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九一八”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是“九一八”抗戰的中流砥柱

張潔

編者按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必須堅持正確歷史觀、加強規劃和力量整合、加強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強輿論宣傳工作，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在“九一八”事變爆發87周年之際，本版刊登三篇相關研究成果，以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回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進程，記述中國抗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重大貢獻，以期更好激勵人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但長期以來該論斷主要基於“8年抗戰”體系而非“14年抗戰”體系。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貫穿“14年抗戰”始終。在國民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九一八”抗戰的首倡者、組織者和主導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寫：“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

發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點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滿洲省委“九一八”事變當夜起草並經第二天緊急會議討論后發表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簡稱《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採取的行動”，“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隻有工農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驅出中國”，等等。《9·19宣言》是中國14年抗戰開始的“法理依據”，表明中國共產黨正以卓有戰略、政略的遠見引領抗戰方向。

以往眾多論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著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應該說，兩篇宣言都屬於“特別突出、引人注目”並可以“作為大的歷史運動坐標”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裡程碑意義，其意義，一在於該宣言起草於“九一八”事變當夜，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時間就果斷站在了抗戰起點上﹔二在於該宣言的發表恰與9月19日張貼於沈陽街頭的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布告針鋒相對，使更多人在驟然降臨的國難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質﹔三在於該宣言初步奠定“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的理論雛形。《9·19宣言》吹響了民族抗戰的號角，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從此發端。

1932年4月15日，成立還不到半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這意味著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長與成熟，已成為中國和世界范圍內率先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政黨先鋒。解讀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國抗戰視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視角。“九一八”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運籌帷幄”的遠見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認識。

堅持武裝抗戰：中流砥柱的核心

日本發動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擊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戰伊始，中國共產黨就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確指出。組織自己的軍隊，堅持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強力依托，也是核心內容。

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抗戰，必然首提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抗聯）。抗聯不僅開始最早，而且戰斗時間最長，為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東北抗日聯軍史》寫道：“自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東北抗日聯軍開展的抗日游擊戰爭長達14年。”《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也寫道：東北抗日聯軍“獨立堅持游擊戰爭14年之久，直至全國抗戰的最后勝利”。著名抗聯將領馮仲雲早在1946年即完成《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奮斗簡史》。

提起抗聯成立時間，最普遍的回答就是1936年。那又如何理解東北抗聯斗爭歷程為14年呢？從根本上講這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與東北義勇軍的關系問題。筆者認為：其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抗戰從一開始就是抗日聯軍的性質，不僅東北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東北義勇軍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據地方史專家李明最新考証，最早率眾抗戰的杰出義勇軍將領高鵬振就是早期中共黨員，這一論斷不僅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抗日義勇軍的領導地位，而且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也發端於“九一八”之夜。其二，中國共產黨黨史文獻中常見“義勇軍”和“抗聯”通用或並用的表述，証明在當時中共中央看來，“義勇軍”和“抗聯”本質上相通。而且，“東北抗日聯軍總指揮部”於1934年就已誕生，沒有東北抗日聯軍，何來總指揮部？其三，1936年2月，《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發表，其主要意義不在於抗聯始建，而在於建制和組織上更加成熟。

抗聯在“九一八”抗戰中取得關門山大捷等無數戰績，為牽制和消滅日軍作出了突出貢獻。抗聯的武裝斗爭也為統一戰線、游擊戰、持久戰、根據地建設、民主政權建設等思想理論提供了“試驗田”。沒有武裝斗爭實踐為基礎，抗戰理論無從得到發展。“九一八”抗戰筑起了血肉長城，也提供了系列理論源泉。

推動統一戰線：中流砥柱的紐帶

中國共產黨最早倡導並始終高舉團結大旗，踐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思想，兩條統一戰線並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戰，另一方面推動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如同強大的紐帶，把正義之師擰成一股繩，從而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地位。

“九一八”抗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發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共產黨“率先在東北嘗試運用抗日聯合戰線的策略開展抗日斗爭，使遼闊的白山黑水成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直接對日作戰的第一個戰場”。1931年9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共青團滿洲省委聯合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佔領滿洲告全滿洲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主旨在於呼吁團結抗戰。周恩來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紅旗周報》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是要動員廣泛的民眾來參加，而且要長期支持這一運動，才能取得最后勝利。”1933年初，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明確提出在東北組織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從抗戰伊始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國難，東北戰場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在淞滬、察哈爾等戰場與國民黨軍隊積極配合，推動聯合抗日，直至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歷經碰撞與協調，最終實現合作抗戰。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實踐也都源於“九一八”抗戰。近年，沈陽“九君子”和被譽為“沈陽拉貝”的國際友人聯合以TRUTH（“九一八”事變后，“九君子”充分利用國聯調查的有利時機，針對國聯調查對實証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偽當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編輯成名為TRUTH的鐵証）為利器推動國聯仲裁的歷史廣為傳播。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場國際性民間抗戰外交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和促成的。因為“九君子”中除了共產黨員，就是和共產黨員有密切關系的社會名流﹔醫學教授劉仲明是負責TRUTH匯編的“集大成者”，然而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更尊重共產黨員鞏天民的意見﹔從TRUTH的匯編到協調國際友人保管和遞交，中共滿洲省委以及共產黨員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積極配合。看似民間自發的國際聯合，實質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抗戰外交的重要舉措。其后，中國共產黨的國際統戰思想不斷通過美國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等人傳遞給全世界。當時中國共產黨雖不是執政黨，但自抗戰伊始就深深懂得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人民發展合作關系。東北抗聯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國際統戰思想在軍事上的延伸。

凝聚抗戰精神：中流砥柱的靈魂

中國抗日戰爭既是中日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更是國家意志和精神的較量。中華民族在近代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渙散，因此重鑄民族精神是實現國家獨立與復興的前提。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促使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這種團結和覺悟始於“九一八”抗戰，中國共產黨把“血肉筑長城”精神鑄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號，並傳承至今。

《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向前進、萬眾一心筑長城的英雄氣概。這首歌由共產黨員田漢和聶耳共同寫就。歌曲誕生后，迅速成為鼓舞和凝聚中國抗戰的精神支柱。中國人民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認定中國共產黨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從而自願選擇和接受黨的領導。抗戰精神的強力凝聚“使中國現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歸，歷史再次証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九一八”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軍事、組織和精神等方面實現了全方位歷史性發展，中流砥柱意義實至名歸。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總結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

（作者：張潔，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TRUTH史料研究”首席專家、遼寧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