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人議政”到“參政議政”：“五一口號”的發布與知識分子轉向
劉亞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年是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各民主黨派要弘揚優良傳統，切實加強自身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努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提高到新水平。1948年前后，中國各民主黨派完成了從反蔣到擁護中國共產黨，從奉行中間道路到認同支持中共領導等歷史性轉變。中共所發布的“五一口號”也以其釋放的歷史信號及拐點意義，在中國政黨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顧七十年前這一歷史事件，各民主黨派並非被動出場的“他者”。面對共產黨的召喚，無數性格與作風迥異的個體能夠做到殊途同歸，絕非偶然。作為知識分子聚合的政治空間，各民主黨派有著相近的文化基因，知識分子內核為民主黨派打下了深刻而又特殊的烙印。從積極響應“五一口號”到北上參加新政協是近代知識分子從邊緣走向中心的一次集體行動。在此前后，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完成了從“文人議政”向“參政議政”的轉向，部分知識型政黨亦初步實現了現代性整合。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在尋找近代中國出路的過程中逐漸分化為保守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以及革命知識分子。他們不僅追求思想獨立，也要“政治上之民主與自由”。“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創辦時論報刊、組建政黨與民間社團，均可視為參與政治的努力。但在近代救亡圖存的語境之下，民主、自由顯然都要讓位於愛國，即便是認同西方民主政治學說的自由知識分子，其情感出發點依然離不開民族主義。
抗戰爆發后，知識分子“統一壓倒民主、自由”的思路逐漸明晰。抗戰勝利后，國際環境好轉但國內政治生態仍趨於復雜，知識分子參政的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愛國知識分子推動了各民主黨派的建立，並較多承擔了黨內事務。而從成員上看，不只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具有知識分子政黨的性質，即使是以“農工為中心”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也長期以知識分子為核心力量。國民黨獨裁專政、分裂國家的行為與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的訴求產生激烈沖突。1946年底到1947年初，各民主黨派以內地報刊為輿論陣營展開辯論，最終初步達成了放棄中間道路、擁護中共領導的共識。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口號”，向各民主黨派發出誠摯邀請。毛澤東親自參與文本的修改過程，他字斟句酌，對全文進行了三處修改，其中最為關鍵的修改在第五項。他將原文“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開展了“新政協運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也在中共的幫助下開啟了一場“知北游”。在北上途中，他們直抒胸臆，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詞，其心態上的微妙變化亦躍然紙上。柳亞子寫下“六十三齡萬裡行，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詩句，寄托對解放區的期待。葉聖陶在日記中用“涓泉歸海”表達激動心情，稱此番盛事“生平罕見”。朱蘊山等人則不約而同使用了“神州解放”等佳句。到達北平之后，共產黨人給這些知識分子留下了極好的印象。葉聖陶、徐鑄成等人不吝筆墨，大贊“民眾翻身”“新天地”“新社會”的氣象。柳亞子更是在致謝辭中高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激動心情溢於言表。
傳統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與革命知識分子“捧著一顆心”走到了一起，但除了少數與中共有較多接觸的左翼知識分子外，大部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以及新政權還比較陌生。他們在情緒上表現得樂觀昂揚，對於即將從事的事業卻普遍缺乏足夠認識。葉聖陶坦言，自己雖明白將要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對於“究竟是什麼樣的工作”“應該怎樣去做”“自己能不能勝任”等問題卻認識“相當模糊”。此外，各民主黨派在誕生之初還不可避免地存在成分復雜、綱領不明確等問題。正如周恩來所說，民主黨派成員“從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一直包含到進步分子”，而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一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在國家統一的願景即將完成之際，民主黨派內外的分歧逐漸凸顯，新政協代表名單也因之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
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直接領導籌備會第一小組並重新對名單進行審查。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向各民主黨派明確了甄別的標准，即在1948年“五一”之前已有組織或開始建立組織，“並且很快地響應了‘五一’口號的，就可以作為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李維漢進一步指出，“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同時在此基礎上強調團結的廣泛性。”通過靈活掌握上述原則，第一小組在審查中既充分肯定了民主人士的歷史貢獻，同時對各民主黨派進行了有效整合。
針對部分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對代表名單的不同意見，共產黨人發揮了協調作用，統戰部在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意見的基礎上協調了代表名單，從而保障了新政協的順利召開。以醞釀新政協代表名單為契機，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完成了黨員梳理並對內部的知識分子資源進行了有效整合，從而為向現代參政黨的轉變做了准備。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參政所依賴的政治空間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報刊與鬆散的民間團體不再作為知識分子表達政治訴求的主要平台。通過團結在民主黨派周圍，知識分子以參政黨成員的身份實現了從“文人議政”轉向“參政議政”。
1949年9月15日，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黨組會議上談到革命勝利后如何動員各方力量參加建設的問題，他號召共產黨人要積極“到他們中間去”“領導他們”。從發布“五一口號”到召開新政協，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實踐探索與理論貢獻，同時也為近代自由知識分子、保守知識分子向新知識分子的轉型提供了歷史條件與環境。知識型政黨在此過程中初步完成了現代性重組，知識分子愛國、民主、自由的訴求也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為場域得以實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漂泊了半個世紀之后終於在新中國落地生根，他們在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同時，自身也開始了向工農新知識分子的過渡，不僅為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助力，更以其知識與智慧投身於現代新型民族國家的建設熱潮。
（作者：劉亞娟，系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