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形成及歷史經驗

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作的重要報告，科學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深刻闡述了5年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描繪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宏偉藍圖，進一步指明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方向，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真總結黨的歷史，更好地發揮黨的歷史鑒今資政作用，是新形勢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迫切需要。深入研究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地位和作用、經驗和啟示，對於探索黨的執政規律，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看，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參與創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時,就明確提出實行代表大會制度。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確立了全盟代表大會在盟內的最高權力地位，規定每年8月召開全盟代表大會，遇緊急狀況時可召集非常代表大會，並對代表大會的職權、工作程序和方式等作出規定。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政黨制度的重要探索。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隻在1847年召開過兩次代表大會，但關於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的主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1864年成立、由馬克思直接領導的第一國際在章程中規定：“每年召開由協會各支部選派代表組成的全協會工人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0頁。）。第一國際存在12年召開過五次代表大會、三次代表會議。恩格斯對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尤其重視，他晚年在致德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倍倍爾的信中強調：“應當堅持每年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讓全黨哪怕一年有一次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一般來說也是重要的，這樣做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4頁。）巴黎公社革命后，歐美各國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大都選擇了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

列寧繼承並推進了黨的代表大會制度。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根據列寧的意見規定：黨的最高機關是黨的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召開（盡可能至少每兩年一次）。1905年，由布爾什維克單獨召開的黨的三大通過的新黨章對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完善，規定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在列寧領導下，按照黨章規定，堅持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先后召開了俄共（布）七大至十二大。

列寧還就如何開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使黨的代表大會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自由、使黨的代表大會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切實貫徹執行黨的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等作出表率，進行探索。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央委員會和地方黨組織要進行大量准備工作：中央要確定大會主題與議程，指派主要報告人，通過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出版“爭論專頁”，倡導爭鳴﹔各省、州、邊疆區和部隊要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大會主要議題、提出建議、選出有表決權的代表、邀請有發言權的代表。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注重進行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鼓勵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可以發表不同意黨中央決策的意見，甚至可以單獨發表與黨中央主報告意見相反的副報告，把主副兩個報告提交全體代表討論。為了加強對中央委員會的監督，1920年9月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它由黨的代表大會選出，與中央委員會平行，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其職責是同黨內官僚主義、升官發財思想以及黨員濫用職權的行為作斗爭，接受審理各種申訴和控告。在列寧及全黨的努力下，黨的代表大會呈現一派自由、民主的良好氛圍。

1924年列寧逝世后，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沒有繼續執行下去。自1927年聯共（布）十五大起，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延遲召開。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制定的新黨章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改為“至少每三年召開一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五分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6頁。）。但蘇共十八大拖延至1939年召開，蘇共十九大拖延13年之久於1952年召開。從1966年蘇共二十三大開始，黨的代表大會基本都是每5年召開一次。1990年7月，因國家經濟政治形勢異常嚴峻、黨內外不滿情緒急劇增長，蘇共二十八大提前一年召開。這是蘇共的最后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次年底蘇聯便解體，蘇共失去執政地位。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其孕育和誕生過程中，遵循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制度的設計，根據列寧民主集中制的黨內組織原則，建立並形成了黨的代表大會制度。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中共一大於 1921年7月23日召開，宣告了黨的成立，通過黨綱。1922年7月召開的黨的二大，通過黨的首部章程，第一次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作出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匯編（一大——十八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年，第7頁。）。二大黨章還對黨的領導機構選舉辦法、全國代表大會與黨員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作出規定。1927年6月根據黨的五大決定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第一次規定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即討論與批准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報告﹔審查與修改黨綱及黨章﹔決定一切重要問題政策的方針﹔改選中央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及其他等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有了比較完整的規定，並不斷發展完善。

