戚在一起調查，朝夕相處，從未聽說過戚向陳作匯報。
關於天津調查材料上報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況，張作耀的材料已經簡明地提到。為了徹底揭穿戚本禹的謊言，這次我們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調查材料的檔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寫在田家英8月24日為上報天津工業調查材料所寫的報告上。當時中央正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8月23日開始的，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制定“工業七十條（草案）”。在會議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時地將天津工業調查材料上報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調查材料作為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之十二，印發與會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發各同志研究。毛澤東1961年8月27日”。用鉛筆寫的，字很大。調查材料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天津第一鋼廠調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調查組1961年8月10日）》，一個是《天津機床廠調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調查組1961年8月16日）》。機床廠調查附有8個材料，是各人分頭寫的，最后由組長高禹定稿。逄先知寫的是《供銷關系和協作關系的幾個問題》。
戚本禹說，1961年底，調查結束，陳伯達叫他起草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他把調查到的各種問題都寫進去，這個報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來制定《工業七十條》也參考了他這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
客觀事實總是同戚本禹作對。中央檔案館對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沒有所謂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寫的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不知戚本禹有什麼本事能寫出一個天津工業調查報告。他隻參加了機床廠調查，怎麼能知道天津第一鋼廠的調查情況？天津調查是1961年9月上旬結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業調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發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並為制定“工業七十條（草案）”提供了參考。1961年底還寫什麼天津工業調查報告，豈不是放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通觀《回憶錄》，戚本禹動不動就說，他寫報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這樣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隨便地說，如此吹牛，實為罕見。
戚本禹還說：
“這一時期我和陳伯達的直接接觸多起來了，因為他是三個小組的總負責，經常要我去向他匯報工作。但我在無意中卻發現，隻要我去向陳伯達匯報工作，田家英就不高興。那時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大了。我夾在他們中間，左右為難，不好處理。田家英以前對我一直都很好，可在這次調查中卻老挑我毛病，隻要是被陳伯達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說我辦得不好。”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陳伯達隻同調查組全體成員見過一次面，講過一次話，去過一次天津第一鋼廠。除此之外，與調查組再未照過面，撒手不管了，怎麼可能同戚本禹接觸多起來了，還經常要戚向他匯報工作？在天津機床廠的調查組，組長是高禹，陳伯達即便要聽匯報，也應是高禹去匯報，上面還有一個柴沫秘書長，輪不到戚本禹。不僅如此，戚本禹竟說在與陳伯達經常接觸中，發現陳伯達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經很大了。在1961年那個時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陳、田之間的關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從哪裡聽到一點風聲，就做起“文章”來了。戚本禹說什麼他被夾在陳、田中間左右為難，隻要是陳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說他辦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這純粹是捏造，一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為了捧陳貶田。
九、關於辦《群眾反映》
戚本禹在《回憶錄》裡說：
“在1961年底，我參加天津調查結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書室。在討論我的工作安排時，田家英說，戚本禹農村也去過了，工廠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說他是個好同志，那就應該讓他做些重一點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時的秘書室還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后寫成報告呈給主席。以往我在秘書室的時候，匯總的工作通常是由我來做了。可那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主席在看了我們送上去的反映群眾意見的報告后，經常會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們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這樣一來，不僅劉少奇、楊尚昆他們有意見，連周總理有時也會有意見。因為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主席已經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這就讓他們感到很被動。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線之后，這個矛盾就更明顯了。”
“這個時候，田家英他們就商量了，干脆我們秘書室就搞個刊物，把群眾來信來訪所提出的意見都集中在這個刊物上，把它們綜合地反映出來，然后把刊物分送給主要的中央領導。”
這就是辦《群眾反映》的由來。辦這個內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為辦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績。但他自我吹噓太過分，說什麼田家英要他做秘書室全局性的工作。當時秘書室的領導有田家英、陳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麼也輪不到他。
戚說，秘書室每天都要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整理出來，匯總后寫成報告呈主席，而匯總工作通常是他來做。
當年負責處理群眾來信的李公綽、沈棟年、負責處理群眾來訪的呂澄，領導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異口同聲地說：“根本沒有這個事，絕對沒有，絕對不可能，這純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績，寫了這樣一段話：
“頭幾期出來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讓他去跟主席說，現在群眾來信不送了，改成送《群眾反映》了。沒想到，在開頭的幾期《群眾反映》上面，主席就一連作了三次批示。這一下子就把這個刊物搞得影響很大了。后來，我問林克，主席是不是經常看《群眾反映》？林克說，你不用問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來催問的。在‘文革’的時候，葉群也跟我說過，林彪對《群眾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群眾反映》呢？”
戚本禹還用壓低別人的辦法抬高自己，他說：
“前面說了，在《群眾反映》創刊前，中央辦公廳后樓研究室其實已經有一個《情況反映》，是楊尚昆他們主持搞的，主席是經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創辦的《群眾反映》的報告送交上去后，主席還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眾反映》出來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讀，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就比對《情況反映》的還要多。這說明這份小刊物的影響力很快就超過了《情況反映》。”
參加座談的當事人，都覺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無對証，戚就可以愛怎樣說就怎樣說。林克這個人溫文爾雅，說話很平和，更沒有夸張的口吻。戚編造林說過的話，一點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氣和語言。
李公綽說：“《群眾反映》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軍用飛機運雞那期引起一些轟動，引起譚震林不滿。”
王象乾說：“戚說《群眾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幾天沒有看到，他就要問。我曾打電話問過林彪的秘書，問林彪對《群眾反映》有什麼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書說，沒有批示過，不是每期都看，有時我們挑一點送給他看。”
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頭幾期，真的一連作了三次批示嗎？毛主席對《群眾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況簡報》還要多嗎？戚本禹離開秘書室，由別人接辦的《群眾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沒有做什麼批示嗎？拿事實來說話吧！查了一下《毛澤東年譜（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況簡報》共21期，批示《群眾反映》隻有5期，而這5期都是在戚本禹離開秘書室之后，由別人接手編輯的。
戚本禹為了吹噓自己，壓低別人，竟任意地胡編亂造。
更不應該的是，戚本禹借《群眾反映》問題，有意地貶損田家英，他說：
“至於刊登什麼內容，田家英也讓我來決定。他和我有個默契，他說，重要的事情你得給我打個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簽發好了。……其實，我心裡明白，他之所以讓我來簽發，是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他還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來楊尚昆為了《群眾反映》的事批評了田家英好幾次（在楊尚昆的日記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頭上推。”
《群眾反映》，田家英讓戚本禹簽發，這本來是對他的信任，戚本禹卻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壞處去想，反誣田家英推卸責任，沒有擔當。戚本禹在《回憶錄》中不是說過：“田家英有個大優點，即使在工作上出了問題，他從來不像陳伯達那樣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從來不諉過於同級或下屬”嗎？田家英為人是否有擔當，自有公論。（待續）
（來源：《炎黃春秋》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