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相持階段的國共關系——以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為中心的考察

抗戰相持階段的國共關系

——以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為中心的考察

王鑫宏

[摘要]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是抗戰時期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設立的一個公開辦事機構。它是在毛澤東親自部署下設立的，反映出中共對抗戰整體局勢的判斷及對河南和洛陽戰略地位的重視，成為溝通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與國民黨第一戰區的重要橋梁。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在國共合作中具有統戰和交涉兩大基本職能。統戰工作的重點是維護中共與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及其下轄部隊的統戰關系，交涉工作的重點是與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雙方軍隊配合作戰、摩擦和沖突的解決等問題進行交涉。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國民黨逐漸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在此背景下，國共關系日益惡化。政治上比較進步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被蔣介石調離后，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被撤銷。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作為中共設立的與國民黨進行聯絡的一個重要樞紐，其自身的演變歷史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戰戰略相持階段國共合作關系的復雜面向。

[關鍵詞]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國共關系﹔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統一戰線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區域史視角下的洛陽抗戰研究（1931—1945）”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7YJA770018）

八路軍辦事處是抗戰時期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設立的公開辦事機構，它的建立、發展、縮減和撤銷，見証了國共兩黨從合作走向破裂的演變過程。抗戰時期，全國共先后建立19個八路軍辦事處（有的稱為通訊處、交通站）【參見王健：《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辦事處”的建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2期。】，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其正式全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洛陽辦事處”，但由於“八路軍”的稱呼已成為習慣，故非正式場合均稱為“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以下簡稱“洛八辦”）即是其中之一。由於洛陽特殊的戰略位置與政治地位，洛八辦在抗戰中發揮著重要的歷史作用，且由於它存在的時間在抗戰相持階段，故從其存廢的歷程可以探知這一時期國共關系的側影。本文擬利用出版檔案、當事人回憶、報刊等資料，從國共關系的視角對洛八辦設置的背景及其在抗戰相持階段國共合作中的主要作用等進行闡述，以期為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參照。

一、國共合作的產物：洛八辦的設置

抗戰時期，中共在洛陽設置八路軍辦事處是由抗戰的戰略布局決定的。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洛陽作為軍事重鎮和交通要道，其戰略地位更加突出，時人稱洛陽為“廣大北戰場上的一個神經總樞，是固守中原的一座堅實堡壘，收復華北、東北失地的前進陣地”【華而實：《戰斗中的洛陽》，《國訊》1942年第292期。】。1938年6月1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遷到洛陽辦公，此后洛陽逐漸成為國民黨在河南乃至華北抗戰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同時，洛陽也是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與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新四軍取得聯絡的樞紐。【參見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頁。】1938年武漢會戰開始后，中共認為：“日軍佔領武漢以后，還會繼續向內地實行戰略進攻，平漢路、隴海路及鄭州、洛陽、西安等地會被敵人佔領，河南全部會成為敵佔區。”基於以上判斷，中共開始集中准備河南的游擊戰爭。【參見《劉少奇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在洛陽設置八路軍辦事處的最初目的正是為將來的游擊戰爭作准備。據第一任洛八辦處長劉向三回憶，1938年中秋節的前一天，毛澤東在與其談話時指出：“河南民性強悍，民間槍支多，如果日軍一旦過河，我們就要發動和武裝群眾，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在豫西伏牛山、嵩山和桐柏山區建立抗日根據地。”【劉向三《往事的回憶》，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頁。】因此，“在洛陽設立一個我黨我軍的公開機構，為武裝斗爭的開展做些准備工作，一旦豫西淪陷，即能馬上組織起來，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隨即，毛澤東向劉向三提出洛八辦的主要任務：“一是准備在日軍過黃河以后，在河南一帶打游擊﹔一是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另外是為地方黨開展工作提供方便。”【劉向三：《回憶“洛辦”與“澠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門峽市委黨史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崤函抗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頁。】顯然，洛八辦的設置是基於中共對全國和河南抗戰形勢判斷的產物。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雖攜手抗戰，但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始終存在，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摩擦時有發生。1938年底武漢會戰結束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加緊制定實施“溶共限共”政策，國共關系出現明顯裂痕。在此背景下，在洛陽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並不順利。劉子久赴洛時，帶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簽署的申請在洛陽設立辦事處的公文，還帶有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致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親筆信。北伐期間，程潛任第六軍軍長，林伯渠是第六軍黨代表，他們私交較深。林伯渠信中提及劉向三等人前往洛陽建立辦事處，請程潛予以關照。但程潛以八路軍在西安、重慶都有辦事處以及八路軍不歸第一戰區管轄為由予以拒絕。經劉子久爭取，程潛勉強同意在洛設置八路軍通訊處。隨后，劉子久等人選定貼廓巷56號為“第十八集團軍駐洛陽通訊處”辦公地點。雖然名義上是通訊處，但關防、印章和對外行文都還用的是辦事處名稱。【參見劉向三：《回憶“洛辦”與“澠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門峽市委黨史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崤函抗戰》，第276—278頁。】

