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看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毛澤東一生搞過多少次調查研究，講過多少次調查研究問題，恐怕是一個難以統計和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有根據作這樣的判斷：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對調查研究提倡最力，下功夫最多，並且形成一整套調查研究理論的杰出領袖。我們且不說他在指揮千軍萬馬取得輝煌勝利的歷次戰役戰斗中，搞過多少調查研究，也不說他在國際國內風雲變幻中，依靠調查研究作出過多少科學決策，僅就他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親自所做的農村調查來說，也稱得上蔚為大觀。大革命時期，他做過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調查﹔土地革命時期，先后做過寧岡、永新調查，尋烏、興國調查以及長岡鄉、才溪鄉調查。此外，還有東塘、木口村等處的零星調查。前面7個縣的調查報告在戰爭環境下丟失了，毛澤東為之十分惋惜。其他一些調查報告，除當時沒有找到的《尋烏調查》外，毛澤東將它們編入了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農村調查》一書，作為延安整風時干部閱讀的重要文獻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根據鄧小平關於恢復和發揚毛澤東一貫倡導的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精神，1982年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它在《農村調查》的基礎上，增補了《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等有關調查研究的重要著作。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又將《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這兩篇重要著作編入其中。據毛澤東自己講，在這些農村調查中，以1930年5月利用戰爭間隙進行的尋烏調查規模最大。這次調查花了10多天時間，採用開調查會的方式向熟悉當地情況的干部和群眾作調查，先后有11人到會提供情況和發表意見。現在我們看到的《尋烏調查》，就是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這是一個相當系統全面而又周密詳盡的調查報告，既有豐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分析，它為全黨進行歷史和現狀的系統調查提供了范例。同一時期毛澤東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總結了包括尋烏調查在內的一系列農村調查實踐活動的經驗，把它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它提出了我們黨應當遵循什麼樣的思想路線問題，並初步蘊涵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基本點。

《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下的關於調查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奠基之作，對於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聯系毛澤東后來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重讀這兩篇著作，有以下幾點體會：

（一）調查研究是我們黨認識中國國情，正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進行科學決策的基本途徑，也是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正確貫徹執行的必要手段。

毛澤東說，尋烏調查前，“關於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1】這次調查就是以這兩個問題為重點展開的。通過尋烏調查，他從農村各個階級和階層的分析中，發現小地主中所謂“新發戶子”的這一部分，佔地主全數的48%，是個不小的階層。他們“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或由小商業致富來的”，一面自己勞動耕種，並雇工幫助，一面又出租部分土地，收取租谷，還把剩余的糧食加工出賣，又放很重的高利貸。有些人把這種人叫作富農，即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認為他們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在貧農眼中是沒有什麼理由不把他打倒的”。【2】調查中他又發現，農村中還有一種比較富裕的自耕農或中農，他們的全部出產都是親身勞動而不是剝削他人來的。許多人不主張在斗爭中打擊他們。但在貧農眼中他們仍是一種特殊階級，他們除了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也加工出賣農產品，還放高利貸，做些小的囤買囤賣生意，這些都同半地主性的富農一致，而與自足的中農不相同。因此土改中群眾發動起來以后，便有大批貧農對他們提出“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據此，毛澤東認為，在土改中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他們的債，分他們的谷，也是沒有疑義的。這次調查，使毛澤東對農村的階級狀況，特別是富農的狀況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兩年以后，他起草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對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的階級劃分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隻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的剝削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並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佣勞動（請長工）。【3】1941年9月，他在《關於農村調查》的講話中說到：“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4】

通過對尋烏商業狀況的調查，毛澤東認識到尋烏城是“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從圩場生意看，尋烏城還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並行著的城子，兩者的比例是：店鋪佔百分之七十，圩場佔百分之三十。圩場生意代表半自然經濟，店鋪生意代表商品經濟，他由此得出結論：“可見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這次調查使他深感：“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5】

毛澤東將這種認識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反對本本主義》中第一次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並且指出，調查工作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6】后來，他在《興國調查》前言中進一步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7】幾個月后，他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不但重申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還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8】1941年，他為中共中央專門起草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9】1961年他再次指出，“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教條主義這個東西，隻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毛澤東還強調指出，決定政策需要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貫徹執行政策同樣需要進行調查研究。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那種“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的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態度是很不對的，“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指示，而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10】不作調查研究，不顧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機械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不僅黨的方針政策不能真正得到落實，而且會在實際執行中走樣，發生偏差，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損害。這同樣是要不得的。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反對本本主義》時再一次指出，即使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沒有具體措施，也不可能實現，而“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

