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與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互動

中共中央與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互動

牟蕾 黃偉

[摘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主要是由項英、陳毅等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直接領導的。長征后北上抗日的中共中央一直竭力關心留守在南方浴血堅持的各游擊區指戰員，非常重視南方各游擊區的軍事、組織和改編等各項工作。中央分局和留守紅軍指戰員也一直心向黨中央，雖然曾一度失去聯系，但一直努力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實現了跨越時空的良好互動。項英、陳毅等中央分局主要領導和留守將士的卓著功勛、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大意義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

[關鍵詞]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由項英、陳毅等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領導的南方八省15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同不斷進行“清剿”的國民黨軍開展的廣泛的游擊戰爭。三年間，長征后北上抗日的中共中央一直在自身遭遇各種危難險阻的境遇下，竭力關心留守在南方崇山峻嶺間英勇奮戰的各游擊區指戰員。中共中央分局也一直心向黨中央，雖然曾一度失去聯系，但一直努力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極端殘酷戰爭環境下實現了跨越時空的良好互動。

一、中共中央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制定路線方針，作出明確部署，中央分局在極端殘酷條件下堅持貫徹並靈活執行，進而通過突圍戰爭保存了留守紅軍和干部的骨干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因“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和軍事指揮而失敗。中共中央決定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同時，“為了保護中央蘇區和土地革命的勝利，留一部分紅軍和干部在中央蘇區來領導地方武裝和工農群眾，以游擊戰爭來保衛蘇區”，並對留守相關事宜作出明確部署，要求留守人員“在蘇區及其周圍進行堅持的游擊戰爭，使進佔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的統治下去，以准備將來配合野戰軍在某種有利的條件之下進行反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由此拉開帷幕，中共中央在艱難困苦中依然為留守的中央分局進行了指導。

（一）在中央蘇區成立統一的黨政軍領導機構

長征出發前夕，中共中央為了統一對留守紅軍和干部的領導，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任命項英為書記，陳毅、賀昌、瞿秋白、鄧子恢、張鼎丞等為委員﹔同時還成立了中央政府辦事處，負責處理所有政務事宜，由正在療傷中的陳毅擔任主任﹔隨后還專門成立了中央軍區，負責領導全部軍事事宜，由項英擔任司令員兼政委，賀昌為政治部主任。這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各司其職又集中統一，負責領導整個中央蘇區與周邊蘇區根據地的各項工作。留守的紅軍和干部總人數約四萬人，其中約有兩萬名傷病員。

《紅色中華》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機關報。1934年10月3日，為了讓蘇區群眾充分了解中共中央關於戰略轉移和安排留守部隊及干部的重大部署，中共中央與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紅色中華》聯合發布題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發展群眾的游擊戰爭告全蘇區民眾》的文告。文告首先強調了當時的危急形勢，指出“現在敵人已經侵入我們蘇區，石城、興國、汀州都在敵人直接的威脅之下”，然后重點闡明了將要開展的游擊戰爭的重要意義，“在這個緊急關頭，群眾的游擊戰爭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游擊戰爭是每個蘇區工農群眾保護自己的生命、兒女、土地、財產的自衛的最好方式，同時也是牽制擾亂、疲憊和分散敵人，幫助主力紅軍取得決定勝利的重要工具之一”。【《紅色中華》1934年10月3日。】

