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澳門救亡團體
抗戰時期的澳門救亡團體
趙佳佳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澳門民眾成立了數量眾多的救亡團體，由於澳門當局的限制性政策，許多救亡團體隻能以“救災”“賑難”的名義從事活動。但這並不影響這些團體的救亡實質，也不影響救亡團體在抗戰中作用的發揮。綜合來看，澳門救亡團體在抗戰宣傳、物資募集、避澳難民救助以及戰地服務甚至武裝斗爭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抗日戰爭﹔澳門﹔救亡團體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重大貢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SWU1709659、15BDJ042）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雖有諸多愛國將士殊死抵抗，數月之內東北還是淪於敵手。其時，日本亡我中華之心已然若揭。七七事變更是把戰火推向全中國。面對前所未有的民族危難，愛國中華兒女同仇敵愾、攜手抗敵，譜寫出一曲曲感天動地的人間壯歌。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斗，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頁。】這一時期，澳門因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下奉行所謂“中立”政策僥幸躲過戰火，然而澳門同胞並未忘卻祖國災難，在愛國傳統和緊迫時局的促動下，他們成立各種救亡團體通過各種辦法和途徑支援抗戰，使澳門這塊彈丸之地上出現了“轟轟烈烈、激動人心、影響深遠的抗日救亡運動”【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版，第139頁。】。
一、以救災為名：戰火催生救亡團體
抗戰期間，澳門成為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唯一沒有硝煙彌漫的城市，但國難當頭，身處異邦治下的澳門同胞並未忘卻“中原半落妖魅手”的祖國危難，他們通過成立各類團體賑難輸財，與祖國共進退，投身到偉大的抗戰洪流中。還在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剛傳至澳門之際，許多民眾和團體就進行宣傳報道，慷慨解囊捐助抗戰。宏漢小學校長鄭谷詒修書北寄，倡言“如募捐宣傳之事，自當盡力服務，以盡微勞”【《澳門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座談會》，《澳門日報》1991年9月19日。】﹔同善堂、鏡湖醫院等社團發起“賑濟兵災委員會”，以多種形式籌賑兵災，各界紛紛響應。但由於地處天南相隔甚遠，加上在澳門實施殖民統治的葡萄牙政府“中立”政策影響，彼時抗戰團體尚為數不多。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國事日蹙，特別是七七事變后，澳門同胞掀起了成立救亡團體支援抗戰的熱潮。當此之時，葡澳當局因不願得罪日本而謹守“中立”政策，雖允許澳門民眾以人道主義方式從事救助活動，但卻限制一切公開抗日活動及抗日團體成立。不得已，澳門愛國同胞隻能利用這一政策空隙成立許多以“救災”“賑災”等為名進行抗日活動的救亡團體。1937年7月下旬，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成立澳門各界救災會，這是抗戰期間澳門最大的救亡團體。8月中旬，匯聚澳門青年愛國力量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和中國婦女后援會澳門服務團相繼成立。9月，由共產黨員廖錦濤等倡議的澳門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鄒魯夫人梁定慧倡議的澳門婦女慰勞會（后改為澳門中華婦女會），以及澳門最早的新聞同業組織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誕生。其后，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也應時而生。1938年，又有花界救災會、革命同志抗敵后援會澳門分會、澳門救災難民兼管理糧食委員會等相繼成立。據統計，抗戰時期僅澳門本土新成立的各類救亡社團就不下30個。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和英美開戰並很快佔領香港。澳門周遭淪陷，海上交通斷絕，處在日軍嚴密控制下的澳門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在此背景下，不少救亡團體難以為繼，紛紛停止活動。然而即便在此時期，以澳門中華婦女會、鏡湖醫院為代表的愛國社團仍然苦心經營，堅持工作。同時，也正是在此時期，澳門因其“孤島”地位而在抗戰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成為抗戰物資的重要中轉站和情報搜集地，並在香港大營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澳門同胞的抗戰活動與整個抗戰歷史相始終。
