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共就國民黨閃擊延安計劃之應對

1943年中共就國民黨閃擊延安計劃之應對

耿磊

 

[摘要]1943年6月，在蔣介石授意下，胡宗南制定閃擊延安計劃，雖最終並未實施，卻將國共關系進一步推向復雜化。此前，中共採取“和國”方針，著力於國共合作抗日。當獲知國民黨閃擊延安計劃后，中共通過發電抗議和對外擴散消息來對國民黨形成輿論壓力，與此同時，做好相應准備，動員根據地民眾進行政治抗議和准備軍事自衛。國民黨暫停閃擊計劃后，為了鞏固局勢，中共繼續開展宣傳攻勢，回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並根據形勢的變化，主動停止宣傳攻勢，表明中共緩和國共緊張局勢、繼續合作抗戰的態度。通過此次應對，中共意識到未來國共之爭不可避免，進而加強邊區生產和整合內部力量，爭取主動。這段歷史展現了抗戰時期中共在國民黨軍事包圍下爭取自我發展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努力和成效。

[關鍵詞]抗日戰爭﹔閃擊延安﹔國共關系

（本文系2016年度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工作隊與陝甘寧邊區鄉村動員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2016YB032）

 

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是當前中共黨史和抗日戰爭史研究的熱點之一。縱觀全面抗戰的八年歷程，國共兩黨呈現出合作與分歧並存的態勢。對中共而言，應對和處理好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不僅關乎中華民族抗戰大局，而且影響著中共自身發展與外在形象的構建。1943年6月，在蔣介石授意下，胡宗南制定閃擊延安計劃，雖最終並未實施，卻將國共關系進一步推向復雜化。就此次國民黨閃擊與中共應對，學者已有所關注【參見賀江楓：《蔣介石、胡宗南與1943年閃擊延安計劃》，《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盧毅：《抗戰中的一場國共宣傳戰——延安對〈中國之命運〉的批駁》，《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但迄今少有專文梳理中共應對過程和分析其對中國革命發展所產生之影響。鑒於此，本文結合毛澤東、蔣介石、董必武等當事人文獻、《解放日報》、中共中央文件等各種資料，就上述問題進行梳理與分析，以期展現抗戰時期中共如何在國民黨軍事包圍的背景下爭取自我發展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一、制造輿論、力求避免

1943年7月3日，毛澤東就近期胡宗南部在洛川等地修筑工事，要求周恩來等向胡探尋並商談“軍事沖突對抗戰團結之利害”，當晚，卻發覺“胡已完成一切作戰准備，聽候手令即行進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胡宗南機要秘書、中共黨員熊向暉1943年7月3日已將閃擊計劃傳到延安。參見楊者聖：《在胡宗南身邊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頁。】6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后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是日，國民黨禁止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並於當夜派軍隊包圍報館。【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49—450頁。早在1943年5月下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給各地黨部下發秘密指令，鼓吹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解散。參見金沖及：《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的聯合與斗爭》（三），《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9期。】軍事進攻、政治反共及禁止宣言的刊發，在中共中央看來，這是國民黨“實行軍事壓迫、政治陰謀，企圖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的反動行為”【《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1頁。】。

國民黨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閃擊延安？一方面受國際形勢的影響，特別是共產國際的解散，使得蔣介石認為“此后對於國內共產黨之方針與計劃應加重研討，是乃對內政策之重要時機”，“一生最大之對象，如果能因此消除，此不僅為此次世界戰爭中最有價值之史實，且為我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最大之勝利也”。【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3），（台北）“國史館”2011年版，第497、531頁。】據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六組組長、主管軍事情報工作的唐縱日記記載，5月27日下午，國民政府軍委會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討論第三國際解散后本黨對中共之態度”【公安部檔案館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頁。】。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的解決中共問題之內在因素的促使。【參見金沖及：《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的聯合與斗爭》（二），《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8期。】戴笠曾建議，“利用第三國際解散時機，把握中共弱點，以達到政治解決為原則，惟在軍事上仍須施極大壓力，促其就范”【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頁。】。

對於此次國民黨反共浪潮，中共中央雖有所防范，但未料如此嚴重，甚至就當時國共關系還抱樂觀態度。如7月2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仍向國民政府提出“加強作戰”“加強團結”“改良政治”“發展生產”四項建議。【《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解放日報》1943年7月2日。】