（二）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中央分局的訓令》，明確戰略方針和基本任務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中央分局的訓令》。訓令的核心主題是說明在當時的形勢下紅軍主力必須突圍轉移，同時將留守部分紅軍部隊和干部在中央蘇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訓令通過深刻分析當時的國內革命形勢，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嚴峻形勢，強調主力紅軍不得不實施突圍轉移的被迫選擇，系統闡釋了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的主要目的，要求向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做好解釋工作，讓留守紅軍和干部明白紅軍戰略轉移的重要意義以及堅持留守開展游擊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訓令明確強調游擊戰爭必須成為對敵作戰的主要方式，並指出具體的戰略原則，要求留守的紅軍部隊及地方獨立武裝，不能盲目硬拼與敵人開展陣地戰，而是要“去培植、發展、輔助、團結群眾的武裝，繳獲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與擴大自己，在主力紅軍的周圍，要團聚著強大的地方部隊，與廣大的群眾武裝，充實自己的武裝與彈藥，這樣准備著在適當的時機重新組織大的軍團，准備著勝利的反攻”。這些戰略戰術原則指明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戰斗方式方法。訓令還進一步強調：紅軍主力必須“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后面去進攻敵人”，留守黨組織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來反對敵人與保衛蘇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390頁。】訓令立足實際，分析敵我形勢，預見到即將面臨的更加嚴酷的斗爭形勢，制定了工作的總方針，指明了基本任務。就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言，可以說布置得比較妥當充分，對於中央分局的工作具有重要戰略指導意義。但需要指出的是：訓令把“保衛蘇區”作為游擊戰爭的重要任務是不現實的，對於比較弱小的留守紅軍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致於束手束腳嚴重影響了游擊作戰的靈活性和機動性。

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最終變成殘酷的事實，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主力紅軍突圍轉移后，中央分局面臨著異常艱巨的任務和嚴峻的斗爭形勢。雖然戰爭局勢異常險惡，作戰條件極端困難，但留守的黨和紅軍依然堅持中共中央的訓令精神。由於中央提出“保衛蘇區”任務的不現實性，加上項英對形勢的樂觀估計，以及敵人過於強大等各種主客觀原因，留守紅軍在浴血奮戰中遭受巨大損失。此時，中央分局的領導集體內部在戰略意見上也產生了重要分歧，陳毅主張突圍出去進行廣泛的游擊戰爭，但項英在訓令的影響下一直要求等候中央的指示。

1935年初，隨著中央蘇區遭受嚴重挫敗，項英逐步認識到留守紅軍不能困在蘇區范圍日漸狹小的土地上坐以待斃，應該及時調整戰略戰術。基於變更“保衛蘇區”這一重大任務必須獲得中央批准的考慮，項英分別在1月30日及2月1日、4日、5日給中央發電，詳細匯報了中央蘇區面臨的險惡局勢，希望中央能夠給予明確決定與指示。電報主要提到“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還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游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准備”，“請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並盼於即日答復”。【《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在請示中央的同時，項英多次主持召開會議，重點討論留守紅軍如何突圍以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會議主要形成兩種意見：一是留下少數紅軍和干部在蘇區范圍內開展斗爭，中央分局率領留守紅軍的主力向西突圍，力爭去湘贛邊界地區開辟新蘇區﹔另一種意見是讓留守紅軍以團為分兵的標准，努力向湘贛邊、閩贛邊等方向分散突圍，同時由中央分局率一部分紅軍部隊繼續留守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具體負責領導指揮蘇區的廣大軍民依托根據地開展靈活的游擊戰爭。項英將兩種意見報告長征路上的中央和軍委，一再強調“中區（中央蘇區簡稱，下同——引者注）環境日益緊急”，請求“將中央方針與對中區指示電復”。【《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第11頁。】

