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重要論述深刻認識新中國 70年歷程

[摘要]習近平關於新中國歷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指出，新中國的成立不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通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此基礎上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我們黨帶領人民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通過長期努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學習新中國歷史，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做到正確把握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正確評價歷史人物。認真學習體會習近平關於這些問題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於我們以史為鑒、更好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 周年。對新中國70年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習近平予以高度評價：“70 年砥礪奮進，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人民日報》2019 年3 月5 日。）圍繞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意義、新中國經歷的不同發展階段以及新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等，習近平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認真學習這些重要論述，對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智慧，奮力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於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意義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實現了建立新中國這一歷史偉業。新中國的成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對此，習近平進行了高度概括：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人民日報》2016 年7 月2 日。），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人民日報》2014 年10 月1 日。）。

結合習近平的重要論述，理解和把握新中國成立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可以重點從三個方面來考察。

一是完成了民族獨立的目標，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進程被打斷、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廢除了舊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對其他條約則根據其具體內容分別予以承認、修改或重訂，同時取消了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尤其是首先收回了海關管理權、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這三項關於中國主權的權利，從而真正實現了民族獨立。

二是實現了國家基本統一，大大增強了全國的凝聚力。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只是在名義上完成了國家統一，實際上各地區仍是各自為政、管理混亂、戰亂頻繁、內耗嚴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艱苦作戰，最終解放了除西藏、台灣和少數幾個海島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隨后開展的大規模剿匪斗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穩定了社會秩序。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新解放區城市、鄉村的基層政權改造，初步形成了上下貫通、集中高效的行政體系，使人民政府的組織系統從中央有效地延伸到社會最基層，實現了對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一次重大變革。經濟方面，則是通過打擊不法投機資本、穩定經濟秩序，建立國營經濟、新的經濟秩序，貫徹落實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

三是使人民真正掌握了國家政權。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是新中國與歷史上任何舊政權的重大區別。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領導人民在各地陸續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城市建立街道辦事處，在農村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與此同時，還領導開展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和除舊布新工作，如國營工礦企業民主改革、婚姻制度改革等，使各階層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新中國在各方面的根本性變革喚醒了中國人民的主人翁意識，“使中國人民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中國人民“從此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開始穩步走上“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征程”（《人民日報》2014年 10月 1日。）。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新中國的成立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大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力量。”（《人民日報》2018年 5月 5日。）一方面，當時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殖民體系尚未完全瓦解。

新中國的成立大大鼓舞了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斗爭，也激發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社會主義從一國實踐走向多國發展，世界上出現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新中國的成立，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遏制了美國的擴張勢頭，而且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也展現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力量。總之，新中國的成立，深刻影響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人類歷史進程。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探索和成就

習近平指出，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中國“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人民日報》2016年 7月 2日。）。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 新中國成立后，在鞏固新生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我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從而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從 1953年開始，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的改造是在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通過完成農業合作化，使農村土地由農民個體所有轉變為合作社集體所有，廣大農村普遍建立起集體所有制經濟，奠定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基礎。對手工業的改造也是經過合作化道路，將手工業勞動者個人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用和平贖買的方法，創造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營代銷到公私合營、

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1956年底，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推動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我國也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1954年 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順利召開，通過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習近平指出，這一部憲法“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要保障和推動作用，也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現行憲法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人民日報》2018年 2月 26日。）。1954年 12月，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召開，解決了全國人大召開后人民政協的地位、作用等問題，為我國長期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在一些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由此我國逐步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

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國在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進步。盡管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了曲折，但是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國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比如，要從本國國情出發，把握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分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發展目標，既要充分肯定成績和進步，也要充分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要始終堅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推動生產關系的變革，創新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使之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其他各類矛盾，等等。

理論是對經驗的高度總結、概括和提煉、升華。形成於革命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指出，其中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11頁。） 。習近平也強調，毛澤東思想“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在物質方面，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也取得了巨大成果，在這一時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 1953年到 197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明顯，年均增長 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 11.1%，主要工業品產量大幅增加，還成功研制了“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國防尖端武器。（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 2016年版，第 638頁。）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在這一時期也得到逐步提高，人均消費水平和糧食佔有量有所增加，教育、醫療等事業均得到長足發展。這些都“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人民日報》2016年 7月 2日。）。

