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星照耀中國·長征》章勘誤看紅軍長征的若干細節
從《紅星照耀中國·長征》章勘誤看紅軍長征的若干細節
胡為雄
[摘要]《紅星照耀中國》的第五章《長征》中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比如，德國的馮·法根豪森在第五次“圍剿”時是不是蔣介石的首席顧問，是否參與了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的策劃﹔紅軍進入貴州時是否有“一二十萬的軍隊的迎擊”﹔紅軍進逼昆明時蔣介石與其夫人是否乘火車逃往印度支那﹔紅軍通過的貴州、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居住的是否為“苗族和撣族”﹔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時勇士有多少位﹔紅軍沿大渡河進軍時是否有兩支隊伍夾江同行的情況﹔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其兵力是多少﹔是否有所謂“三國時代的英雄豪杰及眾多勇士橫渡大渡河時都曾遭失敗”的史實﹔紅軍渡金沙江的渡口是否叫“皎平渡”﹔紅軍過雪山時攀越的一處荒涼山崗是不是叫“炮銅崗”﹔中央紅軍北上時，留下的是否是朱德和李先念﹔紅軍過草地時，一個蘿卜“夠十五個人吃”的說法是否准確，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勘誤過程，可以反映出紅軍長征的若干珍貴細節。
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第五章《長征》，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這其中既有人物、事件、史實方面的，也有地名方面的﹔既有原著本身的，也有漢譯本因翻譯不准確造成的。這些問題，有的可能與斯諾本人有關，也有的可能與當事人即紅軍領導人的不准確記憶與敘述有關。本文對這些問題作些勘誤，並由此反映紅軍長征的若干珍貴細節。
（一）德國人馮 ·法根豪森在第五次“圍剿”時是不是蔣介石的首席顧問、是否參與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的策劃
斯諾寫道：“據說第五次‘圍剿’主要是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策劃的，德軍著名的馮·法根豪森將軍當時是蔣總司令的首席顧問。”（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15216.）這種說法造成的影響廣泛，但不太准確。
從 1928年至 1938年間，先后有五位德國退役軍官出任過蔣介石的軍事顧問。首任是鮑爾（Max Hermann Bauer），他 1928年 11月率顧問團來華，半年后患病去世。第二任為克利伯爾（Hermann Kriebel），他於 1930年 5月辭職歸國。第三任佛採爾（Georg Wetzell）1930年 5月來華履職，在對江西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中，他為蔣介石制訂的“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法慘遭失敗。（江涌主編《蔣介石的真實側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版，第 34頁。）繼之來華 的是塞克特（Han yon Seeckt），他是德國前陸軍總司令，1933年 5月來華作過短期訪問，於同年 10月回國。1934年 4月，塞克特再次來華，蔣介石授予他“委員長委托人”和“總顧問”雙重頭銜。（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大國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78頁。）因年老體弱，塞克特 1935年 3月辭職回國，不久病逝。
