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什麼樣的文藝？——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人民需要什麼樣的文藝？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4年10月18日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上的開幕詞）

陳晉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闡述和科學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個講話，很自然地讓人們想起72年前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兩個講話，既一脈相承，又與量俱進，都是根據現實文藝工作的時代背景，和文藝工作在發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前進方向，由此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社會主義文藝理論。

和《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樣，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強調“為了誰”這個事關文藝創作和發展最根本的問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偏差，任何自以為是和期許再高的作品，任何隻在市場上大博眼球的作品，都很難說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延安時期文藝界內部的爭論，當今文藝界出現的一些不盡人意的現象，根子都在“為了誰”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困惑。所謂“為了誰”，說到底是文藝和它的接受對象的關系，是文藝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哪裡的問題。從馬克思提出一切精神文化產品只是而且應該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到毛澤東提出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並且首先是“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申明“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者在文藝“為了誰”這個根本問上，一以貫之的鮮明態度和與時俱進的發展脈象。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能排除一些文藝家起初是把文藝創作作為安身立命的職業來看待的，由此免不了面臨和身入市場經濟大潮。但如果把文藝當作一種事業，當作一種使命，即使在市場經濟面前，也會脫穎而出，進而找到並確認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職業和事業的區別，在於格調、品位和境界的高低。低了，勢必把迎合與趨從當成立身的准則，就會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把低俗當通俗，把欲望當希望，把單純感官娛樂當精神快樂，由此產生的作品，難免散發銅臭氣，如過眼雲煙，從根本上遠離了藝術的本質，最終將遠離人民。

人民需要的文藝，是有格調，有品位，有境界的。那麼，有格調，有品位，有境界的創作追求，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或者說，怎樣才能創作出人民需要的文藝呢？答案依然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當中。他著眼於思想文化領域的現實狀況，從作者創作和作品氣質角度，提出的四條要求，特別重要，需引起我們格外重視。

第一，在創作立場上，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愛國主義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共識，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也是人民群眾最深沉最基礎的情感本色。愛國主義立場，就是人民的立場。脫離了這一點，也就失去了中國文藝工作者根本立場和創作前提，進而也失去了同人民的本質聯系。近年來，確有一些回避崇高價值觀的追求，丑化群眾生活，惡搞英雄人物，顛覆歷史常識，貶低經典作品，盲目照辦西方理念的現象。文藝總是要呈現和反映出國民精神的狀態。如果文藝家的創作讓人覺得作為中國人很難堪，很自卑，很沒有底氣，那就等於抽掉了中國人的魂魄，人民群眾為什麼還需要那樣的作品呢。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民隻有在作品中看到自己思想、感情和希望的表達，“看到自己這種本質”得到了反映，才會把精神文化的創造當成自己的事業表示歡迎，並發表自己的看法。如果人民在作品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影像和本質，就會把它當作“某種無關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東西”。

第二，在創作途徑上，哪怕有一百條、一千條路可走，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還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這個論斷很實在，也很果決，道出了人們容易淡忘和忽視的創作規律。深入人民，深入生活，是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著力提倡的創作途徑，在那以后，以趙樹理、柳青等為代表的一批文藝家創作的人民文藝，曾經呈井噴式的迸發，有的演員為了出演一個哪怕戲詞不多的角色，也會到相應的環境中同人民群眾生活幾個月。重申這樣的創作途徑，是因為這樣的情況，已經極為罕見了。由此出現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創作，也就不足為怪了。當今文藝有高原而沒有高峰，根子也在這裡。文藝創作雖然需要張揚個性，獨顯風格，不斷創新，但任何個性和創新，都要遵循藝術的基本規律，最終都逃不過札根人民和生活這個理兒。藝術的高原從來都矗立在深厚廣袤的人民和生活的土壤之中，更何況聳立在高原上的高峰呢？我們當然不是說隻要走進人民，走進生活就能出好的作品，這裡面還有一個毛澤東說的，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唯一的最廣大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這樣一個問題。所謂“扎根”，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在創作方法上，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這個提法，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毛澤東提倡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實踐証明，任何具有崇高美的，啟發人們向善向上的作品，事實上都是把現實精神和浪漫情懷這兩樣東西結合得比較出色的。所謂現實主義精神，就是要直面時代和實踐，以科學的態度和真實的筆觸去抒寫人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創造活動。所謂浪漫主義情懷，就是在現實中發掘出真善美，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邪惡，給人民以奮進的力量，讓人民看到光明的未來。毛澤東說，《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這說明在逼近現實的創作中，以浪漫情懷給人以光明的力量，傳遞真善美和向上向善的價值觀，是多麼重要。毛澤東的詩詞，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戰爭的殘酷，在他的筆下轉化為了“戰地黃花分外香”，就是一個例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20多次引用毛澤東詩詞中的名句，比如，他用“人間正道是滄桑”來表達道路自信，用“敢教日月換新天”來彰顯進取精神，用“亂雲飛渡仍從容”來揭示戰略定力，用“踏遍青山內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來形容對美好未來的期許，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不僅表明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詩詞的愛好和喜歡，也體現了毛澤東在創作中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來觀照生活，起到了超越時空的藝術效果，更說明既現實又浪漫的創作方法，是比較容易發現和展示真善美，傳播和激發正能量的，從而給人民以希望，讓人民看到前途。

第四，在創作的文化淵源上，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這裡需特別提到的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民性，是當今文藝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傳統文化中有大量人民性的思想精華，毛澤東曾經從中國教育史的角度做過集中概括，他說：“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文藝作品是通過藝術形象來影響、引導和感染人民，本質上屬於廣義上的教育。中國文化裡面就有一個詩教傳統，就是通過讀詩、誦詩、學詩，來傳承優秀文化，涵養修身立世的品格。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視察北京師范大學時，公開表示，他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就是重視這種詩教傳統。因此，在處理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上，無疑擔負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科學傳承和弘揚彰顯人民性內容的傳統文化的特殊使命。既要大膽繼承，體現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但也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是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精神相融相通，這才是人民群眾需要的文藝。

毛澤東詩詞，就是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命脈的典范，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范，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典范。這不僅指毛澤東善於運用中國古典詩詞這種藝術形式，更體現在他的創作內容上的繼承和發展，在審美精神上的繼承和發展。比如，他用規范的舊體詩來反映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一個又一個的具體事件，並且大量借用、化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典故，並加以創造性的改造。從上古傳說中的共工觸不周山、嫦娥奔月，到近代革命家秋瑾的事跡和精神，毛澤東在詩詞創作中，都發掘出了新的審美意義。又如，在藝術趣味上，他欣賞以曹操為代表的建安風骨，以李白、李賀、李商隱為代表的浪漫詩風，以蘇軾、辛棄疾、陳亮為代表的豪放詞派。再如，在精神氣質上，他深受屈原、賈誼為代表的楚騷文化和明清實學、湖湘文化的影響。這些，都比較具體地融入到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精神氣象當中，反映了他的創作同中華優秀文化的深刻聯，特別是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總的來說，人民需要的文藝作品，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有筋骨，就是有思想立場，有信仰堅持﹔有道德，就是教人向上向善﹔有溫度，就是情感價值取向上的感染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上述四條創作要求，最終都要落實到這三種作品氣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