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自主”，是中共黨史上一個沉重而又激動人心的命題。沉重，是因為長期不能“獨立自主”與中國共產黨曾經遭遇的挫折、失敗乃至瀕臨絕境的慘痛經歷相重合; 激動人心，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以“獨立自主”的姿態面對世界的時候，也就是它發展成熟，可以從容把握自身命運的時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獨立自主”包含著十分深刻而豐富的經歷和內涵。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開端和標志。但從上海到遵義，從1921 年到1935年，從獨立自主的思想萌動和變化發展，到獨立自主的能力養成和條件成熟，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的歷程，驚心動魄，發人深省。

一、獨立自主意識: 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品質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獨立自主進行的嗎?國外學者多傾向於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是俄國革命輸入的結果。但史料表明，雖然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帶來很大影響，但走蘇俄式共產主義道路完全是當時一群中國先進分子經過對多條道路進行慎重篩選比較之后獨立自主的選擇，並不是什麼“輸入”的結果。如1921 年1 月2 日，新民學會就“當時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進行討論后表決時，包括毛澤東、何叔衡在內的絕大多數會員贊成“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 列寧的主義) ”（參見《毛澤東傳( 1893—1949 ) 》，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72 頁。）。在旅歐勤工儉學生中也發生過類似的激烈討論，周恩來、蔡和森等人作出了同樣的選擇。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們已經選擇了這條道路並開始醞釀建黨，由俄共( 布) 主導的共產國際才可能派人來中國進行指導和幫助。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確乎起到了催產針和加速器的作用，但中國共產黨這個胎兒畢竟要從中國這個母腹中才能自然地發育成熟也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品質，並不因是否出現一個援助力量而發生改變。陳獨秀當時就宣稱: “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一大”前后》( 二)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384、389 頁。）。這也是當時多數黨的創建者的共同想法。中共一大召開后，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仍認為黨有權決定自己的方針政策，實行自己的主張，共產國際隻能起顧問的作用。共產國際幫助中共建黨，有“國際主義”原則考慮，更是為了蘇俄在華利益，因此迫切希望這個與它有共同信仰的新生政治力量能按它的意願行事，迅速發揮有利於蘇俄的實際作用。而這個“幼稚”的黨卻是由一群雄心勃勃的社會精英為了共同的社會理想而組成的，毛澤東曾大呼的“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是他們共同的胸懷，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是中國“思想界的明星”，與共產國際代表發生分歧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顯示了黨的創建者群體身上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在當時力量極端弱小的情形下，“獨立自主”意識如果強調過頭，也容易變成自我孤立和關門主義，對黨的生存和發展並不利，但當時幾乎全黨都沒有立刻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當馬林根據他在印尼指導革命的成功經驗，提出以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來實行兩黨合作時，幾乎遭到全黨一致反對。直到馬林亮出共產國際的指令，陳獨秀等人才無話可說。在中共三大上，代表們繼續就“馬林式”黨內合作方式展開激烈爭論，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以5 票的微弱優勢通過( 21 票贊成、16 票反對)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 布)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 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第481 頁。）

三大之后，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也承認，中共是“被迫去幫助國民黨從事國民運動”的。這裡有一個細節: 毛澤東在三大上發言贊成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參見《毛澤東傳( 1893—1949) 》，第92 頁。），而表決時的16 張反對票中10 張來自湖南代表（參見《共產國際、聯共( 布)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 卷，第481 頁。）。這說明毛澤東經過與馬林在長沙的一席之談和調到中央籌備三大過程中，改變了在湖南時堅決反對“黨內合作”的激烈主張，而對利用在國民黨的工作改造其階級成分為我所用寄予了希望。

國共合作對中國國民革命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以及共產黨通過一大批黨的優秀分子在國民黨內的積極工作獲得的迅猛發展，都証明了“馬林式”黨內合作方式是正確的。但對這個中共黨史上的重大決策從最初幾乎全黨一致反對到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馬林的強力推動下勉強同意，最后才接受的過程，人們知之並不多。這一段歷史表明，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有著初生牛犢般的銳氣，黨中央的領導人大多是朝氣蓬勃、思想激進的年輕人，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經驗欠缺的組織，雖然盡力維護著“獨立自主”的尊嚴，但從總體上看尚缺乏深遠的政治眼光。

