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社會管理的艱辛探索和主要貢獻

毛澤東對社會管理的艱辛探索和主要貢獻

陳理

 

[摘要]盡管毛澤東當年並沒有使用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等概念，但他帶領全黨在這方面進行的有關探索及成果是不能否定的。這些探索主要體現在：適應當時形勢任務的發展，將人民群眾組織和動員起來﹔針對前進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把加強民生建設作為減少和化解各種矛盾的治本之策﹔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夯實社會管理的基礎。這些探索，為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實現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同時，這些探索取得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和制度成果，對於今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 ]毛澤東﹔社會管理﹔社會建設﹔群眾工作﹔民生建設﹔社會矛盾

[中圖分類號 ] A755﹔C916 [文獻標識碼 ] A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對如何將全黨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並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進行了全面規劃和部署。全會閉幕10 天后，在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又意味深長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希望考個好成績，不要像李自成那樣失敗退回來。(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469 頁。)實踐証明，在執掌全國政權這場大考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考驗，交出了一份優異答卷。以往學術界對這段歷史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研究得比較多，而從社會建設特別是社會管理的角度關注得則比較少。盡管毛澤東當年並沒有使用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等概念，但有關這方面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內容卻十分豐富，從適應當時形勢任務的發展，將人民群眾組織和動員起來，到針對前進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再到把加強民生建設作為減少和化解各種矛盾的治本之策，並最后落腳到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一路走來，既十分不易，也成效卓著，為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實現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這一時期對中國自己的社會管理道路的探索，是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嘗試對此作一點初步梳理。

一、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

社會管理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一項管理活動。古今中外，無論任何國家，要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就必須有一定形式的社會管理，把社會成員按照一定規則組織起來。對於有著4.5 億人口、又正處在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社會變革的新中國來說，如何把整個社會更好地組織和動員起來，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首先，是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迫切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無論是繼續與盤踞華南、西南及沿海島嶼上百萬國民黨軍隊以及散落各地的大量國民黨土匪和潛伏特務進行激烈的軍事斗爭，還是收拾長期戰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恢復飽受戰爭創傷的國民經濟，解決工廠開工和工人就業問題，都亟需社會秩序迅速恢復和穩定下來。隨后的抗美援朝戰爭，更進一步考驗著黨和政府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

其次，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工業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國“一五”計劃實施不久，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能力不足的矛盾很快反映出來。如何盡快把數量眾多但分散的小生產者組織起來，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成為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再次，是應對嚴峻國際環境的迫切需要。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隻有把人民組織起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把國內事情辦好，才能更好地應對外來壓力和威脅。

最后，是應對社會急劇轉型的迫切需要。當時，無論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還是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其對經濟社會的沖擊都前所未有。而且在實踐中，隨著過渡時間不斷壓縮，步伐不斷加快，這種轉型更加急促劇烈。如何解決由此引發的各種矛盾，保持社會穩定有序，對我們黨提出了嚴峻挑戰。

列寧曾深刻指出：“把千百萬勞動群眾組織起來，這是革命最有利的條件，這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最深的泉源。”（《列寧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09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靠著千百萬真心擁護革命的群眾的支持，我們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 800萬軍隊。面對新中國異常嚴峻復雜的形勢和十分艱巨繁重的任務，毛澤東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作為我們黨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的最廣大人民群眾。他十分明確地提出，要將全國人民進一步組織起來，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裡，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參見毛澤東起草的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人民日報》1949年 10月1日。）為此，黨和政府作了許多開創性

的探索。

一是，通過組織生產合作社，將廣大農民群眾逐步組織起來。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就明確把當時佔國民經濟總產值 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看作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一項根本舉措。（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32頁。）　后來隨著實踐的發展，他又進一步指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並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批語和修改，1951年 12月 1日、2日。）之所以當時把農民組織起來這個問題看得這麼重，固然有適應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化建設的因素，但也與我們黨所追求的社會管理模式不無關系。毛澤東曾設想：如何逐步把工、農、商、學、兵，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參見譚震林：《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人民日報》1958年 8月 11日。）1958年在山東視察時，他更直截了當地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參見毛澤東視察山東農村的消息報道稿，《人民日報》1958年 8月 13日。）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一種人民公社，既是一種生產組織，又具有基層政權的社會管理職能，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模式。

二是，通過建立單位體制，把“社會人”變為“單位人”，將城市居民逐步組織起來。與農村將所有成員逐步納入合作社特別是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相對應，在城市，黨和政府也通過各種辦法，很快解決了城市就業問題，將就業年齡人群基本納入各種各樣的單位體制之內。（參見馬文瑞：《為促進生產力高速度發展和改善職工生活而奮斗的十年》，《人民日報》1959年 9月 25日。）這種主要由單位來承擔社會管理職能的體制，使社會結構變得相對比較簡單，也便於管理。它與當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以及計劃經濟體制是相適應的，在實踐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通過建立戶籍制度，將城鄉居民逐步組織起來。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公安部就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其初衷主要是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為適應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需要，1958年 1月 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91次會議又正式通過《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以常住人口為主，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基本原則，進一步加大了為經濟建設、特別是為工業化建設服務的分量。

