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堅持華中抗戰的特點與作用

[摘 要] 新四軍是在日、偽、頑三股反動勢力夾擊的險惡環境中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八年全面抗戰期間，新四軍和敵人進行了空前英勇、可歌可泣的勝利戰爭，成為華中抗戰的主力軍和中流砥柱，不僅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國民黨軍的作戰行動，而且為贏得全國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本文從新四軍組建的時代背景入手，分五個方面對新四軍堅持華中抗日的特點與作用進行研究與探討，對新四軍這段英勇斗爭的光輝歷史作一回顧，以此銘記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弘揚斗爭精神。

新四軍是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簡稱。新四軍與八路軍，都為抵抗日本侵略而戰斗，任務相同、目標一致。所不同的是，八路軍是紅軍長征到陝北后的主力紅軍改編、在華北敵后進行抗戰﹔而新四軍是由堅持在南方斗爭的紅軍游擊隊改編、在華中開展敵后抗戰。新四軍組建略晚，挺進敵后的時間也略晚。

1938年10月，武漢失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改變了策略，對國民黨採取政治誘降為主的政策，同時，把軍事矛頭指向敵后的八路軍和組建不久的新四軍，國民黨則從抗戰初期的積極抗戰轉變為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蔣介石在1938年11月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宣稱，抗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撤軍、岳陽淪陷為第一期，今后是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並提出一個“整軍建軍計劃”，“將全國現有部隊三分之一配備在游擊區域——敵軍的后方，擔任游擊﹔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作戰﹔而抽調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訓。等到第一批整訓完成，仍調回前方作戰，或擔任游擊﹔乃換調第二批到后方，繼續整理。第二批整訓完畢，再依次抽調其余未經整訓的部隊。每期整訓期間，暫定為四個月﹔一年之內，即須將全國軍隊一律整訓完成”。[1]這三個“三分之一”，實際上隱藏著日益“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主張。由於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投降日本，大批“國軍”變為偽軍后，新四軍在華中戰場上面對的不單是日軍，同時有偽軍，還有堅持反共立場的國民黨頑固派。新四軍就是這樣，在日、偽、頑三股反動勢力的夾擊中生存、發展和壯大的。

（一）組建新四軍的國共談判集中反映了國民黨抗戰與反共的兩面性，從而決定了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抗戰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是在其“不抵抗”政策遭到包括國民黨內部民主勢力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反對下，特別是西安事變之后，才被迫抗戰的。但“蔣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變的”[2]，他仍無視國共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的1937年8月初，才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中共派出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參加國防軍事會議。8月11日，朱德在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會議上，就中國抗戰的正面防御和運動戰、游擊戰結合的基本作戰方式作了發言，並預言日軍可能再走“九一八”老路，在上海方向肇事侵略。不出所料，兩天后，八一三事件發生，國民黨軍倉促發起淞滬會戰。迫於戰爭壓力，國共雙方於8月22日就紅軍改編達成協議。中共於25日宣布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並率軍東渡黃河、赴山西前線抗戰。但國民黨當局直到9月22日，才由通訊社發表中共的合作宣言，蔣介石於23日公開發表接納共產黨“共同奮斗”的談話。實際上也只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共產黨並沒有獲得與國民黨平等的權利。

而新四軍改編的談判，比八路軍的改編談判更為復雜。紅軍主力長征后不久，堅持游擊戰爭的南方紅軍就同中央失去了聯系。1937年2月國共談判開始后，中共中央把陝甘寧邊區和南方游擊區、紅軍主力和南方游擊隊作為整體來考慮跟國民黨進行談判，而國民黨卻在跟共產黨談判紅軍主力改編的同時，採取“北和南剿”的方針，千方百計要消滅南方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3]

“清剿”失敗后，國民黨被迫承認紅軍游擊隊的存在，轉而開始各地的地方談判。在談判中又企圖借抗日之名，乘改編之機，以談判作掩護，用各種辦法消滅紅軍。“從8月至12月，國共雙方就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建制、編制、干部、武裝等具體問題，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漢進行多次商談。”[4]

