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央文史研究館籌建的兩個時間
關於中央文史研究館籌建的兩個時間
葉揚兵
[摘要]關於中央文史館的籌建，據回憶，北平解放前毛澤東就已表達過設立有關機構的想法，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復柳亞子信中又提及“文史機關事”。而根據中央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澤東信，加上《鄧之誠文史札記》和《許寶蘅日記》等相關內容的佐証，中央文史館最早正式籌設於1950年春。從毛澤東復柳亞子信中談及的“車中信”這一線索入手，結合柳亞子的行蹤活動進行分析，毛澤東12月2日復柳亞子信很可能寫於1950年，而不是1949年。
[關鍵詞]中央文史館﹔毛澤東﹔符定一﹔柳亞子﹔“車中信”
中央文史研究館（簡稱中央文史館）自1951年建立后，匯集了大批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曾有當代“翰林院”的美譽。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中央文史館建館20多年的檔案資料在“文革”中散失不少，因此，人們對於其籌建情況知之甚少。現在，隨著一些當年親歷者的書信和日記的披露與出版，相關材料得以補充，一些史實細節也得到豐富充實。
一、中央文史館最早正式籌設時間是1950年
1989年，中央文史館時任館長蕭乾在《崇文敬老——記中央文史館》一文中寫道，中央文史館是“開國兩年后於一九五一年七月誕生的，然而早在北平解放前，毛主席還在石家庄指揮解放戰爭時，就已考慮到這樣一個機構的設立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又在致柳亞子的函信中提及此事”【蕭乾：《往事三瞥》，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頁。】。2001年8月編印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務活動錄（1951—2001）》也有類似表述：“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在石家庄和符定一先生討論建國方略時，就說過共產黨對德高望重、生活困難的老年學者應予安排，要設置一個機構。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致柳亞子先生信中提及‘文史機關事’……系指籌備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館一事。”【中央文史研究館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務活動錄（1951—2001）》，2001年編印，第1頁。】
從上述中央文史館籌建情況看，北平解放前毛澤東就表達過設立有關機構的想法，這表明文史館的最初醞釀可追溯到北平解放前﹔而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復柳亞子信中提及“文史機關事”，這說明中央文史館當時可能已經處於籌備狀態。
盡管中央文史館的設想可追溯至解放前，但其正式籌設卻在新中國成立后。進入21世紀后，一封與中央文史館籌建之事密切相關的信函，即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澤東的信，被披露出來，這對於弄清中央文史館籌建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最早披露這封信的是中央文史館2001年8月編印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務活動錄（1951—2001）》，但它隻摘錄該信部分內容。2002年，傅琳發表了《中央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一文，不僅在文中引用該信部分內容，而且在文末附上該信復印件，首次完整地將該信全貌展現出來。【參見傅琳：《中央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名人傳記》2002年第9期。】其后，劉鬆林先后發表多篇文章，也陸續透露該信內容。【參見劉鬆林：《符定一與毛澤東的師生情》，《世紀》2000年第1期﹔劉鬆林：《一代偉人對中央文史館的關懷——獻給毛澤東誕辰116周年》，《紫光閣》2009年第12期﹔劉鬆林：《敬老崇文：毛澤東關懷中央文史研究館》，《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
為了完整地展示符定一1951年6月23致毛澤東信全貌，這裡將傅琳披露的該信全文照錄如下：
潤公主席：
啟者：一般旅京老人生計困難，去歲以來，他們因我公關懷，有設立養老機構之意，風聲所播，彼等不勝欣喜之至。去歲下半年，周總理秉承德意，屢次向本人表示，決定由政務院設立文史研究館。本人遂邀集若干老人坐（座）談數次，征求眾意，並陳述老人對於文史館研究的辦法。周總理辦事熱心，毅然負責，去歲冬季，派齊燕銘秘書長設立文史研究館的籌備處。籌備處總司其事者齊秘書長，助理齊秘書長者為屈武主任，文史館籌備事務者為王笑竹。據王笑竹說，現時文史館事已籌備齊全，隻要主席一批，即時可以開館。近幾天，這些老人本身療飢無術，對於文史館望眼欲穿，群來向我詢問，逼我向主席催請，並說：催請如無效，主席自有個答復使老人有所遵循。有人說，若因文史館的職員不能定，遂使文史館遲延開辦，則請政府先發表一批老人名單，先期照單接濟，免得老人緣門乞食（旁加注小字“彭主鬯【彭主鬯時年85歲，后於1951年12月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乞食”說明——引者注）。以上所說老人的話，居多情詞懇切，不得不據以上聞。總而言之，文史館究竟能辦與否，請明以告我。萬一有困難須面語者，請派車來接我即趨前聆教可也。