從通訊處改為辦事處則是在衛立煌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之后。1938年12月，程潛調往天水行營，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由衛立煌接任，這為洛陽通訊處更改為洛陽辦事處提供了轉機。衛立煌之前在擔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期間，曾多次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接觸，這對其改變對共產黨的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衛立煌還向八路軍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要了一名戰地記者，即秘密共產黨員趙榮聲，做他的秘書。趙榮聲在衛立煌身邊，起到了幫助衛立煌政治上進步的作用。【參見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頁。】1938年1月，衛立煌要去洛陽參加軍事會議，毛澤東建議並邀請他繞道延安，衛立煌接受了邀請。衛立煌一行在延安受到毛澤東的隆重歡迎和熱誠接待，還被請到抗大給全校員工和延安各界人士作演講。這次訪問使得中共與衛立煌建立起良好的統戰基礎。衛立煌離開延安到西安后，即贈送給八路軍一批槍彈和手榴彈。1939年1月，衛立煌由山西過黃河去洛陽赴任途中，住在澠池城北一個村庄裡，派趙榮聲找劉向三了解洛陽的情況。在談話過程中，劉向三提出將洛陽通訊處改成辦事處的意見，得到了衛立煌的同意。

洛八辦正式建立后，設處長一人，下設秘書科、機要科、電台、交通科、警衛排、發行科、總務科、招待所等機構，工作人員最多時達130余人。處長先后由劉向三（1938.10—1939.4）、劉子久（1939.4—1939.10）、袁曉軒（1940.5—1942.1）擔任。當時，各八路軍辦事處雖然冠以“八路軍”的頭銜，但實質上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下的，在國統區、淪陷區以及敵后進行軍事聯絡和開展統戰工作等的公開合法機構。它所傳達、貫徹、釋放的基本上都是來自中共領導層的意圖，很多不便由中共黨內高層出面與國民黨方面接觸、聯絡、商討的事宜，也由它出面代為處理。【參見王健：《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辦事處”的建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2期。】由於洛八辦設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而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第一戰區所轄的作戰地區，主要是河南省全部和山西一部，北至冀察，東到山東海邊和江蘇、安徽的北部，西至潼關，跨及六省，是當時各戰區當中最大的戰區。【參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衛立煌》，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頁。】八路軍主要活動區域與第一戰區管轄區域有較大重合。因此，洛八辦作為溝通中共中央及八路軍總部與國民黨第一戰區的重要橋梁，在國共合作中扮演著頗為重要的角色。

二、統戰與交涉：洛八辦在國共合作中的兩大職能

中共中央在洛陽設立辦事處，其初衷是為在河南開展游擊戰爭作好准備，但花園口事件后，日軍一時無力進攻豫西，洛八辦的工作重心便發生了較大變化。1939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向劉向三部署了洛八辦的主要工作，包括：“（1）敵人沒有來以前做武裝准備工作，以備敵人來了打游擊﹔（2）參加省委幫助地方黨﹔（3）保持中原雪楓、前總及中央的交通路線，並設法建立之﹔（4）收集洛陽的政治情報﹔（5）加強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頁。】關於洛八辦的主要工作及其具體開展情況，已有成果加以闡述【參見牛建立：《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述論》，《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本文不再贅述，僅就其在國共合作中的兩大職能，即統戰與交涉功能進行論述。