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歷史簡要回顧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97年的光輝歷程，迄今為止召開了19次全國代表大會。總體而言，這些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在形勢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下面作一簡要回顧。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1949年）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嚴重。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近代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我們黨召開了一大至七大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黨的一大是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道路走不通，時代呼喚新的力量來領導中華民族走新的革命道路的背景下，於1921年七八月在上海和浙江嘉興南湖召開的。大會起草和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是中華民族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使中國革命面目煥然一新，中國人民有了前進的主心骨。它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運動很快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在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導下，我們黨進一步認清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斗爭。因此，1922年7月，黨的二大在上海召開，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20年代初，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西方列強在一戰后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國內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進一步加劇。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共同壓迫下，一場變革現狀的大革命，已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強烈的共同需要。在工人運動屢屢受挫的現實中，共產黨人看到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作出了國共合作的戰略決策，並正式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和辦法，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1925年1月，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這些重大戰略決策，推動了工農運動的發展，國民革命浪潮席卷全國。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遭遇重創。黨的五大在這一緊要關頭於1927年四五月在武漢召開。大會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原則，但是由於沒有提出相應的有效措施，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面。大會正式提出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在黨的建設史上有重要意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進入極端艱苦的時期。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分歧和爭論。因此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1928年六七月，在國內白色恐怖嚴重的形勢下，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我們黨在國外召開的唯一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而新的浪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認識和工作轉變，推動革命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毛澤東后來講過：“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9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六大在黨的建設和發展、在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征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國革命發展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1945年4月至6月，黨的七大在延安舉行。七大與六大間隔17年，其准備經歷了較長的過程，中央曾先后八次作出關於籌備召開七大的決定。七大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綱領和策略﹔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七大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中共領導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從幼年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由於特殊歷史條件，這一時期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多次代表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指導下召開的。黨的二大通過決議加入共產國際，我們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重大事項要向共產國際請示和報告，重大決策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第二，從一大到六大，基本堅持了年會制。七大在修改黨章時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實際可能，決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3年召開一次。第三，代表大會議程和議題數量較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土地、統一戰線、工人、農民、婦女、青年、軍事、宣傳、組織等方方面面。七大后黨的代表大會議程簡化，議題趨於集中。第四，代表大會代表產生方式不同。早期以指派推薦產生為主，七大后以民主選舉為主，少部分代表由中央指定，體現出廣泛的代表性。第五，代表大會召開地點隨著革命形勢發展而變化，在上海、嘉興、廣州、武漢、莫斯科、延安等地召開。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年）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我們黨從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局部執政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責任。這一時期，黨召開了八大至十一大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在北京召開。八大是在我國實現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兩個歷史性轉變后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大會，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正確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規定了黨和全國人民在新形勢下的主要任務，確定了一系列工作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八大是一次解放思想、民主開放的成功的大會。它宣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並明確提出了黨在今后的根本任務。大會制定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新設想是富於創造精神的。以八大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為標志，我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有了新的認識。

1969年4月黨的九大和1973年8月黨的十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歷史時期召開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兩次會議作出這樣的評價：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錯誤。

黨的十一大於1977年8月召開。大會總結同“四人幫”的斗爭，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重申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雖然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十一大沒能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路線方針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進行重要探索的時期。八大對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規范和調整，決定實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常任制。八大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5年，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由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鄧小平同志稱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這一時期在“左”傾錯誤影響下，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經歷了一段曲折發展的過程，有些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召開了十二大至十九大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改革開放決策也逐步付諸實施。如何適應新形勢，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成為黨中央著力考慮的問題。召開黨的十二大，系統總結過去6年來的經驗，進一步肅清“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后果，確定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戰略步驟和方針政策，提上黨的議事日程。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在北京召開。大會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回答了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中國走什麼樣的道路這一人們最為關心的重大問題，成為指引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旗幟。大會提出我們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並圍繞總任務，制定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一系列方針政策，提出“小康”戰略目標。大會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還提出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戰略方針。大會制定的新黨章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的“左”傾錯誤，繼承和發展了七大、八大黨章中的優點。

十二大后，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迫切需要黨在深刻分析基本國情、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路線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作出明確回答。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在北京召開。大會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提出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戰略方針。為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大會確定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並對此作出全面部署，對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作了進一步闡述，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目標、性質、內容、步驟、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明確規定。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在北京召開。這是在我國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作出三項意義深遠的重大決策：一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三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這對於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行動，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也為繼續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奠定了重要基礎。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我國面臨著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如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歷史抉擇。在這個關鍵歷史節點，黨的十五大於1997年9月在北京召開。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正式寫入黨章，將其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進一步闡明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這個基本綱領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黨的基本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開。大會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以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闡釋，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為我國跨世紀發展作出戰略部署。