二、行救亡之實：多種方式參與抗戰
日本的侵華戰爭激起了中華兒女的民族情感和報國熱忱，不分畛域、無論階級，沒有性別年齡之分、跨越民族職業界限，所有愛國者都參與到了這場關乎民族存續的偉大抗戰中。澳門同胞借助各類救亡團體“在漫天烽火的華南前方，用丹心和熱血譜寫了一段不可磨滅的愛國運動史燦爛篇章”【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139頁。】。
（一）救亡團體與抗戰物款募集
澳門民眾對抗戰的物資支持主要是通過各種救亡團體完成的。九一八事變后不久，澳門愛國商人范潔朋、李際唐等就發起成立了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強調“本會成立……一本精誠團結之心，貫徹長期抵抗之志，合作到底，始終弗渝，有厚望焉”【傅玉蘭主編《抗戰時期的澳門》，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1年版，第94-95頁。】，表明當時的愛國人士已經作好了長期捐輸的准備。七七事變后，如雨后春筍出現的各類救亡團體通過獻金運動、捐薪運動、義演義賣、競技比賽等形式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為抗戰募集了大量物資。由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組成的各界救災會通過長期捐薪及在戲院等公共場所設立捐款箱等形式籌集善款，支援抗戰，並連續舉辦獻金運動把民眾的抗戰熱情推向高潮。
如在“八一三”抗戰一周年之際，各界救災會響應國民政府號召舉辦“八一三”獻金運動，通過大力宣傳得到各界積極響應。“‘八一三’和其后一天，獻金人群從四面八方涌向商會獻金台，將預先貯好金飾和現款的封筒獻上，情況熱烈，場面感人。”【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148頁。】1939年“八一三”抗戰兩周年之際，各界救災會繼續舉辦獻金運動，這次獻金活動共印制獻金封筒2萬個，范圍遍及澳門全島和離島以及偏遠鄉村，原定兩天的獻金活動，因為參與人數太多，不得不延期一天，3天獻金活動共籌得款項10萬元。【參見陳昕、郭志坤：《澳門全記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頁。】此次活動范圍之廣令人矚目，就連一直以來被人斥為“身為下賤”的歌姬、舞女也投入其中，獻出大量項鏈、金飾，許多歌姬、舞女甚至將一連三晚的“出局”收入和陪酒所得悉數捐出，令人動容。為此，國民黨中央僑務委員會還特別發出嘉許函，贊其“同仇敵愾，踴躍捐輸，至足嘉佩”【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星光書店1990年版，第18頁。】。
相比於澳門各界救災會，澳門四界救災會參與人數更廣，活動更加多樣。四界即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和戲劇界。成立伊始，四屆救災會便全心投入抗戰救國工作中，通過各種活動籌得物款。總體來看，澳門四界救災會的籌募活動分為三類：一是義演和其他競技賽事。1937年四界救災會曾一連三晚舉辦乒乓球比賽，不僅澳門各界踴躍購票，也得到社會人士的捐贈，共籌得1490元。【參見呂志鵬：《抗戰時期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救亡運動》，暨南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第24頁。】有粵劇紅伶等參與的義演和唱曲大會，“人人都努力異常，同胞們也踴躍購買。增加一些收入，就可以多救一個災民，誰人不願意呢”【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第123頁。】。二是以售賣或服務等形式進行的各種募款活動。1939年9月，四界救災會組織發動了各行業參加的為期40天的義賣活動，參與商鋪達100多家，其中僅國貨小販的義賣就持續7天，共籌款5000余元。【參見呂志鵬：《抗戰時期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救亡運動》，暨南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第24頁。】三是各類獻金運動、捐輸運動和沿門勸捐活動。1939年澳門公教人員在四界救災會協助下舉辦年會，各校踴躍獻金，其中培正初級小學開展的“一仙（銅元）運動”一年共籌得國幣1550.13元。【參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港澳同胞與祖國抗日戰爭》，團結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頁。】