隨塞克特 1934年 4月來華的，還有法根豪森（Genenaheutnant Falkenhaulen）。有資料指出，塞克特的工作“實際是由法根豪森中將代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抗日戰爭（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59頁。），但在重要軍務方面，塞克特還是親自過問，蔣介石也很看重塞克特的意見。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參謀團主任的謝藻生在記錄第五次“圍剿”中的見聞時寫道：“蔣介石關於軍事作戰問題，都以賽克特所言為主。”（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國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 21輯，1992年版，第274頁。）並且“蔣介石給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權勢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國顧問無法企及的”（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大國外交》，第 278頁。）。1935年 3月，法根豪森才掌管顧問團，成為最后一任德國顧問團長。而 1934年 10月，中央紅軍主力已經開始了長征，因此，第五次“圍剿”時，他並不是蔣介石的“首席顧問”。
那麼，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是如何產生的呢？ 1933年 5月，蔣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他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6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集了一次所謂“剿匪”會議，專門討論了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行營第一廳第二處第六課上校柳維垣等人在這次會上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壘政策”的建議，為蔣介石所採納。（曾漢輝主編《巍巍鬆毛嶺》，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 260頁。）謝藻生回憶，柳維垣所擬的這個計劃，蔣介石親閱后，“立時轉交德國軍事‘顧問’團長賽克特研究，賽克特認為這是‘妙計’”（《江西黨史資料》第 21輯，第 276頁。）。在南昌會議上，除了討論決定了軍事戰略方針以外，蔣介石還進一步強調要貫徹他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方略，使政治與軍事相輔而行，用種種方法來徹底摧毀蘇區“所有一切的組織及共產黨在民眾中的一切潛勢力”。（曾漢輝主編《巍巍鬆毛嶺》，第 261頁。）當時，除了塞克特為首的德軍顧問團以外，蔣介石還聘請了以裘特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以勞地為首的意大利軍事顧問團。“這三個‘顧問’團平日在牯嶺，有時來到南昌，南昌設有高樓大廈一座，專供‘顧問’團住用，名曰‘顧問辦公廳’。”三個顧問團各有建議，意見分歧時，蔣介石往往傾向塞克特的意見。（《江西黨史資料》第 21輯，第 273—274頁。）第五次“圍剿”的具體辦法是：先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調集中、上級軍官輪流受訓，講授心理戰﹔再應用楊永泰的“政治剿匪論”進行“政治圍剿”“文化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圍剿”等政治戰﹔加上戴岳、柳維坦等的“碉堡政策”，驅使數十萬軍隊作軍事戰。（參見《江西黨史資料》第 21輯，第 276頁。）以上種種情況來看，法根豪森應該沒有策劃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
大體說來，雖然蔣介石聘請了外國軍事顧問，也厚待德國的塞克特和法根豪森這兩任顧問團長，但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主要是南昌行營蔣介石的將領們制訂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指出：柳維垣、戴岳等的意見最后“被蔣介石採納了”，這便是“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產生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73頁。）
（二）紅一方面軍進入貴州時是否有“一二十萬的軍隊的迎擊”
斯諾的原文是“a reception committee of a couple of hundred thousand troops”（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1. ），胡愈之譯為紅軍在貴州遇到了“二十萬的聯合軍隊”（《胡愈之譯文集》（下），譯林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6頁。）的迎擊，董樂山譯為紅軍在貴州遇到了“一二十萬的軍隊的迎擊”（〔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三聯書店 1979年版，第 165頁。）。原文所說的“一二十萬軍隊”，這應是紅軍最高指揮人員對敵情的估計，但當時敵情千變萬化，遠比這要復雜。