二、大革命時期獨立自主意識被強行抑制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基於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蘇俄對華政策總原則，採取了抑制共產黨、扶助國民黨的策略。因此，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僅有的公開活動、遍地開花的大發展時期，又是獨立自主思想和權利遭到強力壓制而逐漸減弱的時期。

根據民主革命時期應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握領導權的理論主張，共產國際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還輪不上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唱主角，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 “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體現，它應該執掌政權”（《共產國際、聯共( 布)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 卷，第460—461 頁。），因此“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共產國際、聯共( 布)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 卷，第481 頁。）。據此，1924 年2 月中共中央作出《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要求在國共合作中“一切工作歸國民黨”。近些年來陸續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顯示，在國共合作時期，幾乎在一切重大問題上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領導人陳獨秀都與共產國際代表，主要是聯共( 布) 顧問鮑羅廷發生過爭執。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代表的爭執，都以中國共產黨照共產國際的意見執行而結束。常常一邊是黨內同志要求與國民黨右派堅決斗爭，一邊是共產國際嚴令退讓。陳獨秀因此逐漸變得“右傾消極”，隻能被動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在黨內也逐漸失去威信。

在大革命后期接連發生的后來使陳獨秀被視為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所謂對國民黨的“三次大讓步”中，共產國際起了關鍵作用。在這些“讓步”中，中共黨內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在內的許多人都提出過堅持斗爭的主張，而陳獨秀、張國燾等卻根據共產國際代表意見，轉而來要求本黨黨員接受退讓的結果。當“四一二”等一系列反革命政變不斷發生的時候，共產國際先是固守維持統一戰線的最高原則，命令中國共產黨繼續退讓，后又在因退讓太多共產黨已無還手之力的情況下，向共產黨提出不切實際的進攻方案。大革命最終以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血洒大地而告失敗。維經斯基后來對此曾反省說: “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第159 頁。）

有一個問題: 當時中國共產黨難道就不能與共產國際決裂，走自己的路去? 為什麼一定要將自己置於共產國際束縛之下，屈從於它呢?除了眾所周知的當時共產國際在國際共運中有著巨大威望和影響力，而中共作為它的支部必須受其嚴格約束外，可能還有這樣一些因素:

首先，不論共產國際如何要求共產黨向國民黨委曲求全( 鮑羅廷甚至提出一個令中共黨人極為反感的“苦力論”，宣稱在民主革命階段共產黨就是要甘於給國民黨做“苦力”，不要想當主人) ，畢竟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一手推行的國共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發展。如黨員人數增長迅速。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僅有50 多名黨員，而至1926 年9 月達13000 多人，1927 年4 月中共五大召開時達58000 人，經過國民黨大屠殺犧牲1 萬多人后，全國仍有黨員5 萬人左右。黨員人數增長最多的時期，也是國民黨右派反共活動最激烈自然也是中共對國民黨退讓最多的時期。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才華出眾的黨員赴湯蹈火地積極工作，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大片人心，政治聲望高漲，大大威脅國民黨的群眾基礎，國民黨決心清除共產黨的根源即在於此。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仍具有重大的正面意義。

其次，黨的理論基礎還相當薄弱。黨的領袖陳獨秀在理論上深受共產國際指導思想影響，陷入機械的“二次革命論”，承認在民主革命階段應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權，雖然對黨的退讓和忍耐感到難受，卻無法從理論上講明理直氣壯地爭奪領導權的理由。正如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所說: “當時大家的觀念都以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毛澤東東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46 頁。）

