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35年中共對“人民”概念的認知與定位

作者:侯竹青    發布時間:2018-07-19   
分享到 :

1921—1935年中共對“人民”概念的認知與定位

侯竹青

 

[摘要]“人民”一詞是一個具有復雜內涵的政治概念。建黨初期,中共對“人民”“國民”兩概念的使用並沒有明顯的側重。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展,革命形勢的高漲,“人民”因克服了“國民”這一概念的污名化與模糊性,又符合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所以逐漸取代了“國民”,成為中共的主流話語。大革命失敗后一段時間,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經包含資產階級,對其使用頻率一度大為降低,並試圖以“群眾”“民眾”“工農”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當時中共革命政策的轉變和對“人民”內涵建構的不足。隨著民族危機的上升,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后,中共統一戰線政策逐漸轉變,“人民”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話語體系中。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人民”概念﹔“國民”概念﹔“群眾”概念

 

“人民”這一概念,廣泛深入地滲透在中國現代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方方面面,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思想概念之一。從概念史角度對“人民”一詞進行研究,學界已有初步成果,但多是簡單梳理該詞的內涵演變,尚有諸多問題可供探討。【如樂榮勝的《“人民群眾”概念的再探》(《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萬齊洲、馮天瑜的《“人民”詞義的變遷——政治術語“人民”之歷史文化考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等等。這些成果對中共的“人民”概念如何被塑造出來以及如何被定位等問題均未涉及。】一個概念體系或思想體系的發展變化有其自身規律。以1935年為節點,在此之前,“人民”概念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經歷了與“國民”概念並用,到逐漸超越“國民”概念成為主流,再到幾乎被“群眾”等概念替代的過程。隨著民族危機的上升,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后,中共統一戰線政策逐步轉變,“人民”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話語體系中。本文僅就1921—1935年中共對“人民”概念的初步認知和定位演變過程作一探討。

一、“人民”概念的近代語義

“人民”一詞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禮》中就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的說法。這裡的“人民”一詞指的是與“君主、群臣百官”相對應的群體,表達的不僅是一種社會身份,而且是一種臣民觀念,具有中國古代傳統政治話語的特征。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想的涌入,固有的臣民觀念受到沖擊,“人民”一詞也被賦予了新義。梁啟超在解說國家的起源及其本質時引用盧梭的觀點說:“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結約,以眾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眾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頁。】顯然,清末民初的“人民”概念內涵及其意義發生了轉變,其指涉的已不再是任人支配的群體,而是擁有發表意見、參與政治等社會權利的新主體。

任何詞語,都要置於一定話語體系中才能明晰界定。“人民”概念語義的演變,是與這個概念相關詞匯的使用相聯系的。在近代中國的漢語詞匯中,與“人民”一詞最具關聯性的用語主要是“國民”一詞。二者雖有區別,但時常混用。時人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國民”即是“有權利,有責任(即義務),有自由、平等、獨立之精神的人民,換言之,就是有國家觀念的人民”【《說國民》,《國民報》第2期,1903年6月。】。陳獨秀在強調國家主權時就表述為“全國國民所共有”【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梁啟超在談及近代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時使用的則是“人民”【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啟超選集》,第271頁。】。孫中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時也多用“人民”一詞。

近代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沖撞,使得“人民”與“國民”這兩個概念在使用上逐漸出現了差異。“國民”一詞在辛亥革命前由日本傳入中國,但日本思想家在吸納西方政治理論並構建自己國家的政治理論時,對“人民”和“國民”二者的聯系和區別的明確界定,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直到1894年“國民”一詞才佔據主流,而“人民”一詞則相對少用。其中原因之一大概與“人民”常常被誤解為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不便表達和傳播現代國家建構這個時代要求有關。【參見郭台輝:《中日的“國民”語義與國家構建——從明治維新到辛亥革命》,《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其實,中國當時也面臨著現代國家建構的問題,所以“國民”一詞被引入現代漢語后,合於國人的心理期待,很快得以流行。但近代中國的國情與日本不同,中國在引入“國民”一詞的同時,仍然使用日本不常用的“人民”一詞。這種概念移植反映出時人對中國社會變革方向的思考。隨著中國政治實踐和時局的發展,“人民”一詞開始成為近現代政治話語中不能忽視的用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后,“人民”一詞被逐漸納入階級分析的維度之中。1919年李大釗在《宰豬場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詞,已不再是指全體國民,而是指與統治者相對立的群體。他說:“我們的政治,是宰豬場式的政治,把我們人民當作豬宰,拿我們的血肉骨頭,喂飽了那些文武豺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頁。】話語中“豬”與“豺狼”的隱喻構成了對立,以“豺狼”來形容統治者,將其作為“人民”的對立面來描述,“人民”概念極具階級對立的意蘊。這種“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影響。