跨入20世紀，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新階段。在新世紀新時期，我們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實現什麼樣的發展目標等重大問題擺在共產黨人面前。黨的十六大作為我們黨在新世紀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02年11月在北京召開。大會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正式寫入黨章。大會根據全面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紀頭20年是我國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的重大判斷，並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畫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目標。

黨的十六大以后，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內艱巨復雜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七大於2007年10月在北京召開。大會首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出科學概括，系統闡述了科學發展觀並將其寫入黨章。大會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和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更高要求。大會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明確要求，標志著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在北京召開。大會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全面部署，對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出了明確要求。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體現了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成果，體現了黨的十八大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工作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出了明確要求。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在北京召開。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大會審議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成果，充分體現了十九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對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必將更好發揮規范和指導作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更加完善，逐步實現了制度化、規范化，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機制。主要特點是：

第一，大會職權得到進一步明確。十二大黨章徹底清除了從九大到十一大所制定的黨章中的錯誤，重新明確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十二大及其制定的新黨章,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化、規范化奠定了基礎。十九大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職權進一步修改為：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討論並決定黨的重大問題﹔修改黨的章程﹔選舉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第二，大會主題更加鮮明突出。8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立足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隨著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愈加清晰、理論愈加成熟、制度愈加完善，發展戰略越來越具體，黨的建設全面加強。

第三，代表履職方式逐漸規范。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得到進一步重申和貫徹，黨內民主進一步發展完善,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正常化，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有關制度和規定越來越具體、規范，作用日益得到充分發揮。

第四，會議召開時間、地點趨於穩定。從十二大開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嚴格按照黨章規定，每5年召開一次。十四大至今，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會期都是7天。從地點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在北京召開的。

回顧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可以看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始終與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相伴前行。這是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黨的指導思想一次次得到豐富和發展並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加以正式確立﹔這是不斷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從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轉變為由我們黨獨立自主地召開並制定路線方針政策﹔這是逐步規范成型的過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不斷發展完善鞏固，建立起規范化的制度﹔這是形成民主傳統的過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發揚了黨內民主的優良傳統，使民主化程度一次次提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不斷成長、成熟、發展、壯大，走向輝煌。

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歷史地位和作用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發展，是黨的歷史發展的集中體現。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生動實踐，都是在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指引下奮勇前進的。歷史充分証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出的是關系黨的生存發展、關系國家民族命運、關系人民福祉的根本性戰略性重大決策﹔承載著舉旗定向、明確目標、凝聚力量的重要使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每一次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開啟了新的偉大征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歷史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推動理論創新，不斷用科學思想武裝全黨

我們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建黨是黨不斷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寶。習近平指出：“在黨和國家處於歷史轉折時期、事業發展處於新的起點、前進道路上遇到大的困難、世界社會主義出現風波、國內外敵對勢力借機制造思想混亂的時候，我們黨特別重視用科學理論教育全黨，保持清醒頭腦，堅定正確的前進方向。”（習近平：《關於新中國六十年黨的建設的幾點思考——在中央黨校2009年秋季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學習時報》2009年9月28日。）歷史証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總是在不斷推動黨的理論創新，促進理論發展的新飛躍，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把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於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習近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頁。）每一次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全黨一次新的理論武裝，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與時俱進。特別是黨的七大第一次明確地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分別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寫入新修訂的黨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這些都體現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不斷推進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繼承創新。

偉大的實踐孕育偉大的理論，偉大的理論指導偉大的實踐。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實踐和理論緊密結合，不斷在偉大實踐中凝練提升偉大理論，又使偉大理論落地生根指導實踐，從而使理論的磅礡偉力得以更加充分發揮。

（二）總結歷史經驗，為開辟未來提供智慧和借鑒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斷總結經驗,堅定地前進。”（《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善於總結經驗，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敢於對發生的各種缺點、錯誤作出自我批評和公開糾正，並且通過總結和反思使黨的領導水平得到新的提高，使黨和人民的事業得到新的發展。”（習近平：《關於新中國六十年黨的建設的幾點思考——在中央黨校2009年秋季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學習時報》2009年9月28日。）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總結歷史經驗，作出一系列順應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進程的重大決定，已經成為我們黨的重要制度優勢。

回顧歷史，每一次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是全面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靠總結經驗開拓前進的。特別是每當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總是在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黨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使革命在曲折中發展、在挫敗中崛起，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黨的六大總結大革命前后的經驗教訓，黨的七大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 20 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都對推動革命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八大通過總結黨的七大以來的經驗，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