三、關於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使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習近平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人民日報》2012年 12月 12日。）。

實踐証明，改革開放是我們黨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要作出的正確決策。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在當時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均比較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缺乏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而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的任務又非常緊迫，所以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向蘇聯學習。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曾大大推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工業化水平。但是，它們也存在管理過於集中、經濟比例失衡等問題，沒能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發展潛力完全釋放出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曲折之時，同期的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已經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經歷新一輪高速發展。在重大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辟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改革開放 4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持續探索、接力奮斗，先后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使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持續煥發出強大生機與活力。

40多年的實踐証明，改革開放是完全正確的，未來必須矢志不移地予以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得益於改革開放，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從整體規模看，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制造業、貨物貿易、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經濟總量已跨過 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從產業結構看，2018年我國工業增加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比 1978年增長 56.4倍，年均增長率達10.7%。（參見《人民日報》2019年 8月 3日。）近幾年來，關系人民基本需求、影響經濟發展環境、促進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的第三產業投資快速增長，以此帶動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提高。（參見《人民日報》2019年 8月 10日。）從人民社會生活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 1萬美元，2018年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萬元至 50萬元之間且具有購車、購房、閑暇旅游能力的達到約 1.4億個。（參見《人民日報》2019年 7月 22日﹔《人民日報》2019年 6月 5日。）從世界范圍看，2018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已達到約 30%，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中國的繁榮昌盛，以事實雄辯地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為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貢獻了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能夠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穩定發展的“中國模式”“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前進道路上不斷涌現的新矛盾、新問題，都要靠改革開放來不斷克服和解決。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人民日報》2013年 11月 16日。）

在強調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習近平還強調，“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14、15頁。）既然是改革，就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新瓶裝舊酒，該改的一定要改。但我國的改革也不是漫無目的、不著邊際地改，更不是按照別人規定的模樣改。正如習近平所揭示的，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明確的，那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內容、方法是有標准的，那就是必須“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以此對照，我國什麼應該改，什麼不應該改，就非常明確了。習近平強調：“無論改什麼、改到哪一步，堅持黨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能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不能變。”（《人民日報》2017年 11月 21日。）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拓進取、奮發有為，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人民日報》2017年 10月 28日。）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我們要更加自覺地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四、關於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 和辯証唯物主義看待新中國歷史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思想基礎。學習新中國歷史，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用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新中國歷史，要重點從以下幾點著手。一是立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觀點。追根溯源，人的認識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是由內在的或外在的神秘因素授予的，而是在客觀的社會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從人的頭腦中產生的。具體來說，一個國家的社會物質條件，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情。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基本國情隨著時代的發展發生了一些改變。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仍

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今天回望歷史、開創未來的立足點。二是堅持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立場。如何認識人民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一項重大區別。習近平牢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多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我們黨從人民中產生，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始終順應人民呼聲，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中成長、發展、壯大，將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上升為理論和道路，又以此指導人民群眾開展新的實踐，不斷開拓中華民族發展的新境界。這是我們從整體上把握新中國歷史的重要基點。三是深刻認識人的活動要尊重和順應歷史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自有其規律。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揭示了這種規律性，指出了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我們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習近平指出，我們要把握歷史前進的基本規律，“深刻認識實現共產主義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步達成的歷史過程，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人民日報》2018年 5月 5日。），“隻有按歷史規律辦事，我們才能無往而不勝”（《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用辯証唯物主義認識新中國歷史，必須全面、系統、聯系、辯証、發展地看問題，按照習近平提出的要求，做到“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証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人民日報》2019年 1月 22日。），掌握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樹立戰略思維，就需要立足當下，放眼長遠，以開闊的視野從宏觀層面全面把握事物發展趨勢和歷史前進方向。樹立歷史思維，就是要打通過去、當下、未來之間的界限，讓歷史活過來服務當下，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得出科學的認識，從歷史規律中把握發展趨勢。