四是，通過各級政權建設，將廣大人民群眾逐步組織起來。我國區域遼闊，人口多，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當時又正處於新舊體制轉換的重要時期，要把全國各族人民組織和動員起來，特別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恢復國民經濟特別是實施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展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國防建設，更離不開黨和政府的作用，離不開強有力的政權建設作支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基本國情，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社會的組織管理必須由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以 1954年 9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為標志，我國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確立，有力保障了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順利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

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將廣大人民群眾組織和動員起來，徹底改變了舊中國被譏為“一盤散沙”的面貌，大大增強了黨和國家的力量，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各項事業的發展。但由於我們國家大，人口多，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又十分懸殊，在組織大家齊步向前走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這樣那樣一些矛盾和問題。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社會經濟改組以及戰爭對工商業帶來的破壞，不僅民族資產階級對我們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於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4頁。）一時間，各方面社會關系趨於緊張。

尤其是到 20世紀 5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發展的步子加快，各種社會矛盾更是一下子多了起來。據 1957年 3月 25日印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透露：“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4頁。）許多農村地區發生了鬧缺糧、鬧退社等風波。（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08頁。）一些知識分子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銳批評。一時間，國內局勢似乎進入了“多事之秋”。(參見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 1月 18日。)

各種社會矛盾在短時間內大量出現，反映了黨和群眾的關系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緊張，對黨的執政能力、特別是社會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一些黨員、干部對此思想准備不足，反應也比較激烈，甚至簡單地以為，凡是聚眾鬧事的，都是敵我矛盾，都要按照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來處理。持這類看法的人，在當時並不在少數。其背后既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也有復雜的現實原因。其一，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矛盾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也找不到現成答案。這就導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對這一問題存在不同看法，並直接影響了對相關問題的處理。其二，由於我們過去長期處於戰爭環境，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也不長，沒有多少經驗，當遇到矛盾問題，尤其是類似於罷工、罷課、請願等“鬧事”現象時，一些黨員、干部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沿用過去的思維和辦法。這一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匈事件以及隨之出現的國際反共反社會主義風潮，更進一步加劇和助長了這種思維定勢。其三，蘇聯模式對我們也不無影響。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片面強調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在蘇聯肅反擴大化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后來我們黨對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端有了察覺，並由此開始了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一個突出貢獻，是從分析當時日趨增多的各種矛盾現象出發，提出並系統論述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闡述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和方法，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說。其重要突破在於，一是在肯定我們國家是空前統一的同時，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的社會是存在矛盾的，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二是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即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三是明確指出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一種是分清敵我的問題，採取的是專政的辦法﹔一種是分清是非的問題，採取的是民主的辦法。(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04—206頁。）毛澤東特別強調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一定要採取整風的辦法，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而不能用武力的辦法來解決。(參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 11月 15日。）四是明確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不得當，也可能由非對抗轉變為對抗。（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211頁。）

這些重要思想觀點，比較好地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處理矛盾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長期沒有解決好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能有突破，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不是照搬教條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看待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對其中的利益因素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82頁。）過去，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跟著我們黨鬧革命，是因為他們清楚

地知道，隻有這樣才能改變他們千百年來受壓迫受剝削的命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盡管情況跟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但能否妥善處理好相關利益問題，依然是一個直接影響黨和人民群眾關系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由於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各地發展又不平衡，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難免會產生社會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之間的利益差異。這是當時人民內部矛盾大量產生的根本原因。

對此，毛澤東有著十分真切的感受。在他看來，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不少源於群眾利益受到損害。比如，關於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瞞產私分問題，毛澤東后來就深有感慨地說：“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22頁。）這件事情促使毛澤東思考，農民群眾的利益不能損害，不能搞一平二調的平均主義。否則，就會碰得頭破血流。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不但深刻指出當時各種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還找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正確方法。其中，毛澤東尤為推崇我們黨延安時期就採取的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方針，並強調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戰略方針。（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86—187頁。）他指出，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227—228頁。）他認為，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第 187頁。）

總之，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矛盾，並將其分成兩類不同性質，分別採取不同的處理辦法，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理論和實踐創新。就當時而言，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並把它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題，可以說抓住了社會管理的牛鼻子，抓住了社會穩定的關鍵。

