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作者:姜秀榮    發布時間:201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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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姜秀榮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在舊式的農民戰爭走到盡頭,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屢屢碰壁,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紛紛破產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早在清末民初,一些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就開始對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論作過零星的介紹,但他們對這一科學理論的了解和認識是非常膚淺和片面的,並沒有引起特別關注和大的影響。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而廣泛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准備了思想條件。

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並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是由來華傳教士首先選擇翻譯內容並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結合中國文化語境將其表達出來。1899年,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在《萬國公報》第121期上刊載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譯,華士蔡爾康屬文”的《大同學》一文,提到“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這是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但誤認為馬克思是英國人。同年4月的《萬國公報》第 123 期上這一錯誤得到更正,並稱其“主於資本者也”。對於1899年出版的《萬國公報》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的觀點,學界比較認同。例如,1979年,夏良才在《近代史研究》發表《也談早期中文刊物中有關〈資本論〉和馬克思譯名的記載》一文,指出: “李提摩太節譯的是英國進化論者頡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會進化論》(Social Revolution)的前三章。這裡說的‘德國之馬客偲,主於資本者也’,就是指的馬克思《資本論》。應該說,這才是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資本論》的名字。” 這一階段,除了《萬國公報》以外,還有來華傳教士翻譯、出版的《萬國史記》《富國策》等,也有一些零碎、不成體系的介紹。

20世紀最初幾年到“五四”運動時期,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留學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大量西方政治思想開始傳入,馬克思等人的著作也相繼被譯介到日本,引起中國留學生的注意,包括日文社會主義著作和介紹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翻譯與傳播起來。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接觸到馬克思的著作。后來他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大量譯介西方思想,也提到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例如,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表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稱“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叢報》第40∼43號的《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一文中,稱“麥喀士(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書甚多)之學理,實為變私財以作共財之一階梯”﹔在1904年2月《新民叢報》第46∼48號的《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又提到馬克思主義關於“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者也”的主張。

幾乎與梁啟超等同時接觸並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還有留日或者曾經長期居住在日本的同盟會革命者或早期國民黨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孫中山、朱執信、馬君武、宋教仁、廖仲愷等。如朱執信早年留學日本,1905年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2號和第3號上接連發表了兩篇《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狀況及其主要歷史功績,並且簡要歸納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內容。毛澤東曾評價:“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不過以前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

通過日文的翻譯和轉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當時還有一些。例如,1902年4月,廣智書局出版了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會會長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羅大維譯),書中對馬克思主義有一些介紹。1902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廣長舌》,對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1903年2月,馬君武在《譯書匯編》第2卷第11號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之比較》一文,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內,不可不研究也”。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中,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等,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研究與翻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並有意識地將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聯系起來。由此,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較多地見諸報紙雜志。

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和演說,並且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闡述十月革命的意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旗幟鮮明地批判改良主義,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陳獨秀、李大釗等創辦的《每周評論》還刊載了摘譯的《共產黨宣言》。《晨報》於1919年5月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譯介了馬克思的《雇佣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著作。

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部分著作中譯本開始出版,其中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對毛澤東有著重要影響,並被編入了1921年5月文化書社發行編印的《文化書社銷書目錄》中。對此,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影響的指引。……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正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作者:姜秀榮,系中央民族大學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