（三）三次復電指示要求分散突圍和開展廣泛游擊戰爭

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所面臨的情況復雜而嚴峻，尤其是主力紅軍遭受湘江戰役的重大損失后，廣大紅軍指戰員對“左”的錯誤領導日漸懷疑。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在接到項英的迭電后，充分意識到留守部隊面臨形勢的緊迫性和嚴重性，於是在1935年2月5日發出《中央書記處關於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指示》，一方面明確提出中央分局要堅定開展游擊戰爭的必勝信心，堅持游擊戰爭的范圍可以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但是必須立即改變“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要精簡后方機關﹔另一方面要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略戰術的基本方針”。2月13日，黨中央又發出了《中央關於堅持游擊戰爭給中央分局的指示》，再次強調了2月5日復電的主要指示精神，要求紅軍留守部隊以連、營建制為單位獨自為戰進行分兵游擊，做到短小精干又靈活機動，最終實現“以小游擊隊的形式有計劃的分散行動”。這個指示中明確提出了留守部隊開展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佔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要求打好良好的群眾基礎，“游擊隊應緊密的聯系群眾，為群眾切身利益斗爭”。此外，在嚴峻的戰爭環境下，聯系隔斷在所難免，因此各級地方黨及游擊隊還必須培養獨立自主、孤軍奮戰、自力更生的戰斗素質和生存能力。為此，“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游擊隊行動，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81、488、489頁。】同日，中共中央還追發了一份電報，即《中央書記處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進一步強調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細節問題，其基本要點包括：一是要充分解釋動員，保証休息、訓練、補充的時間﹔二是游擊部隊要絕對輕裝﹔三是干部必須要分散﹔四是干部要分散隱藏在群眾中建立秘密工作﹔五是多余干部留地方加強領導﹔六是讓干部樹立獨立工作頑強奮斗的思想﹔七是建立周密、秘密的交通網﹔八是反對關門主義，廣泛發動群眾。【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93—494頁。】

從遵義會議后中央三次復電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對留守部隊開展斗爭的戰略戰術指示是具體且貼合實際的，“保衛蘇區”的提法也不再作為根本性的任務，而是實事求是地提出應該“由蘇區方式轉變為游擊區方式”。同時，復電對項英和中央分局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比如說：不能盲目地採取“老的斗爭方式”，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和隨機應變﹔在斗爭策略上，“蠻打硬干，過分損傷自己是錯誤的”。正是中央三次復電，使項英逐漸改變了他的一些相對“左”的錯誤認識和觀點，進而使留守紅軍開始從留在蘇區內線正規作戰改為向外線突圍、在周圍開展游擊戰的重大戰略性轉變。

依據中央三次復電的指示精神，項英等主要領導人及時召開中央分局緊急會議，決定根據斗爭形勢，全面轉變戰略戰術和組織方式，迅速作出分散突圍、小部隊各自為戰、靈活開展游擊戰爭的具體部署。項英和陳毅等隨即部署指揮被圍困的紅二十四師以及一些地方獨立團等紅軍部隊，還有留守的一些工作人員和輕傷病員，分成九支小部隊擇機分散突圍。同時在2月19日致電中共中央：“已遵中央指示布置部隊主要分布於贛南與龍、上、崇、尋、安、武、蕉、福建間”，還表示“我們已執行中央指示並徹底檢查了工作與錯誤”，制定並執行了突圍並實施分散的廣泛游擊戰爭的具體方針策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頁。】

正是這次重大戰略轉變后，開始了從1935年2月下旬一直到3月中旬的突圍戰爭，避免了被動挨打、全軍覆沒的局面。分成九路的紅軍部隊在突破敵人重重包圍后，迅速轉移並分散到江西、福建、廣東、湖南等省份的邊遠地帶，繼續堅持廣泛的游擊戰爭，同時還逐漸建立起相互保持一定聯系的獨立游擊區，使黨和紅軍的部分核心與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並發展壯大。這為開展三年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也為以后中共領導籌建新四軍打下扎實根基。

這次戰略思想的轉變對於中央分局下一步的戰略行動和具體部署有著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總的來說，從中央分局教條地執行不太現實的“保衛蘇區”的基本任務，一直到戰略思想轉變、實現突圍轉移，都是嚴格執行中央的具體指示的。前期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左”傾錯誤佔據領導地位，制定了不切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而后期突圍轉移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遵義會議后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制定了符合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引領了中央蘇區革命斗爭的正確發展方向。

二、中央分局在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依然心系黨中央，恢復聯系后中共中央非常關心重視南方八省游擊區的各項工作