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十二大深刻總結八大以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20多年探索實踐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科學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新鮮實踐，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對14年來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實踐作一個歷史回顧，對黨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戰略決策作出鄭重結論，是非常必要的，對於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黨的十六大回顧1989年以來13年的歷史，總結出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等10條基本經驗。黨的十八大回顧十六大以來10年的歷史，提出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等8項基本要求。

黨的十九大回顧總結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5年，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14個堅持”，是對歷史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對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的綜合凝練。黨的十九大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相繼提出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歸納總結，簡化提升為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凝聚著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辛奮斗的心血，是黨治國理政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我們開拓前進的智慧力量。

我們黨在重大歷史抉擇關頭，還兩次專門討論歷史問題，作出歷史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個歷史決議總結了我們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及基本經驗教訓，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了思想理論准備。第二個歷史決議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總結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鮮經驗，概括出關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0個方面的基本經驗。這兩個歷史決議凝結著全黨的經驗和集體的智慧，起了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既是七大和十二大獲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七大和十二大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同志說：“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首過去，是為了找准前進方向。”（習近平：《共同開創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9月4日。）總結歷史，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是為了開辟未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明確歷史方位和歷史任務的基礎上，探索歷史規律、順應歷史潮流，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分析黨內外形勢，確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務

根據形勢對未來作出科學預判，對一個政黨的發展至關重要。毛澤東同志認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396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謀劃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和准確判斷當前世情國情黨情。我們強調重視形勢分析，對形勢作出科學判斷，是為制定方針、描繪藍圖提供依據，也是為了使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斗》，《人民日報》2017年7月28日。）在分析國內國際大勢中把握發展大局、確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務，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始終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內容和鮮明特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二大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在最低綱領實現之后，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這就將我們黨的長期目標和短期任務、遠大理想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基本方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的八大深刻分析歷史轉變時期的國內外形勢，科學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提出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形勢風雲突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西方國家趁機興起反社會主義運動的惡浪。國內一些人也喪失立場、失去定力，以致發生了政治風波，黨和國家事業面臨嚴峻挑戰。在此重大抉擇關頭，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並發表重要談話，精辟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深刻闡釋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黨的十四大把握有利時機，及時作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決策，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大分析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的深刻變化，指出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對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全面部署,對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出明確要求，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

黨的十九大指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洞察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十九大確定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描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宏偉藍圖，進一步指明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方向。

正確分析和科學判斷形勢,是確定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務的依據。善於科學分析和准確把握形勢是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個鮮明特點。歷史充分証明，隻有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准確把握世情國情黨情，才能制定出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客觀實際的工作中心和主要任務，才能增強黨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斷開創新局面。

（四）制定和確立路線方針政策，推動事業健康發展

毛澤東同志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路線是黨全部活動的生命線，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確立和堅持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習近平：《關於新中國60年黨的建設的幾點思考——在中央黨校2009年秋季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學習時報》2009年9月28日。）正確的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正確的方針政策是執行正確路線的根本保証。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事業的盛衰成敗。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定和確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引領黨的前進方向，確保黨的事業不受外界干擾，堅定不移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歷史關頭，黨的七大制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和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的方針政策，為實現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黨制定了“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301頁。）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為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黨的八大制定了盡快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積極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隨后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又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雖然反映了人們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美好願望，卻忽視了客觀規律，加上其他復雜的歷史原因，導致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曲折和失誤。

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十三大對中國社會所處歷史階段做了深刻分析，明確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強調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克服各種困難，戰勝各種風險，抵制各種干擾，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九大強調，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進一步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表明，抓住抓准抓好路線方針政策，就會使全黨思想有所指引、行為有所遵循，黨就會贏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國家和社會發展就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五）選舉領導機構和成員，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無論是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還是使命任務目標的實現，都迫切需要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帶領人民不斷開拓前進。