實際上貴州境內並沒有這麼多的軍隊“迎擊紅軍”。在西南軍閥中，黔軍最弱，共為“5
個師 34個團，約 4.5萬人”（元江：《長征時期紅軍和國民黨軍在四川兵力的考訂》，《四川黨史》1997年第 6期。），且內部分成王家烈、猶國才、侯之擔、蔣在珍四個派系，他們爭權奪利，彼此之間矛盾很深。1934年 12月中旬中央紅軍進入貴州時，貴州省主席兼國民黨第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所能直接調動的，隻有何知重、柏輝章兩個師共十五個團的兵力”。“而且，這些貴州軍閥的部隊，都是有名的‘雙槍兵’（即每個士兵除有一支步槍外，還帶有一支鴉片煙槍），戰斗力極差。”“因此，中央紅軍進入黔東所遇之敵，一觸即潰，進軍極為迅速。”（李安葆：《長征史》，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6年版，第 73頁。）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時，黔軍遭到重創，后被蔣介石收編。
不過，若是指貴州一帶或指西南地區，圍追堵截的紅軍的兵力就比較多了。有軍史學者對貴州、四川、廣西、雲南以及湖北諸省圍追堵截川黔邊紅軍的總兵力作過考証。除了黔軍約 4.5萬人外，還有國民黨中央軍 9個師 32個團，共計 8萬余人，因為“沿途逃亡、疾病、落伍已減去大半……剩下不足五萬”﹔川軍的 12個旅 39個團，共約 7萬人﹔滇軍的 3個旅，及臨時配屬的幾個步兵團等，共計約 1.5萬。綜上，國民黨中央軍及川、滇、黔 3省地方軍，在川黔邊參加“追剿”中央紅軍的部隊共 110余團、20來萬人。再加上布防於湘黔邊和黔東的湘軍 4個師 22個團約 3.7萬人，布防於黔南都勻地區的桂軍 2個師 6個團 1.2萬人，以及 3月下旬由黔東開抵遵義及其南北防堵之湘軍第 53師、4月入黔的中央軍第 54師，整個在貴州“追剿”的國民黨軍加起來，共是 150余團約 28萬余人。（參見元江：《長征時期紅軍和國民黨軍在四川兵力的考訂》，《四川黨史》1997年第 6期。）
當然，根據筆者對黨史材料的綜合分析，在這些軍隊中，有的軍隊尾隨紅軍，但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同紅軍作戰，如中央軍的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有的只是布防，沒有參與圍堵，如中央軍上官雲相第九軍的四十七、五十四師，桂軍廖磊第七軍的十九師、二十四師﹔有的地方軍怕蔣介石收買自己的軍隊將領，採取追而不堵的策略。這些正好被紅軍利用，最終成功突圍北上。盡管有多省的軍隊參與圍追堵截紅軍，但除了 1935年 1月薛岳率領兩個軍進駐貴陽，接管貴陽城防，迫王家烈下台外，其他軍隊並沒有深入貴州，更談不上“迎擊紅軍”了。
（三）紅軍進逼昆明時蔣介石與其夫人是否乘火車逃往印度支那
斯諾寫道：“1935年 5月初，紅軍突然揮師南進雲南，這是中國與緬甸及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坐鎮雲南府的蔣介石本人與其夫人，慌忙爬上法國火車去了印度支那。”（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1.）這是不確的。
1935年 3月 24日，蔣介石由重慶飛抵貴陽督戰。4月初，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后乘虛進軍雲南，又以一部兵力佯攻貴州息烽，主力前鋒逼近貴陽。當時貴陽守軍隻有第九十九師 4個團，兵力單薄，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十分驚懼。他急令其“追剿”軍火速增援貴陽，同時令守城部隊趕修工事、死守飛機場，並准備轎子、馬匹和向導，准備隨時逃跑。
蔣介石 5月 10日從貴陽飛抵昆明指揮對紅軍作戰時，紅軍已渡金沙江北上，蔣介石並無驚險，更沒有與夫人乘火車逃往印度支那的事情發生。紅軍進逼昆明時，倒是軍閥龍雲大驚失色，他電催各部隊支援，這使滇北、金沙江南岸防守力量削弱，為紅軍北渡長江創造了條件。根據相關史料，“5月 9日，紅軍主力全部渡過了金沙江。在此期間，在滇黔邊單獨行動的紅九軍團也由水城地區西進，攻佔宣威、會澤，並在會澤以西的樹節、鹽井坪地區渡過了金沙江”（許農合主編《解放檔案》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 357頁。） 。“5月 10日，蔣介石到昆明，翌日曾偕夫人宋美齡及高級將領何應欽等人，在龍雲、盧漢陪同下游覽海源寺。”（ 昆明市西山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山區志》，中華書局 2000年版，第 663頁。）