在獲知國民黨軍事進攻計劃后，中共中央立即採取措施，以應對可能爆發的國共軍事沖突。

首先，致電國民政府軍事要員，抗議對邊區的軍事進犯。7月4日，朱德致電胡宗南：抗議“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強調“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並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6頁。】6日，朱德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致電蔣介石、何應欽及徐永昌，指出自1943年5月以來周圍友軍不斷向邊區進犯，特別是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后，邊區周圍軍事形勢愈加嚴峻﹔強調內戰發生對抗戰的不利，對此“不敢不告”，還“敬乞明示方針，不勝屏營待命之至”。【《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中卷，第1137—1138頁。何應欽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徐永昌時任軍令部部長。】

兩份電文充分展示了中共應對此次軍事危機的抗議策略。明知胡宗南的軍事進犯，勢必受蔣介石命令，仍試圖通過向蔣介石及軍事委員會闡明利害，解除當前國共軍事沖突。也就向國民黨再次表明中共維護民族抗戰大局的明確態度。

其次，盡量向外擴散消息、獲取中外輿論支持。7月4日，中共中央急電董必武，要其將蔣介石調集兵力包圍邊區情況“向外傳播，發動制止內戰運動。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同時找張治中、劉斐交涉，並強調“愈快愈好”﹔6日，再次電示董必武：“應將‘七一’紀念論文立即設法單印傳播出去，又朱德同志致蔣、胡電亦應速即向外傳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49—450頁。張治中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劉斐時任軍委會軍令部次長。】

根據中央指示，董必武積極活動，向重慶的中外人士力陳陝甘寧邊區所面臨的軍事危機。如7月8日、9日，董必武會晤章伯鈞等，指出：我黨的態度第一步是竭力阻止內戰爆發﹔第二步如萬一胡宗南敢於冒險，地方軍隊如起而反對也是重要的﹔12日，董必武同黃炎培介紹7日晚胡宗南軍隊炮擊陝甘寧邊區的情況。【參見《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頁。】

國民黨擬閃擊延安消息的傳播，引發了中外人士的關注。如7月5日，史迪威在日記中記載：近來有這樣的謠傳，紅軍被告知他們應該“合作”，否則蔣介石將於9月進攻他們【[美]史迪威：《史迪威日記》，林鴻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頁。】﹔6日，張瀾致信蔣介石，“分析黨爭之害，反對蔣介石以武力吞並異黨”【謝增壽編著《張瀾年譜新編》，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頁。】﹔12日晚，王芸生曾詢問徐永昌，朱德等呼吁中央軍勿向陝北進攻事，“是否中央軍有此企圖”【《徐永昌日記》第7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21頁。】。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為關鍵的時期，國民黨卻准備閃擊延安、掀起反共浪潮，不得不讓外人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准備向共產黨發動戰爭，而把抗日戰爭放在次要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50頁。】。因此，通過發電抗議和對外消息的擴散，中共獲得輿論層面上的主動。據熊向暉回憶，收到7月4日朱德的抗議電文，胡宗南考慮“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採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也“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因此“隻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並電告蔣介石。【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頁。】9日，蔣介石回電“對陝北暫不動作”【蔡盛琦等編《胡宗南日記》上冊，（台北）國史館2015年版，第233頁。】。此消息由熊向暉於10日發出，由此形成毛澤東致電董必武所提及“蔣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電胡宗南改變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決心”【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16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6頁。】。國際形勢的變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蔣介石暫停閃擊延安計劃【參見賀江楓：《蔣介石、胡宗南與1943年閃擊延安計劃》，《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但中共獲知計劃后的發電抗議和對外擴散消息，亦應是促使胡宗南、蔣介石考慮暫停閃擊計劃的重要因素。但此時對中共而言，發電抗議和擴散消息畢竟只是利用外部輿論來避免國共軍事沖突，一定程度上屬應急性，如何整合和利用內部資源來應對國民黨反共行為，中共須有明確考慮並積極早准備。

二、動員根據地軍民，“實行必要的准備”

7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指出國民黨“企圖利用德蘇及日蘇的緊張關系，估計日本會進攻蘇聯，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來實施反共行為，強調：過去兩年採用不刺激國民黨的“和國”方針“不適用了”，要“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1頁。】

現在來看，當時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意圖的把握十分到位，即意識到國民黨妄圖利用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解散來“解決”中共問題，對此，要改變以往“和國”方針，開展宣傳、軍事兩個層面的應對。【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1頁。毛澤東當日致電彭德懷時，強調“我方正力請求避免”。】但首要問題是統一邊區黨政軍民就此問題的認識與態度。