（一）統戰功能

八路軍辦事處設立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開展統戰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洛八辦也不例外。洛八辦的統戰對象主要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及其下轄部隊。1939年4月，劉少奇同洛八辦負責人一起具體研究部署了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開展統戰工作的問題，要求加強對友軍和地方人士的統戰工作。皖南事變發生后，洛八辦成立了由袁曉軒、徐立行、薛韜組成的統戰工作委員會，加強對統戰工作的領導。【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征集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抗日戰爭時期（二）》，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頁。】

洛八辦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建立良好關系。中共高層非常重視與衛立煌的統戰關系。劉少奇曾指出：“我們要交衛立煌這樣的朋友。八路軍要建立根據地，不少地方是蔣介石劃給衛立煌的防區﹔八路軍要組織游擊隊，建立地方政權，不少地方是在國民黨讓他管轄的范圍之內。我們不能希望衛立煌完全放手讓我們搞，上面有蔣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從的。但是，隻要他這個具體執行的人對蔣介石的命令不那麼積極，有時打一個折扣，有時拖延一下，這中間對我們就有很大的好作用。我們非常需要這個作用。”【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確山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劉少奇主持中原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更加重視與衛立煌的關系。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軍委給彭德懷等的指示中特別強調：“我們須極力同他拉好，予以種種援助，萬萬不可把關系弄壞。”【《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頁。】中央中央及中央軍委也多次電示洛八辦重點做好與衛立煌的統戰工作。如1941年9月22日，中央軍委電示袁曉軒，明確規定他的任務，主要是與衛立煌及其長官部聯絡。【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79頁。】10月3日，中央軍委又致電彭德懷、左權，要求把袁曉軒的任務單純化，即重點與衛立煌來往。【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80頁。】同日，中央軍委致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轉袁曉軒，指示：“今后洛陽辦事處應確切的認識與確定自己的主要任務是進行以衛立煌及其所屬一戰區為對象的統戰工作，而不是其他”，要求“洛辦工作目前更加重要，仍望能努力堅持這個崗位，苦干下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81頁。】

為貫徹中共中央及軍委加強對衛立煌統戰工作的指示，洛八辦十分重視與衛立煌的接觸。洛八辦將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軍出的《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四軍出的《拂曉報》，每期送衛立煌幾份，因此衛立煌對中共的政策及對重大問題的態度都知道一些。趙榮聲也是洛八辦對衛立煌統戰工作的重要窗口，時常到洛八辦向處長匯報從司令長官部得來的消息。洛八辦在與衛立煌的長期接觸中，較能把握衛立煌的思想變化。因此，洛八辦常就如何爭取衛立煌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如1940年11月14日，袁曉軒致電朱德、王稼祥，建議：“爭取衛是有很多可能條件，且他在反親日派的斗爭中，站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最低限度要求能達成孤立派與衛個別緩沖。”【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49頁。】1941年5月29日，袁曉軒致彭德懷、左權轉毛澤東等電，指出衛立煌“對毛信仰深，對朱友誼好，他極想約朱來洛長住一個時期，對以后大計更能隨時交換意見”，建議“最好經常能與之通商推動他的進步，以利鞏固他”。【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67頁。】

通過洛八辦的努力，衛立煌與中共良好的統戰關系得到了維持和鞏固。衛立煌也很注意與中共搞好關系，常常在長官部接待來洛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將領和客人，並經常和延安及八路軍司令部互通函電。1939年10月國民黨六中全會以后，蔣介石由“政治限共”，變為“軍事限共”，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此情況下，衛立煌能保持中立，約束自己的部隊與八路軍減少摩擦﹔不去援助反共的閻錫山軍隊﹔對蔣介石要他把八路軍打出太行以南地區的命令消極應付，與不願打內戰的十四軍軍長陳鐵相約“我們不能打八路軍”，並派高級參謀申凌霄給八路軍送信商談避免摩擦事宜。另外，衛立煌對蔣介石撤銷西安、重慶以外的其他八路軍辦事處的命令也置之不理，未下令撤銷洛八辦，並為洛八辦各項工作的開展提供方便。據劉向三回憶，衛立煌“同我們的關系最好，遇到問題大家能互諒互讓。在團結抗戰的大前提下，很難辦的事經過反復磋商，都能比較好的處理”【劉向三：《往事的回憶》，第146頁。】。