此致
敬禮。
符定一謹啟
六月廿三日
符定一曾是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讀書時的校長，此時也是毛澤東舉薦的中央文史館館長人選。符定一寫信用意在於催促毛澤東盡快批准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館，至少要先行解決“老人挨餓”的實際問題。6月26日，毛澤東閱信后批示道：“請齊燕銘同志辦。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頁。】如此一來，符定一的目的完全達到，不僅老人們可免於挨餓，而且還加速了文史館的成立。一個月后，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正式成立。
符定一在信中詳細地敘述中央文史館籌建情況，大致有三個要點：一是毛澤東在1950年以來表達出有設立“養老機構”之意。二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於1950年下半年決定由政務院設立文史館，並由符定一召開幾次座談會﹔三是1950年冬成立籌備機構，由齊燕銘負總責，屈武協助，具體經辦人則為王笑竹。
近年來出版的《鄧之誠文史札記》（實為日記）和《許寶蘅日記》中有不少相關資料，可以有力印証符定一信中的說法。
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鄧之誠始終密切關注中央設立文史館之事，並為崇黻丞謀取文史館員資格而竭力活動。這裡摘錄其1950年相關日記數則：3月9日，“張伯駒來，言彼托章士釗向中共建議救濟燕市窮老文人，囑填崇黻丞住址、年歲”。9月16日，“張東蓀欲賣其兄藏書，來商價目。……前托東蓀為崇黻丞說項，謀文教館事。今日彼向符定一進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11月4日，“致書張東蓀托為轉達符定一，為崇黻丞謀文史館之事。聞符（定一）派為館長，柳亞子、葉恭綽副之”。【《鄧之誠文史札記》（上），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530、547頁。】
浙江杭州人許寶蘅與湖北武昌人傅岳棻（字治薌，號娟淨）、江蘇南京人夏仁虎（字蔚如，號枝巢）、貴州貴陽人邢端（字冕之，號蜇人）等交往頗為密切。這三人曾參與文史館籌建的座談會，除了傅岳棻在中央文史館成立前病逝外，其余兩人均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許寶蘅由此對文史館籌建之事頗有耳聞，但他本人覺得成為文史館員希望渺茫而不甚關心，而他的親朋好友則仍努力為他爭取文史館員資格，故他在日記中也留下一些相關記載，尤以1950年12月2日的日記最為集中：
接揆若（指許寶蘅族弟許寶骙——引者注）函，言遇陳叔通，為余謀文史館事。今年春初，聞政府有人提議養老，曾經娟淨開一名單交伯駒轉送當局，余名亦在其列。至夏間由符定一、章行嚴召集枝巢、娟淨、冕之諸君會商數次，定名為文史館，規模頗大，於是希望者甚眾，余以為老人甚多，安得人人而悅之，不甚在意。前日章叔（指許寶蘅族叔許端之——引者注）來言，昂若（指許寶蘅族弟許寶駒——引者注）談及余之景況，曾與叔通通電話，為余謀之，故叔通又向揆若言及也。【《許寶蘅日記》第4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646頁。】
《鄧之誠文史札記》和《許寶蘅日記》，雖然在具體說法上稍有不同，但都能進一步印証和補充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信中說法。
《鄧之誠文史札記》在9月份的相關內容中先后出現“文教館”和“文史館”兩個不同名詞，據符定一信中所述並參考《許寶蘅日記》稱符定一等召集老人座談商量之后定名為文史館的記載，筆者推測應是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央向老人們表達建立“養老機構”的意向，然后請符定一等召集老人座談具體辦法，老人們在座談后建議設立文史館，而周恩來則採納老人們的建議，正式作出了設立文史館的決定。
從最初的“養老機構”演變為“文史館”，這是“養老機構”在現實中進一步落實的具體化，也是在解決知識分子養老問題的同時適當安排他們的工作問題。這既反映出老人們力圖在文史領域發揮作用的熱切期盼，也體現了政府“敬老崇文”，尊崇具有“才、德、望”的知識分子，讓他們安心從事文化事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良善用心。
到1950年11月、12月間，文史館進入正式籌備階段。
根據《鄧之誠文史札記》，到1950年11月，文史館正副館長人選已然確定。據《許寶蘅日記》，12月不少人正在為他爭取館員資格而頻頻活動。從這些跡象來看，文史館已經進入正式籌備階段。
由上可知，中央文史館的正式籌設並非始於1949年，而是在1950年。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這是合乎情理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首先要解決的當務之急，是接管城市和恢復經濟等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設立中央文史館這樣的機構並非緊迫之事。