二、1921—1927年中共對“人民”概念的認知

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論中,選擇使用“人民”概念與選擇使用“國民”概念,並不是一種隨意性的價值取舍,它的選定是與中共面對的政治局勢及其理論需求相關聯的。這兩個概念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論家的思想理論中的位置,因政治局勢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一)中共對“人民”“國民”概念使用頻率的變化

“人民”“國民”兩個概念的使用頻率變化中可以看出,“人民”逐漸超越“國民”,成為中共的主流話語。1924年1月的《北京代表李大釗意見書》一文在對中國社會主體的表達時,前后4次使用“國民”一詞,“人民”一詞卻不見使用。【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頁。本文的“國民”指的是單獨使用,不包括由“國民”一詞形成的概念,如“國民革命”“國民黨”等。】但1924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中使用“人民”的頻率則達16次,“國民”一詞僅為6次。【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109頁。】這種使用情況表明這兩個詞的地位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發生了變化。這種狀況在共產黨人的理論著作中也有反映。李大釗自1924年7月之后,僅在1925年1月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后之國民運動》一文中使用過一次“國民”。【參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頁。】陳獨秀最初對“國民”與“人民”並無偏重。根據對《陳獨秀著作選編》的初步統計,1919年“國民”和“人民”分別出現50和45次﹔1923為24和25次,幾乎平分秋色。【參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1919—1922)》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從1925年9月之后,“國民”幾不見痕跡。相形之下,“人民”一詞在使用上則佔了上風,如到該年12月止,“人民”一詞使用了近10次。瞿秋白開始亦認為“凡屬於一國家的人總稱為人民,或‘國民’”【《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頁。】,可見二詞並無差別。在瞿秋白的政治理論著述中,“國民”一詞始用於1919年,止用於1926年2月5日,使用時間較長﹔但與“人民”相比,“國民”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尤其在國共合作后。例如,1925年4月—1926年2月,“國民”共出現了16次,而“人民”僅在《國民應為國民會議而戰!——張吳聯合攻國民軍之政局與民眾》一篇文章中即出現了28次。【參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頁。】蔡和森在文章中表述指代時,似乎更喜歡使用“人民”一詞,除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對“國民”一詞使用較多外,其他時期該詞幾不見蹤影。【參見《蔡和森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惲代英也是如此,在其理論著作裡,最初對兩個詞語的使用沒有偏重,如同是1923年5月的文章,《學生與民權運動》一文中“國民”達40多次,“人民”為0次﹔《收拾時局的一個提議》中則“人民”為8次,“國民”為0次。【參見《惲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70、75—81頁。】但是從1924年11月29日的《為“國民會議”奮斗》一文后,惲代英對“國民”一詞的使用率大為降低,僅有兩篇涉及。【參見《惲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179、258—262頁。】

(二)“人民”概念逐漸取代“國民”概念的原因

就個人而言,共產黨人最初對“國民”和“人民”二詞的偏好和使用程度不同,但最終他們都逐漸選擇了“人民”一詞。造成這樣的結果有相應的現實和理論原因。

第一,基於對不同社會群體在中國革命中實際作用的分析,中共對“國民”概念指涉對象的認同發生了變化。“國民”的勃興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有關,但是這種制度在中國卻發生了變異,不僅沒有使中華民族得以復興,反而引發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大大小小的軍閥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軍閥之間的傾軋和混戰成為常態,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種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與國民政治素養不足分不開。陳獨秀曾哀嘆道:“一般國民不曾一天有明了正確意識的活動”,“國民和政治,隔離得千百丈遠”,“不但鄉下的農民老百姓,不敢做聲,就是咶咶叫的名流、紳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國民的資格,降作第三者來調和政局”。【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1919—1922)》第2卷,第64頁。】1924年中共的一份宣言更是這樣指出:“短視而又懶惰的國民,總喜歡在國民革命以外,費盡氣力試用各種藥不對症的方法。”【《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109頁。】從對“國民”一詞的修飾語看,“國民”概念已不再有往昔正面光輝的形象。

