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茹拉夫廖夫教授談有關1917年俄國革命研究的若干問題

2018年12月19日, 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茹拉夫廖夫 (Журавлёв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教授應邀參加了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當代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研究前沿國際論壇”, 並作了題為《1917年革命:當代俄羅斯學界與社會的討論》的報告, 受到與會者的廣泛關注, 並引發熱烈的討論。本刊特約在此發表, 以饗讀者。

從1920年代至1991年蘇聯解體, 對蘇聯史學界來說, 1917年俄國革命始終都是最重要的研究選題之一。這既是因為該事件對俄羅斯和蘇聯歷史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也是由於它對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中就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22年俄國國內戰爭結束的這段歷史被當時的人們准確地稱為“大動蕩時代”, 同時這也是數百萬俄國僑民反思的主題。那些僑居國外躲避革命的前俄羅斯帝國統治階級的代表以及在內戰中被擊敗的白衛軍殘部, 也在反復追索自己失敗的原因, 他們既互相推諉責任, 也將其歸罪於俄國人民的 “忘恩負義”。

1920年代, 由於受到當時某些政治理念以及隨意詮釋歷史的風潮 (卸任的政治家和將軍們熱衷於寫回憶錄) 影響, 那些陳年往事在僑民群體中漸漸被演繹成了神話。例如, 白衛軍的領袖們被過度英雄化, 而1917年革命被說成是共濟會、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間諜等一小撮人的密謀, 等等。1

梅裡古諾夫 (С.П.Мельгунов) 是最早提出革命陰謀論的人之一2, 他還詳細研究了布爾什維克獲得德國資助的情況。這些議題在當代 (后蘇聯) 俄羅斯的史學研究中受到了關注, 我也因此注意到了這些議題產生的源頭。

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1920—1930年代的僑民文獻的很多作者親身經歷過俄國1917年的歷史事件, 而且積極地參與了當時的政治斗爭 (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著名的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В.Чернов]等) , 后來他們都不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 而且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把1917年2月到10月這段時間視為一個完整的革命進程, 同時還指出, 俄國革命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

對於掌權的布爾什維克來說, 理解與評價1917年國家發生的歷史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伊利亞·愛倫堡這樣寫道:“最主要的是理解其意義……, 確信所發生的並不是可怕的血腥暴動, 而是……秉持著不同人類價值觀念的新世界的誕生。”3雖然在1920年代的蘇維埃俄國, 有關革命的官方的統一概念還沒有形成, 但當時已經積極地開展了收集留存文獻資料的工作, 並在一定范圍內鼓勵1917年歷史事件和國內戰爭的參與者撰寫回憶錄。這項工作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的, 並為此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專門的黨史和革命史 (簡稱黨史) 委員會。

1930年代對革命的理解進入了新階段。在斯大林的直接參與下, 首次有了對革命和國內戰爭等歷史事件的官方解釋。這種被視為“規范性的”解釋隨后被寫進了所有的歷史教科書中, 其中有兩個基本要素值得注意。

首先, 出現了1917年“兩次革命”的概念——就像現在大家普遍認為的那樣, 這兩次革命是相互對立的, 而且彼此在性質和任務上有原則性的差異。第一次革命是“二月革命” (1917年2月推翻俄國的專制統治) , 它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第二次革命則發生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1917年10月, 被稱為“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其次, 在斯大林於1930年代提出的“1917年革命”的概念中, 首次對革命之后的國內戰爭 (1918—1922年) 給予了高度重視。這樣一來, 國內戰爭不只是簡單地被納入到革命時代中 (早前沒有) , 而是成為革命時代的核心部分, 甚至在一定意義上, “革命”本身都退居到了第二位。

這個概念在大型多卷本《蘇聯國內戰爭史》的編纂過程中被特別強化。該項工作始於1931年, 得到了蘇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支持。按照編纂計劃, 國內戰爭史從1917年革命寫起, 並作為第一卷。也就是說, 在這一編纂計劃中, 1917年革命成為國內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是其起始階段。而且, 1917年革命處於一種從屬地位, 是布爾什維克在之后國內戰爭中的勝利才最終決定了革命的命運。

《國內戰爭史》第一卷的原稿由斯大林親自審定。斯大林不僅按照新的概念“修正”了歷史事件, 而且事實上還確定了那些寫進史書的人物的清單, 確定了誰是革命和內戰中的英雄, 誰是反派 (典型的例子是抹殺托洛茨基的作用) 。對革命時期的這種詮釋在1938年出版的《聯共 (布) 黨史簡明教程》中被確定下來, 並一直沿用到1960年代。