樹立辯証思維，就需要在各種復雜因素交織的情況下，承認矛盾、發現矛盾、分析矛盾，在矛盾的運動、轉化中，區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隻有如此才能排除干擾，正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線，重點關照歷史發展的主流，准確判斷歷史的前進方向和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點。樹立創新思維，就不能滿於現狀、墨守成規，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在順應事物發展趨勢的前提下，找准創新點主動求變，從而以點帶面，不僅推動歷史向前發展，而且保持立於歷史前列，引領歷史潮流。樹立法治思維，就需要將法律納入評判歷史的標准，將其作為判斷是非的重要標准。樹立底線思維，就需要對事物變化發展的范圍有全面了解，對事物向某一方向質變的警戒線和臨界點心中有數，特別是在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時，要看其是否回應了最根本的歷史課題，是否有利於完成其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任務。

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看待新中國歷史，習近平著重強調了兩點：

一是學習新中國歷史，必須做到正確把握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 7期。）一方面，兩個歷史時期作出了不同的歷史貢獻，發揮了不同的歷史作用。作為兩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和思想、物質、制度等方面的成果，而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不是對前一個時期的簡單重復，而是在有所堅持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和發展，使中國有了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兩個歷史時期雖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從歷史向前發展的邏輯看，改革開放新時期是

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自然接續，沒有前一個時期，就沒有后一個時期。兩個歷史時期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偉大事業上的一環，並統一於這一歷史進程中。從中華文明發展史視野看，兩個歷史時期與中華民族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的斗爭史性質相同，“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從具體的政策層面看，“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當時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后得到了真正貫徹，將來也還是要堅持和發展的”（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 7期。）。比如，毛澤東曾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等觀點﹔劉少奇曾提出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等觀點﹔周恩來曾提出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鄧小平曾提出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等觀點﹔陳雲曾提出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等觀點。（參見《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91頁。）這些觀點不僅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在我國后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具有長遠的借鑒價值。因此，要實事求是地評價兩個歷史時期，“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 7期。）。

二是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必須做到知人論世，結合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進行。習近平將這一要求具體概括為“六個不能”：“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

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隻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 （《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這就要求我們在了解和研究包括革命領袖在內的歷史人物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管他們的理論水平、斗爭經驗、領導才能等如何高超，其認識和行動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在對他們作出評價時，既不能因為他們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就不容許揭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比如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得失，就必須回到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去考量。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一方面是國內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遭受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起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經過探索和實踐，逐漸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革命道路，最終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方面是國內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另一方面是處於兩極格局中，新中國時刻面臨帝國主義戰爭威脅。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起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始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再次進行結合的實踐探索，尋找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可見，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起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完成了最迫切的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兩大歷史性任務。因此，習近平指出：“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並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當然，盡管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非凡人物，但是他也並非一貫正確。習近平指出，要看到“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的錯誤，要敢於承認、正確分析。特別是關於錯誤，應該看到個人的局限性，也應該從歷史條件的角度去分析為何會有這種局限性，不能將錯誤簡單歸咎於某個個人。習近平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復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証地看待和分析。”（《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歷史沒有終章，是一個動態的、連續的過程。習近平強調：“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人民日報》2018年 1月 6日。）要搞清楚未來“往哪兒去”的問題，前提就是搞清楚過去“從哪兒來”。通過學習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特別是學習新中國歷史，從中了解前人治理國家的思想智慧和他們從興衰成敗中得出的經驗教訓，有助於我們“以史為鑒、更好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今天書寫新時代的輝煌篇章，是在以往歷史基礎上的繼續和創造。黨和人民已經走過的歷程，就是我們“繼往開來、奮勇前進的現實基礎”（《人民日報》2016年 7月 2日。）。因此，我們必須按照習近平提出的要求，切實加強對黨史、新中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人民日報》2013年 6月 27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勇前進！

〔作者趙叢浩，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實習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