同時,“國民”一詞作為從日本引入的一個包含全民性意義的概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的革命要求”,但容易模糊統治階層與被壓迫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不同立場。【參見李翔:《“國民革命”概念演變考論——以1897—1927年為中心》,《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正如陳獨秀指出的:“各國內隻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喜歡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1919—1922)》第2卷,第258頁。】大革命后期,隨著兩黨關系的逐漸破裂,以“國民代表”自稱的國民黨逐漸背叛了工農的利益,成為特權階級的代表,從而使“國民”的實質也發生了變化。正如毛澤東后來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這個國體問題……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頁。】這正是“國民”概念逐漸退出中共政治理論的主要原因。

第二,“人民”一詞是馬列主義理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方面強調資產階級所宣稱的“人民”“人民主權”概念往往沒有明確的階級定位和發展方向,甚至成為其統治的合法外衣,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另一方面又強調由於“人民”一詞在近代政治秩序建構中的重要地位,應當建立起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人民”概念。這種思想直接影響到列寧對“人民”概念的理解。他指出“人民”是“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頁。】。馬列主義對“人民”概念的雙重闡述,也影響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觀察。李大釗在抨擊西方資產階級濫用“人民”一詞時說:“他們所用的‘人民’這一語,很是曖昧,很是含混。他們正利用這曖昧和含混把半數的婦女排出於人民以外,並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於人民之外,而卻僭用‘人民’的名義以欺人。”【《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6—397頁。】這顯然並不是指“人民”概念本身就是“曖昧和含混”,而是指“人民”概念被盜用的情景。因此,中共早期思想理論中並不拒絕使用“人民”一詞,但是拋棄了其含糊性並利用階級分析理論對其作了重新解釋,以符合黨的政治發展需要。

(三)中共對“人民”概念內涵的初步認知和建構

中共對“人民”內涵的認知經歷了由隱到顯、逐漸明確的過程。中共在一大時尚未提及“人民”一詞,但時隔不到一年,“人民”概念就被納入中共話語的表達之中。1922年6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就稱:“中國曾行過幾次舊式的反抗,反抗失敗的結果,人民一方面因外來的政治力經濟力強迫的痛苦,一方面發現了舊政治的腐敗與缺點,漸漸覺悟非改良政治組織不足以抵抗外力,於是戊戌變法運動、君主立憲運動、辛亥革命運動漸次發生,這便是人民對於政治上的感覺力與組織力,漸次發展的明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頁。】在中共的早期政治思想中,“人民”這個概念內涵的最重要特點,是將資產階級納入其中。中共二大上明確劃分了“人民”范疇的邊界:“各種事實証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132頁。】。中共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艱巨革命任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雖然中共在一大決議時提出了“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6頁。】,但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又強調要與其他黨派共同行動,以反對共同的敵人【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頁。】。因此,中共不久后才有可能推動以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進行國共合作,並且在政治策略上沒有將資產階級排斥於革命大門之外,而將其視為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的“人民”范疇,是一種可以聯合的必要的政治力量。

可以說,中共在建立初期,根據政治時局的特點,對“人民”概念內涵的認知、選擇和定位,是與其對革命力量和革命策略的考慮分不開的。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共對“人民”概念內涵的認識也不能不發生變化。

三、1927—1935年中共對“人民”概念的認知變化

盡管“人民”一詞在中共早期已成為分析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大革命失敗后,這個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頻率卻開始降低。這意味著中共在理論構建中對“人民”這個詞重視程度的降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中共的革命政策改變之前。

(一)1927年后中共使用“人民”一詞的頻率大為降低

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所載文獻為例統計,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之間,文獻中“人民”一詞共出現了199次。其中,復合名詞如“人民革命軍”中的“人民”有145次﹔轉述國民黨原話的“人民”有7次﹔1927年10月之前一些中共地方黨組織仍繼續使用“人民”一詞的有10次。除去這些,中共7年內單獨使用“人民”一詞總計僅37次,不及第一次國共合作已經出現裂縫的1926年,在這一年中共使用“人民”一詞達71次。“人民”在中共理論中地位的變化在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張中也有反映。1926年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文中“人民”出現了27次【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64頁。】,而在1932年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文沒有使用“人民”一詞。這在共產黨人的個人表述中同樣有體現。惲代英在大革命失敗后,除了轉述《中英條約》的內容時用到“人民”一詞外,隻在《算一算國民黨的賬》一文中有關於“人民”的表述。【參見《惲代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頁。】他用來指代時多以民眾、工農、工農兵或群眾來表達,如《閩西蘇維埃的過去與將來》一文中建議將“代表會議或鄉村群眾會議”建設成最高權力機關。【參見《惲代英全集》第9卷,第301頁。】喜歡用“人民”一詞的蔡和森在大革命失敗后也將其棄之不用,代之以“民眾”“群眾”來表述。張聞天在1935年12月之前也多用“民眾”“群眾”。【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文集》(一)(二),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

