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新生政黨舉大旗

進入1922年，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茁壯成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還只是政治舞台上一個很小的政黨。黨的一大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這個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就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展現出自己的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相結合，在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明確革命的對象和動力，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破天荒地在全中國人民面前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
　　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組織和掀起工人運動的高潮，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很快開創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朝氣蓬勃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革命帶來新的希望。
　　（一）
　　“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善謀勢者必成大事”。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侵略步步進逼，封建統治日益腐敗。“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為了救亡圖存，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辛探索和頑強斗爭。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對社會發展大勢的認識並不清晰，沒有弄清楚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等問題，導致斗爭成效甚小。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開始探索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1922年1月，《先驅》發刊詞明確指出，必須把“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當作“第一要務”。
　　在積極投身革命斗爭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特點形成基本認識。
　　國際上，帝國主義列強重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企圖進一步宰割中國。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開的華盛頓會議，肯定了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其實質是在確認美國所佔優勢的基礎上，由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聯合統治和共同控制，並限制日本獨佔中國的企圖。這次會議后，列強都極力擴大在華勢力范圍，從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對中國的掠奪和控制。
　　在國內，由列強分別控制的各派軍閥矛盾加劇，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為爭奪北京政府控制權，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等相繼爆發，中國陷於極度混亂、戰亂綿延的境地。
　　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軍閥統治。
　　在中國共產黨人觀察和分析革命形勢的關鍵時刻，共產國際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包括共產黨員14人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部分代表得到列寧的接見和指導。大會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實質及其瓜分中國的圖謀，總結了遠東各國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情況和經驗。並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闡明被壓迫民族所面臨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討論共產黨人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共產黨同民族革命政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強調吸收農民群眾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
　　經過討論，這次大會明確指出，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對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清國際國內形勢，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的歷史任務，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二）
　　一個政黨的政治綱領，就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
　　基於形勢的判斷，中國共產黨人很快就向社會各界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著重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和現狀，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無產階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必須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中國共產黨主張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說明自己對重大政治問題的主張。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奮斗，給社會各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陳獨秀主持大會並代表中央局向大會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黨的二大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宣言，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打倒列強，除軍閥”隨即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聲。
　　黨的二大宣言深刻分析中國經濟政治狀況，揭示了中國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指出：“各種事實証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
　　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具體國情，宣言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然后再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從黨的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戰略方針的一次重大轉變，是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一個重要成果。
　　（三）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選集》開卷篇的第一句話，足見這個問題是關乎革命成敗的大問題。對此，黨的二大宣言進行了初步解答。
　　——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
　　——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革命的策略是組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
　　——革命的任務和目標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的統一﹔
　　——革命的前途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
　　這就回答了近代以來中國革命長時間沒有弄清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也充分表明，隻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將它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才能肩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大責任。
　　為了貫徹民主革命綱領，黨的二大通過了9個決議案。其中，《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號召全國工人、農民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斗爭，同時提出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並決定邀請國民黨等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共商具體辦法。這是黨最早提出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和主張，改變了黨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的規定。