澳門中華婦女會在全面抗戰前期的物資籌集中也表現突出。1937年“雙十節”，澳門中華婦女會組織縫制棉衣運動，一個月就縫制棉衣110件，棉褲102件，棉背心501件，還縫制藥棉紗布285包，繃帶1185卷，三角救傷布530條，籌集舊衣物80包。【參見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386頁。】
除了直接發起籌集款物運動外，救亡團體還響應國民政府號召，動員澳門各界人士積極購買救國公債，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就是為此而專門成立的社團。同時，由於戰時需要多種多樣，各救亡社團還根據抗戰臨時需求進行對應性實物募集。救亡社團募集的大批物資被送到前線，不僅表達了澳門同胞的拳拳愛國之心，也鼓舞了抗戰將士的斗志，堅定了他們的必勝信念。
（二）救亡團體與避澳難民救助
“田園寥落干戈后，百姓流離道路中。”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戰事擴大，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多次移民潮和難民潮。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港澳成為避難地，由此形成澳門歷史上第一次難民潮。據統計，澳門1937年的總人口為164528人，難民的涌入使澳門人口總數激增到1939年的245194人。【參見黃啟明、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第3頁。】這部分難民中，包括廣東省政府組織遷澳的學生，其中1937-1938和1938-1939年度的遷澳學生數分別達到10011人和18004人。【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9頁。】面對如此規模的難民，澳門民眾不畏艱辛、廣泛動員，救助受難同胞，其中澳門救濟難民委員會、鏡湖醫院、澳門中華婦女會在救濟工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澳門濟難委員會除了進行常規救助，還在路環修建難民營，並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建成后主要將鏡湖醫院、蓮峰廟、觀音堂等處2000余難民遷至此處。【參見鐘子程：《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的難民救濟工作研究》，暨南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第17頁。】為使難民生活自立，濟難會在難民營推行以工代賑。如遷入灣仔蟹地后，濟難會動員難民修筑道路，挖掘水塘，並分配以斬柴、黏火柴盒、制鞋等工作，並以此為依據給付工資。【參見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第381-382頁。】
救濟難民是一項常規性長期性工作，由於臨時性難民救助團體並不具備長期救助能力，許多工作便由鏡湖醫院、同善堂等澳門本地慈善救助組織負責。鏡湖醫院是澳門華人於1871年創辦的慈善醫院，在澳門當地有重要影響。除收容難民外，鏡湖醫院還為難民提供醫療救助、無償棺木，以及設立難童所、施粥賑濟、送難民回鄉等服務。鏡湖醫院的施粥工作不僅規模大，而且時間久，如1940年中山縣二次陷落，大量難民流離澳門街頭，時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劉敘堂慷慨解囊，捐贈粟米及配料並由醫院代為煮粥，每天施粥1000份，為期5個月。【參見澳門醫院慈善會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版，第78頁。】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澳門成為“孤島”。由於日軍封鎖海上交通，澳門經濟異常困難，進入“風潮”時期，許多救亡團體無以為繼，自然解散，但仍有小部分堅持工作，這其中既有同善堂等長期從事慈善的組織，也有全面抗戰后成立的澳門中華婦女會等組織。