毛澤東指出這是“大家的觀念”，說明當時並不只是陳獨秀有這種思想，而具有一定普遍性。

此外，當時黨還沒有總結出以實踐推動理論發展的規律和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等在思考對策的時候習慣於從理論到理論，用理論推導理論，而理論都是從共產國際來的，方式則是不停地討論、開會，共產國際一否決就毫無辦法。結果往往是議而不決，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措施。這是陳獨秀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的一個關鍵原因。這可以說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如當北伐戰爭推動農民運動風起雲涌地發展起來的時候，共產國際也開始重視農民和土地問題，陳獨秀卻對農民運動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的突破性意義估計不足，放不開手腳開展工作。而此時的一批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深刻領會”了共產國際理論指導的精神。1925 年初，他回到韶山去開展農民運動、搞調查研究，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成為公認的農民問題專家。1927 年初，毛澤東又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考察，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這份重要報告，陳獨秀反應冷淡，在瞿秋白的支持下它才得以發表。數月后斯大林指出: 現在的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毛澤東的報告立即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在斯大林講話三天后先后被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和英文版轉載，並給予很高評價。

三、三次“左”傾錯誤過程中盲從與抗爭的交織

土地革命時期，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和軍隊大發展的階段，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犯“左”傾錯誤的時期。與大革命時期相比，總體上黨的領導人對於共產國際是組織上服從、指導思想上認同的，少許懷疑和不敬也受到嚴厲懲罰。與這一時期在農村革命實踐中獨辟蹊徑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央領導層卻沒能為走自己的路，實現“獨立自主”作出應有的貢獻。

“左”傾盲動錯誤與聯共( 布) 黨內對大革命失敗責任的爭論有很大關系。大革命失敗和國民黨公開反共反蘇后，共產國際轉而支持中共獨立開展土地革命。這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但同時，這個經驗教訓的總結又與聯共( 布)內部復雜的黨內斗爭糾纏在一起。因聯共( 布)黨內的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猛烈抨擊斯大林，要求他為中國大革命失敗承擔罪責，急於擺脫黨內困境、維護聯共( 布) 和個人權威的斯大林，採取了矯枉過正的辦法來糾正大革命期間的策略失誤。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確定實行土地革命，是斯大林擺脫被嚴厲“問責”的虎狼藥，其轉向方式相當猛烈，正如1945 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 “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土地革命時期中共的政策一反大革命后期一系列的右傾妥協退讓，仿佛一個急轉彎，從此“左”傾錯誤一個接一個，與聯共( 布) 影響下的共產國際迅速改變大革命時期處處壓制中共的做法轉而急迫地驅使中共不斷沖鋒陷陣，有很大關系。

那麼中共應當對“盲動”錯誤負什麼責任呢? 首先是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忠實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八七會議就是羅米納茲和瞿秋白共同主持，實際上以羅米納茲為主召開的。會后瞿秋白立即布置各地在不論有沒有條件的地方都實行暴動。李維漢認為，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而瞿秋白的責任在於: “他的弱點是在接觸實際上有點教條主義。臨時中央順從國際代表，他有一定責任。”（李維漢: 《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3 年第3 期。）作為當時有名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瞿秋白受羅米納茲“無間斷革命論”影響，針對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接受共產國際關於革命形勢正在不斷高漲的判斷，提出了“一次革命論”，作為“左”傾盲動主義的理論依據。共產國際確定由瞿秋白來擔任黨的領袖，一方面是由於瞿秋白出色的理論才華和相當的威望，特別是他對陳獨秀右傾思想進行了堅決而有力的斗爭; 另一方面也必然看重他作為鮑羅廷的翻譯以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之間的紐帶，一直追隨和順從共產國際的特點。其次，由於中共長期在國民黨內受到強力壓抑而積蓄的憤怒、國民黨叛變革命時的血腥屠殺激起的悲痛，使得全黨充滿著不計后果、不惜拼命的復仇情緒，卻還不懂得革命有時需要退卻、有時需要迂回等等靈活有效的斗爭策略，而共產國際要求迅速採取一切手段反抗國民黨統治的訓令恰好助長了黨內普遍存在的這種急躁心理。

從某種程度上說，盲動是對大革命失敗的反彈，是一種比較強烈的矯枉過正的應激反應，所以很快就停止了。但是，這一時期，由於造成中國共產黨犯盲動錯誤的共產國際根源並未消除，中國共產黨再犯“左”傾錯誤，實屬必然。