（二）領導干部，特別是擔負主要領導職務的干部，要親自做調查，不能滿足於看報告和聽匯報。

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是基於黨的歷史經驗提出的至理名言。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說，中國革命的事情要靠中國人自己去辦，不能依靠共產國際或哪個外國去辦﹔再一方面是說，要取得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領導人要進行調查研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因此毛澤東強調，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1941年《農村調查》在延安出版時，毛澤東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跋。他在序言中進一步指出，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11】后來，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又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自作調查。這不但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有些領導干部“官做大了，革命戰爭年代那樣的調查研究不認真做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黨已經處於全國執政的地位，黨的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的正確與否，對於國家建設和人民利益的影響要比過去廣泛和深刻得多，領導干部親自做調查就顯得尤為重要。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向全黨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提出將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為推動各級領導干部親自做調查，他批示印發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親自解讀這篇文章﹔他不但親自組織了三個調查組分頭下去做調查，而且一再動員並親自寫信督促各大區和省級主要領導人下去做調查﹔他還向全黨批轉了一些好的調查報告，以資提倡。1961年3月，他在中南、西南、華東三大區和所屬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上，再次號召領導干部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他還說，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他明確提出“省委第一書記要親自做調查研究”，“隻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做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12】稍后，他在給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信中，再次強調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13】在他看來，領導干部親自做調查，乃是帶領全黨搞好調查研究的中心環節。

（三）搞調查研究，要有甘當小學生、向群眾尋求真理的精神，要把心交給干部和群眾，同他們做朋友，使他們說真話、講實情﹔下去調查，不但要“走馬看花”，更要“下馬看花”。

毛澤東十分注重調查研究的態度。他根據自己在湖南、江西等地農村調查的實踐經驗，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們搞調查研究，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4】他強調對調查對象“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否則，他們就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怎樣使被調查者說真話呢？毛澤東認為，各人的特點不同，採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他還生動地談了一段做興國調查時的體會：“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麼樣。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后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15】無疑，在這種氣氛下，群眾就會把真實的情況和意見談出來。

關於下去調查的方法，毛澤東歷來主張既要走馬看花，更要下馬看花，要下功夫搞好典型調查。他說，農村情況，隻要先調查清楚一個鄉就比較好辦了，再去調查其他鄉就心中有數了。這種方法，也就是他經常所說的蹲點和解剖麻雀的方法。他常用解剖麻雀來比喻調查研究，說要了解麻雀，並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統捉來，一一解剖，才能知曉，隻要解剖一兩個麻雀就夠了。在這裡，他主要是強調典型調查的重要性，並不是說了解情況隻要抓點不用抓面，不能把毛澤東這種形象化的說法絕對化。毛澤東一貫主張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具體指導相結合，也就是點面結合。他強調蹲點調查，深入一點，取得經驗，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全面。現在，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時期，面臨的情況和問題要比過去復雜得多，而且新的情況和問題又層出不窮，當然不能將眼光局限於某些點上，而要運用各種手段，特別是電子信息等高科技手段，盡可能更多地掌握全面的情況，以便作出符合實際情況的判斷和決策。但即便這樣，深入一點或幾點做系統的調查研究，仍是各級領導干部不可或缺和必須切實掌握的基本功。這裡至為重要的是，要善於將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恰當地結合起來，將蹲點和跑面恰當地結合起來。

（四）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是了解情況的可靠方法。開調查會要事先做好准備，有明確的目的和調查綱目，還要善於提出問題與到會者討論，以便摸清情況，得出正確的結論。

毛澤東認為，“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16】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近於正確，才能抽出結論。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隻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隻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得出近於正確的結論的。他說，開調查會要事先准備綱目，不但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調查人自己口問手寫，按綱目發問，不明了的，有疑義的，同到會人展開討論，記下討論的結果。他在《興國調查》的前言中曾經說過，這個材料中，一切結論都是由他提出，得到與會八位同志的同意，然后寫下來的，有些並未做出結論，僅敘述了他們的答話。確定調查對象，即選擇什麼人到會調查，對能否達到調查目的有重要意義，一般應當選擇有代表性的、熟悉有關情況的干部和群眾來參加，否則很難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實際情況。到會人員的多少，要根據調查的需要來確定，也要看調查人調動與會人員的能力，一般不宜太多。

從調查的材料中得出正確的結論，並據以作出科學的決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對掌握的豐富材料進行分析和綜合，經過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功夫，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找出事物內部的聯系即規律性的東西，才能制定出反映客觀規律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能“從實踐中找出事物運動的規律來，產生新的理論”。這是辯証唯物論關於真理的認識過程，也是領導干部必須掌握的一門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藝術。

（五）客觀情況是不斷變化不斷發展的，對實際情況的調查不可能一勞永逸。要使我們的思想能夠緊緊跟上發展變化著的實際，就必須堅持經常進行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也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嚴肅批評了那種認為“隻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錯誤想法，指出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17】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18】事實正是這樣，客觀情況是不斷變化的，人們的思想要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就必須同實際保持密切的聯系，經常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隻有這樣，才能做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做到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最可靠的保証。

是否堅持經常進行調查研究，關系到是否堅持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是否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否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黨的群眾路線的大問題，也是關系到是否堅持我們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大問題。它是檢驗一個干部是否真正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各項工作的試金石。我們要永遠繼承和發揚毛澤東一貫倡導並身體力行的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把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情辦好，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

（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室務委員、毛澤東研究組組長、編審）

注釋：

【1】【2】【4】【5】【7】【8】【15】《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29－131、22、56、182－183、13、27頁。

【3】【6】【10】【1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113－114、111、115－116頁。

【9】《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頁。

【11】【14】【16】【1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790、791頁。

【12】【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72頁。

（來源：《尋烏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200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