1960年代, 一批從事十月革命研究的“新派”蘇聯歷史學家, 如沃洛布耶夫 (П.В.Волобуев) 、塔爾諾夫斯基 (К.Н.Тарновский) 和安菲莫夫 (А.М.Анфимов) 等, 嘗試對先前的一些觀念做出修正。例如, 他們對俄國是否做好了 (在一個社會經濟落后的國家) 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實行民主制的客觀准備提出質疑。

冷戰時期, 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們特別關注在1917—1922年間發生的歷史事件, 他們想要從總體上弄清楚革命年代蘇維埃體制形成的根源及其典型特征。作為這一群體的代表性人物, 理查德·派普斯 (Richard Edgar Pipes) 數十年致力於這一課題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 要理解俄國革命就必須回答三個主要問題:沙皇專制為什麼垮台, 布爾什維克為什麼取得了政權, 1920年代初為什麼是斯大林接替了列寧成為國家領導人。按照派普斯的觀點, 君主制不肯接受改革, 而俄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沒有意識到挑動革命會引發悲劇性后果, 二者共同斷送了專制體制。他認為, 1917年10月, 自由派被更強有力的政治玩家——精於籌謀且渴望權力的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列寧——趕下了歷史舞台, 而列寧在1920年代又被更加殘暴和狡猾的陰謀家斯大林所取代。4派普斯對革命和國內戰爭的解讀與斯大林的《聯共 (布) 黨史簡明教程》一樣, 都帶有如此鮮明的政治偏見, 二者的差別只是《簡明教程》裡的英雄在派普斯這裡都成了“反派”。

1970—1980年代, 西方新“修正派”史學家的出現是對“極權主義流派”著作中的反蘇維埃定式的一種反應, 其目的是糾正對蘇維埃歷史的片面解讀。“修正派”努力以社會史和文化史來補充政治史, 希望通過對普通人的感受和心理狀態的描寫來“自下而上”地展現歷史事件, 並將革命的地區斷面和民族因素等考慮在內。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 蘇聯開始重新評價對革命和國內戰爭的各種解釋, 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 其間提出了很多重要觀點, 包括:作為1917年革命的關鍵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用被低估了;革命前的俄國已經形成了對抗式的政治文化, 而這預先決定了社會的深刻分裂以及國內戰爭的殘酷性;盡管君主制被推翻, 但那種專橫的家長制傾向在社會意識中還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這作為一種遺產留給了蘇聯社會。

1990年代, 學者們在研究俄國地區層面的革命和國內戰爭史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 對革命中的民族因素和穆斯林因素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突破。5

與此同時, 冷戰時期打造的一些反布爾什維克的神話作品常常被用來填補所謂的歷史“空白點”。前面提及的西方“極權主義流派”的觀點在1990年代居於主導地位。其結果就是舊的神話被新的神話取代6, 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不加區分地受到嚴厲的批評。似乎蘇聯的解體同時也意味著馬克思和列寧理論的崩潰。

在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 重寫歷史的方法常常是機械地顛倒“正”“反”兩方面 (從前革命者和紅軍是英雄, 現在政治保守派和白軍是英雄) , 包括從尼古拉二世到臨時政府最后一任總理克倫斯基等在蘇聯時期被定義為反派的人, 現在都備受推崇。在蘇聯史學研究中, 革命史首先是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的歷史, 而作為對蘇聯史學的反動, 從1980年代末開始, 俄國自由主義、皇室和反革命成為史學界優先討論的議題7。

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當代的國內戰爭史研究,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描寫白衛運動及其領袖的歷史構成的。除了少數例外8, 多數研究成果和暢銷書都帶有為他們辯白的性質。這些研究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是:與布爾什維克相比, 所有“白方”陣營的人都是民主和愛國主義思想以及高尚道德的承載者, 等等。9

當代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力圖鋪陳俄國革命的大事年表, 並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去研究它。這反過來又促使許多俄羅斯和國外的學者產生了這樣的看法, 即1917年俄國革命是經歷了自身發展的幾個階段的完整的進程。

在“改革”年代中, 很多禁令被廢除。與此同時, 隨著資料的累積以及對過去一些陳腐認識的摒棄, 對1917年歷史事件的謹慎且客觀的評價逐漸出現。其中, 革命分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今天, 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將1917年俄國革命視為一個完整的進程, 而且它經歷了幾個階段, 從自由派在2月推翻君主專制到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取得政權, 繼而爆發國內戰爭。一些專家認為, 國內戰爭也是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是革命的最后階段。對革命的這種解釋如今已經被寫進了俄羅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