中共六大后不久召開的共產國際六大，闡述和討論了所謂“第三時期理論”，認為現階段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到來，是“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時期，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將出現世界性的革命高潮。1929 年2 月、6 月、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連續發來三封信，指出， “中國已經進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機的時期”，黨應當發動群眾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中共主要領導人向忠發、李立三據此認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各地立即採取軍事行動，逐步形成“左”傾冒險主義。李立三制訂的計劃令共產國際也覺得太“瘋狂”了。1930 年8 月，瞿秋白和周恩來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對革命已造成重大損失的冒險行動。但不久，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批判迅速升級到“反國際路線”高度。起因是李立三公然發表不尊重共產國際的言論，表達出強烈的“獨立自主”欲望，甚至宣稱中國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求蘇聯進行配合，冒犯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權威。他在9 月3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忠實於國際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佔領了武漢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產國際對話了”。共產國際憤怒地指出這是“敵視布爾塞維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要求中共中央“給這種反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第418、412 頁。）

比批“立三路線”更嚴厲的是批判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的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特別是瞿秋白曾對“第三時期理論”表示產生懷疑，還根據國內情況匯報和自己的獨立思考，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些具體策略提出過不同意見，因而得罪了米夫。而瞿秋白在三中全會上沒有吸收能百分之百“為國際路線而戰”的王明等人進入中央領導層，又違背了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的意願。王明等借機大肆抨擊瞿秋白和周恩來，導致瞿秋白和李立三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逐出政治局，為他們對共產國際權威的挑戰付出代價，周恩來因實際工作需要被留下“以觀后效”，而王明等人佔據了領導崗位。從此，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建立起不容置疑和挑戰的絕對權威，任何被認為冒犯或違反它及其在中共的代言人的言行都將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給中國革命造成慘重損失的長達四年的第三次“左”傾錯誤，即“王明路線”也因此而逐漸形成。

在中央形成三次“左”傾錯誤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理論上幾乎完全服從共產國際指導。在“左”傾政策執行過程中，不斷有從事和熟悉實際工作的中共黨內同志予以抵制和糾正，但在中央領導層從未形成有力的抵制力量。如糾正立三路線的時候，瞿秋白、周恩來等人對共產國際有所抵制，但瞿秋白的理論探索一遇共產國際的否定就不得不止步，周恩來對共產國際的做法提出的異議( 如提出選一些與王明意見不同的人進中央) 一遭否決就無法再提，在實際工作中對過火政策的糾正也只是修修補補。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願望遭到極大壓制和踐踏。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注定要在偏僻落后的農村方能成燎原之勢。

四、為什麼說“獨立自主”地找到了自己的路?

在中共中央一次次犯下“左”傾錯誤的時候，遠離這些理論紛爭而埋頭於農村革命斗爭的毛澤東等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卻用實際行動為中國革命帶來了新的希望。經過他們艱苦卓絕的奮斗，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政權”的道路逐漸明晰。

中國共產黨致力於農村土地革命，是在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思想迅速轉變的條件下開始的。但是，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方針是實行城鄉普遍暴動，而目標仍是城市，是在攻打城市無效的情況下，毛澤東等人才調整策略“上山”的。此后中共中央三次“左”傾錯誤，都以命令紅軍“攻打城市”為主要特征。這表明共產國際所勾畫的“土地革命”道路，與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總結出來的堅持長期“農村割據”的道路有出入，其“農村中心”指導思想的實際指向需要具體分析。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從城市中心轉向農村土地革命的戰略調整，毛澤東是衷心擁護的，甚至“聞之距躍三百”（《秋收起義》( 資料選輯)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第16 頁。）。而毛澤東等人在農村的成功實踐，又促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策略繼續轉變，並將毛澤東等人總結出來的經驗進行大力推廣。1929 年7 月2 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稱贊朱德和毛澤東的紅色游擊隊運動，說毛澤東是中國游擊運動中“極為出色的領袖”。同年10 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要“堅固並且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滿洲以及朱毛的區域裡，堅決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游擊戰爭估計不足的傾向”。1930 年3 月20 日，因訛傳毛澤東在福建前線病逝，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 英文版) 發表訃告說: “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轉引自申長友: 《毛澤東與共產國際》，黨建讀物出版社，1994 年，第128 頁。）