之后不久，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開始採取措施，著手解決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失業以及隨之出現的生活困難問題。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頁。】。7月25日，政務院頒布了《關於救濟失業教師與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1951年1月12日，政務院又發出《關於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並明確要求對於一個特別群體要採取特殊措施。這個特別群體就是“具有相當學識並在地方上有相當聲望的人士，願為人民服務，但因年老或身體衰弱，現在不能擔任辛勞工作而無法生活者”。採取的特別措施就是“應由各省、縣、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適當辦法，吸收他們參加工作”。【《新中國法制研究史料通鑒》第7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305—8306頁。】在中共對失業工人和知識分子進行救濟和安排就業的大背景下，正式設立這樣一個“養老機構”就順理成章了。
二、毛澤東12月2日致柳亞子信可能寫於1950年而非1949年
前述毛澤東1949年12月2日提及“文史機關事”的復柳亞子信，原無具體寫作年份，在收入《毛澤東書信選集》時，編者判定寫於1949年。該信全文如下：
柳老：
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遲復為歉。車中信未見，厚意敬領。題字冊便時當代詢，周公確有吐握之勞，或且忘記了。文史機關事大略亦因此，便當詢之。此復，順致
敬意！
毛澤東
十二月二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頁。】
為什麼《毛澤東書信選集》編者將毛澤東12月2日復柳亞子信確定為寫於1949年呢？
據《毛澤東書信選集》編輯小組撰文介紹，在注釋“題字冊便時當代詢，周公確有吐握之勞，或且忘記了”時，他們到有關部門找當年為毛澤東收發文件的登記本，企圖從中獲得線索，把柳亞子給毛澤東的信找出來，查明“題字冊”是怎麼回事，“周公”指誰。但這一努力未能達到目的。他們又把注意力轉移到柳亞子的一些著述上，翻來翻去也沒有得到答案。最后，他們訪問了柳亞子之女柳無非。她竭誠相助，除了介紹一些背景情況外，還把“題字冊”的復印件借給編輯小組，這才使情況變得明朗起來。【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毛澤東著作是怎樣編輯出版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頁。】
原來柳亞子喜歡請中共領導人題字紀念，1949年進北平后，柳亞子備了一本《“羿樓紀念”冊》，送請中共領導同志題字。1949年5月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柳亞子，賓主相談甚歡，話及謝靈運、薛道衡、蘇軾等人的著名詩句。事后，毛澤東在柳亞子的題字冊上寫道：“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落款為“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臨敝舍曾相與談及上述諸語因書以為紀念毛澤東”。5月15日，朱德也在題字冊題詩。【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毛澤東著作是怎樣編輯出版的》，第328頁。】
毛澤東、朱德題字后，題字冊應很快傳到周恩來那裡。其后，因周恩來遲遲未題字，柳亞子便向毛澤東寫信抱怨。故毛澤東在復信中答應方便時代為詢問，同時也以“周公確有吐握之勞，或且忘記了”來為周恩來作點解釋。這樣一來，“題字冊”和“周公”都很清楚了。編者由此判斷柳亞子11月4日信寫於1949年。隨之而來的是，毛澤東12月2日復信也被認定為寫於1949年。
應該說，編者認定柳亞子11月4日信寫於1949年，看起來並無不妥，柳亞子在過了幾個月后還未獲周恩來題字，便寫信向毛澤東抱怨，不久，毛澤東給他復信，這在情理之中，但仍是一種推測。事實上，這本題字冊周恩來最終也沒有題字，直到1976年他去世后，鄧穎超在整理遺物時才請人將仍未題字的冊子歸還給柳亞子之女柳無非。【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毛澤東著作是怎樣編輯出版的》，第328頁﹔李湄：《家國夢縈——母親廖夢醒和她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216頁。】另外，當筆者讀到關於柳亞子1949年至1950年期間的一些行蹤和身體狀況的史料后，感到此信寫於1950年更有可能。
據毛澤東給柳亞子復信中“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車中信未見”的表述可知，柳亞子寫11月4日信前還在“車中”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即“車中信”。
就一般情況而言，在汽車上寫信很不方便，乘汽車耗時短而無寫信必要。在火車上寫信雖亦不方便，但還是勉強能寫的，又因當時乘火車費時較長而有寫信的需要，且有郵寄的渠道。因此，柳亞子的“車中信”應為在火車上所寫。
據《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的記載，柳亞子1949年3月18日抵達北平后，先下榻六國飯店，4月25日移居頤和園益壽堂。同年11月，因天氣寒冷，從益壽堂搬到北京飯店住居。直到1950年9月11日，柳亞子才移居北長街89號寓所。從史料記載看，從1949年3月18日到當年底，柳亞子活動范圍局限於北京一地，並無乘火車遠行之舉。