談判是一個曲折、復雜、尖銳的過程。中共除了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堅持原則決不退讓外，隻要有利於合作抗戰的，都有條件地作出讓步，如在公布國共合作的方式上，雖然沒有平等地位，中共也接受了。在新四軍的編制中，蔣介石起先圖謀改造其成為國民黨直接領導指揮的一個軍，並由國民黨將領陳誠或張發奎任軍長，中共斷然拒絕。后來，經馮玉祥、李濟琛等策劃，推薦葉挺為軍長，這成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葉挺畢竟已脫離中共十年之久，在他應召赴延安向中央表示“願在黨領導下進行工作”之后，才獲准出任軍長。同時，中共明確提出國民黨不得干涉一切人事，不准國民黨插入一人，堅持了中共對新四軍的領導權和敵后游擊戰爭的獨立性。經過近三個月的反復協商，中共在部隊編制、行政領導、薪響等問題上作出讓步，同意新四軍不隸屬於八路軍，由所在戰區直轄，軍以下不設師、旅、縱隊，在南方設留守處、辦事處、通訊處等。1937年12月25日，葉挺、項英召集已經到達武漢的新四軍干部開會，在會上分析了上海、南京失陷的原因和當前的抗戰形勢，指出新四軍的戰斗任務，介紹了新四軍籌建的情況，號召大家團結奮斗抗戰到底。這次會議也就是新四軍正式成立大會。[5]新四軍軍部建立后，1938年1月由漢口遷至南昌。各部迅速完成集中整訓，隨即進入長江南北敵后地區開展游擊戰爭。[6]1938年1月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正式核定新四軍編制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隊，並確定了各支隊司令員。1月16日，新四軍軍部上報全軍4個支隊8個團隊，兩個直屬大隊的編制序列。共計1.03萬人，採取邊集中、邊整訓的辦法，於1938年4月基本完成改編任務。[7]

但是，這次合作抗日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進行的北伐戰爭不同，這是一次沒有固定組織形式和統一綱領的合作。雖然中共公開宣布放棄用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等“四項保証”和對國民黨提出開放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項要求”，但國民黨頑固派並無誠意與中共合作，這就決定了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抗戰的斗爭是艱難復雜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

（二）新四軍開創了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有效地鉗制了日軍兵力，支援配合了正面戰場，並日益發展壯大成為華中抗日戰場的中流砥柱

當時的華中，指武漢以東，長江南北兩側，北至隴海路，南至浙贛線，東至東海、黃海之濱的廣闊地區，華中正是中國的心臟所在。新四軍集結開赴前線時，正是南京失守、日軍在津溥線上南北同時開進、發動徐州攻勢之際。新四軍江南部隊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調集三個支隊的偵察兵和抽調部分干部組成先遣隊，由二支隊副司令員粟裕率領，於1938年4月下旬深入蘇南敵后，實施戰略偵察。毛澤東獲悉后，於5月4日發出關於開展華中游擊戰的指示，要求新四軍在偵察隊出動之后，主力即可跟進，在皖南、蘇南地區的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等五地之間建立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爾后分兵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帶和北渡長江，開辟江北。

新四軍各支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積極行動。當時活動在皖中巢湖東南的四支隊九團二營，在蔣家河口設伏，殲滅了小股搶運糧食的日軍20多人，贏得了首戰勝利。接著，江南一支隊在司令員陳毅的領導下挺進蘇南敵后中，於6月17日在鎮江西南的韋崗伏擊了日軍車隊，擊毀敵汽車4輛，斃敵13人，傷8人﹔二支隊在司令員張鼎丞的領導下，開進江寧、當涂、溧水、高淳地區活動﹔三支隊在皖南配合國民黨軍進行繁昌保衛戰，國民黨繁昌縣長說：“在淪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靠新四軍的支持和幫助。”