（四）紅軍通過的雲南、貴州少數民族聚居地居住的是否為“苗族和撣族”
董樂山譯本將紅軍通過貴州和雲南的少數民族地區譯成“苗族和撣族”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第 169頁。）聚居地，其實紅軍通過的應該是“苗族和瑤族”的聚居地。
撣族（Shah）是緬甸少數民族之一，與泰國的泰族、中國的傣族同源異稱。一部分人聚居在緬甸東北部的撣邦境內，其余則散居在克欽邦、克耶邦以及上親墩（Upper Chindwin）、杰沙和緬甸本部。（參見《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81頁。）而瑤族是我國南方人口較多的一個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廣西、湖南、廣東、雲南、貴州、江西等省（區）的 130多個縣市內。（參見朱從兵等：《民族傳統文化與當代民族發展研究：以廣西壯族自治區為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 157頁。）所以，此處“撣族”應為“瑤族”。而苗族的翻譯無誤。苗族是我國南方人數較多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布於湖南、貴州、廣西、海南、四川、雲南等省。雲南全省絕大部分縣（市）均有苗族分布。（參見謝崇抒等：《中國雲南少數民族音樂考源》，上海三聯書店 2012年版，第 231頁。）
（五）紅軍強渡大渡河時的勇士有多少位
斯諾寫道：“五個連中挑出 16名自告奮勇者乘這第一隻船過河。”（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6.）其實，紅軍強渡大渡河的紅軍勇士共有 18位，其中乘第一隻船過河的是 9位。
1982年 4月 27日，當年指揮渡江的楊得志致信《歷史研究》編輯部，對強渡大渡河的紅軍勇士的人數問題作了回答：“我們挑選了十七名同志組成奮勇隊，分兩次強渡，第一船由連長熊尚林帶隊，過九人，第二船由營長孫繼先同志（現任濟南軍區顧問）帶隊，又過九人，我是第三船過去的。”“因此，我們可以把奮勇隊十七位同志稱為勇士，若把當時的營長孫繼先同志算進去，稱十八勇士也沒有錯。”（楊得志：《強渡大渡河的紅軍勇士是多少個？》，《歷史研究》1982年 4期。）
（六）紅軍沿大渡河進軍時是否有兩支隊伍夾江同行的情況
斯諾寫道：“當主力部隊沿南岸向西推進時，已在北岸的紅一師也開動了。峽谷兩岸有時很窄，兩路紅軍隔河呼喊彼此可以聽見﹔……這兩支先遣部隊晝夜兼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8. ）
據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回憶，1935年 5月 26日，中革軍委發出奪取瀘定橋的指令。5月 28日清晨，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接到命令：限於明天奪取瀘定橋。戰士們表示：“堅決執行軍委命令，一晝夜走完二百四十裡，明天六點以前趕到瀘定橋。”（楊成武：《楊成武回憶錄》上冊，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 116頁。）楊成武還回憶道：“我們正在發愁。突然，對岸出現了幾點火光。看到這火光不由我心頭一亮，還沒來得及細想，對岸的火光，剎那間變成了一串火炬，原來敵人是點著火把在趕路，增援瀘定橋。“
”‘我們也可以點火把 !’敵人的火把給了我們啟示。閃過這個念頭，我立即找黃開湘同志商量，他認為是個好辦法，但提出必須慎重。他說，我們與敵人僅一河之隔，如果敵人向我們聯絡，怎麼辦？這時，我忽然又想到了今天與昨天消滅、打垮的一個團的敵人，他們的番號不是現成的嗎？ !”“一切都准備妥當了。我們點上火把，又開始了急行軍。部隊興高採烈地舉著火把挺進。大渡河兩岸，敵我雙方的火把在夜空中焚燃，隔水相望，就象在山谷裡盤動的兩條火龍，把幾米外的大渡河水映得通紅。”（楊成武：《楊成武回憶錄》上冊，第151、152頁。）所以，當時曾出現過的應是國民黨軍隔著大渡河在對岸與紅軍並行行軍的情形。
（七）紅軍飛奪瀘定橋時的勇士有多少位
斯諾寫道：“必須在敵人援軍趕到之前奪取這座橋。於是再一次征求志願者，紅軍戰士一個個站出來甘冒生命危險，在這些自告奮勇的人中挑選出了 30人。”（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9. ）但一般認為，飛奪瀘定橋的勇士是 22位。
