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究竟多少人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究竟多少人
——對《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一處史實的考訂
儲著武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做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月30日，報告全文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報告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表述為51人。這一人數與1955年6月學部成立時國務院公布的61人不符。改革開放以后，各種重要文獻均收錄了報告的全文或部分內容，對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的記述也都是51人。可見，報告記述不准確的問題並未引起文獻選編者及黨史、國史研究者的注意。為此，本文擬根據有關材料做初步辨析。
一
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哲學社會科學部等四個學部，以加強對各研究所的學術領導。在此之前，中國科學院為籌建學部專門成立了四個籌委會。哲學社會科學部籌委會主任為郭沫若，副主任為潘梓年、張稼夫。各籌委會成立后開展了推選學部委員的工作。中國科學院提出推選學部委員一般要符合三個條件：學術成就、對學科的推動作用和忠於人民事業，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還強調了要“以馬克思主義解決問題”【王少丁、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4)》，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辦公室1996年編印，第29頁。】這一條。
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名單的確定與自然科學學部不同。中國科學院黨組先提出初步名單，再與中宣部科學處研究，然后向有關專家個別征求意見后才確定。經多次的協商討論，中國科學院最終確定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為61人。對此，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總結道：“經過一年多的反復討論和磋商，推選出了四個學部的學部委員二三三人，業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六一人，基本上包括了我國各主要科學部門有代表性的科學家”。
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參與了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以及確定學部委員名單的工作。1954年1月28日，政務院召開了由周恩來主持的第204次政務會議。會上，郭沫若做《關於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提出成立社會科學部等四個學部的設想。【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中國科學院資料匯編(1949-1954)》,1955年編印，第11頁。】周恩來當時就表態說：“科學院是不能當作純粹的行政部門看待的，同意報告上的意見。”這次會議批准了郭沫若的報告。9月15-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后，政務院改為國務院，中國科學院不再作為國務院的組成部門，而成為國務院領導的學術研究機構。由此，中國科學院的學術研究職能得到了加強。1955年5月25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黨組提出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5月31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十次全體會議，在討論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所做《中國科學院關於籌組學部經過和召開學部成立大會的報告》時，周恩來指出：科學院最好是實行院士制，但我們不要急於一下子搞成，而是由學部制走向院士制。不是把所有的科學家都委任為學部委員，而是要加以選擇。同時，希望科學家防止和克服宗派觀念與門戶之見。[7]這次會議批准了吳有訓的報告以及學部委員名單。6月1-10日，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6月3日，周恩來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6月4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以及233位學部委員的名單，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名單如下：
丁聲樹、千家駒、於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叔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沈志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岳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范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鬆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贊、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鮑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
二
195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並成立了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准備，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具體情況參見熊華源的《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會議——1956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會議情況介紹》，《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會議的主題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報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起草完成的。現將大體過程敘述如下：
1955年11月25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近兩月內，中共中央將准備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和一個報告。知識分子問題，已向地方黨委的同志做了布置，現在也要求各辦、各部、各委、各直屬機構都指定專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並在下周由我召集這些同志漫談。” ll月30日，周恩來起草了報告提綱。12月17日、19日，周恩來約胡喬木談報告的起草問題。1956年1月上旬，胡喬木寫出了報告的初稿。【《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頁。在《胡喬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並沒有披露胡喬木參與起草報告的更多細節，其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風雨——懷念喬木》一文中談及了這段歷史。她說：“中央專門成立了‘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負責准備工作。喬木受總理委托，起草總理在會上的報告。那大約是在1955年下半年”。“大約忙了兩個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這時總理經常讓喬木到他那裡去，商討起草報告中的各種問題。過了1956年元旦，報告的草稿出來了。總理又多次召集喬木和其他部門的負責同志及‘十人小組’的同志，反復討論。”（《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8、389頁）】1956年1月6日、9日、10日，周恩來召集十人領導小組開會討論修改報告初稿。1月12日、13日，周恩來修改報告稿，並增寫一些重要內容。據《周恩來傳》披露，“對報告稿的修改，一直持續到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的當天凌晨”。