1939年，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江南指揮部相繼成立，部隊獲得進一步擴展：五支隊、六支隊，江北游擊縱隊、新四軍游擊支隊、豫鄂獨立游擊支隊，豫鄂挺進縱隊、江南抗日義勇軍等新的武裝陸續組成並發展。同時出現了新編五支隊三打來安城、游擊支隊竇樓殲敵、豫鄂游擊獨立大隊鏖戰余家店，更有“江抗”東進蘇、常、太，激戰黃土嶺，夜襲滸墅關，火燒上海虹橋機場等光輝業績，鼓舞了敵后軍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根據地不斷發展擴大。

新四軍以不到全國軍隊總數的4%人數，抗擊侵華日軍總數的20%、偽軍總數的31%。據資料顯示：新四軍八年全面抗戰，“先后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擊斃日偽軍29.37萬余名，俘虜日偽軍12.42萬余名，另有5.4萬余日偽軍官兵投誠、反正﹔還出於自衛，進行反頑作戰3200余次，斃傷俘頑軍官兵14.3萬余名，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新四軍組建時才1萬余人，抗戰期間付出了8.2萬官兵的傷亡，到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發展到21萬余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民兵自衛隊96萬余人，成為華中抗日戰場的中流砥柱”[8]。

（三）新四軍結合華中自然環境和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充實豐富了黨的統戰理論內容

統一戰線是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提出的三大法寶之一，同樣也是新四軍在敵、偽、頑夾縫中得以生存發展壯大的生命線。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日軍對南京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接著，汪精衛出走降日，蔣介石制訂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政策，進而在湖南平江、河南確山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慘案，然后升級為1939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共高潮，甚至不顧民族大義，與汪偽勾結，祭起“曲線救國”的靈堂，與日、偽、頑同流合污、相互勾結，欲置中共於死地。這一系列事件，標志著國內政治局勢發生逆轉，共產黨被逼進入1941—1942年的困難時期，抗日根據地縮小，新四軍與八路軍被迫裁員，抗戰的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黨中央和毛澤東從中國抗日戰爭中所形成的特殊階級關系出發，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的原則政策與具體的策略方針，特別是對皖南事變的正確處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日趨完善成熟。新四軍創造性地實施了黨中央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在皖南事變前的“佳電”[9]和對皖南事變處理的整個過程就是其典型體現。陳毅作為新四軍軍委唯一的副書記和后來的軍長，是創造性地貫徹執行統戰政策的模范。如1938年進軍蘇南中，陳毅爭取了紀振綱、樊玉林等頭面人物和實力派，為開創茅山根據地奠定了基礎﹔1939年到1940年間，為開辟蘇北、發展華中，不顧個人安危，三進泰州城，爭取了“兩李”（李明揚、李長江）與中間勢力陳泰運的中立，實現了“擊敵、聯李、孤韓”的計劃，取得了黃橋決戰的勝利。皖南事變前，國民黨的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在蘇北反共失敗后，加緊了壓迫新四軍北移的步伐，“於1940年7月16日炮制出《中央提示案》，規定已有50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縮編為8個師10萬人，全部開到魯北、晉北和河北省一帶狹窄地區，然后封鎖黃河、企圖同日軍夾擊予以消滅。中共中央對這一無理要求當即予以拒絕”[10]。蔣介石於是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頑固派在抗日戰爭中破壞國共合作制造的最大慘案，使新四軍遭受到歷史上最慘重的損失。中共雖然失去了9000余人的兵員，卻獲得了人心，中外人士紛紛表示同情與支持中共的正義立場。蔣介石如意算盤落空，陷入了空前孤立和狼狽的境地，不得不暫時收起反共活動，被迫於3月8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演說中一再聲明和保証：“以后亦絕無剿共的軍事。”[11]新四軍從開始隻准編4個支隊，到皖南事變后擺脫了國民黨的控制，一下擴編為7個師，並在華中抗戰中越抗越大，越抗越強，終於成為華中抗日主力軍。皖南事變后頑固派反共之心不死，1943年春，國民黨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企圖東西夾擊洪澤湖西的新四軍四師，新四軍發起山子頭反擊戰，生俘了韓德勤，陳毅智慧地採取了“捉放韓德勤”策略，韓德勤向陳毅保証不再反共，此后蘇北頑軍再也不敢輕舉妄動，華中敵后斗爭形勢改善。