事實上，關於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到底是21名，還是 22名甚至是 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戰士》報，上面寫的就是“二連 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現在，根據楊成武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 22名。由於當年戰事非常緊張，打完瀘定橋，部隊又繼續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沒有來得及記下來。據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黨總支書記的羅華生回憶，當年的 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突擊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參見李硯洪等：《星火燎原：你所不知道的紅軍故事》，同心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9頁。）
（八）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其兵力有多少
斯諾寫道：“在懋功與南方布爾什維克會師時，徐向前的軍隊約有 5萬人。”（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3.）史實是否如此呢？
據考証，1933年 10月宣達戰役后川陝蘇區的鼎盛時期，紅軍的最大兵力約 8萬人，但接著開始的反川軍六路圍攻作戰，歷時 10個多月，雖獲殲敵 8萬余人的重大勝利，但自己也損失二三萬人。所以，紅四方面軍渡嘉陵江開始長征時，有 6萬人左右。1935年 3月底，紅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此后，部隊在嘉陵江、涪江之間的江油、中壩、劍閣等地大量擴軍，共得 1.3萬余人。此時，紅四方面軍兵力又回到 8萬人左右。（參見元江：《長征時期紅軍和國民黨軍在四川兵力的考訂》，《四川黨史》1997年第 6期。）對這一過程，一些黨史、軍史資料也有相關記載：“1933年，紅四方面軍總兵力達到 8萬人，川陝根據地進入鼎盛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鑒》（下），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2583頁。）“強渡嘉陵江戰役之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在涪江地區休整，同時發動群眾，籌集糧物，擴充紅軍。各部隊大量補充了武器、彈藥、糧食、被服、經費、兵員等。紅四方面軍總兵力這時達 8萬多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編《紅色鐵流：紅軍長征全錄》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9頁。）可見，到 1934年 4月，強渡嘉陵江戰役后，紅四方面軍兵力應為 8萬多。
1935年 4月下旬，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雲南省金沙江西岸。為迎接中央紅軍北上，紅四方面軍決定突破川軍鄧錫侯部在四川土門、北川河谷設置的防線，發起了土門戰役。這場戰役從 4月底開始到 5月 22日結束，紅四方面軍取得勝利，殲敵 1萬余人。（參見郭德宏主編《長征檔案》中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17頁。）5月底，紅四方面軍又派出三個師各一部由岷江地區兼程西進，掃清敵人。6月 8日，紅九軍向懋功縣守敵發動進攻，殲敵 2個營及反動民團約 1000人，佔領懋功城，隨后又進佔懋功以東的達維。（參見郭德宏主編《長征檔案》中卷，第 522頁。）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強渡嘉陵江后，紅四方面軍除了土門戰役，並未進行大規模戰役，而土門戰役也是在殲敵 1萬人的情況下取得勝利，所以，戰斗減員不會太大。最終會師時，兵力可能不足八萬，但不會相差太遠。
（九）“三國時代的英雄豪杰及眾多勇士橫渡大渡河時都曾遭失敗”，是否有這種史實
斯諾寫道：“橫渡大渡河是長征中最為關鍵的一著，紅軍要是失敗就會有滅頂之災。這樣的命運歷史上已有先例。在偏僻的大渡河兩岸，三國時代的英雄豪杰及眾多勇士都曾遭失敗。”（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4.）
