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

1939—1942年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

朱益飛

 

[摘要]1939至1942年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是中共中央領導開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統化的學習運動。它的發起，受到內外因素的綜合影響：領導革命、改善工作、建設大黨的需求是其內在動力，探索正確的革命道路是其現實需要，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其外部推力。這次學習運動的主題在其開展過程中發生了兩個轉變，一是從注重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逐步向更加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轉變，二是從注重理論學習向同時注重革命實踐轉變。這兩重轉變為整風運動的全面開展提供了理論與實踐准備，學習運動也於1941年底1942年初，在時間、規模、目的和學習材料等方面逐步轉入整風運動並最終與之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可以看作整風運動的預演，它為后者提供了組織經驗、理論准備和實踐基礎，並為澄清歷史路線的是非問題打下了基礎，在中共干部學習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關鍵詞]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整風運動﹔干部教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本文系2017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專題研究項目“1939—1942年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及其與整風運動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2017SJBFDY814）

 

1939至1942年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是中共中央領導開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統化的學習運動。這場運動，最初由中央干部教育部具體負責部署，參加對象主要為延安及附近80裡轄區內各級機關、學校、團體等單位的在職干部。參與人員廣、時間跨度長、學習力度大，是這次學習運動的突出特點。對於這次學習運動的具體准備過程及其如何轉入整風運動並最終實現融合等問題，目前學界尚沒有深入探討。本文擬主要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其形成及發展過程，厘清它與整風運動之間的關系，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它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一、學習運動的起因

抗戰時期，中共對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尤為重視，認為它“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頁。】。毛澤東指出，“在職干部的學習是重要的，應使之成為運動”【《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頁。】。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發端，可以追溯到“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頁。】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上，毛澤東專門論述了學習問題，號召全黨特別是干部要加緊理論學習。會后，毛澤東把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作為“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24頁。】的工作來抓。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發起是由當時的歷史狀況所決定的。

首先，領導革命、改善工作、建設大黨的需求是其內在動力。1937年之后的三年間，中共黨員人數由4萬人發展到80萬人。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難免魚龍混雜，思想也不統一。而且，“干部隊伍不斷擴大，也帶來了不少新的問題……老干部一般說文化水平不高，甚至還有文盲，都需要進行教育、學習”【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頁。】。要改變這些狀況，必須加強學習和教育。

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革命，沒有學問是不行的，共產黨人要“懂得各種各樣的事情”，要加強學習。針對當時黨內干部因知識陳舊、能力不足、經驗落后等帶來的“本領恐慌”，毛澤東指出，黨員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點”，就要“進貨”，學習本領。另外，他還著眼於黨所肩負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的時代任務，指出隻有把黨建設成為一個獨立且有戰斗力的大黨，才能率領廣大人民進行革命，而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基於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毛澤東總結指出，“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這領導工作、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便是我們學習運動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79頁。】。

其次，探索正確的革命道路是其現實需要。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開展，也是“革命形勢發展的要求”【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29頁。】。李維漢在1940年6月6日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經驗總結大會上指出，“革命並不是‘蠻干’或‘盲干’，隻有在革命理論指導下的斗爭，才是革命運動”【羅邁：《延安在職干部一年來學習經驗總結》，《解放》第110期，1940年7月1日。】。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曾發生過“左”傾和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了曲折和損失。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但他們的錯誤理論還沒有系統化，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出現，使得教條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以及組織上形成了體系。王明和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作為“左”傾路線的代表，給中共和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雖然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之后，毛澤東等人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進行了初步清算，但其間仍有死灰復燃跡象。抗戰初期，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該年12月和次年3月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抗戰路線，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的右傾錯誤主張，致使1937年底至1938年春，中共沒有能夠在華中敵后更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造抗日根據地。此后的半年，毛澤東“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41頁。】。為了探索革命事業的正確道路，從根本上糾正“左”傾和右傾錯誤，毛澤東堅定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因此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后期及整風運動中，反對主觀主義是第一位的。毛澤東號召中共要結合中國革命實踐，普遍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使正確的路線、綱領和政策能夠順利推進。學習運動開始后，李維漢指出，要注意學習理論，不能陷入“事務主義”的錯誤觀念中，作為高級干部，更應當是學習的領導者。