同善堂發起捐贈雜糧運動，鏡湖醫院加強醫療救助和難童救濟，澳門中華婦女會從1941年到1945年，堅持設立平民粥場，新填海粥場到1944年6月底共計售粥1327600份，望廈粥場到1945年9月底共計售粥1332071份。【參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港澳同胞與祖國抗日戰爭》，第239頁。】除此之外，中華婦女會還參加了鏡湖醫院及同善堂的籌款工作，協助留澳貧苦難民歸鄉遣送會工作。澳門救亡團體對難民的救助不僅維持了難民的基本生存，也使飄零異鄉的他們感受到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
（三）救亡團體與抗戰宣傳
抗日戰爭使“澳門華人的民族自覺意識大為提高，同仇敵愾，掀起強大的社會救亡運動”【張曉輝：《抗戰前期澳門的經濟社會（1937-1941.12）》，《民國檔案》2003年第5期。】。在這場事關民族存續的偉大斗爭中，澳門同胞組建起一支宣傳大軍，在介紹抗戰形勢、宣傳抗戰思想、鼓舞抗戰斗志、提高抗戰意識等方面不遺余力，以澳門四界救災會和各類文化團體為代表的救亡社團在抗戰宣傳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
從宣傳方式看，救亡團體的宣傳活動包括間接宣傳和直接宣傳兩種。間接宣傳指的是各類救亡團體通過各種籌募活動所達到的激發民眾愛國熱情和抗戰信心的附帶效果。募集活動是抗戰宣傳的重要載體，可以說，救亡團體每進行一次物款募集活動就是一次成功的抗戰宣傳。直接宣傳指的是各類救亡團體通過書刊發行、張貼標語口號、戲劇演出、講演、歌詠等形式進行的專門宣傳工作。四界救災會成立之初雖以物資募集為主，同時也積極開展抗戰宣傳。1937年8月24日，剛剛成立的四界救災會便派出宣傳隊奔赴中山等地進行宣傳。他們“在這些地方張貼標語，講演和表演話劇，舉辦軍民聯歡會，備受當地駐軍的歡迎”。“當地民眾紛紛冒著微雨來看，備受鼓舞”。【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第19頁。】1937年9月5日，四界救災會在清平戲院舉辦游藝大會，演出《還我河山》《前進曲》《抗敵歌》《布袋隊》等歌曲戲劇，以“發人深省，令人與愛國之思”【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第120頁。】。
宣傳過程中，四界救災會注重總結經驗，通過幫助當地民眾治病、動員男女隊員幫助勞動、與民眾談心等方式深入群眾，使宣傳達到最大效果。“我們工作三個月后，已經相當完滿，把民眾組織起來了，隨之訓練兒童、婦女、青年、農民、保甲長。不久，自衛隊成立，在敵人進犯高明三洲時，他們出來武裝協助自衛團應戰，他們一群一群的到前線去慰勞，后來，終於把敵人擊退。”【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第19頁。】一些文化團體“以現實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創造主流”【鄭煒明：《“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門文學概論》，《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創作了大批優秀作品，對於喚醒民眾團結御侮起了重要作用。由澳門報界人士陳少偉、陸翼南等發起的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不僅發揮著與新聞同業加強聯系的作用，更是支持澳門同胞抗戰活動的重要宣傳輿論陣地。抗戰前期，以《朝陽日報》《大眾報》為代表的愛國主流報紙通過各種辦法，如定期出版澳門四界救災會的《救災特刊》，在七七、“八一三”、雙十等特殊紀念日發行專刊，邀請名人題詞等直接或間接報道抗戰活動，深受廣大愛國同胞歡迎。“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的文藝活動蓬勃一時。活動的中心主題，都與抗戰這一歷史使命有關。”【李鵬翥：《濠江文譚》，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澳門青年紛紛組建各種文藝社團進行抗日宣傳，激發民眾對於內地抗戰的支持。如藝峰文藝研究社創作了大量散文、詩歌、小說﹔由音樂愛好者組成的大眾歌詠團每周進行一次抗戰歌曲演唱，曲目包括《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救亡進行曲》等，通過教唱和解說歌詞的方式來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激發青年的愛國熱情﹔1942年成立的藝聯劇團排練了《明末遺恨》《生死戀》等劇目進行公演，並轉往內地進行巡回演出直到抗戰勝利。