三國時代蜀國的將士們有“渡瀘”的著名事跡，但並未曾遭失敗，當然也有些損失。蜀漢建興三年（公元 225年）春，諸葛亮率南征西路大軍從蜀都（成都）出發，至西昌平定越嶲高定叛亂之后，南下渡瀘水進入雲南，至昆明與中路大軍李恢會師，后又與馬忠的東路大軍會師，馬忠此時已平定牂牁朱褒之亂。據《三國志·后主傳》：“建興三年十二月，亮還成都。 ”可見，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叛亂，是獲勝而歸。
歷史上稱為瀘水的有兩條江，一是四川雅礱江下游以及與金沙江交匯一段，一是雲南怒江。酈道元在《水經注》第 36卷中這樣描述“瀘江水”：“多瘴氣，鮮有行者。”（〔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陳橋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71頁。）正與諸葛亮渡瀘時士兵多有中毒而死的史事相合。《水經注》中還引《益州記》雲：“瀘水源出於曲羅嶲，下三百裡曰瀘水。”（〔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陳橋驛點校，第 672頁。）益州即今成都，而諸葛亮所平定叛亂的四郡之一，就在益州南。因此，說瀘水是金沙江是比較可信的。毛澤東在當年指揮渡金沙江時曾這樣說：“想當年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3月從成都出發，‘5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瀘水就是現在的金沙江，馬岱過瀘水的 2000人，中水毒就死了 1500人。真是歷史的巧合，我們也是 5月渡瀘水，但我們要做到不死一人一馬，否則，我們怎樣向歷史做出交待呢 !”（李新芝等主編《毛澤東紀事（1893—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5頁。）
楊成武在回憶紅軍飛奪瀘定橋時，特地說到了大渡河與瀘水的關系：它們是指同一條河。楊成武說：“瀘定橋飛架於大渡河上。這裡古稱‘瀘水’，諸葛亮所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就是指這一帶。”（楊成武：《楊成武回憶錄》上冊，第 151頁。）不論金沙江是瀘水，還是大渡河是瀘水，總之，諸葛亮率軍渡瀘未遭失敗。雖然手下將士馬岱領軍過瀘水損失 1500人馬，但諸葛亮南征總體上勝利了。
（十）紅軍渡金沙江的渡口是否叫“皎平渡”
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將渡口譯成“皎平渡”：“有一營紅軍突然悄悄地倒過方向，強行軍一天一夜，象奇跡一樣，走了八十五英裡，到傍晚時分到達附近其他一個唯一可以擺渡的地方──皎平渡。”（〔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第 167頁。）這是音譯，正確的地名叫“絞平渡”。現在一般把紅軍渡過金沙江的渡口合稱為“絞車渡”。
這個金沙江南岸渡口今屬雲南省祿勸縣皎西公社絞平大隊，叫“絞平渡”﹔北岸渡口，今屬四川省會理縣通安區四一公社金江大隊，叫“中武山渡口”。據當年為紅軍劃船渡江的船工口述 :紅軍在絞平渡巧渡金沙江成功后，次日隻征得渡船四隻，難以迅速渡過全部紅軍，於是當夜船工李友才領著紅軍去魯車渡，尋找到兩隻渡船，順流劃向絞平渡。這樣就依靠六隻渡船搶渡金沙江。又據船工陳月清口述 :絞車渡口是絞平渡和魯車渡的合稱。紅軍在絞平渡過江時，在絞平渡弄得四隻船，在魯車渡弄得兩隻船，因而稱紅軍渡江點為絞車渡。所謂“皎平渡”系“絞平渡”之誤，而“絞車渡”則是“絞平渡”與上游“魯車渡”的合稱。后來的劉伯承《回顧長征》、張愛萍《從遵義到大渡河》、肖應棠《巧渡金沙江》等等都稱該渡口為“絞車渡”。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挂圖或分省地圖）也都標明該處渡口為“絞車渡”。（參見王廷科：《紅軍長征幾個史實的考証》，《歷史研究》1981年第 1期。）
（十一）紅軍過雪山時攀越的一處荒涼山崗是否叫炮銅崗
董樂山的譯文是：“更難的是爬荒涼炮銅崗。”（〔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第 175頁。）到底是不是“炮銅崗”呢？
親歷者劉型認為，“炮銅崗”系“炮筒崗”的誤譯，因這山勢像炮筒故名炮筒崗。（參見劉型：《黃洋界保衛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44頁。）而張愛萍之女張小艾到四川省雅安市滎經縣新建鄉苦蒿溝專門尋訪此地，實地考察后，得知此崗本名為“泡桐崗”。當年張愛萍長征時劈山開路，差點累倒，對翻越此崗的印象特別深刻。張小艾在《尋找泡桐崗》一文中說：泡桐崗這個山名還有好幾種叫法：“抱通崗”“炮通崗”“炮銅崗”。泡桐崗位於二郎山山系最南端、大野牛山東側，是緊貼南北走向二郎山斷裂帶的一個弧形構造山嶺，海拔 2301米。當地人曾告訴紅軍，泡桐崗又叫苦竹山。進到竹林中才知何為苦：前山的原生竹林清一色四川方竹，密不透風，陰暗潮濕的地上落葉混著稀泥沒過腳踝，走步如踩滑板，全仗手抓竹竿保持平衡。張小艾還提到，1936年，紅軍的“五老”之一謝覺哉日記中稱此山為抱桐崗﹔《彭雪楓傳》中稱此山為泡桐崗。 （參見張小艾：《尋找泡桐崗》，新浪博客。）泡桐是一種桐木，或許是因崗上曾多此木而得名。其他同音或近音的叫法可能是民間傳訛所致。