洛八辦還十分注重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轄部隊的統戰工作。洛八辦在前期特別注意與孫殿英部、魏鳳樓部、趙壽山部的聯系，同他們保持著團結合作關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所轄機構部隊調整后，洛八辦的主要統戰對象包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洛陽警備司令文朝籍及其參謀長陳倬、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十四軍軍長陳鐵、九軍四十七師師長郭貽珩、三十軍二十七師師長黃樵鬆、國民黨各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以及地方上層人物和地方實力派。皖南事變后，洛八辦仍與國民黨第三十八軍、第一戰區游擊第一總隊、第十五軍、第九軍等維持著良好統戰關系。

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轄部隊的統戰工作，洛八辦採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參加或組織“聚餐會”。當時第一戰區各部隊在洛陽都設有辦事處或通訊處，他們每月在一起舉行一次或數次“聚餐會”，利用聚餐會聯絡感情，交換情報，談論時局等。洛八辦積極參加或組織“聚餐會”，在第一戰區各部隊駐洛陽辦事處和通訊處廣交朋友，宣傳抗日，並通過他們爭取和影響各部隊。二是向國民黨部隊贈送延安出版的書籍。為宣傳中共抗日主張，洛八辦向第一戰區友軍贈送延安出版的書籍，如《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反對投降活動》等，並且創辦《前線日刊》，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抗戰的情況和業績，擴大政治影響。三是指示地下黨員對國民黨駐洛各單位開展統戰工作。如在國民黨魏鳳樓部的中共黨員白樹屏，在國民黨三十軍的中共黨員王自強、曲茹等。這些地下黨員對在各單位的上層開展統戰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過以上措施，洛八辦的統戰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第一戰區部隊中，有的幫助洛八辦辦理通行護照，轉運過往人員、物資﹔有的幫助八路軍、新四軍購買印刷、醫療、軍工器材，有的向洛八辦提供、交換軍政情報，與八路軍、新四軍友好相處，攜手抗日。如1940年8月百團大戰期間，第三十八軍即派部隊在安邑、運城、聞喜、夏縣及同蒲路南段出擊數十次，配合策應八路軍作戰。

（二）交涉功能

八路軍辦事處在國共合作中的另一職能是與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就雙方存在的矛盾和沖突進行交涉。洛八辦在當時是八路軍、新四軍總部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系的紐帶，由其向衛立煌提出的交涉問題主要包括五個方面。

第一，關於中共軍隊軍餉問題。軍餉問題是國共交涉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攜手抗日，國民政府按照協議為中共軍隊提供軍餉。起初，國共關系較為平穩，國民政府軍費發送也較為及時。進入抗戰相持階段后，兩黨摩擦不斷。國民黨經常克扣或拖欠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皖南事變后便徹底停發。【參見孫艷玲：《抗日軍餉與國共關系（1937—1941）》，《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中共據理力爭，通過各種途徑催發欠餉，其中也包括通過洛八辦向衛立煌就軍餉問題進行交涉。1940年12月，洛八辦在致毛澤東等人的電文中指出，衛立煌對八路軍因何應欽扣餉不發的處境表示同情，“允代查是否真象及催發”【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54頁。】。經過衛立煌的調停，“我十一月經費及十月二十萬欠款均發”【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地辦事機構》（3），第455頁。】。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徹底停發八路軍、新四軍軍餉，嚴重影響了國共合作。1941年5月26日，毛澤東、朱德就關於改善國共關系問題提出幾點意見，令袁曉軒面呈衛立煌，其中一條即為“對八路軍餉彈予以發給”【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66頁。】。中共關於餉彈的要求，衛立煌在其力所能及之時，給予了一定幫助。據劉向三回憶：“經衛立煌處理后，也得到部分解決。”【劉向三：《往事的回憶》，第164頁。】