在我們看來, 斯大林式的1917年革命的概念是人為地將1917年的歷史事件割裂成兩次互相對立的革命——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而當代俄羅斯學者最終對這一概念的摒棄則堪稱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成就。事實上, 在對待革命史的問題上, 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正在發揮它的作用, 它是將歷史事件置於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中 (從條件成熟到最終完結) 加以考察的方法。因此, 在談到革命史時, 無論是1917年2月末至3月初和10月末發生的事件, 還是隨后的國內戰爭, 它們都應當被視為是革命史進程中的裡程碑。這樣一來, 我們就有理由將這些階段劃分為各不相同的獨立部分, 但無論如何, 它們都處在一個統一的俄國大革命框架內。

在關於1917年革命的研究中,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二月事件是人民群眾的自發行動, 還是由“上層”密謀導致的?在現代的俄羅斯文獻中, 可以見到陰謀論和宗教—神秘論兩種觀點, 它們將革命描述成是“共濟會成員的密謀”、“敵基督降臨”, 或者是一小撮革命冒險家進行的“暴徒”式的狂歡。今天最流行的觀點是所謂的“間諜”說, 按這種說法, 革命沒有什麼重要的內因, 隻不過是由一些“不負責任的自由派”首先籌劃和完成的, 之后布爾什維克依靠外國的資助從他們手裡奪取了政權。10

在蘇聯的歷史學研究中, “密謀”的說法不受歡迎, 相反, 學者們更強調的是1917年革命是有著深刻原因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當年, 雅科夫列夫 (Н.Н.Яковлев) 的著作《1914年8月1日》受到批評, 在這本書中, 他認為俄國革命的主要推動力來自共濟會組織。在1990年代中期, 一些學者根據1917年俄國的很多政治活動家都是共濟會分會成員這一情況更進一步確認了這一結論。11當時的情況的確如此, 共濟會在20世紀初發展壯大, 但人們並不認為它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運動。不過即便如此, 歷史學家斯塔爾採夫 (В.И.Старцев) 還是認為, “俄國共濟會成員在推動1916年底至1917年初的革命形勢發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們最先利用了1917年2月27日自發起義的結果”12。共濟會密謀的說法之所以引起我們的爭論還因為, 要在共濟會成員與自由派政治活動家之間劃清界限是非常困難的, 而要說清楚哪項決定是受到共濟會成員的觀點的影響, 哪項決定是自由派學說在起作用,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的俄羅斯史學界, 主導性的觀點還是認為, 1917年2月事件具有自發性。歷史學家布爾達科夫 (В.П.Булдаков) 指出:“1917年二月, 從道德層面看, 人們已經為反對現政權做好了准備……但並沒有人為起義做技術上的准備, 沒有誰去做這件事, 甚至人們認為起義也不一定有必要。專制政權自己就會倒台的……。”13

目前, 在關於1917年問題的研究成果中, 有關羅曼諾夫王朝和最后一位俄國皇帝的著作構成了一個獨立的板塊。14學者們力圖回答這個問題:俄國是否有可能保存君主制, 其垮台的原因是什麼?他們的結論是:這種政治制度在1917年前就已經不受歡迎了, 事實上沒人支持。15

在對1917年十月事件的研究中, 人們特別關注的是德國在資助布爾什維克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問題。這裡需要明確的一點是, 列寧作為國際主義革命家, 他既沒有站在俄國一方, 也沒有站在德國一方, 他是從國際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的。布爾什維克把在俄國開始的革命視為“導火索”, 它應該引燃世界革命的烈火。

斯塔爾採夫在研究了布爾什維克的資助問題后指出, 看似能証明布爾什維克與德國之間存在聯系的一些文件都是偽造的。“1917年的兩次革命都不是仰仗 ‘德國的錢’, 而是我們俄國人用自己的錢在俄國人的領導下進行的。”16在國外的史學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形。在流亡的托洛茨基的參與下, 美國人也對未經証實的革命資助的說法進行了調查。17在英國的檔案中也沒有發現外國資助1917年革命的証據。

在當代俄羅斯學者的研究中, 還有以下幾點值得強調。學者們注意到, 1917年俄國革命的發生有一系列與國家先前發展相關的重要原因。首先, 當局極度抵觸改變政體 (這導致1905—1907年的政治改革沒能完成) , 但同時又想嘗試將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的一些元素結合起來, 這種做法催生了一批國內的政治反對派, 其中既有激進的革命者, 也有溫和的自由派。其次, 保留農業領域中的封建關系要素, 維持社會成員的等級制度, 缺乏有效的勞動立法, 限制民族和宗教自由, 這一切都成為了革命的原因。另一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一些事件也加速了革命的來臨, 包括經濟危機繼續蔓延, 后方和前線的反政府與反戰政治鼓動愈演愈烈, 1915年的軍事潰敗, 君主制權威的衰落, 大規模地征召男性居民入伍導致工農業中勞動力不足, 食品價格上漲與城市供應狀況惡化。

如何評價1917年俄國革命?這一問題在當代史學研究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並通過納入中學教育等渠道成為重要的公共話題。我們可以將現有的一些評價概括如下。