（四）救亡團體與戰地服務和武裝斗爭
抗戰期間，澳門的救亡團體還組織有志青年返回內地直接投身對敵斗爭。他們主要從事群眾動員、戰地救護、戰區服務、慰勞抗日軍隊等工作，有些人還直接參與對日武裝斗爭並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組織澳門同胞回內地參加對敵斗爭的過程中，澳門四界救災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四界救災會專門下設工作委員會負責招收團員和集訓等工作。從1938年10月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回國服務團，到1940年6月，回國服務團共派出11個隊160余人到內地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服務團成員不避艱險、不怕犧牲，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廣泛尊重。
宣傳方面，服務團借用出版刊物，舉辦晚會、軍民聯歡會等形式，鼓舞抗戰士氣。服務團第三隊還舉辦了5所民眾夜校，在提升民眾文化素養的同時，覺醒其抗戰意識。該隊還通過民眾夜校幫助群眾解決大情小事，在民眾中影響很大，甚至連夫婦吵架都要服務團來解決。【參見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第19頁。】戰地救護和服務方面，服務團成員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硝煙彌漫的戰場，參與傷員救護和戰地服務。1939年2月11日，日軍轟炸沙坪鎮，炸死83人，炸傷88人。【參見章伯鋒、庄建平：《抗日戰爭·日軍暴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頁。】在鶴山的第二隊於日本軍機走后立即投入救護，從上午一直忙到下午6時，“經過這次救死扶傷，親身體驗了日寇對無辜平民慘無人道的血腥殘殺，激起了同志們的家仇國恨，也更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何山：《熱血丹心赤子情——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服務二隊在鶴山》，《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慰勞抗日將士方面，1938年2月，服務團第二隊發動當地民眾募捐慰勞，並在1939年元旦舉行“獻送募捐慰勞前方將士慰勞品典禮”活動。
除了參加戰地服務，許多團員還直接投身到武裝斗爭中，為國捐軀。1939年10月3日，日軍3000余人進攻觀瀾，為截斷日軍增援部隊，服務團成員梁捷等5名隊員主動承擔起炸毀觀瀾附近木橋的任務，不幸被日軍發現，在與日軍激戰中壯烈犧牲。1940年，已經加入廣州市區游擊第二支隊獨立一中隊的服務團第五隊成員侯取謙，在沙灣戰斗中為攻克日軍炮樓英勇殉國。
香港淪陷后，盡管澳門回國服務團和四界救災會因為澳門“風潮”被迫解散，但服務團的抗戰活動再次証明了澳門同胞與內地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成立服務團的四界救災會仍是“抗戰時期澳門愛國同胞和青年堅持民族大義、發揚堅毅不屈精神的愛國運動的主力和支柱”【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349頁。】。其他團體也進行了類似工作，如1938年5月，進攻中山縣的日軍被中國守軍擊退，消息傳至澳門，前鋒、曉鐘、綠光等劇團組織慰問團前去演出，並向當地民眾介紹防空知識和方法。除了到戰區進行服務外，以鏡湖醫院為代表的濟難組織還承擔了救治抗戰傷病員的工作，1938年4月曾收治抗戰傷員梁添，10月收治廣東游擊區第五支隊傷員蘇光，1939年10月醫治當時的國民黨中山縣黨部書記林卓夫等。
三、“風潮”下的困境：抗戰救亡團體的堅持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香港和澳門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僅存的不受戰火襲擊的安全港。此后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又為日軍佔領。由於葡日密約以及澳門自身戰略地位的下降，特別是澳門已處在日軍重圍中，是否佔領澳門已無關日本侵略中國宏旨，澳門從而僥幸躲過兵燹，成為戰時孤島。