再次，共產國際指示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延安在職干部教育運動的發起還有來自共產國際方面的原因。在共產國際沒有解散之前，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組織上，共產國際的意見都很重要。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從莫斯科帶著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回到延安。意見指出，在朱毛的領導下，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問題。【參見《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頁。】但對中共的理論水平，共產國際認為“還是不很高”【《任弼時同志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上的講話》，《解放》第110期，1940年7月1日。】。另外，莫斯科出版斯大林主持編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后，季米特洛夫指出，這本書系統闡述了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對工人階級在斗爭中具有指導作用，指示多國共產黨要學習它。因此，學習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逐漸成為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學習任務。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中，《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重要學習材料。可見，共產國際對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學習的要求，也是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助推因素。

二、學習運動的幾個基本問題

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共干部學習或教育活動，延安時期是最為重要的階段，該時期是中共干部教育的完善時期，而在職干部學習又是最為重要的干部教育形式。

關於起止時間。對於起點，一般認為是1939年5月20日，這一天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學習動員大會，毛澤東、王明、張聞天等親臨大會並講演。也有學者把起點提前至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參見匡萃冶、李東晏：《試述1938—1942年黨中央對在職干部教育運動的領導》，《通化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筆者認為，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開始應不遲於1939年3月《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的出台。延安因為當時正在搞生產突擊，學習動員大會被推遲至該年5月底進行，但3月份的暫行計劃出台之后，已有不少地方開展了學習運動。如《新中華報》對當時率先開展學習運動的幾個縣進行了報道，指出安塞、志丹、靖邊新城區等地的學習運動早已開始。【參見《新中華報》1939年6月23日。】毛澤東在1939年5月20日學習動員大會講話中也指出，“現在各機關的同志，響應中央關於學習運動的號召，組織了學習小組，有的已經開始學習，而且有了相當的成績”【《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76頁。】。

對於結束時間，有的認為是1940年，因為1939至1940年期間，學習運動持續強度大、學習安排密集。也有的認為是1941年，理由是1941年5月已經進入了整風運動正式准備階段。筆者認為，學習運動結束應在1942年2月底，具體標志是1941年12月1日《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和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的發布。這兩個文件主要針對延安地區在職干部教育，表明在職干部學習運動仍然是當時重要主題。1942年2月后，全面整風階段開始，在職干部教育融入到延安整風之中。

關於涉及人員和系統。這次學習運動的范圍是延安周邊80裡的地區。學校、團體、機關、部隊等單位的干事、科員、班長以上在職干部包括中央負責同志都參與了這次學習運動，涵蓋了黨、政、軍、民、學系統。【參見羅邁：《延安在職干部一年來學習經驗總結》，《解放》第110期，1940年7月1日。】黨的系統中，中央設立干部教育部，以張聞天、李維漢為正副部長，領導全黨學習馬列，以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參見《新中華報》1939年5月26日。】政府系統中，邊區政府“確定各廳、院、處黨員和非黨群眾分別編組學習”【陝西省檔案館編《陝甘寧邊區政府大事記》，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8頁。】。軍隊系統中，加強軍隊干部的學習教育，保証抗戰取得勝利，“軍隊中的骨干，必須具備著高度的政治質量與充分的軍事能力”【羅瑞卿：《關於軍隊中在職干部的教育問題》，《八路軍軍政雜志》1939年第2期。】。

關於學習方法。毛澤東在動員大會上要求在工作、生產中“擠”出時間，運用“鑽”的方法學習，要求全黨在職干部必須保証平均每天有兩小時學習時間，如果沒有作戰任務或者其他緊急事故不能耽擱。李維漢也指出，“學習要會搶時間”，“要有恆心，有經常性”。【羅邁：《我們要學習什麼？怎樣學習？》，《解放》第79期，1939年8月5日。】組織學習的方法有個人學習，也有集體學習，在條件許可的地方，還建立了學習小組，定期召開研討會。各地區按照中央要求，認真開展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涌現了以陳雲、張聞天為代表的兩個模范學習小組。

關於學習內容。主要是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具體說就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靈活地把馬列主義和國際共運經驗應用到中國的實際中，同時還研究民族歷史和當前的運動形勢等。學習課程主要有聯共黨史、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文化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黨建）、中國問題等。【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頁。】