(二)這一時期中共較少使用“人民”這一概念的原因

中共對“人民”這一概念使用頻率的急劇降低,顯然存在共同原因。

第一,這與中共對蘇維埃模式的堅持有關。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號,同時在中國廣泛推行蘇維埃革命模式。但是,簡單機械地比照蘇俄革命的程序與經驗來認知乃至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其中之一是分不清在社會各階層中,哪些是革命的對象,哪些是革命的聯合和統戰對象,哪些是敵,哪些是友,哪些是可以爭取的中間勢力。中共六大認為: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其實就是工農革命﹔蘇維埃革命的動力,隻有工人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不僅是敵人,而且還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頁。】。對蘇維埃形式的堅持,直接影響中共的實際策略和實踐活動。如為適應當時實際斗爭的需要,留守中央曾提出了“召開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的口號,這受到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嚴厲批評。瞿秋白甚至認為,這些口號是否定和取消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作者注)的口號,是右傾。【參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可以說,中共對蘇維埃模式的堅持導致了“人民”一詞使用率的降低。

第二,更深層次原因是當時中共對“人民”的理論建構不足。近代以來,在許多政治理論中,都把執政者手中的權力的來源歸為“人民”。當時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相對於舊民主主義革命,在領導階級和指導思想等方面不同,但其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際上就避不開“人民”一詞。即使為了與國民黨話語體系相區別、與自身政策改變相適應,中共也可採用文字處理的方式來保持對“人民”的使用。但這一時期中共較少使用“人民”一詞,其深層原因可能與當時中共缺乏對“人民”理論的重新建構有關。大革命時期,“人民”是指由不同階級構成的社會群體,但隨著中國革命實踐和中共對階級分析理論認識的發展,中共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國共兩黨的政治分合,可以作為考察中共思想理論中“人民”這一概念之變化的窗口。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出於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中共對資產階級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寄予了一定的革命期望。但隨著國共兩黨矛盾的加深,政治沖突在所難免。為了從理論上給全黨以思想指導,1924年5月,中共根據國民黨人的政治立場、態度和行為,將其分為左、中、右三派。在中共的理論論述中,原本包括在“人民”范疇內的國民黨,開始出現了左、中、右分化,甚至一部分已經離“敵人”不遠了。【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196—197頁。】此后,隨著國共之間的沖突愈加激烈,特別是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此前被中共視為“左派”的汪精衛集團也叛變了革命,原來屬於“人民”重要構成部分的資產階級,從“同盟”變為了“敵人”。那麼,如何對待原來意義上的“人民”一詞?畢竟,在國共合作時期,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使用“人民”一詞的(如大革命時期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羅亦農建議提出“人民自治!”的口號【參見《羅亦農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頁。】),在革命政策改變和打出中共自己的工農旗幟后,“人民”一詞是繼續使用,還是廢棄?對於革命理論建構尚未健全的中共而言,成為了一個棘手的重大理論問題。

(三)中共以其他概念替代“人民”的嘗試

在大革命失敗、中共政策改變的情況下,如果繼續使用“人民”一詞,中共必須建構出符合自身政治原則的“人民”概念,並以此區別於其他政治勢力對“人民”概念的濫用,否則會給自身的思想理論帶來混亂。如針對早期地方武裝暴動后的政權建設,中共中央曾於1927年10月28日指示北方局說:“暴動后的政權絕不是人民代表會,而是在鄉村‘一切政權交農會’,在城市‘一切政權交工農兵士和窮苦民眾的代表會議——工農兵蘇維埃’。”【《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頁。】這裡回避“人民代表會”或其他“人民”“民”的構成詞,而直接使用“工農兵士”等替代,應該是與“人民”“民”這些用語的涵義含糊不清有關,而中共此時又尚未對其進行符合要求的理論建構,所以這段時間中共甚少使用“人民”一詞,即使偶有使用,其概念內涵亦已發生了轉換。如毛澤東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說:“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頁。】結合當時的語境(如蘇維埃憲法規定:“蘇維埃全政權屬於工農兵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者反革命分子沒有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權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47頁。】),毛澤東所說的“人民”指的即是工農兵。瞿秋白在表述指代時則加上限定詞,如“勞動人民”“下等人民”【《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259頁。】,實際上指的也是工農兵。因而,這一時間段內,中共更常用的是可明確身份和地位的“工人”“農民”“士兵”或合成詞“工農”“工農兵”之類的詞語來表述“人民”所指。