選舉領導集體和形成領導核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職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形勢發展需要，不斷完善領導機構和領導成員選舉制度，領導推動事業不斷前進。黨的一大鑒於當時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黨的二大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黨的三大通過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黨中央組織機構的法規性文件——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黨的四大明確提出組織問題是我們黨生存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第一次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稱謂規定為“總書記”。黨的五大首次設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六大制定第一部關於中央委員選舉的黨內法規，規定不再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強調集體領導，並將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探索的基礎上，新中國成立后設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雖然受“左”的思想影響黨的九大撤銷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又選舉產生新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七大、八大以及十二大到十九大，領導機構和領導成員選舉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比如，黨的七大、八大黨章均有關於中央書記處的條款。當然，這是艱辛探索的結果：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開始設立中央書記處，194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中央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雖然黨的九大到十一大一度取消了中央書記處，但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又如，為了黨的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黨的十二大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到黨的十四大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黨的歷史表明，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對黨的事業發展影響十分重大。沒有領導核心，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舉步維艱﹔有了領導核心，黨的事業才能煥然一新、蒸蒸日上。

黨的六大以前，我們黨沒能形成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黨的一大到五大，陳獨秀是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許多探索，但由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以及他對中國國情缺乏深入了解和思想認識的偏差，他忽略了自主領導革命這個核心問題，犯了右傾錯誤，使黨在大革命失敗時遭受慘重損失。黨的五大以后一個時期裡，黨的主要領導人一度頻繁變化。八七會議上，瞿秋白成為主要領導人。在黨的六大上，受共產國際影響，在組織上單純強調領導機關的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委會主席，不僅作用有限，還背叛了革命。1930年，李立三曾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他錯誤估計形勢，主持制定一系列冒險計劃，使黨的白區工作遭受嚴重損失，農村根據地受到很大損失，許多黨、團員和革命群眾遭到捕殺。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博古等人一度主持黨中央工作，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使黨遭受慘重損失，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錯誤指揮，使黨和紅軍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

1935年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七大產生了五大書記，正式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黨的八大上，這個領導集體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為后來的新老交替做了組織准備。

鄧小平同志在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時深刻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8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先后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在全黨的核心地位。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形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堅強有力領導班子，繼續為中國航船掌舵領航。確立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証，是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迫切需要，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民之大幸。

毛澤東同志指出：“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04頁。）劉少奇同志指出：“黨一定要有領袖，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23頁。）鄧小平同志指出：“領袖就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22頁。）“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領導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頁。）。“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5頁。）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銳意進取，埋頭苦干，就一定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歷史經驗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實踐探索，我們黨對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形成了一些規律性認識和寶貴經驗。起草一個好報告，通過一個好黨章，選出一個好班子，形成一個好核心，是開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關鍵要素;通過一系列決議案和中央全會切實貫徹落實黨的代表大會精神，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憲法法律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貫徹到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之中，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發揮作用的重要途徑。

（一）起草形成好大會報告，能夠為全黨指明方向，凝聚力量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回答的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擔負什麼樣的歷史使命、實現什麼樣的奮斗目標等重大課題，是大會精神的集中體現，是黨的旗幟和政治宣言，是全黨必須遵循的行動綱領和指南。

在黨的歷史上，每個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它的大會報告都起著指明方向、明確任務、形成共識、凝聚力量等重要作用。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情況下，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竭盡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提出黨關於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報告還在新民主主義理論、黨的建設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強調要允許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中得到比較大的發展﹔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准來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目標，並把繼續推進經濟建設作為全面開創新局面的首要任務。

黨的十九大報告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將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分兩個階段作出戰略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歷史上，開幕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在八大開幕詞中，開宗明義地提出，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要善於學習，牢記“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定地指出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正確綱領，一定能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使我們黨興旺發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使我們的國家和各民族興旺發達。這兩個開幕詞，都鮮明宣示了黨的旗幟道路，引領了時代和實踐的發展。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起草形成一個好報告，決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用的發揮。報告的形成過程，也是集中全黨智慧，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凝聚力量的過程。