第二，關於中共軍隊作戰區域的交涉。八路軍的作戰區域一直是抗戰時期國共談判中的重點問題。全面抗戰初期，八路軍奉命開赴山西，中共中央根據戰局的發展趨勢對八路軍的作戰區域重新作了調整，八路軍三個師分散布置在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太岳山區。之后隨著戰局發展，八路軍的作戰區域綿亙晉冀大部和熱、察、綏部分地區。八路軍的迅速發展引起國民黨中央及第一戰區的不安，雙方摩擦不斷。為調節雙方在作戰區域上的矛盾，中共中央多次電示洛八辦，要求其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就八路軍作戰區域問題進行交涉。

1940年1月29日，衛立煌要求“八路軍退出太南及太岳北段”，“交還武、涉（指武陟、涉縣——引者注）政權”。對此，朱德、彭德懷請袁曉軒即去洛陽與衛見面，並根據下列方針談判：“說明我軍艱苦情形，糧食無著，鞏固太行山整塊根據地之方針，以及保持我與陝方、豫方聯絡之需要，太南山、太岳暫時決不能退出。但為免除不必要之摩擦，尊重衛之意見，可以洪洞、安澤、翼〔府〕城、良馬鎮、艷〔鮑〕店地區北及高平、三家店之線為界，該線以北、以東歸十八集團軍，作戰任務亦由十八集團軍負責﹔以南以西歸中央軍，作戰任務亦由中央軍負責。”【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12頁。】對此，衛立煌通過洛八辦向中共中央表示，希望中共“了解他的立場，可能如此處理，若再強硬，恐有破裂（蔣以電詢催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16頁。】。

此后，朱德、彭德懷要求袁曉軒向衛立煌表示，中共仍請堅持下列各點：“一、鄭庄至曲沃公路以北，鄭庄起沿沁河至黃河口以南以西屬中央軍，以北以東屬八路軍。二、豫北之武、涉、林、輝等縣請劃歸八路軍。縣政府人員由地方選，請衛批准。三、陽城、垣曲、沁水、浮山等縣，請衛委任地方官吏，並保障我至垣曲、澠池兵站線之安全。四、太行北端及晉察冀邊區，冀中、冀南，去年均屬大災區，現麥苗、草根、樹皮均已吃盡，實在無法維持，部隊一部必須南移。五、請衛從中團結抗日，我們至誠擁護衛，如果壓迫過甚，我們不得已時的情況下，隻有被迫採取自衛。”【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18頁。】后中共略有讓步，經洛八辦向衛立煌表示：“劃界仍然照前電堅持，太岳可將浮山讓出，以臨屯公路為界，路南屬中央軍，路北屬八路軍，以示我對衛之讓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19頁。】

衛立煌也有所讓步，對重劃作戰區域問題一面公開下命令指定界限，一面容允中共的部分要求。據洛八辦向中共中央匯報電文中所示，衛立煌的讓步主要包括：“（一）臨屯公路以北准我駐（但許劉軍（指國民黨軍劉茂恩部——引者注）到府城以北籌糧）。（二）太南許將平順歸我。（三）為了要保障后方生命線，避免磨擦。（四）陽、垣間許我設兵站辦事處，赴唐支（指以唐天際為支隊長的八路軍晉豫邊游擊支隊——引者注）擔運輸﹔陵川北附設一兵站辦事處﹔晉南辦事處准駐晉阜間。（五）武、涉准我駐，但縣政權衛允派進步分子作縣長，接受我要求向進步去作（他已培養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六）林縣要我撤出，他保障我交通無阻。”對此，洛八辦認為“衛的動搖和其他是非尋常，所以隻有部分讓步才能免得由小決裂進入大決裂”，進而建議中共中央“最好答復衛，使他得能得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26頁。】洛八辦還向中央建議，“衛左派受環境包圍著，他自己被控置（現在衛的態度不明之語言），最好不能使晉東南沖突，不然他日益倒退必成堅決對付”【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29頁。】。

