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年祭

金沖及：五四運動百年祭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會，把持和會的英法美等列強無視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不顧中國民眾呼聲，竟然決定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圖為巴黎和會會場。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供圖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建立在原北京大學紅樓舊址上，這裡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營壘、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發祥地。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到此緬懷參觀的人們絡繹不絕，每天多達數千人。劉新武/攝

五四運動到現在，整整100年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礡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那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從那時起，眾多中國先進分子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理想和奮斗目標，那就是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舊時代結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

五四運動不是憑空發生的，也不是單靠少數先進分子的主觀意願和決心就能發動起來的。它是歷史大趨勢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對當時祖國苦難境遇的滿腔悲憤和對創造合理新社會的強烈追求激發出來的。這是五四運動所以能發生的內在動力。

歷史的回顧

生活在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已很難想象到：當年的中國正處在何等深重的苦難中。

中國是有著幾千年綿延不絕歷史的文明古國，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曾經作出巨大貢獻，但到近代卻大大落后了。鴉片戰爭中，西方國家倚仗船堅炮利，迫使中國放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走上聽憑外人欺凌和擺布的半殖民地道路。中日甲午戰爭后，列強在中國紛紛劃分勢力范圍，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大國組成八國聯軍武裝佔領中國首都北京達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戶戶門口被強迫懸挂佔領國的國旗，一系列嚴重喪權辱國的條約把中國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瀕臨滅亡的邊緣。

昔日的光輝和眼前的悲慘境遇形成如此強烈的對比，更使有良心的中國人無不感到極度屈辱和悲憤。維新志士譚嗣同寫下這樣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寫道：“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國勢的危急、民族的苦難，既使人感到極大的痛苦，也驅使人們下最大的決心奮起變革現狀。

出路在哪裡？在一百來年時間內，世界上似乎隻有一個現成的榜樣：向西方國家學習，尋找救國的真理。一些啟蒙思想家最早是以英國為典范。以后，戊戌維新想仿效的是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辛亥革命想學習的是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它們都在不同程度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進步。

戊戌維新運動幫助廣大知識分子多少知道了世界大勢和中國的嚴重民族危機，在一定范圍內傳布西方的“新學”，初步宣傳了民權思想，特別是通過翻譯《天演論》等，有力地宣傳“變”的觀念，猛烈沖擊“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舊觀念，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更造就中國在20世紀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盡管人民在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但開始認為自己應該是國家的主人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現的大事，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

但是，即便經過辛亥革命這樣全國規模的運動，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並沒有改變，人民悲慘的境遇也沒有改變。中央政權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裡。對外，接受日本企圖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被國人視為刻骨銘心的“國恥”。國內，出現連年不斷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還出現過袁世凱和張勛兩次企圖復辟帝制的丑劇。正如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人們原來對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抱有很大的熱望。希望越大，失望帶來的痛苦也越大。不少人陷於巨大的痛苦中：為什麼中國會處於這種狀況？殘酷的現實驅使人們不能不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重新思考。他們沒有停頓自己的腳步，沒有只是停留在消極的苦悶中，而是苦苦地繼續向前探求怎樣才能救國救民的真理。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內因從來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正是中國近代以往的全部歷史，為五四運動的到來作了充分的准備。如果沒有大批先進的中國人在這種令人極端痛苦的環境下不惜一切自我犧牲的頑強追求和探索，如果沒有人們對多種多樣理念和方案在實踐中反復比較和選擇，如果沒有國際國內大環境急遽變動的刺激和啟迪，就不可能有初期新文化運動，更不可能有裡程碑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出現。

初期新文化運動

初期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前奏。它以對辛亥革命后黑暗局勢的反思為出發點，改變了原本正陷於苦悶沉寂中的思想界。它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最初叫《青年雜志》），一紙風行全國，以生氣勃勃的內容和鮮明潑辣的語言，發人深省，在眾多知識青年中起了舉足輕重的引領作用。