（十二）中央紅軍北上時，留下的是否是朱德和李先念
根據斯諾記述，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央紅軍繼續北上時，李先念（Li Hsiennien）（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4. ）和朱德一起留下來了，這是不准確的。斯諾可能誤把劉伯承當成了李先念。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會議，討論兩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並作出“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6頁。）的決策。為貫徹兩河口會議精神，中革軍委制訂了《鬆潘戰役計劃》，由紅一方面軍為左路軍，紅四方面軍為中路軍、右路軍和岷江支隊。（具體的進軍部署在《中革軍委鬆潘戰役計劃》中有詳細說明。參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96頁。）根據《李先念年譜》，6月底到 7月初，李先念“率紅三十軍第八十八師兩個團、第八十九師一個團暫編入左路軍，從卓克基、康貓寺、馬塘等地，向鬆潘西北黃勝關、兩河口地區開進，協同紅四方面軍主力進攻鬆潘”﹔7月 2日，“率部同紅一軍團翻閱長板山雪山，進至蘆花、黑水地區”。（《李先念年譜》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1頁。）可見，李先念是作為左路軍，和紅一方面軍一起北上的，沒有留下來。朱德此時擔任中革軍委主席，劉伯承擔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司令員，根據計劃，“中央軍委及總司令部隨中路軍行進，約七月三日開到馬塘附近”（《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研究室2006年版，第 513頁。），所以，朱德和劉伯承是和中路軍一起行進的。
然而，由於張國燾的拖延，原定的鬆潘戰役計劃因敵情變化不能實現，8月上旬，紅軍不得不放棄《鬆潘戰役計劃》，制訂《夏洮戰役計劃》。調整進軍部署：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在毛兒蓋地區的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劉伯承率一部隨左路軍行動。（參見《劉伯承年譜（1928—1986）》，解放軍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0—71頁。）《李先念年譜》也指出：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李先念年譜》第 1卷，第 115頁。）。因此，中共中央隨右路軍北上時，劉伯承和朱德、張國燾一起留在左路軍。李先念由於擔任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政治委員，第三十軍被歸入右路軍，所以，他並沒有留下來，是和中共中央一起北上的。
（十三）紅軍過草地時一個蘿卜是否“夠十五個人吃”
董樂山的譯文是：據毛澤東說，蘿卜大得可以一個“夠十五個人吃”（〔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第 170頁。）。這是不確的，可能是由於斯諾在書中加的一個注釋引起的。斯諾在該注中說：“西藏高原空氣稀薄，蔬菜作物在短短的生長季節裡，個頭要比‘正常的’大5到10倍。”（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5.）斯諾使用的原詞是Turnip，該詞有“蘿卜”“蔓菁”等義。親歷長征的劉型曾指出：“蘿卜”實是“蔓菁”之誤。后者長得圓大扁平耐寒味甜，適宜在高寒地區生長，當時因缺乏糧食，一個“蔓菁”分給“十五個人吃”，不是“夠十五個人吃”。（劉型：《黃洋界保衛戰》，第 144頁。）
〔作者胡為雄，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責任編輯：茅文婷）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