然而,僅僅使用諸如“工農”“工農兵”等用語,雖能確切表達出中共的性質和立場,但也造成一些理論難題。一方面,中共打出了排斥資產階級參與的工農革命口號,但當時對中國革命的定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差距,給當時的革命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瞿秋白對二者關系的解釋即反映了這一點:“有些同志在宣傳上聽到‘資產階級’四字總不高興,故提議改為工農兵民權革命,或工農民權革命。我已說過,不反對鼓動時改名,但在宣傳上不欺騙群眾,應該向工農耐性的解釋,應當把馬克思、列寧幾十年奮斗得到的經驗應用。雖然一時不懂,但終久須懂得,不僅知識分子懂得放在口袋裡就算了,應使工農群眾都懂得:何以現在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第567—568頁。】另一方面,容易把一些無政治立場或處於觀望中的民眾排斥在革命陣營之外,不利於中共的革命事業發展。“工農”“工農兵”從字面意思上是不包括小資產階級的,為了爭取這部分人,瞿秋白就曾解釋說:“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是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城市貧民應當包括工匠手工業者及一般非剝削者的小資產階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第98頁。】因此,抗戰時期,針對黨內外有人對土地革命時期“工農”等概念用法提出的質疑,中共解釋說:“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既然退出了革命……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力便隻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地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頁。】這反証了“工農”這類詞語的局限性。因而,中共試圖找出一個能夠替代“人民”的詞語。在這個時期中共的正式文件中,與“人民”處於同一語義場的相關詞匯“民眾”“群眾”等用語的使用頻率大為增加。如1932年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一文中,使用了75次“民眾”、10次“群眾”,“人民”一詞則一次都沒有使用。【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在涉及法律規則的表達時,中共的正式文件一律用“民眾”一詞,如保障民眾的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等自由【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08頁。】(同樣的內容大革命時期和延安時期則用“人民”一詞,如“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罷工之絕對自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第7頁。】,“保証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頁。】)。可見,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一段時期內,中共在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少用乃至不用“人民”一詞,是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慮的。這就表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緊要關頭,中共曾嘗試放棄某些理論用語,並且試圖使用替代性概念以滿足革命理論構建的需要。

(四)1935年后“人民”概念在中共話語中的回歸

不過,“人民”這一概念雖然一度在中共話語中很少出現,但並未被徹底放棄,而是逐步回到中共話語中,並最終成為中共政治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

1935年7、8月間,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報告中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斗爭。受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新策略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所贊同的法國人民陣線政策的影響,以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為基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使用了“人民”這個術語。【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8頁。】“人民”一詞又開始頻現於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僅《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人民”即出現了19次。【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3—351頁。】從其后日益增多的使用頻率來看,這個概念逐漸成為建構中共革命理論的關鍵性概念。

華北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不斷加深,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日益高漲。根據中國政治局勢、社會矛盾的變化及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這個政策的主導下,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中共開始重新考慮“人民”一詞的作用,並再次啟用這一概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但是,中共並非簡單地重拾“人民”一詞,而是通過調整構成標准對其內涵進行了重新建構。毛澤東在當月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在解答為什麼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時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雖然這個意義在原來的口號裡就包括著,但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66頁。】他還提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564頁。】可見,與此前相比,“人民”概念的內涵發生了擴大,民族資產階級等一切願意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人,都被納入到了“人民”的范圍內。能否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成為民族利益的捍衛者、維護者,開始成為中共話語中“人民”概念之內涵的界定標准。

結語

“人民”一詞是一個具有復雜內涵的政治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共將其納入了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范疇。“人民”一詞逐漸上升為中共的重要理論概念。但是,大革命失敗后,“人民”在中共政治理論中地位下降,甚至有被同義詞“群眾”“民眾”等取而代之之勢。即使中共偶爾使用“人民”一詞,其內涵幾和“工農兵”等同。這種現象與大革命時期以及后來的延安時期大量使用“人民”一詞大不相同。其深層原因,與中共在形勢變化下對“人民”理論的建構不足有關。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后,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發生改變。此后,中共不但重新啟用“人民”這一概念,而且對成為“人民”的標准進行了新的建構。

1921—1935年“人民”概念的內涵和其在中共政治理論中地位的變化,既反映了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建構所作的努力,也反映了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和中共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本文作者:侯竹青,福建省委黨校副教授,福建福州350001)

(責任編輯:趙叢浩)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