陳獨秀和初期新文化運動的許多重要成員，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他們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沒有能達到預期效果而墜入低潮，主要教訓在於隻從事政治斗爭，而在思想領域內沒有對更深層的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舊文化、舊禮教進行猛烈的掃蕩。這種舊文化、舊禮教，經過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行，人們自幼便被系統灌輸這一整套綱常理念，已形成近乎傳統的習慣力量，無形地支配著社會秩序和眾人行為。如果人們還是抱著原有的舊觀念，沒有真正樹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即便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改變，做起來依然一切如舊。因此，必須為辛亥革命“補課”，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陳獨秀喊得最響的口號是“民主”和“科學”，把它們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寫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隻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學的提出，是切中時弊的。民主是專制的對立物，科學是愚昧和盲從的對立物。陳獨秀把這稱為“倫理的覺悟”，稱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認為這才抓住了問題的根本。這在思想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以《新青年》為主陣地發動的這一次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這在中國思想界起了前所未有的摧陷廓清、振聾發聵的作用，跨出了一大步，產生了新的覺醒。《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時一千冊左右，增加到一萬五六千冊，可見它在社會上的影響迅速擴大。如果沒有經歷這樣一場對人們頭腦中本已根深蒂固的舊思想、舊禮教的激烈大掃蕩，沒有使人們思想空前活躍起來，要隨之出現1919年那樣規模的五四愛國運動是很難做到的。

當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運動仍然是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旗幟下進行的。他們的思想武器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個性解放”。陳獨秀在1916年初寫道：“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又寫道：“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而吾國自古相傳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高一涵在《青年雜志》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社會集多數小己而成者也。小己為社會之一員，社會為小己所群集。故不謀一己之利益，即無由致社會之發達。”這種思想在反對專制和迷信時有著進步意義，但他們的著眼點，主要還只是個人的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

胡適極力推崇挪威作家易卜生，寫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新青年》還出過一期“易卜生專號”。易卜生有個著名劇本《娜拉》在當時中國很受重視，寫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隸”而離家出走。它被人熱烈地贊譽為“女性的自覺”。

娜拉的離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婦女的解放？魯迅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樣》的講演中，以更寬廣的視野尖銳地指出：“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痺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魯迅的觀察是深刻的。他所談的不只是一個婦女解放問題，而且引導人們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小我”和“大我”的關系。如果停留在這裡，不進行社會的變革，講得再痛快，也隻能流於空談，不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

在當時的中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離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離開社會的改造，連生存都沒有保障，哪能有什麼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可言？國家好，民族好，個人才會好。於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代替“個性解放”，成為更多先進青年關心的焦點。改造社會的問題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它的意義十分深遠，在以后就表現得越來越清楚。

但是，怎樣才能使這個污濁的社會得到改造？需要建設的新社會應該是怎麼樣的？人們一時依然感到迷惘。這時，打著“新思潮”旗號的各種思想流派紛紛傳入中國。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學者杜威和羅素來中國到處講演，系統地宣傳他們的主張。胡適、張東蓀等花了很大力量來鼓吹，想用以影響中國新文化發展的方向。這兩件事一時顯得很熱鬧，卻沒有在中國人中間扎下多少根來。原因很簡單：盡管他們講得頭頭是道，聽起來很新鮮，但不能解決中國人最關心的實際問題，青年毛澤東當時就說：“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全面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老路已經走近谷底。路在何方？人們正在繼續探索和追求。

五四風暴的襲來

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轉折點的，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愛國運動。同初期新文化運動時相比，發生的變化主要有三點：第一，初期新文化運動反對的矛頭主要指向封建舊文化、舊禮教，而這時更突出的是一場反對西方列強強權政治、為民族謀復興的偉大愛國運動。第二，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活動層面主要是在人數畢竟有限的知識階層中，活動方式主要是在刊物和報紙上展開的激烈論戰，而后者卻是規模空前、有成千上萬各階層群眾投入的愛國群眾運動，活動方式也更加激進得多。第三，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先進分子中開始廣泛傳播。當然，這兩個階段又一脈相承、難以截然分開。這個巨大轉折的發生，既是中國愛國者堅持頑強探索救國救民真理取得的結果，又由此時此刻世界大局強烈變動所直接導致。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