不過，柳亞子在1950年10月倒有一次南方之行。10月11日下午4時，他偕夫人鄭佩宜乘火車南行，於13日6時抵達上海。他們先在上海逗留數日，接著於18日乘車前往無錫、南京等地游歷，23日乘車返回上海，停留數日。29日晚，乘車北返。
在這次遠行中，從北京到上海與從上海返北京途中均費時一天多，故在其間寫信可能性最大。南行時，柳亞子在車中口佔七絕四首，當晚又作七律一首。【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詩詞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0頁。】而據筆者所查閱的資料，他在從上海返回北京途中至少寫過兩封信。
一封信是柳亞子1950年10月30日致老友常厘卿的信，這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車中信。信中提及“明晨即抵都門”，信末有雲“十月卅日下午五時半濟南在望矣”，信后又添加說明“車中搖擺，作字潦草不堪，希垂亮為幸！”【上海圖書館編《柳亞子文集——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388頁。】
常厘卿收信時已是11月1日，遂賦詩《十一月一日得亞丈滬平車中快函，率以四絕呈答》。其一雲：“喜從望外得飛書，把筆原知尚在車。行過泰安春色好，濟南風景勝南徐。”其三雲：“字成本作龍蛇舞，潦草何雲有不堪。我覺熱情奔放裡，猶餘蘭葉帶春酣。”【張明觀：《柳亞子史料札記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頁。】
另一封信則是柳亞子致其弟子范志超的信，原信已不可見，而范志超1950年11月2日復信卻保存下來。信首有雲：“京滬車中給阿景頭信，於昨晚笑誦。”【張明觀：《柳亞子史料札記二集》，第285頁。】
據柳亞子自稱，他因患有“神經衰弱症”，常常在神經興奮的時候“什麼事情都高興做，並且一天能寫幾千言的白話文和幾十首的舊體詩”，神經麻木的時候“甚麼事情都不高興做，並且不論詩和文章，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2頁。】
按照柳亞子的習性，他興奮起來時，往往會接連寫上很多封信，故他車中給毛澤東寫信也可能寫於從上海返回北京途中。這樣一來，柳亞子11月4日致毛澤東信，毛澤東12月2日復柳亞子信，都應寫於1950年。
1949年2月28日，柳亞子應邀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他自香港北上時，便處於神經興奮時期，到7月中下旬之交便進入神經衰弱時期。直到1950年9月中旬，他移居北長街寓所后，精神逐漸好轉，並於9月中下旬之交轉入神經興奮時期。其后，1951年2月，他又轉入神經衰弱時期。
從1949年7月中下旬到1950年9月中旬，柳亞子神經衰弱長達一年二個月之久，且此次程度更為嚴重。1949年7月24日，宋雲彬到頤和園益壽堂看望柳亞子，他注意到：“亞老精神又由亢奮而轉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時候矣。”【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頁。】1950年7月23日，宋雲彬在日記中寫道：“十時三刻偕妻到北京飯店望柳太太病。柳太太患風濕病，已漸就愈。柳亞老仍在‘低潮’時期，連談話都無興致。”【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第201頁。】
由於此次神經衰弱程度加重，以前在神經衰弱時期柳亞子尚能寫一些書信，但這次則幾乎不寫。據筆者所見，在這次長達一年二個月神經衰弱時期，柳亞子僅於1950年3月1日在特殊情況寫過一封信。【需要說明的是，在《柳亞子文集——書信輯錄》和《柳亞子選集》中有5封信的寫作時間處於這個時期，則應是編輯者的失誤造成的。這5封信原無寫作年份，編輯者在收錄時弄錯了年份，有一封信柳亞子還筆誤寫錯了月份，詳見筆者另文考訂。】當時，柳亞子得知吳江故居藏書被盜，“悲憤欲死”。於是，寫信給在上海的友人毛嘯岑，委托其辦理有關交涉事宜。信末有雲：“半年不寫信，為此不能不破例，然已頭痛不堪矣！”【上海圖書館編《柳亞子文集——書信輯錄》，第367—368頁。】1950年9月28日，柳亞子在致柳無忌夫婦信中說：“你們七月廿五日來信早到。曾囑三妹代復一信，到否？我自去年七月中旬起，神經衰弱症復發，不能用腦，更怕寫信，這樣，已有一年多了。”【上海圖書館編《柳亞子文集——書信輯錄》，第377頁。】
由此，再回頭從毛澤東12月2日復信分析柳亞子的活動狀況：柳亞子在11月4日及之前至少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一是車中信，但毛澤東未收到，一是11月4日信。與此同時，柳亞子還應當為題字冊及文史機關事進行了一些活動。可以看出，柳亞子11月4日寫信前后活動頻繁，這對於1949年11月神經嚴重衰弱的柳亞子來說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在1950年11月前后，他正處於神經興奮期，他有前述頻繁活動倒是十分正常的。因此，柳亞子11月4日信寫於1950年而非1949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真如此的話，毛澤東12月2日復柳亞子信也應該是寫於1950年了。
（本文作者：葉揚兵，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江蘇南京210004）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