7月8日，《解放日報》在刊發朱德致電胡宗南、蔣介石等原文的同時，又揭露國民黨西安勞動營訓導處處長張滌非及重慶國民黨機關中央通訊社的相關活動，“西安特務機關所制造的‘民意’，和日本法西斯匪首東條及中國大漢奸汪精衛之主張如出一轍，均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毫無區別。一個堂堂當權政黨之官方通訊社竟發出此種類似敵人與漢奸口吻之宣傳，實屬可怪之極。”【《特務機關破壞團結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向邊區黨政干部和民眾公開國民黨反共宣傳、准備軍事進攻的意圖，並以“可怪”來引導讀者審視國民黨的反共行為。

7月9日下午，延安召開黨政干部和群眾大會。朱德發言呼吁民眾要團結起來，共同制止內戰﹔賀龍呼吁全國團結抗戰，人如犯我堅決自衛﹔李鼎銘強調國民黨當前的反共就是反對三民主義，進攻邊區就是破壞團結抗戰﹔蕭勁光表示邊區留守部隊要時刻准備自衛，堅決打擊進攻邊區的人﹔劉少奇提醒邊區軍民接受皖南事變教訓﹔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表示中共有80萬黨員、幾十萬軍隊，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有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這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吳玉章強調“誰要想取消共產黨，誰就要自取滅亡”﹔崔田夫號召整頓自衛軍保衛家鄉﹔作為勞動英雄，吳滿有號召邊區農民擁護軍隊，打死來咬我們的瘋狗﹔工人代表朱寶庭則表示“別人要進攻邊區，我們就要保衛自己”。【《全邊區人民緊急動員，制止內戰保衛邊區》，《解放日報》1943年7月10日。】這次民眾大會，鼓舞和堅定了邊區民眾堅持抗日、維護團結、保衛邊區的決心和信心。會后，新華社工作人員晚上加班，3小時將大會上的發言“譯好並播送到全國各地”【《延安各界緊急動員，進入了戰斗的哨崗》，《解放日報》1943年7月11日。】，宣示邊區干部與民眾就國民黨反共行為的不滿。

針對國民黨暫停閃擊計劃，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策問題。毛澤東指出：由於受國際形勢變化、重慶各國大使的干預，特別是我黨動員廣大群眾表示抗議，“國民黨不得不暫時和緩進攻邊區”，但新調來的軍隊並未完全撤走，我們“不能認為已經停止了這次進攻”，因此，要“實行政治攻勢，打擊國民黨的反共氣焰”﹔“軍事上實行必要的准備”等。【《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5頁。】

政治上遏制國民黨“反共氣焰”，主要通過《解放日報》展示根據地各階層民眾的政治抗議和自衛心聲。

在陝甘寧邊區，受7月9日邊區民眾大會的影響，民眾紛紛表示要從自身出發，服務於當前危機的解決。如中央印刷廠工人日夜趕印“呼吁團結制止內戰的宣言、通電、口號標語等千萬份宣傳品”，一個排字工人還表示“假如需要我拿槍去打死那些混蛋的時候，我就立刻到前線去”﹔曾參加過華北敵后戰斗的工人強調“現在我們是一個文化宣傳的戰士，我要更堅定的站在這個崗位上，像在敵后戰爭環境中一樣緊張地工作”。邊區被服廠職工提出“加緊生產，准備戰斗”的口號，要求增加義務工，並於10日晚召開全體工人大會，一致要求：每天除10小時工作外，增加義務工1小時﹔星期天隻休息半天，產品質量要保証做到規定標准90%以上，並按原來生產計劃，提前半個月完成。【《被服廠工人熱烈動員，加緊生產准備戰斗》，《解放日報》1943年7月12日。】10日下午，隴東分區在慶陽南大操場召開軍民大會，向民眾說明當前邊區所面臨的軍事、政治雙重危機，有士紳表示：“我昨天剛看了共產黨‘七七’發表的宣言，他們一貫的主張堅持團結抗戰，他們八路軍六年來為全國人民的利益而艱苦戰斗的精神，全國人民有口皆碑，但現在竟有人要消滅和進攻他們，這真是罪惡無理的行為！”定邊二區農民趙良，對前來看他剛新修窯洞的民眾表示：“誰要進攻邊區，我們保管叫他一個也回去不成！”【《准備痛擊反動派進攻，慶陽民眾緊急動員，定邊軍民戰斗團結倍加親密》，《解放日報》1943年7月13日。】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部署【7月8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七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並援助陝甘寧邊區之自衛戰爭”。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頁。】，華北、華中根據地民眾也紛紛抗議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反共宣傳，聲援陝甘寧邊區。7月13日，賀龍、蕭克及一二○師全體官兵向蔣介石、各戰區司令長官致電，以古時宋明亡國痛史為鑒，要求對進攻邊區的行為“速予制裁，以安軍心，而利抗戰”【《120師全體將士呼吁制止親日派禍國陰謀》，《解放日報》1943年7月14日。】。是日，晉冀魯豫文化界通電表示“誓為陝甘寧邊區一百萬人民后盾。並希各地思想界同人，一致起來，反對法西斯思想”【《晉冀魯豫文化界通電：誓為陝甘寧邊區后盾，消滅法西斯思想毒素》，《解放日報》1943年7月14日。】。15日，晉察冀邊區各界召開“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大會”，聶榮臻在會上“號召邊區軍民動員起來，為保衛陝甘寧邊區而斗爭”。大會並向林森、蔣介石及各院部長官、各戰區等通電，表示該邊區1500萬人民“與全國各抗日軍隊與一切抗日反法西斯人民，繼續堅持統一戰線，繼續團結抗戰，為消滅日寇、漢奸及第五縱隊、反共特務匪徒、內戰挑撥者而奮斗到底”【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頁﹔《晉察冀邊區各界制止內戰挽救危亡通電》，《解放日報》1943年7月16日。】。華中地區，新四軍“紛紛舉行了動員大會、宣誓大會，聲討了蔣介石的罪行，並進行了軍政檢閱”，民眾“以示威、通電抗議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憤怒和斗爭決心”。【《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軍事資料匯編之二），新四軍戰史編審委編1963年印，第86頁。】

