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

〔編者按〕今年是陳獨秀誕辰140周年，我們發表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寫的《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以志紀念。

201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40周年紀念日。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多次講過要正確評價陳獨秀。他說：“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毛澤東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值此陳獨秀誕辰140周年之際，“講一講他的功勞”，總結他的功績和教訓，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一、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

陳獨秀出生於1879年10月9日，字仲甫，安徽懷寧人。17歲時考中秀才，次年應江南鄉試落第。18歲撰文《揚子江形勢論略》。1898年維新變法和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動。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1902年參與成立東京青年會。1902年至1903年間先后三次舉辦愛國演說會。1903年，陳獨秀回國在安慶籌建安徽愛國會，因被清廷察覺，又到上海幫助章士釗主辦宣傳革命的刊物《國民日日報》。1904年回安徽創辦《安徽俗話報》，這是最早使用白話文進行通俗宣傳的報刊之一。1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岳王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並參加1913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這個時期，陳獨秀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聲望的革命前驅者。他雖然沒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這對他后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有著重要意義。

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促使人們對如何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進行反思。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在中國，僅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走不通的。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陳獨秀最先吹響思想啟蒙的號角，被毛澤東譽為“思想界的明星”。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翌年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提出兩大基本口號，一曰民主，二曰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陳獨秀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陳獨秀由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和進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毛澤東說過：中國“科學思想不發達”，“名為共和，實則專制”，“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獨秀“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

以《新青年》出版為標志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形成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運動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力打擊和動搖了長期以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喚醒了一代青年。深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有不少后來成為中國革命事業的中堅骨干。比陳獨秀小14歲的毛澤東，當時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后來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談到《新青年》：“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新文化運動為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1917年1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並成立編委會。編委們聚會的地點常常是箭杆胡同9號陳獨秀的寓所，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北京大學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陣地。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創辦針砭時政的戰斗性刊物《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每周評論》猛烈抨擊封建軍閥統治，揭露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山東攫取權益的侵略行徑，號召人民奮起抗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塊宣傳陣地。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陳獨秀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1918年3月，他明確表示：“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1919年4月，他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認為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中國的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的。陳獨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陳獨秀參與和領導了這場運動。5月4日，他在《每周評論》第20號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一文，表明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迷信完全破滅，指出，人類真正的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這無疑對正在興起的五四愛國運動有著鼓動的作用。

5月4日至6月上旬，《每周評論》密切關注五四運動發展情況，並連續出版三期“山東問題”特號，全文刊登《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系統介紹青島問題的來龍去脈，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系列文章和隨感錄，號召人民行動起來。他指出：“公理不是能夠自己發揮，是要強力擁護的。”中國政治問題“根本救濟的方法，隻有‘平民征服政府’”。他認識到，五四運動與過去任何一次愛國運動不同，它所特有的精神之一是“直接行動”，即“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6月11日，他直接行動起來，到城南新世界游藝場，向群眾散發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東主權、罷免賣國官僚、撤銷警察機構、市民組織保安隊、給予市民集會和言論自由等五條關於內政外交的最低要求，並表明：如果政府不顧市民的願望，拒絕市民的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在散發傳單時，陳獨秀遭到逮捕。教育界等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並發起營救行動。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指明陳獨秀的被捕，不但不能損及他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最后說：“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北洋軍閥政府逮捕陳獨秀，不僅未能遏制五四運動的洪流，反而促使社會各界通過各種營救活動廣泛了解了陳獨秀的反帝愛國行動和主張。9月16日陳獨秀獲釋出獄。李大釗高呼，這是“真理”戰勝“強權和威力”，這是“光明”的“復啟”。

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隻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在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分子。數十萬學生英勇地走在運動的前頭，成為運動的先鋒﹔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顯示了強大的力量。陳獨秀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同許多社團組織和進步青年密切聯系，積極指導和推動運動的發展。毛澤東說：“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越來越多的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很快成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三、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並且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醞釀、籌備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通過對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學習，通過親身參加中國工人運動的實踐，他們逐步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須像俄國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使其充當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時的陳獨秀已將關注的主要目光從青年學生轉向工農大眾，從研究和傳播進步思想文化轉向建立共產黨組織。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到上海不久，就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做調查。他還約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間，了解工人的狀況。3月，他決定將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編輯成《勞動節紀念號》。其中有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在《勞動者底覺悟》一文中，他犀利地指出：“我以為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社會上各項人，隻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分析工人的狀況和地位，並向他們指明“覺悟”的步驟和本階級的歷史使命。這反映出此時的陳獨秀已經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在《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一文中，他運用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分析資本家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掠奪，指出：“像現在個人的工業，犧牲了無數的窮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數的資本家個人手裡”，“這實在是清平世界裡不可赦的罪惡！”4月中旬，他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勞工要旨》演講。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名工人於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陳獨秀主持創辦《勞動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8月，他在《勞動界》上發表《真的工人團體》一文，號召工人“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以求“改進自己的境遇”。