新四軍的其他領導人也都是統戰工作的能手。彭雪楓開辟豫皖蘇根據地，成功爭取了魯雨亭、宋克實、魏風樓等諸多地方實力派、著名愛國人士、開明士紳和社會名流，中央轉發了其統戰經驗。李先念利用西北軍、川軍與中央軍的矛盾，取得了反頑斗爭的勝利。張愛萍、江上青在皖東北的“援盛（子瑾）打馬（馨亭）”中爭取了盛子瑾的合作，打開了抗戰新局面……如此等等，都為統戰工作作出了貢獻。

（四）新四軍在華中戰場上實現了從紅軍時期的山地游擊戰向平原和水網地帶抗日游擊戰的轉變，從分散游擊戰到一定規模的兵團式運動戰的戰略轉變。兩個轉變，豐富了人民戰爭的理論內容

孫子說：“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勝乃不窮。”足見適應環境對戰爭的重要作用。紅軍游擊隊在改編前，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被迫進入深山老林，練就了打山地游擊戰的身手。改編后，新四軍部隊進入長江南北兩側，既有丘陵山坡，也有江河湖海，練就了平原水網地帶作戰的技能，以適應華中敵后環境的戰略戰術。

新四軍組建之初，國民黨規定新四軍隻能在皖南、蘇南、淮南等地活動，不能跨界越境，也不能成立地方政權，更不能發動群眾武裝，這實際上是套在新四軍頭上的“緊箍咒”，置新四軍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富有革命精神的新四軍當然不能坐以待斃。周恩來親臨皖南視察，與新四軍領導人商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新四軍突破頑固派的限制，將部隊開赴大中城市周圍，在水陸交通干線兩側和塘渚濕地的廣大農村組織群眾，不斷發展壯大自身力量。事實上，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第一仗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進行的，四支隊在蔣家河口的伏擊戰，一支隊在韋崗的伏擊戰，都具有水陸交通線上的游擊戰特點。《沙家浜》這個劇本就凸顯了新四軍在蘆葦蕩裡的斗爭生活。新四軍不忘作戰環境，改進戰略戰術，如淮南羅炳輝曾創造了平原上以伏擊與運動游擊為特點的“梅花樁戰術”，這一戰術在實踐中收到良好效果，並得到廣泛推介和運用。這說明新四軍是一支頗具創新精神和適應能力的人民軍隊，無愧於鐵軍的稱號。

從華中根據地東臨東海、黃海這一特點出發，早在1940年，新四軍就在蘇中軍區創建了一支以陶勇為司令員的“土海軍”。這支“土海軍”從海防大隊發展為海防團，又從1個海防團發展到3個團的海防縱隊。同時，在沿海港口濱海地區開辟水上交通線，負責敵佔區解放區間的聯絡，護送干部、保護並組織漁民下海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在鞏固蘇中海防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被稱為“斬不斷的海上生命線，摧不垮的海上根據地”。