前面說過，鴉片戰爭失敗后，先進的中國人在長時間內一直苦苦地向西方國家尋找可以救中國的真理。這不奇怪，因為那時在世界上隻有西方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現代國家。中國社會內部，也沒有形成足夠壯大的新興社會力量。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對向西方尋找真理這種追求抱著強烈的信心，很少有什麼懷疑，那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時是這樣，要為辛亥革命“補課”的初期新文化運動也是這樣。

但是，中國人苦苦地向西方尋求救國的真理已經幾十年了，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從1914年到1918年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大戰前后的事實帶給了中國人原來沒有想到過的許多強烈的新認識。

第一，中國的先進分子在長時間內欽羨西方國家的富強，把它理想化，一意看作中國仿效的榜樣。但經過這次大戰后的歐洲卻是令人震驚地滿目瘡痍、殘破不堪、貧民難以生活、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戰后不久到英國的周恩來在通信中寫道：“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帘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從一心“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到認為“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這是多麼大的變化！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西方模式並不像原先預期中那樣完美。西方國家在中國先進分子心目中，頓時失去原有的光輝，感到需要尋找新的路。這是實際生活給中國人上了很有用的一堂課。

第二，大戰結束后召開的巴黎和會，曾使中國人對它抱著極大的期待，認為這是“公理戰勝強權”的體現。他們還用許多美好的語言把自己裝點起來。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貌似公正的“十四點原則”，更使許多人極為興奮。陳獨秀甚至稱贊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和會開會之時，《每周評論》上就寫道：“列強果能贊成這個大同盟，從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

但無情的事實是：西方列強“十人會議”秘密商定將德國在山東強佔的權益不歸還給戰勝國之一的中國，而轉交給日本，而且不容討論。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以前我們也曾想過最終方案可能不會太好，但卻不曾料到結果竟是如此之慘。”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西方列強口頭上的漂亮承諾，到頭來竟全是騙人的假話。這種事給中國人的刺激實在太大，憤怒頓時像火山那樣爆發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門集合，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舉行愛國抗議游行。他們的文言宣言寫道：“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話宣言寫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許多沿街的路人感動得潸然淚下。游行隊伍先是要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抗議，但被阻擋而無法通行。憤怒的學生奔赴在山東問題上負有嚴重責任的曹汝霖家採取了激烈行動，不少學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專院校學生實行總罷課，中學生也參加進來。運動迅速推向全國。5月7日，上海學生和各界人士兩萬多人集會抗議。9日，是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許多學校停課一天，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一天。6月5日，上海日資棉紗廠工人帶頭，許多行業工人店員罷工、商人罷市，這是史無前例的大事。全國各地紛紛舉行了罷課罷工罷市。

像五四運動這樣席卷全國、具有如此規模和聲勢的愛國群眾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這是一場廣大群眾參加的愛國救亡運動。拿它同甲午戰爭失敗時康有為等一批舉人“公車上書”請求代奏的溫和態度比一比，就會發現時間相隔隻有二十來年，而中國的社會狀況和民眾覺悟程度已經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它也使許多原來因辛亥革命的結局而陷於極度苦悶中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在人民群眾中竟蘊藏著如此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國復興的希望所在。要改造社會，隻有依靠民眾才能實現。如果隻靠少數人的呼吁，沒有廣大民眾的奮起投入，力量自然十分單薄，不足以戰勝強大的舊勢力。這是中國近代歷次變革失敗的根本原因。中國同盟會的老會員吳玉章回憶自己在五四運動時的強烈感受：“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沖擊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