1940年7月21日，國民黨要求把活動在江南和整個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黃河以北冀察兩省，遭到了中共的拒絕。但為防止國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曾令袁曉軒向衛立煌表示：我們准備撤退江南的新四軍以示讓步。我江北部隊北撤甚感困難，因華北地區日益縮小。【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51頁。】衛立煌則通過洛八辦表示他願盡力轉圜，暗示新四軍可以提出緩期北撤的要求，八路軍過黃河部隊須撤還河北，以釋群疑。【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53頁。】此后，洛八辦向中共中央匯報，衛立煌表示對北移問題已請緩一個月，並暗示兩點：“甲、展期也是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但不能緩至如我們所說抗戰勝利以后﹔乙、在他負責區，他能諒解我困難，可以通融，別人區域怕難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55頁。】

經多次交涉，中共中央考慮到衛立煌處境甚為困難，不應迫之過急，否定了部分同志所提“建立太岳軍區及派兵南下的計劃”，認為這一計劃“在目前時機是不適當的”，否則“這將給國民黨親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給蔣以刺激，給衛以反感，結果將使我們處於不利地位，這一計劃暫不應執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391頁。】

第三，關於國共軍隊配合作戰的問題。八路軍與第一戰區作戰區域交錯，雙方配合作戰也是洛八辦與衛立煌交涉的重要內容。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期間，衛立煌曾向中共詢問配合作戰的意願，中共中央書記處通過袁曉軒表示，配合作戰“這是我們自覺的對民族負責，不煩擔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地辦事機構》（3），第462頁。】。而衛立煌“聞我配合作戰很高興，隨時報告給蔣，並請我們最近開展正太、同蒲交通戰於敵運輸。甚急，准備反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64頁。】。對此，毛澤東、朱德令袁曉軒向衛立煌表示：“八路自當與中央軍配合作戰。”【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63頁。】然而后來由於准備不足、指揮失當等原因，中條山戰役失敗。1941年6月9日，朱德親擬一電，令袁曉軒轉呈衛立煌，提出建議：“目前大局，非國共兩黨貴我兩軍密切合作不足以圖存，敵於晉南得手后，有進圖鄭、洛、西安可能。八路決在委座及吾兄領導下與友軍配合作戰，堅決破壞敵之進攻，為保衛鄭、洛、西安而戰。”【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太岳抗日根據地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3頁。】此外，中共中央還令袁曉軒以其私人名義向衛立煌建議，共同發展中條山，聯合建立根據地，直接保衛潼、洛，如能把封鎖黃河之敵擊退，中央軍再度恢復中條山時，則八路軍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線以北，如仍須八路軍協同堅持中條山時當遵命。【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76頁。】但衛立煌方面對中共配合作戰的建議還是有所懷疑，認為中共有趁機佔領潼、洛之企圖，因此沒有取得交涉結果。

第四，關於國共軍隊摩擦的交涉。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不時制造反共摩擦。針對此類事件，洛八辦也多次受命向衛立煌直接交涉。如1940年1月，八路軍唐天際部所屬垣曲維護兵站的兩個連，在陽城境東庄突被國民黨八十三師兩個營包圍襲擊。針對這一摩擦，朱德、彭德懷令袁曉軒向衛立煌直接交涉，請“嚴電該師部所俘繳之人員槍支物件，即日歸還，保証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並撫恤傷員懲辦主事長官，以安軍心，而利抗戰”【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14—415頁。】。1940年3月上旬，國民黨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與日軍配合“圍剿”八路軍。【參見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74頁。】中央書記處指示袁曉軒見衛立煌時，“可告他中共中央堅持國共長期合作，始終不變。對蔣、程、衛、閻諸先生領導抗戰，深表敬意。惟對一部分不講合作、專講摩擦的人極為不滿”【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16冊，1986年編印，第207頁。】。1941年2月12日，國民黨范漢杰軍一部進佔盤馬池、晉庄地區，越過所分界線六七十裡，捉殺抗日群眾並聲言進攻平順城。針對這一摩擦，八路軍司令部令袁曉軒應去見衛說明此事，“促衛令范退去，否則發生誤會我不負責”【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61頁。】。