1931 年5 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推廣毛澤東的良好經驗”（《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2 輯，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第359頁。）。直至王明上台后，共產國際和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仍然對毛澤東贊譽有加。如米夫多次稱贊毛澤東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最初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人民及其紅軍的最好領袖”，“全中國人民所公認的民族英雄”（轉引自申長友: 《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第137 頁。）。1934 年2 月5 日， 《真理報》刊登的王明在聯共( 布) 十七大上的發言中，明確指出統一領導當時中國10 個省蘇維埃的中央政府主席就是毛澤東同志。

這就怪了: 一邊是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盛贊毛澤東，一邊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遭到王明路線也就是所謂“國際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博古等人的排斥和殘酷打擊，直至被撤銷對紅軍的領導權，度過了他一生難忘的艱難歲月。這如何解釋呢? 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肯定、稱贊乃至公開宣傳難以及時傳到中央蘇區（參見申長友: 《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第136—137頁。）。筆者認為，共產國際訃告中贊揚毛澤東“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轉引自申長友: 《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第128 頁。）

的時間是在1930 年3 月，基本上反映的是蘇區工作實情。后來可能存在通訊不暢的情況，但博古等人在中央蘇區的作為，共產國際還是大體知曉的。如1933 年3 月，鑒於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排擠加劇，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特別提醒博古等人在對待毛澤東的態度上不要走得太遠，強調“對毛澤東必須採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同時共產國際要求中央所遵循的軍事策略，其實就是毛澤東所總結出來的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參見申長友: 《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第151 頁。）從這裡可以看出，共產國際贊揚毛澤東主要是對他建立蘇維埃區域與壯大紅軍的顯赫功績和游擊戰爭的軍事策略。

這一時期，共產國際服從蘇聯國家利益和革命實用原則，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期望極為迫切。對它來說，“農村中心”僅是一個臨時性或局部策略轉變，而其戰略大方向仍是“城市中心”。當城市革命形勢低落的時候，毛澤東等人在農村的成功實踐使它把積聚革命力量的希望轉移到農村，對毛澤東的贊譽表達了這種熾熱的希望。而這些力量積聚的最終目的即以城市武裝起義來奪取大城市的思想並沒有改變，農村根據地建設和發展紅軍只是這之前的一個階段。因此，農村革命越是蓬勃發展，他們越是對它寄予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越是急於利用這些力量迅速跨越農村革命階段，實行奪取城市的革命。

當革命形勢明顯處於低潮的時候，共產國際的思路還比較冷靜。如六屆四中全會就將堅決執行共產國際關於在全部工作中實行“城市中心”向“農村中心”的轉變作為“目前全黨的緊急任務”。但共產國際總不忘提醒中國共產黨，不能在農村呆得太久，城市工人運動才是革命“正途”，必須盡快過渡到奪取城市階段。1929 年10 月26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一方面承認“農民戰爭是中國民族危機和革命高漲的另一個特點”，但另一方面更強調“革命運動的高漲日益發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運動的復興”。1930 年6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 “必須集中精力組建和加強紅軍，以期將來根據軍事和政治形勢，去奪取一個或數個工業中心和行政中心。”（《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2 輯，第21、85、94 頁。）1932 年1 月9 日，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迎合共產國際意圖，認為時機已到，通過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正式提出: “過去正確的不佔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 擴大蘇區，將零星的蘇區聯系成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佔領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 年，第34 頁。）決議還制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奪取中心城市的軍事計劃。從此開始了最后葬送掉根據地的“左”傾冒險行動。