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到抗戰勝利，澳門進入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在此時期，澳門與外界海上交通中斷，對外貿易急劇下降，貿易額從順差轉為逆差，當地經濟凋敝，洋米洋貨等無法輸入，奸商趁機囤積居奇導致物價飛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大量難民的涌入對本已困難重重的澳門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據統計，1939年澳門本地大米的售價為0.08澳門元，到1945年則上升到2.7澳門元，增長約34倍﹔家用燃油從1939年的0.2元/公斤上升到3.2元/公斤，增長16倍。【參見呂志鵬：《抗戰時期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救亡運動》，暨南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第41頁。】1941年1月澳門進入抗戰以來第一輪糧食恐慌期，每月餓死人數高達1500以上【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第2639頁。】，整個“風潮”時期澳門有數萬人因病餓而死。
此種境遇下，澳門民眾雖有心繼續支持祖國抗戰，但因失去經濟支持致使不少抗戰救亡團體解散。再加上“風潮”時期的日軍特務頭子儼然成為澳門的掌控者，他們通過收買漢奸、刺殺抗日志士等手段對澳門進行嚴密控制，嚴禁中國人的抗日言行，救亡團體的活動空間被大大壓縮。如1942年4月由澳門和避難澳門的香港藝人成立的藝聯劇團，在成立半年后隻能轉戰內地巡回演出。除此之外，“風潮”前夕國內形勢的復雜化（汪偽政權的成立及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等）也對救亡團體的活動造成很大干擾。如共產黨員廖錦濤在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中被捕犧牲，使得四界救災會被迫停止許多活動，並最終於1941年冬天解散。
總體而言，澳門救亡濟難團體在“風潮”時期數量大為減少，活動處於低潮，但是澳門同胞的救亡活動仍連綿不絕。一些救亡團體堅持努力或從事小規模秘密募捐活動，或將主要工作轉向難民救濟以及后期的難民回鄉。如同善堂和鏡湖醫院等慈善組織堅持籌款和難民救濟活動﹔澳門婦女慰勞會為適應環境變化改會名為澳門中華婦女會，將一切工作托諸慈善名義，堅持開辦平民粥場﹔澳僑協助難民回鄉委員會為緩解難民問題通過籌款和游說政府從1942年4月到1943年2月共協助或護送回鄉難民47批約13000多人。【參見鐘子程：《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的難民救濟工作研究》，暨南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第33頁。】
四、結語
縱觀抗戰時期澳門的救亡活動，民族災難所引發的愛國主義價值認同，促成了愛國人士的凝聚和團結。在此基礎上，澳門的救亡團體實現了數量上的飛躍，迎來了一次大發展，成為一支獨特的抗戰力量。這些救亡團體在形成發展以及活動開展等方面表現出了一些共有的特點：一是應時性，雖然澳門華人一直存在不絕如縷的自然結社活動，但真正形成結社高潮是在抗戰期間，澳門救亡團體的勃興不是結社傳統的延續和發展，而是愛國傳統在抗戰背景下的發酵，是局勢緊迫催生的產物。二是群眾性，全面抗戰爆發后，澳門本土成立的救亡團體普遍都有強烈的愛國主義信念和民族主義情結，愛國人士在抗戰救亡的旗幟下聚合在一起，可以說，澳門救亡團體的勃興是一次自發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演練。三是短促性，由於許多社團是因應時局的產物，因此這些社團並沒有通過多年運行總結的成熟的組織制度規范，特別是在變化莫測、扑朔迷離的時局影響下，這些組織缺乏應對危機的能力和策略，很多都是旋起旋滅。四是同質性，由於日本勢力的控制以及澳門當局的限制性政策，澳門救亡團體基本採取迂回隱蔽的策略，同樣的生存策略，同樣的活動形式意味著澳門救亡團體分工不明顯，從事了許多重復性活動，造成了一些資源浪費。但是瑕不掩瑜，盡管驟起的抗戰救亡團體存在一些不足，盡管在抗戰后期因為澳門本土的經濟困難以及反動勢力的打壓導致許多抗戰救亡團體停止活動，但澳門救亡團體在物款募集、難民救助、抗戰宣傳以及戰地服務甚至武裝斗爭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永遠值得銘記，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本文作者：趙佳佳，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重慶400700）
（責任編輯：樊憲雷）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