三、把社會管理和民生建設結合起來進行

在統籌兼顧各方利益的同時，毛澤東還明確把發展、特別是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保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作為減少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的治本之策。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要通過這項中心任務，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這是我們能否在城市站住腳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428頁。）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在新中國建設中，要通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鞏固新生政權的基本思路。

在實踐中，我們黨進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復和發展經濟，切實保障民生。具體措施包括，著力恢復生產，解決工人的失業問題﹔在新解放區實行土改，給農民以看得見的好處﹔放寬限制，給手工業者以出路﹔合理調整工商業和稅收，使民族資本家有利可圖，不至於關門歇業，等等。通過這些重要舉措，當時一度緊張的社會關系很快得到了調整，社會秩序趨於穩定。

到 20世紀 50年代末，毛澤東在總結“左”的經驗教訓時，首先肯定了陳雲關於“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的意見，提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后，就不會造反了”（《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8頁。）。毛澤東之所以把民生問題放到人民群眾是否擁護我們，新生的人民政權能否在城市裡站住腳，社會是否安定等戰略高度來強調，無疑是基於對社會管理與民生建設二者關系的深刻認識。這也正是我們黨在實踐中始終堅持一手抓社會管理，一手抓老百姓衣食住用行等民生建設的原因所在。具體來說，當時的民生建設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著力解決就業問題。盡管當時面臨許多困難，但黨和政府還是想盡各種辦法來解決就業這個最大的民生問題，包括為了將舊有人員全部接收下來，採取了“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512頁。）等特殊辦法。這樣做，盡管使本來已十分困難的財政進一步增加負擔，但讓新生的人民政權政治上得分不少，社會和人心一下子穩定了下來。

積極發展各類教育事業。一方面，改革舊有學校教育，積極加快發展中小學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從實際出發，採取一些特殊做法，包括開辦工農速成中學，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開展掃盲運動等等，著重解決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受教育權利的問題。

在收入分配方面，結束了舊中國人剝削人的制度，確立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具體措施包括，在工人中實行八級工資制，在農村合作社中實行評工記分，等等。盡管有些做法后來逐步流於“大鍋飯”和平均主義，但千百年來第一次建立起與公有制相契合的按勞分配制度，成為中國人民翻身作主人的一個重要體現，其意義不容低估。

開始了社會保障方面的積極探索。 1951年 2月，政務院第 73次政務會議通過《勞動保險條例》，對勞動保險金的征集與保管，對因工負傷、殘廢待遇，對工人與職員及其供養的直系親屬死亡時待遇，對養老待遇、醫療待遇、生育待遇等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兩年后，政務院又對條例進行了若干重要修改，進一步擴大實施范圍，提高勞動保險待遇標准。這為保護勞動者的健康，減輕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以此為標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開始起步，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

特別是在醫療保障方面，不僅建立起公費醫療制度，還開創了農村合作醫療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醫療模式。在最鼎盛的時候，全國有 90%的農民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條件下，通過這種互助互濟方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群眾看病吃藥問題，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認為它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本，成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

由於有扎實的民生建設作基礎，這一時期各項社會管理探索也進行得比較順利。在繼續肅清國民黨軍隊殘余、鎮壓反革命、大力整頓社會秩序的同時，還開展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具體包括：對企業管理進行民主改革，廢除舊企業的封建把頭制度﹔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取締舊社會遺留的黃賭毒等各種丑惡現象，等等。通過這些舉措，社會風氣、社會環境為之一變，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秩序、新風尚逐步建立起來，新中國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的探索初顯成效。

總之，這一時期的社會建設，給老百姓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盡管受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限，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並不高，但老百姓從親身經歷中感受到，共產黨是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是真心實意為他們辦事的。因此，這一時期盡管外有強敵威脅，內有種種困難，包括經歷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但民心是齊的，人民群眾始終不渝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整個社會也是穩定和可控有序的。

四、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

在新中國社會管理探索中，我們黨很快發現，無論是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切實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利益，最終都要落腳到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而我們許多工作上的失誤，包括由此引發的種種矛盾，不少都源於我們的群眾觀點、群眾立場、工作方法出了問題。毛澤東當時就明確把罷工、罷課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我們一些干部犯了官僚主義，是由於這些人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而是罵群眾、壓群眾，以至引起群眾的不滿。（參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 11月 15日。）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特別強調在社會管理中要堅持群眾路線的問題。他反復指出，在執政條件下要始終牢記“兩個務必”，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整頓和改進我們的作風。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47頁。）毛澤東為什麼如此突出強調群眾工作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其一，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它在化解社會矛盾、進行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方面作用尤為突出。毛澤東曾把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比作魚和水、土地和種子的關系。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不僅經濟發展會失去支撐和動力，社會穩定也會失去基礎。