而共產國際要博古等人對毛澤東“忍讓”的，正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大不一致，甚至唱反調的地方。如毛澤東在土地政策特別是富農政策方面，諸多對共產國際指示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的政策，與共產國際漸行漸遠。經過對土地斗爭實踐的反思，毛澤東提出要採取中立富農的政策才能拿住富農這個中間階級不反水。1930 年蘇聯集體化進入高潮后，共產國際反對富農的要求越來越高。而這個時間，毛澤東卻在埋頭進行尋烏調查、興國調查，之后提出要限制富農而不是過早消滅富農。1931 年8 月，共產國際正式指示中共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毛澤東卻堅持限制富農的政策。1933 年11 月，毛澤東又作了長岡調查，之后明確把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提出的“反對富農”口號改成了“限制富農”。在當時，毛澤東被斥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是必然的。而毛澤東其他根據中國革命特點和實踐經驗的獨創性總結，如在古田會議上形成的以“思想建黨”來保持黨和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壯大無產階級隊伍的原則，更與共產國際單純強調黨和軍隊無產階級成分的“布爾什維克化”思想差之千裡。而這些都恰恰是以農村為中心，成功地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所必需的條件。

總之，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確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艱苦奮斗，同時又與共產國際既相推動又相碰撞的過程中“獨立自主”地找到的。

五、“電訊中斷”問題與“獨立自主”的實現

1935 年1 月遵義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此次會議最關鍵的成就是在組織上初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軍事領導地位。而它與以前中共中央歷次重要會議相比，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就是它既沒有攜帶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使者直接指導或主持，也沒有來自共產國際的精神作指導。當時，中國共產黨已與共產國際徹底失去聯系數月。因此，有一種說法，即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主要是拜當時與共產國際電訊中斷所賜。這雖然是句戲言，卻提示我們，在考察中國共產黨實現獨立自主歷程時，對環境因素的作用應有客觀的認識。

首先，不能夸大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包括當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與毛澤東等人的對立。如前所述，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和開展根據地建設的功績是十分看重的。而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指導原則也十分尊重。在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他憤怒地抨擊的是僵化的“本本主義者”，而不是“本本”本身，當時的“本本”，就是共產國際訓令以及中共中央據此發出的指示。他強調: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此文曾被認為是第一次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思想。其實從前面的梳理可知，黨內關於“獨立自主”思想的明確表達，從陳獨秀等黨的創建者到李立三都並不缺乏，有的表述比此文鮮明得多。但早期的“獨立自主”意識常常與排斥和拒絕與其他黨派合作的自我孤立聯系在一起，李立三對共產國際的藐視體現出狂妄，毛澤東在這裡體現出來的則是一種“靈活執行”的“動腦子”的“獨立自主”思想。

而事實証明，得到共產國際尊重最終還是要憑實力，而不是純粹“百分之百”的教條式服從就可以做到的。1939 年，李德回到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最后的結論是: 有錯誤，免於處分。理由是: 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參見師哲: 《在歷史巨人身邊》( 修訂訂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第142 頁。）

其次，毛澤東等人在探索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的時候，身處偏僻農村，遠離共產國際的直接控制，也遠離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揮，有一定自主行動的自由條件，有利於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進行革命實踐; 而教條式地忠實於“國際路線”的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來到蘇區后，起到的卻是破壞作用。但事情有時也有另外一面。因中央蘇區與共產國際一直存在電訊聯系不太通暢的困難，在中央蘇區主事的博古與在莫斯科的王明相比，王明能隨時跟上共產國際思路的轉變，反倒有時能提出和接受一些合乎實際的觀點。而無此地利之便的博古等人則隻能根據自己對蘇俄革命模式的理解去處理與毛澤東等的分歧，批判毛澤東土地政策中的“富農路線”和軍事策略中的“逃跑路線”，並等待新的“本本”到來。