第五，關於釋放被捕人員的交涉。在國共摩擦中，一些中共工作人員被國民黨扣押，洛八辦就被捕人員多次與衛立煌交涉。1939年秋天，洛八辦用徐海東的名義，寫過一封信給衛立煌，要求他釋放在密縣被捕的中共人員，經交涉后，這些被捕人員被釋放。【參見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258頁。】1940年9月，中共河南黨委派到彭雪楓處工作的干部王清明等14人，由洛陽出發后不久，在伊陽、臨汝交界處被扣押，關入洛陽勞動營的地窖內后又被押解至西安。中共中央指示洛八辦袁曉軒去當面向衛立煌交涉，請其“速令勞動營將所扣我之人員王清明等釋放”【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43頁。】。當然，並不是每次交涉均能取得成功。比如，1940年2月，洛八辦向中共中央匯報，軍委會政治部西北勞動營“最近在洛陽很活動，捕我工作人員及學生甚多，並有向辦事處人員摸哨。雖屢次向衛交涉釋放工作人員及學生和停止該營非法活動，但總未有具體答復”【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21頁。】。

從以上分析可見，洛八辦在國共合作中起著聯絡樞紐的重要作用，對於維護中共與第一戰區國民黨的統戰關系，協商共同抗日，維護民族統一戰線等都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國共合作的惡化：洛八辦的撤銷

1939年，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斷制造摩擦。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關系陷入破裂的危險。之后，國共關系日益緊張，國共合作格局逐漸瓦解，洛八辦正是在此大背景之下最終被撤銷。其撤銷的具體原因有二：

一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國民黨走向反共，第一戰區也深受反共政策的影響。連一些以往與中共有較好統戰關系的人也在發生變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衛立煌的參謀長郭寄嶠，郭寄嶠曾與衛立煌一起去過延安。據劉向三回憶，“剛到洛陽時，他對我們的態度還不錯，但自從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后，他的態度就明顯變化了”。劉向三認為，郭的思想已經開始向右轉了，這和當時的形勢是緊密相連的。【劉向三：《回憶“洛辦”與“澠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門峽市委黨史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崤函抗戰》，第282頁。】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袁守謙則是頑固的反共人士，“專門想出種種方法來打擊和我們同情的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各地辦事機構》（3），第402頁。】。此外，洛八辦對面設有國民黨洛陽師管區的一個機關，據洛八辦工作人員判斷，“這可能是蔣特機關的有意安排，好對辦事處一舉一動進行監視”【趙世杰口述、劉迎春整理《我在“洛八辦”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洛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洛陽文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專輯），1995年編印，第98頁。】。國民黨的師管區機關還派特務分子在洛八辦門前臨街房開設鋪面，對洛八辦實施監視、探測和限制。進出洛八辦的人，常常遭到跟蹤、盯梢，有的還被抓走。【參見王民信：《我在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回憶》，毛德富主編《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軍事卷》卷4，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8頁。】因此，隨著國民黨反共政策的推進，洛八辦的工作開展日益艱難。