軍事上“必要的准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調動若干兵力、增強邊區自衛實力。7月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擬實行前年春季所定計劃，從五台、太行抽調十個大團（約兩萬人）西開應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頁。】﹔12日，他又致電聶榮臻等，“從五台區調6個團，由呂正操率領西進至晉西北待命。不論蔣胡此次是否實行進攻，此6個團西調計劃不變更”【《聶榮臻年譜》上卷，第399頁。】。10月21日，雖國共關系有所緩和，毛澤東仍“決由冀魯豫邊區調三個大團”到達陝北，“年底補充准備完畢，明年二月底到達陝北綏德待命”，並強調“無論情況如何變化，此計劃決不改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77頁。】做好軍事准備，預防軍事的決心顯而易見。

其二，發動邊區軍民來應對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在7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朱德提出在軍事上要進行訓練的突擊運動，在群眾中進行自衛軍的軍事技術教育。毛澤東表示贊同，要求“組織全軍的軍事技術教育，各機關學校組織自衛軍”【《朱德年譜（1886—1976）》（修訂本）中卷，第1140頁。】。響應中央號召，邊區各地積極行動起來。如延安市迅速成立運輸隊，往前線運輸軍需品﹔農民自衛軍一方面加緊生產，一方面由30歲以下的自衛軍組成基干連，著重於特殊任務的訓練﹔鐵匠多打刀槍，木匠多做擔架及運輸工具，皮匠加緊生產皮帶等，婦女加緊做軍鞋的同時學做看護，兒童成立兒童團，站崗放哨【參見《本市市府成立運輸隊，緊張進行戰時運輸，鐵匠皮匠趕制軍需品》，《解放日報》1943年7月13日。】﹔延署專區各縣“已進行整頓自衛軍，群眾正紛紛准備土槍、土炮及各種自衛武器”【《各縣自衛軍枕戈待命，延屬分區緊急備戰》，《解放日報》1943年7月14日。】﹔鄜縣縣政府黨政干部70余人，在幫助民眾收麥同時，“拿起武器准備戰斗”【《鄜縣黨政助民收麥，趕快收完加緊戰斗准備》，《解放日報》1943年7月13日。】。

陝甘寧邊區乃至整個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抗議和軍事自衛准備，展示了中共領導下全體民眾抗擊國民黨反共行為的決心和態度，從氣勢上壓倒了國民黨。毛澤東特意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關於《質問國民黨》發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痒，唯獨此次打到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66頁。】這就為中共回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三、宣傳攻勢：揭露國民黨反共陰謀和抗戰不力

國民黨暫停閃擊計劃后，因認為中共的宣傳攻勢“刺激太甚”，一度重啟閃擊計劃。【參見賀江楓：《蔣介石、胡宗南與1943年閃擊延安計劃》，《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照一般邏輯講，既然此前國民黨停止閃擊，中共也就實現“力求避免戰事”之預定目的，那麼，為何中共中央反而在8月份前后開展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