（二）不斷完善黨章，能夠為全黨確立行為規范，提供根本遵循

黨章是黨的總章程，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在黨內具有最高權威性和最大約束力。制定、修改、貫徹、維護好黨的章程，才能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得到切實有效的踐行。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制定、修改和完善黨章。黨的一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綱領》，黨的二大制定了黨章，黨的三大至十九大，除五大是委托五屆中央政治局修改黨章外，進行了16次黨章修改。我們黨通過制定或修改黨章，認真總結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經驗，及時把黨取得的重要成果體現到黨章中，使黨章在推進黨的事業、加強黨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規范和指導作用。四大黨章首次將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五大黨章確立了從中央、地方到基層支部的黨的組織體系﹔六大黨章第一次明確民主集中制的三條基本原則﹔七大黨章規定了黨的群眾路線﹔八大黨章第一次明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十二大黨章第一次比較全面、正確地回答了新時期執政黨建設的目標、途徑、方法等基本問題。十三大到十九大黨章及時補充了黨在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取得的重要成果。十三大黨章主要集中對黨內選舉辦法、黨組織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辦法以及對從中央到地方黨的組織和職能進行必要調整。根據黨章規定，十三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紀委委員候選人，都經過差額預選。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十四大黨章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要求，突出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十五大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對於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行動，保証黨領導人民堅定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十六大黨章是新世紀黨修改通過的第一個黨章，對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使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始終保持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更好地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了重大影響。十七大黨章及時反映了黨在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對在新形勢下更好地規范和指導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十八大黨章主要作了五方面修改：一是把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作了進一步闡述﹔三是充實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四是充實了闡述改革開放的內容﹔五是對黨的建設總體要求充實了新內容。

黨的十九大發揚黨內民主，集中全黨智慧，根據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對黨章進行了修訂。十九大黨章概括起來作了兩大方面的修改：一是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這是這次黨章修改的最大亮點和最突出的歷史貢獻。二是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闡明的未來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論斷、重大舉措寫進黨章，根據十九大精神對相關表述作出調整、修改和完善，主要包括對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作了充實，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容作了調整和充實，對黨的基本路線作了充實完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了充實完善，對黨的建設總體要求、黨的領導、黨員隊伍建設和黨的干部工作、黨的組織制度、黨的紀律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等作了調整、充實和完善，還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民族工作、統一戰線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思想觀點，對相關部分作了修改。

歷史經驗表明，黨章的制定修改完善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制度化的過程，反映的是廣大黨員的共同意志、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科學理論的重大創新。

（三）選好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能夠使全黨有更加堅強領導力量，樹立黨中央更高權威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頁。）列寧指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隻能是一句空話。”（《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隻有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礡力量。如果黨中央沒有權威，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可以隨意不執行，大家各自為政、自行其是，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想不干什麼就不干什麼，黨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就會成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黨的領導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6頁。）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集中統一。我們這麼大一個黨、這麼大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集中統一，沒有黨中央堅強領導，是不可想象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古人講的‘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在當代中國，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習近平：《嚴明黨的組織紀律，增強組織紀律性》（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第26—27頁。）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及常務委員會和決定的辦事機構中央書記處，實際執行著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賦予的決策權、黨內規章制定權、人事任免權和監督權等重要權力，是實現黨的領導的最主要領導力量。隻有選舉出一個好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才能團結一致、凝心聚力、履行職責、擔當使命，確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方向目標任務和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堅決貫徹落實。

古今中外的歷史，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充分証明，選好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選好黨和國家事業的“接班人”，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正是堅持科學理論指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有以列寧為領袖、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組成的中央領導集體，才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並不斷取得新的勝利。然而，也正是這個列寧締造的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卻土崩瓦解、轟然倒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沒能選出好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因缺乏正常、合法的領導人更替制度，蘇聯不僅未能形成強有力的核心，而且領導人一度更替頻繁，出現不正常現象：赫魯曉夫是被政變趕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均死在任期內。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當選總書記時分別是68歲、73歲，體弱多病。安德羅波夫當政隻有短短的15個月，契爾年科執政更是隻有13個月。正是在缺乏正常的領導人選拔任用與更替制度、幾任領導人突然離世的背景下，蘇共選擇了戈爾巴喬夫這個黨和國家的“掘墓人”。

歷史充分証明，選出好的領導集體，樹立黨中央、全黨的領導核心，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組織保証，是凝聚黨心民心的重要力量，是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根本要求。充分發揮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作用，選舉好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需要全黨上下統一思想、統一步調，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更需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四個服從”，從思想上衷心擁戴，從行動上堅決服從，切實堅定維護好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四）開好中央全會，能夠與時俱進貫徹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

中央全會是中央領導集體召開的最重要會議，主要圍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和議題展開，並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及時調整貫徹部署，對堅決有效貫徹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至關重要。