五四這樣驚人大風暴的襲來，又使大批愛國志士短時期內在思想上發生劇烈的變動。不少原來因革命陷於低潮而過著苦悶孤寂生活和平素隻生活在寧靜的個人小圈子裡的人群，一旦積極投身到這場火熱斗爭中后，發現在自己周圍還存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下來，再也無法回到過去那種生活中去。他們不是停留在一時的激情和狂熱，而是和運動中結識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經常嚴肅地共議國事，一見面談得最多的是，經過反復比較、探尋，究竟哪一種新思想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前途問題。在新生代的知識青年中出現了有毛澤東、蔡和森等的新民學會，有周恩來、鄧穎超等的覺悟社，有惲代英、林育南等的利群書社等團體。隨著傳播新思想的報刊圖書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版和廣泛發行，新思潮傳播影響到許多中小城市，已有相當大的群眾性。他們目光更加開闊，接觸到更廣闊的社會，提出要把“小我”融於國家民族的“大我”之中，投身到實際的社會活動中去，謀求國家民族的復興。許多早期的共產黨人就是從這些人群中走出來的。這樣成千上萬的人在短時間內出現的思想大變動，是平時多少年也難以做到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在列寧領導下，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使社會主義從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它在最初由於消息閉塞混亂而沒有立刻被很多中國人所理解。但真相逐步傳開，蘇維埃政權的內外政策和施行情況更加具體地常常見於報端。一些先進分子如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到蘇俄考察，寫回不少生動翔實的報道。1918年年終歐戰結束時，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中，熱情洋溢地寫道：“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歐戰釀成的悲慘情景和巴黎和會上赤裸裸的強權政治，使許多人看到西方社會存在的黑暗面，並不像他們原來所想的那樣完美無缺，難道中國還要步他們的后塵，再沿這條老路重走一遍？為什麼不能改弦易轍，採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造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從反對封建舊禮教到向往社會主義，自然地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潮流。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的，自然引起更多中國先進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關心。1919年，曾在日本留學時受到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影響的李大釗又分兩期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關於“唯物史觀”、“經濟論”和“社會主義運動論”的基本原理。一些報刊紛紛發表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這是五四運動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中帶來的最重要成果。

但人們要真正系統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並不容易。在1920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文全譯本幾乎沒有，列寧的文章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能直接閱讀外文書籍的人那時並不多。鄧穎超回憶道：“在‘五四’那年的夏末……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產主義，隻聽說最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隻知道有列寧，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了﹔隻知道他們的革命是把多數被壓迫者解放了，要實現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和對十月革命的憧憬。”這在先進人們初接觸馬克思主義時是自然的現象。但他們不滿足於那些間接介紹或粗線條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統的學理指導，便轉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1920年，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全本的《共產黨宣言》。從1920年9月起，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成為以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刊物。先進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較明確而系統的了解，並且開始從事工人運動。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隊伍在這時出現明顯分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等和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走上不同的道路。雙方發表文章，在公開論戰中闡述各自的觀點。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並不是拋棄了初期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而是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內容。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隻把眼光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裡，那麼，不管對民主的議論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客觀實際，必須深深扎根於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辦法。這自然比關在書房或會議室中高談闊論要艱苦得多。可以說，經過五四運動，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比以前更深刻、更切合實際了。

毛澤東在1939年寫道：“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以后，他又寫道：“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認識到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理想。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它們的成員大多成為早期的共產黨人。接著，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開始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東、廣東和留日、留法學生中相繼建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條件。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是對五四運動應有的歷史定位。

整整100年過去了。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結合五四運動以來100年的歷史，深入研究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意義，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統一起來，同研究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統一起來，使之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重溫100年前五四運動前后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為先人們在中華民族處於如此險惡境遇中那種不屈不撓、頑強奮斗的精神深深感動，也強烈感受到中國人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實際相結合，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光明大道並不斷發展是多麼不易。100年來，中國人為了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頑強地探索和奮斗，做過多種多樣的嘗試，一再想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和模式，特別是曾力求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實踐告訴我們，別的路都走不通，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使命，需要一代接著一代人的持續奮斗。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永不停步地開拓前進。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