這支“土海軍”還對浦東游擊隊南渡杭州灣至浙東開創敵后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據資料記載，新四軍浙東游擊隊曾有過一支由200多人組成、編為3個中隊的海防大隊。海防大隊就是按照蘇中軍區海防縱隊的經驗組建起來的，主要任務是連接浙東與浦東之間的海上交通，以取得與軍部的聯系，同時保障舟山群島抗戰團體與浙東四明山根據地的聯系，以鞏固擴大海島的對敵斗爭，並幫助漁民在海上安全生產。“1944年8月19日，海防大隊一中隊68名指戰員，奉命渡海深入舟山敵后活動，25日，在岱山以西大魚山島，遭到日軍200余人、偽軍300余人和兩架飛機、2艘登陸艇、6艘汽艇的陸海空聯合進攻，經7個小時的浴血奮戰斃傷日偽軍70余人，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42人壯烈犧牲，其他突圍或被俘。”[12]這次戰斗被譽為“海上狼牙山之戰”。1945年春，粟裕領導蘇浙軍區部隊對頑軍“圍剿”的三次天目山反頑戰役等，都是運動戰與殲滅戰相結合的范例，為最后戰略大反攻作了准備。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同時更是革命的熔爐。這裡誕生過劉少奇、李先念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更走出一大批能治黨、治軍、治國的省部級優秀領導干部。中國現代史上33位軍事家，其中葉挺、陳毅、粟裕、黃克誠、彭雪楓等都曾縱橫馳騁於華中抗日戰場。華中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達地區，新四軍本著尊重知識和人才的原則，吸收過大量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知識分子陣容，並在各條戰線上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也為新中國的成立與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五）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為取得抗戰最后勝利的戰略反攻准備了戰場，是南征北戰、迎接配合盟軍登陸作戰、實現“破敵、收京、入滬”計劃的基地

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開始好轉，歐洲蘇德戰場上，蘇軍已轉入反攻，掌握了戰爭主動權。太平洋戰場上美軍進入逐步進攻，日本處於被動地位。日本為了挽救其頹敗局勢，從1944年開始集中40萬兵力，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豫湘桂戰役。而在此次日軍進攻的八個月中，國民政府丟失了包括洛陽、長沙、桂林、福州等省會在內的146個中小城市與大片國土，是抗戰以來又一次“大潰退”。直到日軍投降前一個月的1945年7月15日到8月15日間，國統區仍在日軍進攻下丟失18座縣城，而新四軍和八路軍卻在滄陷區收復16座縣城。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面對時局變化，及時提出了“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戰略方針，並作為1945年的工作任務發出指示。這是戰略反攻的一個重要步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軍豫湘桂戰役敗退后，黨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戰略決策：一是抽調八路軍359旅一部於1944年11月從延安出發南下，抵達新四軍五師駐地時，又增加五師的一部分，組成以王震、王首道為軍政領導的“南下支隊”，挺進華南，准備同廣東東江縱隊會合，開辟以五嶺為中心的粵湘桂抗日根據地，構建鄂、贛、湘、粵間的交通，拓展華南抗日區域﹔二是抽調蘇中新四軍一部渡江南下蘇浙皖邊的浙西長興縣，成立以粟裕為領導的蘇浙軍區，旨在經營京（南京）、滬、杭地區，發展東南沿海，溝通閩、浙、贛，最后實施“破敵、收京、入滬”的計劃。顯然，這是中央賦予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南下支隊”的重要戰略任務。

華中，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說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那麼華中就是東方主戰場上“據局部而扼全局”的集散地。特別是后期與華北根據地連成一片之后，即成為中國戰場實施戰略反攻的基地，既可北上東北，連接蘇聯盟友，又可南下發展華南、東南，擴展敵后根據地，還可以沿海迎接與配合美國盟軍登陸作戰，直到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然而，戰略行動因蘇聯出兵東北、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並迫使日本提前投降，而未能實現。盡管中共對收京、入滬已作了具體計劃，甚至上海、南京的市長和蘇浙等省的省長也已公布，但在國共重慶談判中，為了從戰后和平建國的大局出發，不僅將原計劃收回，還主動作出將南方8塊抗日根據地讓出交給國民黨政府、新四軍全部北撤的決定。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內戰，為了和平建設，在抗戰勝利前后作出的一次重大戰略轉變。南下戰略雖然沒能實現，但在向北發展中卻收獲了東北，同時也顯現出中共領袖人物的宏大戰略思想。

研究歷史主要是教育后人，服務現實。新四軍在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斗爭歷史波瀾壯闊、獨具特色，是黨史、軍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著豐富的教育資源和很強的資政育人作用，是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尋找初心使命、提高責任擔當的生動教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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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275.

[11]《皖南事變》編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皖南事變》[G].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79.

[12]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9：498.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足跡》雜志主編、一級調研員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