關於學習階段。按照學習進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9年3月前后至1940年上半年，主要是充分發動延安各級在職干部開展學習運動，初步建立學習制度。第二階段從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5月。這是在職干部教育學習質量提升階段，主要標志是1940年10月《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的出台。通過該階段的學習，在職干部提升了學習積極性，對政策和策略認識達到新的水平。第三階段從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底。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延安在職干部教育進入深入發展階段，至1942年2月底前后，逐步融入延安整風運動。

三、學習運動的兩重轉變

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有一個發展演變過程，其中有兩重轉變，即：從注重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逐步向更加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轉變﹔從注重理論學習向同時注重革命實踐的轉變。這兩重轉變使在職干部學習運動逐漸區別於以往中共學習運動並賦予其新的特點和歷史使命，並推動其逐步融入延安整風運動。

（一）從注重學習馬列理論向更加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轉變

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了理論學習的重要性並號召開展學習競賽后，1938年12月13日，中央組織部開始提出中央委員會各級干部要加緊學習，研究理論，學習馬列主義、革命運動和中國的歷史。在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學習內容主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李維漢也指出，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他們的世界革命史，特別是俄共黨史，《俄共黨史簡明教程》”【羅邁：《我們要學習什麼？怎樣學習？》，《解放》第79期，1939年8月5日。】。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中央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共產黨人》1940年第5期。】。在使用的教材方面，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初期偏重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教材。當時教材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蘇聯的教科書，例如馬列原著的輯錄《哲學選輯》、翻譯而來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政治經濟學》﹔二是中共黨內自己編寫的教材，涉及到黨的建設、中國問題教材、中國歷史教材。【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34頁。】此外，為了使廣大干部加深理論學習，作為當時學習運動總負責的張聞天編撰了《馬恩叢書》10卷、《列寧選集》20卷。一時間，延安各地區、各部門在職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蔚然成風。當然，學習運動在最開始並不是一味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也要求學習中國的歷史、革命運動等，但相比較而言，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佔據主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延安各機關干部的理論水平有了明顯提升，此時，學習內容開始發生轉變。針對馬列主義學習的實際情況，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就指出，在職干部學習馬列主義應當不妨礙所承擔的工作，“必要時，可暫時減少其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時間或分量，或在一定時間內推遲這方面的學習”【《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共產黨人》1940年第12期。】。1941年4月，張聞天發表《提高干部學習的質量》，指出了隻學習馬列主義抽象原則的危害，他說：“我們常常還只是注意於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的學習……所以許多馬列主義的理論，對許多沒有具體的社會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干部，只是成了空洞的、沒有內容的、生硬的教條主義的公式。”【洛甫：《提高干部學習的質量》，《共產黨人》1941年第17期。】那麼，如何來克服這種現象？一方面，中央呼吁廣大在職干部要注重對中國歷史知識尤其是黨的歷史知識以及其他各種必要的社會知識的學習﹔另一方面，把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作為加強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職干部學習質量的主要內容。

從1941年開始，學習運動內容的轉變越發明顯，從以馬列主義理論為主轉向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1941年3月，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中首次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有了許多重要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底貢獻”，毛澤東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黨教育人才，應該是忠實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參見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1941年第16期。】隨后，在5月份發表的《論創造性的學習》一文中，張如心指出對於毛澤東的著作，“我們全體同志注意得還不夠”，“我們的同志還沒有足夠地普遍地認識它的重要性，我們有某些同志還不了解：當一個中國的馬列主義者，不研究和熟悉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是我黨馬列主義中國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應該是我們全體同志研究、分析中國社會、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最好指南針之一”。【張如心：《論創造性的學習》，《解放》1941年第131、132期合刊，1941年7月7日。】與此同時，毛澤東針對延安在職干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5月19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毛澤東指出，在職干部學習“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頁。】。

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必須要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此相關的一部重要文獻就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資料搜集工作其實從1940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本來是為中共七大作准備，但是毛澤東“在審核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的幾個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對我黨領導機關的嚴重危害……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黨的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高級干部的路線覺悟，統一全黨的認識”【《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頁。】。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在中央會議上獲得贊同，《六大以來》成為干部學習的重要文件，在后來整風運動中也是學習的重要資料。其內容，大多是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決議、指示或所作的報告等，代表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路線和思想。學習《六大以來》在領導干部中引起極大反響，廣大干部認識到中央蘇區后期黨內存在的路線錯誤。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著作和中共歷史決議文件等內容的學習，表明了學習運動正發生重要轉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提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二）從注重理論學習向同時注重革命實踐的轉變