據目前的資料來看，中共中央發起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主要基於以下考慮：

其一，可以抓住機會，宣傳反對內戰、共同抗日的政策，維護全民族抗戰大局。7月1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宣傳閃擊已收效，更因延安緊急動員，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此次蔣之陰謀迅速破產，是我抓緊時機捉住反對內戰、反對侮辱共產黨兩個要點，出其不意給以打擊”，如“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7頁。】在毛澤東看來，國民黨閃擊延安計劃的暫停，雖受國際形勢變化及各國干預的影響，但根本上講，是中共領導根據地軍民抗議之結果。因此，中共要趁勢抓住這個宣傳有利時機，爭取國共雙方和平，繼而堅定擴大對國民黨的“政治攻勢”和繼續對抗“反革命宣傳”的決心。【這裡的“反革命宣傳”主要針對《中國之命運》，該書污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28頁。】

其二，表明中共中央還擊國民黨反共宣傳的強硬態度。皖南事變后，中共一直秉持“不刺激”國民黨的政策，且在蔣介石看來，就國民黨刊發的《中國之命運》，中共“不敢有所異動”【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編《蔣介石日記》1943年4月25日“本周反省錄”，2015年。（本文所用蔣介石日記皆來源於此，但引用時會以台灣出版蔣氏年譜佐証）。蔣介石自認《中國之命運》“對共產黨之警告語，不可謂不嚴厲”。】。其實1943年國民黨反共宣傳的浪潮涌動，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早已察覺，本著團結抗戰之考慮，決定“我方應取守勢，待彼方進攻再行反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33頁。】。那麼，針對國民黨准備軍事進攻和叫囂取消中國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中共認為有必要亮明立場，“表示共產國際解散后我方之強硬姿態，借以擊退國民黨之無恥反共宣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6頁。】。

宣傳攻勢的第一步，是揭露國民黨反共陰謀，發動“反中國法西斯主義”運動。

早在7月11日，中共中央就強調，“進攻邊區，要想取消邊區，要想取消共產黨，這是日本法西斯的主張，僅僅是法西斯匪徒的需要”【《全體人民動員起來，把敢於向邊區進攻的反動派打出去》，《解放日報》1943年7月11日。】，將國民黨反共行為視作法西斯的作為。18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經典’”，“要在兩年內解決中國共產黨，以便實行法西斯主義”。【《再接再厲，消滅內戰危險》，《解放日報》1943年7月18日。】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逐漸將“反擊”目標落實到《中國之命運》一文上，公開亮明中共對該書的批判態度。

21日，《解放日報》發表《評〈中國之命運〉》，點明該書“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呼吁“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反對新專制主義！”【《評〈中國之命運〉》，《解放日報》1943年7月21日。】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評論對國民黨“宣傳攻勢”的作用，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將該文“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發”【《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9頁。】。

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依然如故。對此，8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董必武：“宣傳斗爭則更加緊”，要“主張取消各種特務組織，嚴禁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63—464頁。據董必武8月向中央報告：對國民黨反動當局加緊壓迫作家和出版界，擬發動被壓迫者作各種形式的抗議，以配合我黨對頑固派的思想斗爭。參見《董必武年譜》，第184頁。】16日，周恩來起草《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指出：蔣介石國民黨是法西斯主義，是以極端的唯心論哲學作為其思想體系的基礎的﹔它的歷史根源，“是官僚資本與特務制度的結合”，它“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它的綱領是反抗戰、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在對待我們時，採取以消滅我們為中心的時軟時硬的策略﹔它的組織，“就是特務組織”，進行著“最反動、最野蠻、最黑暗、最殘暴的”活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574頁。】相對以往不點名的批評和留有余地的批判，周恩來這篇文章直接指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屬於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全面而系統地批判了國民黨的思想、綱領及組織。

宣傳攻勢的第二步，是揭露國民黨抗戰不力，主要公布國民黨部分將領投敵事實和國共雙方抗戰成績之比較。

8月13日，《解放日報》社論指出“抗戰迄今，國民黨將領及其所率軍隊，叛國投敵現象，層見迭出”。“這種大批量叛國投敵的現象，是從國內政治反動，特別是從皖南事變以后，才日益增加的”。這說明“隻有停止反共，加強國內團結，改革政治設施，國民黨才能鞏固自己部隊，堅持抗戰”。最后，文章以國民政府對待新四軍及投敵叛國部隊的不同處理方式，來說明國民黨內部“是非不分，紀綱掃地”，引導民眾認清國民黨政治反動帶給全民族抗戰的負面影響。