第一, 1917年2月至10月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被視為一個完整的革命進程, 其中包含了幾個發展階段。“俄國大革命”這一術語得到廣泛認同, 並被寫進當代俄羅斯的中學教科書。

第二, 目前對俄國大革命的起止時間尚有爭議。有些學者認為, 革命隻包括從1917年2月到10月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但更多的學者把國內戰爭作為一個獨立的階段也納入到了革命進程中, 那麼俄國大革命就是從1917年到1922年。

第三, 承認歷史發展的繼承性, 即從俄羅斯帝國經過蘇聯, 直至今天的俄羅斯聯邦。

第四, 俄國大革命是俄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復雜的時期, 它導致社會分裂成相互敵對的陣營。

在俄羅斯學術界、政治精英群體以及普通民眾中, 對革命和國內戰爭史中許多問題的討論還在繼續。在當代俄羅斯的歷史學研究中, 人們越來越認同的是, 無論是對待自由派、布爾什維克, 還是他們的對手, 都沒必要去追究對與錯, 也不應該去譴責或維護某一方, 而是要努力去剖析這個悲劇性的時代, 從中汲取教訓, 以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對於當代俄羅斯來說, 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負責任的態度。

注釋

1 Лисенкова Л.Н.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об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х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СПб., 1997.

2 Масонство в его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в 2 т./ Под ред.С.П.Мельгунова и Н.П.Сидорова..СПб., 2006;Мельгунов С.П.Как большевики захватили власть.《Золотой немецкий ключ》 к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 2007.

3 Эренбург И.Люди.Годы.Жизнь.М., 1961.С.492.

4 Пайпс Р.Три 《почему》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инувше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Вып.20.М.-СПб., 1996;Пайпс Р.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 двух частях.М., 1994.

5 Исхаков С.М.Российские мусульмане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есна 1917-лето 1918 гг.) М., 2003;Булдаков В.П.Хаос и этнос:Этн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России, 1917-1918 гг.Услов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хроника,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анализ.М., 2011;Будницкий О.В.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М., 2005.布德尼茨基在分析國內戰爭初期俄國南部局勢的時候留意到當時的一個奇怪的說法:當地的猶太村社幫助起義的哥薩克反對布爾什維克, 而且, 如果沒有“猶太人的錢”, 這裡的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未必能那麼快積聚起力量。但這種狀況並沒有阻止接受資助的白軍將軍繼續反猶, 其中一些白軍將領 (以及他們的敵人——紅軍) 還定期組織屠殺猶太人的活動 (Будницкий О.В.Указ.соч.С.185-186) 。

6 Баландин Р.К.Мифы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М., 2007.

7 Октябрь 1917:величайшее событие века ил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М., 1991;Секиринский С.С., Шелохаев В.В.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М., 1995;Рыбников В.В., Казаков В.Г., Ипполитов Г.М.《Белое дело》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точниках.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бел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России (1917-1922 гг.) М., 2001;Искандеров А.В.Русская монархия,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9 и др.

8 近年來有關國內戰爭史的最優秀的著作參見:Зырянов П.Н.Адмирал Колчак, верховный пр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и.М., 2006;Карпенко С.В.Белые генералы и красная смута.М., 2009。

9 Суетов Л.А.Белое дело.СПб., 2000;Бардадым В.П.Жизнь генерала Шкуро.Краснодар, 1998;Белов Е.А.Барон Унгерн фон Штернберг.Биография.Идеология.Военные походы 1920-1921 гг..М., 2001;Ганин А.В.Атаман А.И.Дутов.М., 2006 и др.

10 Тайна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Ленин и немецко-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заговор:Документы,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ст.В.И.Кузнецов.СПб., 2001;Хереш Э.Купле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Тайное дело Парвуса.М., 2004;Кобылин В.С.Анатомия измены.Истоки антимонархического заговора.СПб, 2005, и др.

11 Аврех Ф.Я.Масоны и революция.М., 1990.

12 Старцев В.И.Рус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СПб., 1996.

13 Булдаков В.П.Красная смута:Природа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силия.М., 2010.С.93.

14 Полунов А.Ю.Романовы:между историей и идеологией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 под ред.Г.А.Бордюгова.М., 1996.С.83- 99.Иоффе Г.З.《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удьба Романовых》 М., 1992;Мельгунов С.П.Судьба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после отречения.Историк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М., 2005.

15 Боханов А.Н.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II.М., 2006.С.420-425.

16 Старцев В.И.Немецкие деньг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Ненаписанный роман Фердинанда Оссендовского/Науч.ред.Б.Д.Гальперина.СПб., 2006.

17 Саттон Э.Уолл-Стрит 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 1998.

（作者單位：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茹拉夫廖夫，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徐向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