二是第一戰區長官司令易人。1942年1月，蔣介石下令衛立煌任西安行營主任，將其調離第一戰區。這一人事變動，體現了蔣介石對衛立煌的不滿。首先，蔣介石認為衛立煌有“親共”傾向。蔣介石曾多次電示衛立煌，要求其對中共要有所警惕。1940年1月28日，衛立煌曾自請指揮八路軍，稱其有辦法指揮之。對此，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認為衛立煌“系受了八路軍宣傳”【《徐永昌日記》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73頁。】。此后，1940年2月27日，蔣介石致電衛立煌：“共黨巧言欺人，無論何言皆不足信，更不可為其服從擁護之蜜語所迷惑，望嚴防審慎。”【《蔣中正致衛立煌電》（1940年2月27日），（台北）“國史館”檔案，檔案號：002—010300—00031—081。】在國民黨高層眼中，衛立煌還有縱容中共軍隊擴張作戰區域之嫌，如徐永昌在其1940年4月26日的日記中記下：“衛俊如一腦子權利玩敵，縱共冀省進入，既難恐豫北國軍亦難立足。”【《徐永昌日記》第5冊，第315頁。】此外，1941年6月3日，衛立煌與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向蔣介石轉呈毛澤東電文，稱目前惟有實行親蘇外交，堅持抗日到底才有出路，並謂擬派重要同志負責來洛，共商團結大計。【參見《衛立煌胡宗南呈蔣中正電》（1941年6月3日），（台北）“國史館”檔案，檔案號：002—020300—00050—037。】6日，蔣介石急電復衛立煌、胡宗南，稱：“對於毛澤東電報，窺其用意，專對我前方將領為離間與宣傳作用，可以置之不理﹔而且以后該黨有關人員之來電，皆不可直接作答﹔並可明告其在陝洛之代表人員，如毛等果有誠意商談各事，應直電中央，不宜對我前方與各地將領通電﹔殊非正當行為，且不明其用意何在，使彼知無隙可乘也。”【《蔣中正復衛立煌胡宗南電》（1941年6月6日），（台北）“國史館”檔案，檔案號：002—020300—00050—038。】隨后，蔣介石於7日所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寫下“衛立煌受共黨之迷惑”【《蔣介石日記》（未刊本），1941年6月7日。】的字眼，表達了對衛立煌親共的不滿。其次，蔣介石對國民黨第一戰區在中條山戰役的慘敗極為惱火，認為中條山戰役慘敗“直等於南京失陷之情景，高級將領多被俘與自殺者，此尤為南京戰敗所未有之痛心事”，而衛立煌“為最高將領，應負慘敗全責”。【葉惠芬：《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6），（台北）“國史館”2010年版，第695—697頁。】因此，衛立煌被蔣介石調離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是早晚的事。洛八辦之所以能存而不廢，既與國共合作大局所處階段相關，也在某種程度上與衛立煌個人有關。政治上比較進步的衛立煌一旦離職，洛八辦被撤銷便在所難免。

接替衛立煌的是一向貫徹蔣介石反共政策的蔣鼎文。1942年1月，蔣鼎文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到洛陽后，立即找袁曉軒談話，提出八路軍沒有必要在洛陽設立辦事處，要求取消洛八辦，並對洛八辦加緊了監視活動。洛八辦經請示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前總后，決定將人員撤退到延安和太行抗日根據地。但此時，國民黨特務策反了袁曉軒。【黃康永等口述筆記、朱文楚採訪整理《軍統興衰實錄：國民黨將領的親歷回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頁。】袁曉軒的叛變使不少中共機密被竊走，中共部分干部被捕，造成很大損失和危害。甚至，國民黨還企圖利用洛八辦的名號誘捕共產黨人。時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的周子健在給葉劍英等的電報中說：“據洛陽來人談：洛辦原址又挂起我們的招牌，衛兵亦系帶〔戴〕我們的臂章與符號，想系頑方毒計，以便繼續逮捕前往人員，請即通知有關方面，以免上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地辦事機構》（3），第490頁。】因此，八路軍總司令部公開發布緊急啟事，宣布：“本集團軍駐洛陽辦事處業於二月一日奉令撤銷，除一部分尚未歸隊外，其余員兵業已抵達西安，待命轉赴前方。該處自撤銷之日起，即與各有關機關辦清手續，嗣后凡有意外事件發生，本集團軍概不負責，特此登報聲明，諸希鑒察！”【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新四軍駐地辦事機構》（3），第491頁。】至此，存在了三年多的洛八辦正式撤銷。八路軍與第一戰區良好的合作關系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

四、結語

應該說，全面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經歷了錯綜復雜的演變。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戰的呼聲下宣布抗日，國共合作的狀況總體上是比較好的。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軍的誘降政策作用下，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斷制造摩擦，國共關系趨於惡化。為維護雙方的合作關系，中共和國民黨中的進步人士作了大量努力。通過對洛八辦歷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洛八辦能夠在洛陽設置，是中共戰略布局及統戰努力的結果，也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個人因素有關，體現出合作仍是戰略相持階段國共關系的重要議題。洛八辦從設立到撤銷的三年多時間裡，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和交涉工作，在異常復雜的環境中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前總交付的任務，並在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制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維護中起到重要作用。洛八辦最終被撤銷，是抗戰相持階段后期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結果，反映出國共關系趨於破裂的狀況。洛八辦作為中共設立的與國民黨進行聯絡的一個重要樞紐，其自身的演變歷史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戰戰略相持階段國共合作關系的復雜面向。

（本文作者：王鑫宏，黃河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河南鄭州450063）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