（一）中央分局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依然心系黨中央

1935年3月3日，由於分散突圍的緊迫性和局勢的嚴峻性，中央分局在把當時中央蘇區現況和紅軍部隊分散突圍等相關問題電告中共中央后，迫於時間緊迫和輕裝方便突圍，不得不把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系的電台就地掩埋，同時把密碼本燒毀。從此之后，一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這段時期，分散在南方八省山區地帶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央分局和各路紅軍游擊隊，與遠在千裡之外的中共中央徹底失去聯系。但是，雖然聯系徹底中斷，南方各大游擊區的廣大紅軍指戰員一直心向黨中央，積極了解學習中央精神，關注國內外革命斗爭形勢。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國共雙方正式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決定把陝北的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擔任總指揮，彭德懷擔任副總指揮。在籌備改編紅軍主力為八路軍的同時，中共中央亦同步思考如何把散布在南方八省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也改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而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卻不予考慮，並拒絕承認南方八省游擊區紅軍和游擊隊的合法性，還堅持要擬定“北聯南剿”的戰略。

而此時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央分局和紅軍及游擊隊，一直在努力尋找中共中央。項英和陳毅通過一些地下聯絡渠道，獲得一份在香港公開出版的進步雜志《新學識》。該雜志刊登了一篇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所作大會報告的摘要文章，據此了解到中共中央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的方針與策略。這對失去聯系后一直努力重新獲取黨中央消息的中央分局而言可謂如獲至寶，項英和陳毅立即組織了學習研究討論，根據這個報告摘要間接領會到了中央指示精神。項英還聯系當時形勢，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撰寫《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一文。該文章結合斗爭實際分析了黨中央強調的在統一戰線內部如何保持黨的獨立性、如何掌握抗戰領導權等一些原則性問題，要求分散在南方的各游擊部隊，必須嚴格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努力爭取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同時要在堅持統一戰線內部保持黨的獨立性等原則的前提下與國民黨進行合作談判。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第一時間響應，率先改名為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8月8日，項英、陳毅在大余縣召開贛粵邊區黨的干部會議，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會后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名義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宣言，不斷推動各游擊區和游擊隊的工作重心迅速轉向抗日救國。

（二）中央分局努力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關文件精神

1937年9月24日，中央分局在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當局前期對接溝通后，項英和陳毅等領導人主動前往南昌，與其准備進行關於合作問題的正式談判。在抵達南昌后，項英才重新獲得使用電台的機會，他首先致電當時在南京與國民黨政府聯絡的葉劍英，告知中央分局和留守紅軍部隊的現狀，同時並請他轉報毛澤東。自此，中央分局才正式恢復與中共中央中斷長達兩年半之久的聯系。在南昌期間，項英還看到《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告全黨同志書》。項英等人從中捕捉領會到黨中央的精神。正是依據這些文件精神，項英和陳毅等人在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代表的談判中取得了成功，同時雙方就一些合作的基本問題形成初步協議。這兩份文件也為之后中央分局領導推動贛粵邊等地區的國共合作，以及贛粵邊地區各游擊部隊與國民黨當地黨政軍的談判和改編等具體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還有力地指導了當時分散在南方各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與當地國民黨當局如何對接談判改編工作。

9月27日，項英在南昌發表演說。他在講演中強烈呼吁：全國民眾的精誠團結是取得抗戰最終勝利的基礎，也隻有全國民眾保持精誠團結，才能夠最終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所以全國民眾一定要精誠團結，一定要相信抗日戰爭必定取得最終的勝利。