中央全會從黨的六大開始至今，召開了92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六大、七大各召開了7次全會，共14次全會。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八大召開了12次全會，黨的九大、十大分別召開了2次、3次全會，到黨的十一大前一共召開了17次全會。從十一大開始，中央全會制度逐步完善，除黨的十三大召開了9次全會，到黨的十八大，每次都召開7次全會，黨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已召開3次全會，一共召開了61次全會。這些全會根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分解落實代表大會確定的目標任務。

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央全會對處理、解決新形勢提出的新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1938年在進入全面抗戰的重要時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戰略規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1949年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解決了黨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和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一系列重大方針問題。1978年在黨和國家事業面臨抉擇的關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1984年在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突破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性地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1989年在黨和國家事業面臨嚴峻挑戰的時候，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提出要抓好進一步穩定全國局勢、繼續搞好治理整頓、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四件大事。經過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順利實現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這對於保証黨的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是新世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主題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分別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進行了具體貫徹落實。這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后，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推動由憲法及時確認黨和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以更好發揮憲法的規范、引領、推動、保障作用，滿足實踐發展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著眼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作出重大改革部署，著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改革動力和制度保証。

實踐表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全會是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決策形式。隻有維護中央委員會的權威，組織召開好中央全會，貫徹落實好中央全會精神，才能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任務目標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五）把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的意志，需要使黨的代表大會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憲法法律相銜接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必須轉化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才能落到實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証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8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指出，這就像“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章中關於黨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重要成果，都要在憲法中予以確立，實現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和憲法規定相銜接，切實將黨的意志體現為國家的意志。在制度上，黨和國家設計了一套科學合理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體制機制。

歷史和實踐發展告訴我們，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規定的“三個統一”“四個善於”，堅持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體現著我們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憲法法律，把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的意志的制度建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發揮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作用，必須貫徹落實好“三個統一”、“四個善於”的規定。

（六）加強督促檢查，貫徹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貴在落實

毛澤東同志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0日。）“什麼東西隻有抓得很緊，毫不放鬆，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改革藍圖有了，關鍵是把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黨的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部門要貫徹落實，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要貫徹落實，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的黨組織也要貫徹落實，黨組織要發揮作用。”（習近平：《嚴明黨的組織紀律，增強組織紀律性》（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第27頁。）一個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無論是大會報告精神還是黨章規定，無論是路線方針政策還是目標任務要求，都要落到廣大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上來，都要落到實處、落地生根。

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落到實處，就要加強學習宣傳，努力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使命目標任務在全體黨員干部中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黨中央領導集體以實際行動帶頭學習領會、帶頭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在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全會剛剛勝利閉幕，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舉行第一次集體學習，主題即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外都在看我們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工作會以什麼來開局，我們就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來開好局、起好步。”（《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9日。）黨的十九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狠抓黨的十九大精神的貫徹落實，全黨全國把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作為首要政治任務，深入開展多種形式的學習宣傳，興起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熱潮，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項戰略決策和工作部署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思想更加統一、信心更加堅定、行動更加有力，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呈現欣欣向榮的發展局面。

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落到實處，既要靠制度管根本、管長遠，還要加強督促檢查。督促檢查工作作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黨的決策落實的重要手段，是促進黨的決策完善的重要途徑，是改進黨的作風、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重要渠道。使貫徹黨的代表大會精神成為各級黨組織和所有黨員的政治任務、政治責任，需要制度和紀律的剛性約束，需要加強對落實大會精神的督促檢查，從而使大會精神成為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識，推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崇尚實干、狠抓落實是我反復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習近平對全國黨委秘書長會議作出重要批示》，《秘書工作》2014年第11期。）充分發揮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用，要強化學習領會，加強督促檢查，關鍵在於貫徹落實。

五、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啟示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光輝歷程，是黨的歷史的主干脈絡、關鍵環節，集中體現了黨的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回顧總結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探索實踐，給我們很多深刻的歷史啟示。

（一）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黨的制度自信的重要內容

實現黨和國家事業的長遠發展，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我們黨始終把制度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基礎性建設貫穿於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科學有效的領導制度，是黨的制度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事業成功勝利的重要制度保障。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歷史關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能夠集中全黨智慧、匯集全黨精英、凝聚全黨力量，及時深入總結歷史經驗、深刻認識發展規律、准確把握歷史方位，聚焦研究重大問題，提出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行動綱領和方針路線，始終確保我們黨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符合國情黨情、行之有效、有強大生命力，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有效制度。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能夠尊重科學、尊重實踐、尊重規律，堅持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經受得住各種風險考驗、不斷走向成熟完善，成為黨的制度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真正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堅持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歷史的選擇、實踐的選擇﹔堅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自信，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必然內在要求。我們堅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一定能夠充分發揮優越性，不斷鞏固和發展，展現出蓬勃生機。