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尚未發展成熟，尤其是沒有成熟的理論指導和成熟的領導集體及機制之前，即便存在有利的客觀環境，是否真正能夠獨立自主也是一個疑問。例如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他大大超越了來自共產國際“左”的理論指導，而沒有“忠實執行”共產國際訓令。而李立三控制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能這樣做，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工作不力、與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不暢，無法對李立三形成有效約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當1934 年9 月中央蘇區與共產國際的電訊完全中斷后，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馬上因這個有利條件而實現“獨立自主”。相反，博古等人的教條主義卻達到極致: 中央蘇區的形勢已岌岌可危，失去王明遙控的博古卻仍然不肯把軍權交回毛澤東等人，而迫不及待地交給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直到遵義會議被其他領導人強行撤換。在遵義會議上完全根據中國共產黨自身意願建立起來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緊急的軍事行動稍稍得到喘息的時候，就立刻決定要將此重要政治事項報告共產國際。這才有1935 年5 月底中共中央派陳雲去上海尋找同共產國際的聯系之事。1935 年七八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在消息隔絕的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等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說明毛澤東等在共產國際的地位並沒有改變。1936 年7 月10 日，任弼時致電中共中央及林育英，建議召集中央擴大會議“總結在五次‘圍剿’斗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和黨外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並要求國際派負責代表出席這會議”; “萬一對粉碎‘圍剿’和斗爭之經驗教訓不可能在這一會議上得到最后結論，則這一問題由七次大會或國際去解決。”而早有此意的中共中央答復: “中央已向國際請求批准召開六中全會，並對六中全會給予原則指示，同時派遣負責代表出席。關於開會之時間與地點，須俟國際回示並其出席代表到達或確定到達日期之后才能確定。”（《任弼時傳》( 修訂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445 頁。）

總之，歷史走到1935 年1 月這個時間節點，毛澤東等人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已經有了得到實踐充分証明的比較明確的答案，而4年的“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錯誤已畢現無遺，正反對比如此鮮明，此時無論電訊是否中斷，召開緊急會議，堅決改變路線、更換領導人都是勢所必然的。

遵義會議隻批評了博古等人的軍事錯誤，而未涉及政治路線錯誤，一般認為是因軍情緊迫，來不及在解決軍事問題的緊急會議上一攬子提出; 而且軍事錯誤對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有目共睹，大家容易接受。而根據本文的考察，也可從另一個角度對此作點補充。雖然當時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系中斷，中共的決策仍然充分考慮到共產國際的威信和影響。毛澤東的游擊戰爭軍事策略是得到共產國際肯定和欣賞的，從博古等人顯然失敗的軍事策略回到毛澤東的軍事策略，容易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 而毛澤東與博古等人相左的其他思想則復雜得多，黨內也可能對此產生疑慮，因此策略地加以回避是比較適宜的。當時推出原在王明、博古陣營裡的張聞天來“負總責”，也應當考慮到共產國際更能接受的因素。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獨立自主地邁動著正確的步子，對共產國際仍然保持著足夠的尊重，並沒有因為共產國際無法“遙控”了，就打算“用另一種方式與國際對話”。這恰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發展成熟的一個表現。因此，獨立自主地糾正了軍事政策、獨立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領導人群體，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只是中共“獨立自主”的第一步。穩定而系統地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組織原則、方針政策，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還有待一段時間的繼續努力。而共產國際和主導它的蘇聯仍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著長期不可忽視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直到新中國成立，成為執政黨，才完全實現獨立自主的。

1943 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表示贊成，強調共產國際解散將更有利於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第203 頁。）。這個決定以輕鬆欣慰的語氣，表達了一個經歷了艱難曲折而初步走上獨立自主之路的成熟政黨的強烈自信和寬闊胸懷。

回顧中國共產黨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歷程，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在抗戰時期成長為成熟的黨的話，它的成熟乃是經過了大革命的洗禮，懂得了在中國實行民主革命必須從農村開始，和應該如何與其他力量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 經過了土地革命戰爭的鍛煉，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這個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並對這條道路進行了全方位的實踐，系統地總結出了如何走這條道路的方法。這條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理論的指導下，以艱苦不懈的實踐在不斷犯錯誤也不斷取得發展的過程中總結和摸索出來的。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實現了黨的締造者們從建黨之前就渴望已久的“獨立自主”。

(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