1月3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情況。同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全文刊發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在報告的第四部分，周恩來針對科學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忽視理論研究的傾向指出：“目前我們在社會科學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們國家的需要說來，更加薄弱得不相稱。例如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是172個人，目前實際上能用大部分時間進行科學工作的有半數以上﹔在社會科學方面是51個人，目前實際上能用大部分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卻隻有幾個人！很顯然，報告中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數與1955年6月3日國務院命令中的人數不一致。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官方媒體公布以后，對於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的記述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51人。這裡面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以《人民日報》、《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956年1月〜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山西政報》等為代表﹔還有一種是用中文數字表示，以《光明日報》等為代表。
其二是61人。由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印的《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中收錄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並將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表述為61人。【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1957年編印，第16頁。】
這說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正式公布以后，主流報紙雜志、報告單行本以及各種材料匯編絕大多數都使用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文本，將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人數記敘為51人，隻有中國科學院在收錄報告時發現了學部委員人數不准確的問題，遂將其進行了更正。
改革開放以后，各種重要文獻都收錄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通過比對各種文獻，筆者發現這一時期出版的文獻基本上都沿襲了20世紀50年代的文本錯誤，均將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記述為51人。例如，《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51〜1992年）》[17]、《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49年〜1976年）》等。
周恩來的選集、文選、著作選讀和綜合性文獻選編也是如此。例如，《周恩來選集》、《周恩來教育文選》、《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文化文選》、《周恩來經濟文選》、《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以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等。
除此以外，還有部分研究性著作在引用報告時亦採用了《周恩來選集》中的材料。如肖東波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執政實踐研究（1949〜1956)》、趙德強等的《周恩來教育思想研究》等。
三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自1956年1月30日發表至今已60年。60年來，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篇報告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一篇光輝的歷史文獻。然而，稍有不足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記敘不准確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糾正。
在筆者看來，造成20世紀50年代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記述不准確的原因，無非兩種：一是報告正式發表時出現誤排。《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正式發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時，具體人數都排成了51人。一般情況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重大文件文獻時都會提供正式的文本，即使出現誤排情況，也不可能兩家報紙同時誤排。從這個角度來說，報告誤排的可能性很小。二是報告本身不准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是在周恩來領導下起草完成的，同時參與報告初稿起草工作的胡喬木既是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又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按理說報告中不應該出現人數記述不准確的問題，但如果考慮到1955年年底至1956年初的實際情況，那時中國正掀起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要處理的大事、要事非常多，在起草報告時對一些細小的問題沒有注意到，因而出現人數記敘不准確的問題完全有可能。
改革開放以后，各種文獻的選編者完全收錄50年代公開發表過的報告文本，結果延續了報告不准確的問題。比如，1980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周恩來選集》的“出版說明”中指出：“收入選集的著作，凡是周恩來同志在世時公開發表過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隻做了少量的字句和史實的訂正”。《周恩來選集》收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標注“這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刊載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再比如，《周恩來文化文選》的編者同樣指出：“收入本書的著作，凡是公開發表過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隻做了個別文字和史實的校訂”。盡管選編者都強調做了個別文字和史實的校訂，但遺憾的是都未發現這一人數不准確的問題。
或許還有人會辯解說，報告中提及的只是“社會科學方面”，並未包括哲學方面，因此“社會科學方面隻有51個人”不是不准確。其實在1955年之前，哲學是完全納入社會科學范疇的，1955年以后，哲學和社會科學才一起並稱。況且，報告中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稱，顯然指的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學科，哲學自然包括其中。特別有說服力的是，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組織和領導機關的中國科學院，在編輯《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時直接將學部委員的人數表述為“61人”，這一更改毫無疑問是有充分根據的。
綜上，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人數應為61人，而非51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對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人數記述不准確的問題應糾正過來。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北京 100009）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