9月29日，項英和陳毅回到了贛粵邊游擊區，以中央分局的名義公開發布《告南方游擊隊的公開信》。公開信主要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根據當時南方游擊隊在各方面不夠規整的實際情況，決定把分散在南方各游擊區的游擊隊聚集起來，統一集中改編為抗日救國人民武裝部隊，爭取像八路軍一樣有自己的統一番號，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救國救民而勇赴前線。隨后，他們以中央分局的名義召集了贛粵邊特委以及各游擊區主要負責人的專題會議，會議傳達並學習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同時還研究交流了如何對贛粵邊的紅軍部隊和地方游擊隊進行統一改編等相關議題。根據討論情況，大會決定要深入到各游擊區向廣大指戰員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指示精神，要求想方設法廣泛聯絡所有零散的游擊隊，一起下山進行統一改編。

（三）恢復聯系后中共中央對中央分局和南方各游擊區作出重要指示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在綜合各方面掌握到的關於南方各游擊區的情況后，於10月1日發出《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方針的指示》。指示強調“南方各游擊區，是今后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必須十分重視南方各游擊區﹔同時還必須揭穿並挫敗“國民黨企圖拔去這些戰略支點”的陰謀﹔此外，中央專門強調要在“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等重大問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560、561頁。】10月30日，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關於南方各地游擊隊整編原則的指示》，要求南方各游擊區按比例改編各路游擊隊，其中五分之一建成以葉挺為軍長的軍隊。【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頁。】可見，黨中央非常關心和重視南方各游擊區的改編等各項工作，通過制定具體的符合實際的詳細策略和具體政策，為保証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勝利結束奠定了堅實基礎。

總的來說，項英、陳毅領導的中央分局在失去同中央的聯系后依然心向黨中央，努力通過各種渠道，學習貫徹中央精神，用以指導南方各游擊區的實際工作。在積極恢復聯系后，更是認真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1937年冬，項英根據中央指示奉命去延安作系統匯報，同時請示了如何集中改編南方各紅軍游擊隊等具體問題，12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專題報告，對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全過程以及戰爭中的經驗和教訓作了總結，並對自己的一些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

三、中共中央高度贊揚項英、陳毅等中央分局主要領導和留守將士的卓著功勛，充分肯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偉大歷史意義

（一）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

中央分局領導指揮的分布在南方八省15個地區間的紅軍和游擊隊，在生存條件極端困難、戰爭環境極其險惡的條件下，浴血堅持了長達三年的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隊的機動力量，在戰略上有力支持並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等各項重大軍事行動，勝利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戰略任務。頑強堅持存續下來分布在南方各省的游擊根據地，也隨之成為全民族抗戰中的重要戰略支點。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贊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以及南方八省的各游擊區，“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頁。】。

（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為黨和紅軍培養了一批卓越的軍事將領和骨干力量

開展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部隊，是在異常殘酷的反“清剿”中頑強存續並鍛煉出來的一支極其英勇堅毅的人民武裝力量，這支在浴血奮戰中保存下來的不怕犧牲、勇敢頑強的英雄隊伍，成為日后集中統一改編為新四軍並參加抗日戰爭的一支鐵血勁旅。同時，通過血與火的洗禮錘煉並培養出一大批卓越的軍事將領，以及一大批驍勇善戰的優秀紅軍指戰員，為此后新四軍這支英雄部隊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干部隊伍基礎。

（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黨員干部和廣大將士身上的革命主義精神成為全黨全軍的學習模范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相關問題，作出了《對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決議》。該決議高度地評價了中央分局和留守紅軍部隊，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重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部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決議在高度肯定項英等人的卓著功勛的同時，號召全黨向他們學習，提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斗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403頁。】

綜而述之，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隔著時空實現了有效互動，確保了戰爭的最終勝利，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也成為紅軍革命戰爭史上的“南天一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廣大紅軍將士以百折不回的英雄氣概、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壓倒一切的必勝信心，不怕犧牲，浴血奮戰，堅持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三年血戰，有力支持並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軍事戰略行動，頑強地堅持到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實現，並發展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一支勁旅，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

（本文作者：牟蕾，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貴州貴陽550025﹔黃偉，貴陽中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貴州貴陽550001）

（責任編輯：劉志輝）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