胡喬木在回憶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時說，“這兩年的學習運動也有缺點，主要是存在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0頁。】。關於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在學習運動階段性總結中已有發現，提出的對策是“克服單純的學習，把策略教育納入其中”，“加強策略教育的具體領導”。【《一年來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30日。】

學習運動第二重轉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一些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聯系起來。此后，他開始著重解決干部學習中理論和實際相脫離的問題。首先，毛澤東對先前已編好的《農村調查》文集加上了“序”和“跋”予以出版，這些文集主要寫於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而“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1頁。】接著，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對理論與實際脫離的現象進行批評，指出延安學習教育存在著“隻知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問題，因此必須要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

毛澤東指出，要堅決摒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主觀主義態度，堅持正確的馬列主義態度：“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為此，要在全黨系統地、周密地開展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對於“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頁。】。1941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並設立了調查研究室，毛澤東親自擔任主任一職，號召全體黨員和干部開展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9月29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的指示中指出，“本組研究方針，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目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12月，《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發布，文件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能夠正確地運用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而不是對書本上的各種原則進行死記硬背。要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把二者聯系起來。至此，在職干部學習的側重點從“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轉變為更加注重對中國實際的研究。【參見程中原：《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頁。】

在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工作的決定之后，張聞天組織“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並於1942年1月開始在陝北、晉西北進行了一年多的農村社會調查。張聞天等調查了神府、興縣、米脂等地的農村，寫了《神府調查經驗談》《整頓三風要聯系實際》《關於當前農村階級變化問題》《村政權組織要適應當前農村的特點》《基層是堅持領導工作的一面鏡子》等調研報告，1943年還總結寫了論著《出發歸來記》及《調查日記》。1941年9月，中共中央婦委和西北局聯合組成以蔡暢為團長的婦女生活調查團，赴陝甘寧邊區各縣調研。1941年冬，林伯渠率領考察團奔赴甘泉、鄜縣等地開展調研工作。張聞天、蔡暢、林伯渠等的調研用實際行動響應了學習運動從理論向實踐轉變的號召，為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作出了榜樣。

理論向實踐轉變，也成為后來全黨整風學習的基本方向。需要指出的是，1941年至1942年間，中共盡管認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性，但是全黨范圍內對於二者聯系的認識高度還不夠。從思想路線的高度解決這一問題是由整風運動完成的。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使我們黨確立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四、學習運動全面轉入延安整風運動

李維漢指出，“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就是根據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建議和這一決定的精神，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開始了嶄新的階段”【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38頁。】。這個“嶄新的階段”便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全面開啟。隨著1941年12月1日《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以及1942年4月《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的出台，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全面轉入整風運動階段。

首先，學習時間的銜接。如前所述，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從1939年3月實際已經開始，5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開動員大會，隨后學習運動正式展開。至1940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就延安在職干部學習教育情況進行了三次大檢查並進行總結，制定了更高要求的學習計劃。1940年10月20日，中央宣傳教育部發出《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根據該決定1941年3月又制定了《延安在職干部教育第三期計劃》。1941年12月1日《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和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兩個重要文件的出台，表明了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時間持續至1942年初。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中正式提出整頓“三風”主題，延安整風由准備時期進入普遍整風時期。從時間上看，至1942年2月，延安在職干部教育運動已經融入自上而下的新的學習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其次，學習規模的擴展。延安整風運動是全黨規模的教育運動，不僅包括陝甘寧邊區，也涵蓋了各抗日根據地、中共在重慶和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覆蓋面很廣。學習運動雖然最初規模很小，但隨著運動開展，范圍也逐步擴大。一方面，參加學習的人數越來越多。在職干部學習運動三次檢查數據結果顯示，1939年8月2074人，1940年5月4082人，第三次檢查時達到4867人。【參見《一年來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30日。】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第三期計劃制定之后，人數還在不斷攀升。另一方面，從適用地區上看，學習運動最初僅僅針對延安及周邊各地，但隨著人數的增多，適用地區也越來越廣。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前述兩個文件的出台，標志學習運動正逐步突破延安范圍開始面向全黨。《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特地注明“適用於各地”，並在文件中進一步說明，“本決定適用於延安。但本決定的一切基本原則，同樣亦適用於其他地方”【《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頁。】。《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則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所有黨政軍領導機關提出要求，該決定后來被列為延安整風必讀的22個文件之一。與此同時，軍隊中大規模學習教育也開展起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連續下發了五個關於干部教育的指示。學習運動的范圍已經不再局限於延安地區周邊80裡之內，黨政軍系統全面鋪開。在此基礎上，整風運動順利開展。