其二，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之所以發生乃至激化，究其根本大多在於沒有堅持群眾路線，群眾工作沒有做好。在一些黨員、干部中，有的不願做、不會做群眾工作，有的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甚至侵犯群眾利益，等等。這是當時集中出現類似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缺糧退社等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群眾工作本來就與社會管理有著十分直接密切的關系。社會管理的對象是人，主要是對人的服務和管理，說到底是做群眾工作。廣大人民群眾既是社會管理的對象，又是社會管理的主體，離開人民群眾的廣泛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也就無從談起。毛澤東在社會管理探索中，突出人的因素，重視做群眾工作，無疑契合社會管理的內在規律，把握住了社會管理的真諦。

與此同時，對與群眾工作緊密相關的基層工作，毛澤東也同樣十分重視，始終強調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早在蘇區時期，毛澤東就強調村的組織與領導應成為極需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村民就可以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25頁。）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既注意中央、省市縣一級政權的建設，同時也十分重視基層政權的建設，包括著重抓了作為基層政權重要基礎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即居民委員會的建設。到 1952年，在開展民主建政運動中，居民委員會開始普遍建立起來，對協助政府組織和教育居民群眾，開展各項社會改革運動，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年探索中創造的“楓橋經驗”，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就地解決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成為新中國社會管理探索中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成功范例。毛澤東曾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6頁。）其影響一直至今。

我們黨的一大優勢，是自上而下有著嚴密的組織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基層作為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佔據著基礎性的重要位置。不僅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需要通過基層去落實，人民群眾的願望訴求也需要依靠基層去發現和上傳。因此，我們黨才有“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形象比喻，一再強調要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在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團結群眾等各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當時在探索社會管理的過程中，把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說抓住了社會管理的根本，為確保社會穩定有序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五、毛澤東對社會管理探索的主要貢獻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梳理中可以發現，面對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櫛風沐雨，砥礪前行，對社會管理進行了艱辛探索，為探索一條中國自己的社會管理道路，作出了突出貢獻，取得了十分寶貴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和制度成果，對於今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

重要貢獻之一，立足基本國情，開啟了中國自己的社會管理道路的探索。古往今來，圍繞如何形成和保持一定的社會秩序，世界各國進行了多方探索，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西方一些國家在社會管理中，更多強調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互動，更多強調依靠社區自治組織而不是政府派出機構來行使社區管理職能。但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人多地廣，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組織自身也很不發達，難以承擔起社會管理方面的職責。立足於這一基本國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管理道路的過程中，有很多自己的獨特創造，如黨的領導、政府主導、群眾工作、基層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等，無疑都是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元素，成為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管理道路的突出亮點。

重要貢獻之二，面對社會的急劇轉型，創造性地探索了如何減少社會震蕩、保持社會穩定有序的正確方法。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新舊社會轉換常常會引起一些社會震蕩甚至激烈震蕩。何況我們所經歷的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其劇烈程度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世所罕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成功實現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歷史轉變，更多採取溫和方式、漸進方式，而不是革命方式來推進社會變革，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執政藝術。特別是運用統籌兼顧的方法，比較好地維護了各方利益，促進了社會穩定和各方面事業的發展。比如，當時在建立新的經濟秩序時，不僅對民族資本家採取贖買的方式，即便是對官僚資本企業，也是採取首先保持其原來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系統不變，先完整接收下來，然后再逐步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這些獨創性的做法，實踐証明是成功的，對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帶來的震蕩都相對比較小。

重要貢獻之三，積極探索將社會管理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結合起來進行的正確途徑。表面上看，這一時期並沒有直接使用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等概念，社會建設、社會管理也沒有像后來那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擁有獨立的發展空間，似乎影響了其自身的發展。但今天回過頭來看，這種把社會管理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結合起來進行的做法，既符合當時的發展水平和認識水平，也有其獨特優勢。因為社會建設、社會管理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建設本來就相輔相成，結合起來進行能夠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比如，當時通過軍事方面的斗爭，政權方面的建設，經濟恢復和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特別是民生建設各項事業的發展，為社會的穩定有序打下了一個扎實基礎﹔同時通過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又為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

重要貢獻之四，創造性地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為做好社會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充滿變革的年代，各種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出現在所難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借鑒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從分析當時日趨增多的各種矛盾現象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命題。這對推進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對今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重要貢獻之五，創造性地把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著力點，為社會管理接了地氣，為社會穩定有序奠定了堅實基礎。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執政的考驗，賦予黨的群眾路線新的時代內涵。這為今天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提供了重要啟示。盡管與過去相比，我們現在擁有的經濟實力和財力大大提高了，掌握的各方面資源大大增加了，可以運用的科技手段大大豐富了，但我們必須牢記，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群眾觀點都不能忘、不能丟。隻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的事業才能獲得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才能不斷攻堅克難，無往而不勝。﹝作者陳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 100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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