8月23日，中共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和《中國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結合抗戰六年來國共抗戰成績，批駁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提出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命題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三十六個師團共六十萬敵軍中，國民黨僅僅抗擊十五個師團，計二十五萬人（百分之四十二），共產黨則抗擊了二十一個師團，計三十五萬人（百分之五十八）。至於那六十二萬偽軍，幾乎全部都為共產黨所抗擊”【《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解放日報》1943年8月24日。】。新華社在發表這兩篇文章時認為：“今觀此二項材料，究竟真如蔣先生所說呢？還是相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凡屬國人，必須明辨之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67頁。】8月25日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又指出：昨日公布的兩個文獻“以鐵一般的事實和數字，徹底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所散布的無恥謠言和荒謬宣傳，鮮明地証明了這一個真理：即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沒有了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解放日報》1943年8月25日。】。

由此來看，伴隨著“反中國法西斯主義”宣傳運動的開展，中共在批駁《中國之命運》的基礎上，逐步以客觀事實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最終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結論來提升中共抗戰時期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並表明了中共組織民眾贏得抗戰勝利的決心和態度。正如9月18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紀念“九一八”事變大會時所言：中國人民一定要把失地收回來。我們的力量是靠廣大群眾，隻有依靠廣大人民才能收復一切失地。【參見《朱德年譜（1886—1976）》（修訂本）中卷，第1143頁。】

中共發動的宣傳攻勢，引起蔣介石的高度重視，認為中共此次“乃為從來所未有”，加上美國因素的介入，自認此“殊非人所能忍受”【《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21日、8月6日。】，甚至整個8月他都在研究“對共宣傳之方針與辦法之決定”【9月5日下午，蔣介石與胡宗南研究“對共方略”，蔣介石認為，“現時進攻，不甚相宜，因其有備也”。參見蔡盛琦等編《胡宗南日記》上冊，第259頁﹔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4），第467頁。】。這從反面凸顯出中共對國民黨展開宣傳攻勢之成效。

四、主動“停止刺激”，重返國共談判

12月12日，蔣介石電告胡宗南“抽調一軍赴渝，並令緩和陝北形勢”【蔡盛琦等編《胡宗南日記》上冊，第285頁。】，解除數月之久的內戰危機。對此，有研究者將其主要歸因於美國的干預。【參見賀江楓：《蔣介石、胡宗南與1943年閃擊延安計劃》，《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其實，不論是日蘇關系的緊張與緩和，還是美蘇對國共雙方關系的關注，都只是促使蔣介石終止閃擊延安計劃的國際因素。【毛澤東也曾意識到“蔣介石估計歐洲第二戰場不易開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蘇，因此調兵遣將准備向我進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見我兩年緘默，以為可以壓服”。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56頁。】要全面理解國民黨終止閃擊計劃的歷史原因，不能不注意中共自7月4日以來在政治、軍事兩層面的應對，尤其是10月初中共主動停止宣傳攻勢這一歷史因素。10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解放日報》從十月六日起，暫時停止登載揭露國民黨的言論，以示緩和，看一看國民黨是否有政治解決及緩和時局的趨向。十月六日起，新華總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發一切揭露國民黨的稿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74頁。】

之所以自10月6日起停止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中共有如下考慮：

第一，蔣介石此時已表示放棄軍事進攻、用政治方式解決雙方矛盾。9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述：中共“在激怒我”進攻，“如我進攻遲延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如我能速戰速勝，則匪不過遷移地區，不能根本消除其匪黨，而我國內戰即起，復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仍有損失”，“故對匪決策仍取守勢，圍而不剿”。【《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11日。】這展示了蔣介石在軍事進攻中共問題上首鼠兩端的心態。蔣介石還在是月5日、8日的日記中提到“此時除此宣告隔絕共禍之一方式以外，再無較其他較妥之道矣”﹔用兵“若果持久不能解決，徒長匪焰，而與敵寇以復活之機”，“故封鎖匪區，使之自縛陰乾，為唯一方略”。【《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5日、9月8日。】蔣介石雖在8月份重啟軍事進攻邊區的計劃，但考慮到軍事進攻邊區的后果及國內外輿論的壓力，最終選擇回歸到政治解決途徑，對於中共“解決之決心與計劃，不敢出以孟浪之舉”【《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2日，上星期反省錄。】。與其說蔣介石受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的干涉而放棄閃擊延安之計劃，倒不如注意蔣介石考慮到軍事進攻延安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從而主動放棄軍事解決。而此時“孟浪之舉”之說法，應屬於蔣介石自我安慰。【蔣介石善變的性格，已為當時美國外交官及當前研究者所注意。參見周錫瑞、李浩天主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而此次軍事閃擊計劃的暫停、重啟與終止，亦能再次印証其反復無常的政治心態。】