再次，學習目的和內容的趨同。延安整風運動作為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主要目的是清算黨內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以及作為其表現形式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統一思想認識。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兩重轉變，使它逐步與整風運動在目的和內容上趨於一致。1941年9月，毛澤東明確提出學習運動“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大力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73、374頁。】該年底，《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規定，在職干部教育應以“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四種為范圍”，並特別指出，四種教育“均須貫徹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精神……任何包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毒素的東西，均須嚴格的加以清除或批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3頁。】由此可見，學習運動的目的和內容已逐步與整風運動吻合起來，開啟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篇章。

最后，學習材料的承接。為了提高在職干部的理論水平，學習運動最初主要以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為主，學習材料以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主，但上述兩重轉變發生之后，學習材料也轉變為以學習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的著作、中共歷史文件等為主。整風運動全面開展后，中央列出了針對整風運動的學習材料。1942年4月初公布的學習材料規定了18個必讀文件，其后不久又增加了4個，這22個文件是基於之前的學習材料發展而來的，仍然延續著學習運動兩重轉變的基本特點，更加注重中國化理論材料。22份必讀文件中隻有6份來自蘇聯，主要是列寧、斯大林以及季米特洛夫的著作，其他均為中共領導人的著作或中央文件。

綜上可見，從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到整風運動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二者之間的銜接可謂水到渠成。在整風運動普遍開展時，廣大中下層干部最初仍認為它是1939年學習運動的深入。當整個學習運動在全黨范圍內展開而非僅限於延安地區在職干部時，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場面向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思想改造運動開啟了。至此，在職干部學習運動與整風運動順利融為一體。

五、余論

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是中共在整風運動前進行的一次全面、系統、組織化的學習運動，可以將其看作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運動中后期，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學習、調查研究、學習中共歷史等，克服教條主義的主線日趨明晰。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兩個有關在職干部學習文件的出台，標志著學習運動完全轉入延安整風運動之中。作為一次預演，它對整風運動意義重大。

首先，它為整風運動提供了組織經驗。整個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計劃性強……二是組織性好”【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45頁。】。整個活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在中央，有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宣傳部、高級學習組和中央總學委等組織﹔在地方，有各級干部教育部、各級黨委宣傳部、地方學習組等機構來組織和領導干部學習。這種自上而下的學習領導體制有助於學習資源的集中調配，而不是各自為政地開展，確保了學習的效果。這在中共學習教育歷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無論規模、效果、組織等方面都超過了以往學習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正是在這次學習運動基礎上開展的。

其次，它為整風運動提供了理論學習的基本內容和方法。毛澤東在領導整風運動過程中，其基本思路是從號召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入手，將歷史和現實相結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從高級干部轉向一般干部與黨員，從政治路線為主轉向整頓思想方法和作風為主。【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4頁。】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基礎和先導。黨的理論水平的提升是在長期的學習和實踐中逐步完成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的開展使廣大干部認識到理論學習的重要性。

再次，它為澄清歷史路線的是非問題打下了基礎。學習運動過程中由毛澤東親自組織編輯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以及整風運動中編印的《兩條路線》【《兩條路線》出版后，取代了《六大以來》成為高級干部學習的主要材料。】，在黨內引起了極好的反響，有力地澄清了歷史路線的是非問題，把馬列主義學習和歷史實踐結合起來。一方面，讓在職干部明白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因沒有掌握馬列主義精髓而造成的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危害以及由此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面，通過對馬列主義的集中學習，廣大干部認識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才是真正掌握馬列理論並活學活用的典范。延安在職學習運動的兩重轉變，明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有效地破除了教條主義路線在黨內的負面影響【參見石仲泉：《憶喬木同志談延安整風》，《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5期。】，為全黨深入學習並統一對相關歷史問題的認識起了關鍵作用。

綜上所述，1939—1942年間的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及其在發展中逐步轉入整風運動，為全黨范圍內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並逐步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整風運動是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出現兩重轉變后才逐漸形成清晰的目標、途徑和方式的，它是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

（本文作者：朱益飛，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揚州大學基地特聘研究員，江蘇揚州225009）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