（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推動黨的理論創新的強大動力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創新理論就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是高度重視理論指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善於進行理論創新的政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適應黨的理論創新的要求，為推動黨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最好平台，在推動黨的理論創新過程中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堅持及時總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成功經驗，創造性地提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深化和豐富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黨的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跟進一步。每一次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是一次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的過程，既全面科學闡釋這些理論創新成果並將之載入黨章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又進一步指導新的偉大實踐，推動黨員群眾學習接受掌握運用理論創新成果進而轉化為巨大物質力量。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我們堅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將繼續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緊密結合，及時總結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新鮮經驗，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推進偉大實踐基礎上的重大理論創新，不斷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

（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証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核心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宣傳黨的思想，發布黨的聲音，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統一思想和行動，增強維護核心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實現黨的歷史使命的重要保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擔負著代表全黨行使最高決策權、規章制定權、人事任免權和監督權的職責，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推薦重要干部、堅持依法行政，選舉產生中央領導機構，特別是選舉產生有崇高威望的中央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為實現黨的領導提供堅強組織保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實現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正確領導，無負於人民重托和希望。我們堅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必將不斷鞏固和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

（四）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實踐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相統一的制度，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民主集中制原則，形成了黨在組織建設上的鮮明特征。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經驗，也有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集中制遭到嚴重破壞，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災難的沉痛教訓。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對民主集中制最廣泛最有成效的實踐，它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成功實現民主和集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一方面貫徹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尊重廣大黨員的主體地位，確保黨員充分行使黨內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無論是從代表的選舉看，還是從大會主題、大會報告、黨章修改等的討論審議看，成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系統總結歷史經驗，廣泛吸納黨員意見，集中全黨智慧，體現全黨意志。正因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堅持把維護全黨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增強黨的戰斗力作為根本任務，黨的團結統一和生機活力才得以始終保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才得以形成。我們堅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必將始終貫徹實施民主集中制原則，推動每次黨代會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繼往開來、凝心聚力、團結奮進的盛會。

（五）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是不斷完善的過程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發展歷程，是建立健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的過程，是逐步實現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的過程。在黨的歷史上，我們黨曾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黨代表結構及權利、大會議程、大會職權等進行過多次修改完善。特別是自黨的八大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全國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更為積極地探索。黨的八大提出實施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對此，毛澤東同志指出:“就可以每年開一次”，“就可以經常展開批評，民主生活可以發展。”“不開這樣的代表大會，許多意見就聽不到。”（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8月22日），《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鄧小平同志認為黨代會代表改做常任制，可以把黨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每年開會一次可減輕選舉工作負擔﹔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和監督機關﹔黨代表還便於經常地集中各方面意見和經驗，有更大代表性，而且閉會期間，也可以按照適當方式，監督黨的機關工作，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3頁。）黨的十二大以來，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按期召開，地方各級黨代會的議程、選舉進一步規范，黨代表大會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985年《關於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若干具體問題的暫行規定》的制定，標志著黨的各級代表大會逐步走向制度化。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任務。黨的十六大提出，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為重點，建立健全黨內民主制度，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擴大在市、縣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進一步發揮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2008年7月，黨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對於黨代表的產生和終止、權利和職責、開展工作的方式和履行職責的保障作出了明確規定。黨的十八大提出，提高工人、農民代表比例，落實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試行鄉鎮黨代會年會制，深化縣（市、區）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理論工作者也對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黨代表任期制、提案制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議。我們相信，隨著黨和國家事業的不斷發展，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必將進一步健全完善，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黨的十九大從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時代條件出發，針對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了順應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適應黨和國家工作新形勢新任務的大會報告，制定了適應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推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需要的黨章修正案，從戰略全局上對黨和國家事業作出規劃和部署，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我們要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不斷強化政治責任，增強使命擔當，學習貫徹好十九大精神，記載宣傳好十九大盛會，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充分發揮黨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作用，為更好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作出應有的貢獻。

（本文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