基於此，9月13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於戰爭結束后一年內展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盡可於國民大會中提出討論解決”。對此，蔣介石指示“要認清此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國國民黨歷次會議宣言決議案匯編》第3冊，浙江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印，第367—368頁。】次日，《中央日報》對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進行報道，特別是公布對中共問題的決議案及蔣介石的相關指示內容。【參見《中央日報》1943年9月14日。】國民黨處理中共決議案的決議與指示發表后，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及“中外一致頌揚，實為今后對匪宣傳轉變之樞機，共匪對美國之宣傳奸計，從此或將失效矣”【《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19日，上星期反省錄。】。對外公布政治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表示出極強的爭取輿論之信心。

第二，表明中共維護團結、繼續抗戰之決心。對蔣介石政治解決的態度，中共是懷疑的。如9月26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蔣所謂政治解決是欺騙，至少目前無此意”﹔29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董：“告小黨派不要過於樂觀，要靜觀國民黨事實表現”，中共要“發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社論，當作我黨的表示”。【《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71頁。】現在來看，中共雖懷疑國民黨“政治解決”的誠意，但從團結抗戰大局考慮，還是應對國民黨政治解決問題“態度”有所回應。10月5日，毛澤東發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指出：國際形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德國即將倒台，日本“隻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備作最后掙扎。它對於中國，則是對共產黨‘掃蕩’，對國民黨誘降”。十一中全會后，國民黨的走向會有三種可能——“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照老路拖下去”及“改變政治方針”。毛澤東分析了抗戰之后國共的關系變化，強調中共在認真履行抗戰初期的四項承諾，而國民黨在屢次破壞團結﹔號召一切抗日力量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解放日報》1943年10月5日。】在毛澤東看來，國共關系並未受國際形勢的好轉而變得樂觀，內戰爆發的可能性較大，但與此同時，國民黨也許會通過繼續拖延來積累內戰的力量。因此，國內力量（包括中共在內）應該團結起來，在避免國民黨走前兩種道路的基礎上，影響國民黨向真正的民主、自由方向而努力。加上此時國民黨內部強調，“要先停止雙方刺激，使感情不惡化”【10月2日，董必武與王世杰會談時，王一直在強調要“停止雙方刺激”。參見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紀事》，第579頁。】。綜合這些分析可見，此時，中共主動停止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恰是以事實來向國內外表明中共維護國共團結合作、努力影響國民黨走第三種道路之決心和態度。

就中共主動停止宣傳攻勢，蔣介石認為，此屬“作妥協之宣傳”，中共“態度漸變，暫時緩和之方略或可達到，此乃政策正確所致”。【《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31日，上星期反省錄、本月反省錄。】蔣介石暗自高興，自認為中共態度變化乃“政治解決”這一正確方略所致。加上斯大林“保証蘇聯政府對其他國家之共產黨不加援助”等國際因素的影響，促使蔣介石認為，“對中共軍事行動方式，可以寬容一步，但在政治方面，須積極准備也”【蔡盛琦等編《胡宗南日記》上冊，第286頁。】，胡宗南則決定“於明年一月將邠州方面之第八第七八師抽調后方整訓”【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5），（台北）國史館2011年版，第670頁。】。至此，長達半年之久的國共軍事沖突危機得以解除。

五、對中共的歷史影響

1944年1月1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提出“除非國民黨下決心跟我們破裂，否則我們不應與它破裂”。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部隊“對於國民黨軍隊，我軍謹守防地，不得發生由我啟舋之任何事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91—492頁。】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重新恢復到1943年7月之前的“和國”政策。但國民黨掀起的1943年閃擊延安風波，不僅促使中共重新定位與國民黨的政治關系【參見賀江楓：《蔣介石、胡宗南與1943年閃擊延安計劃》，《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而且對中共及陝甘寧邊區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促使中共強化農業集體生產來增強邊區經濟實力，特別是注重互助組織構建的實用性。