　　黨的二大后，李大釗、陳獨秀等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會晤，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孫中山決定實行聯俄聯共，並邀請共產黨員幫助改組國民黨。8月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全體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條件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局面的最終形成，對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創建開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都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並成立了公開做職工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很快得到提高。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裡，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多次，參加人數達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香港海員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以及資本家、包工頭的殘酷剝削，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1922年1月，他們在先進分子蘇兆征、林偉民等人領導下，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中共廣東支部在罷工開始后不久，即發出“敬告罷工海員”的傳單，表示全力支持他們的罷工斗爭。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進行了大量的支援罷工斗爭的工作，包括向罷工海員捐款、及時發動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員后援會”等。香港海員克服種種困難，使罷工堅持了56天，並將罷工發展成為香港工人同盟總罷工，導致香港的航運全部癱瘓，市內交通中斷，生產停頓。港英當局被迫於3月8日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答應為海員增加15%至30%的工資，撫恤3月4日“沙田慘案”死難工人家屬。后來，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中評價說：“七十年來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國主義終於在中國海員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勇氣和信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黨的二大后，罷工斗爭在全國各地普遍興起。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產生了重大影響。安源路礦是江西萍鄉的安源煤礦和由湖南株洲到萍鄉安源的株萍鐵路的合稱，共有工人1.7萬人。湖南黨組織非常關心安源路礦工人的疾苦，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1921年秋冬兩次到安源調查，隨后由李立三到此開展工作。1922年5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選為俱樂部主任。9月初，毛澤東再次來到安源，對罷工作了部署。接著，黨組織又派劉少奇到安源，加強對罷工的領導。經過充分准備，安源路礦工人於9月14日舉行大罷工，提出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發清欠餉、廢除封建把頭制等17項要求。由於工人的英勇斗爭和社會各界的聲援，路礦當局不得不於9月18日派出全權代表，同工人俱樂部的代表正式簽訂有13款內容的條約，接受工人們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這次罷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領導並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提高了黨組織在工人群眾中的威信，擴大了黨和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政治影響。
　　安源路礦工人罷工不久，開灤五礦工人舉行了同盟大罷工。開灤五礦包括唐山、趙各庄、林西、馬家溝和唐家庄等五個礦區，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和最早採用新式技術開採的煤礦，礦工共約5萬人。1922年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成立了罷工領導機構——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委員會，向礦務局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要求。由於開灤礦務局採取“堅不退讓”的拒絕態度，五礦工人決定從10月23日起舉行罷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動各地工人團體以發表通電、捐款捐物等形式，對開灤五礦的工人罷工斗爭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導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北京開灤礦工罷工經濟后援會，同時發表宣言，組織人員上街募捐，舉行示威游行。各地工會紛紛發表通電，對這次罷工予以聲援。開灤礦務局和軍閥政府勾結，調集軍警3000多人實行武力鎮壓，10月26日制造了重傷7人、輕傷57人的流血慘案。堅持20多天后，考慮到罷工曠日持久、難以堅持，在礦務局適當提高工人工資后，工人們接受了有關方面的調停，忍痛復工。盡管這次罷工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再次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它是繼香港海員罷工之后，又一次規模很大的直接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積極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
　　在農民運動方面，被人們譽為“農運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回到家鄉廣東海豐，向貧苦農民宣傳革命道理，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開展斗爭。從7月成立赤山約第一個秘密農會，到1922年底全縣已有12個約、98個鄉建立了農會，會員發展到2萬戶，人數佔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青年運動方面，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2年5月在廣州召開，討論和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等六個決議案。這次大會宣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在婦女運動方面，上海黨組織以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名義，1922年開辦上海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於婦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貧窮家庭的失學女子。平民女校還組織學員深入工廠，接近工人，宣傳革命道理。通過學習和社會實踐，學員的政治覺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學員成為黨的早期婦女干部。
　　（五）
　　“打鐵必須自身硬”。為了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中國共產黨在發動和領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加強自身的建設。
　　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中國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而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之急先鋒”。為了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持兩個重要的原則：一是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嚴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要求個個黨員“不應只是在言論上表示是共產主義者，重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須犧牲個人的感情意見及利益關系以擁護黨的一致”。劉少奇后來在《論黨內斗爭》中指出，正因為“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斗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地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就這方面說，我們走了直路”。
　　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的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黨章。這部黨章遵循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借鑒俄國黨的建設基本經驗，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實踐經驗，規定了黨內生活和黨內關系的一系列原則。黨章分6章29條，詳細規定了黨員條件、入黨手續、黨的組織系統，以及黨的組織原則、紀律和其他制度。比如，章程第一條規定：“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並願忠實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第四條規定：“各農村各工廠各鐵路各礦山各兵營各學校等機關及附近，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如各組所在地尚無地方支部時，則由區執行委員會指定隸屬鄰近之支部或直隸區執行委員會﹔未有區執行委員會之地方，則直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指揮監督）。”
　　“紀律”是二大黨章最有特色的部分，共有九條。其中，章程第十七條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在全國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第十九條規定：“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不執行時，上級機關得取消或改組之。”第二十五條規定：“凡黨員有犯左列各項之一者，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必須開除之：（一）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二）無故聯續二次不到會﹔（三）欠繳黨費三個月﹔（四）無故聯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五）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其停止出席留黨察看期滿而不改悟﹔（六）泄漏本黨秘密。”這些紀律要求的核心要義，就是加強黨的紀律性，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集中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創建初期，黨的建設的一個迫切任務是建立健全黨的組織機構，發展壯大黨員隊伍。到1922年6月底，已發展和擴大了許多地方組織，包括：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等。地方支部等基層組織主要有：安源煤礦支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支部、長辛店機車廠支部、唐山制造廠支部、山東支部、鄭州支部、旅莫斯科支部等。
　　到黨的二大召開前夕，黨員隊伍已發展到195人，項英、鄧培、張浩等一批工人中的先進分子被發展為黨員。同時，黨堅持嚴格的紀律，對違反紀律、不符合標准的黨員予以嚴肅處理。陳公博、周佛海在建黨過程中做過一些工作，並被選為代表出席了黨的一大，但不久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黨堅決將他們清理出去，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性。
　　總的來看，黨的自身建設取得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使黨能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迅速從中國各政黨和團體中脫穎而出，獲得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信賴。這不僅為以后黨的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為發動和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