在1942年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在各種集體勞動中，勞動互助社的辦法最為重要，應在全邊區普遍實行起來。他雖肯定延安縣利用民間互助形式的農業生產成績，但仍堅持以組織勞動互助社為主。到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又強調：“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型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隻要是群眾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932頁。】邊區勞動互助組建思路由此得以有效地統一。在1944年春耕動員中，西北局“盡量普遍採取‘扎工’、‘編[變]工’等群眾所習慣所自願的勞動組織形式”【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4年），甲5，1994年內部版，第11頁。】。

農業互助思路的這種變化，也受到了此次應對閃擊的影響。在1943年10月14日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這次高干會“就是准備打仗的問題。我們反對破裂，反對內戰，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辦法對付”。 “如果全體人民的勞動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則全邊區一千四百萬畝耕地的收獲要增加一倍以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75—476頁。】11月29日，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毛澤東強調“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組織起來》，《解放日報》1943年12月2日。】此時的互助合作經濟模式，不僅成為組織群眾、發展邊區經濟的重要途徑，更是成為中共領導民眾在“反對勢力”包圍下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基礎。另外，此時農業“組織起來”也被視為國共本質不同的象征。如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執行過程中，“要有群眾觀點，要依靠群眾，要與群眾結合一起，不要沾染國民黨作風。這種國民黨作風就是隻向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東西”【《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395頁。】。

其次，中共意識到須進一步加強黨內教育、統一思想。

1942年西北局高級干部會后，黨內教育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1943年2月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去年高干會上“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歷史，當時任務（生產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26頁。】。6月初，他再次指出：精兵簡政、擁政愛民、整頓三風、審查干部諸政策深入實行，黨內外關系大為改善，黨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大為克服。【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44頁。】

但通過此次閃擊應對，中共發現一些黨員“對今天的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不正確的了解”。因此，自8月5日起，中央總學委要求在黨內進行關於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正確政策的系統教育，努力使“全黨同志把這些問題（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徹底弄清楚”，這“對於目前包圍邊區和審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對於從思想上政治上使黨更加鞏固、統一和布爾什維克的事業上，都是有極端重大的意義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62頁。1942年6月，中共中央在1941年9月成立的中央高級學習組基礎上，成立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為負責人，領導整風運動。】最為重要的是，在8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國民黨這次對我們的軍事進攻確實打下去了”，“這次我們提出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與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斗爭是以斗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467頁。】

歷史進程的必然中也充斥著偶然。在蔣介石看來，中共“干部之間及其上下已離心離德”，“隻有促成其內部變亂，乃比用兵進剿之策略，勝過千萬矣”，“若我討伐，則反促其團結”。【《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28日、9月8日。】而事與願違，蔣介石的“美好”願望落空了。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反共行為不但沒有引發中共“內亂”，反而向中共黨員表明其反動立場，証明毛澤東“以斗爭求團結”思想的正確，促進中共黨內思想的團結統一。因此，在10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對國民黨批判宣傳的同時，仍強調黨內階級教育“繼續進行，絕不停止”。這就讓我們更清晰地理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講的那段話的深意：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時，“黨內就大體上肅清了對國民黨的幻想。消除了認為國民黨不要改造，中國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趕出去的思想﹔改變了認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發展我們的力量，發展解放區，使八路軍、新四軍不受限制的思想﹔樹立了要放手動員人民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的領導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思想”【《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頁。】。

相對於前兩次擊退國民黨反共高潮，1943年中共的應對更具策略性和戰略性。一方面充分調動國內外輿論和根據地軍民的力量來進行政治抗議和軍事自衛，特別是通過發揮宣傳優勢，使得蔣介石自認“此輕重皆非之時，惟有暫取靜默”【《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25日。】。另一方面，中共以國民黨積極反共、中共積極抗戰的雙重事實，向國人論証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之命題，並借此強化黨內統一、提升邊區經濟與軍事實力。如將此時雙方關系歸置於抗戰時期國共合作與斗爭整體歷程中，不難發現：1943年國共的博弈，不僅讓時人意識到未來國共之爭不可避免【連周佛海都認為國民黨“戰時如此，和平后剿共軍事恐將重演”。參見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下冊，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784頁。】，而且凸顯出中共在自身力量整合、輿論爭取及政治理論主導等方面的能力與實力。相較之下，高下立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1943年的國共關系恰是日后雙方政治走向的預演，正如有學者所言，“國民政府毀滅的種子在1943年就已種下”【周錫瑞、李浩天主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第37頁。】。

（本文作者：耿磊，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甘肅蘭州730030）

（責任編輯：茅文婷）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