陳獨秀在斗爭實踐和探索中逐步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楷模考慮中國的實際問題，實現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長文《談政治》，指出：“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這些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已經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一邊，已經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11月7日，他在《共產黨》月刊第1號發表短言，旗幟鮮明地表示要跟著俄國共產黨走。他說：“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

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和組織工人過程中，積極開展建黨工作。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3月李大釗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從上海、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系，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鬆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於黨的名稱，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

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在陳獨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為書記。11月，陳獨秀同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擬定《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達此目的，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爭斗，並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在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積極推動下，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上日程。

1921 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歷史由此掀開嶄新一頁。陳獨秀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這四條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是“紀綱”，四是“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及地方組織尚不健全，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隻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陳獨秀為促進兩者結合並建立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杰出貢獻，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對此，毛澤東曾指出：“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陳獨秀作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績，是不可磨滅、永載史冊的。

四、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

中共一大之后，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斗爭和批判戴季陶主義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陳獨秀一直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中共三大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中共四大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陳獨秀在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貢獻。比如，1923年，他在《向導》雜志上發表《我們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一文，就鮮明提出“農、工、商、學生人民勢力”是“中國真正主人翁的勢力”的觀點，強調“這派勢力若終不能集中強固起來管理中國，中國便永遠沒有救濟的希望”。對人民力量的正確認識，充分顯示了陳獨秀的正確立場和遠見卓識。又比如，對於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聯系，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斗。”至於這第二步奮斗，無產階級是要經過一個長時期使自己的力量壯大之后才能實行，還是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便能夠即刻實行，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了后一種可能性，指出：“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強固，這第二步奮斗是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即刻成功的。”這個《宣言》是由陳獨秀起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時期他對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聯系的認識。在此前后，陳獨秀在文章中也提出過被稱之為“二次革命論”的觀點，但從中共二大宣言看，他也有過民主革命勝利以后即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設想。由於這時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缺乏革命斗爭經驗，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復雜國情也缺乏深刻認識，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和步驟達到社會主義前途，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包括陳獨秀還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

歷史表明，在建黨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對此，陳獨秀是有很大功勞的。

大革命后期，當國民黨內蔣介石新右派勢力隨著北伐勝利進軍日益膨脹、革命聯合戰線內部斗爭愈演愈烈之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面臨復雜多變的形勢和難以處理的問題。1926年上半年，在處理國民黨二大選舉、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事件）、整理黨務案事件中，共產國際認為，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然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指導，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陳獨秀在大革命危急關頭，缺乏對復雜形勢的明確判斷，不善於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結果當國民黨右派徹底叛變之時，共產黨措手不及，遭受重大損失。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講，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暫時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從主觀上講，則是陳獨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應當看到，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的了解。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還需要指出的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和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歷史意義仍是不可磨滅的，實際上是未來勝利的革命斗爭的一次演習。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鍛煉和嚴峻考驗，初步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階段准備了條件。

五、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以后

大革命失敗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此后，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經常發表一些文筆犀利的雜文，揭露鞭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關注當前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並不認為自己沒有責任，但他認為在許多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指導是錯誤的，自己是被迫執行，共產國際應負主要責任。為此，他拒絕赴蘇商議問題和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恰逢此時，他獲悉，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一看法，得到陳獨秀的認同。1929年春，當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時，引起思想上的共鳴。陳獨秀不同意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於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認為革命已處於低潮。他對臨時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左”的綱領和策略表示不贊成。這些都是基本正確的。但他對革命形勢作了過於悲觀的估計，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起義方針，並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問題上反對中共六大路線，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和主張。經過一段時間思考，他接受托派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並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左派反對派”。

這些都是黨的紀律所不能容許的。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點名批評陳獨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他聯合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到1931年5月，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為書記。由於這個“反對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於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當后來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口號時，陳獨秀開始與其格格不入，到最后終於與之分道揚鑣，成為一個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陳獨秀的諸多言論，表現了他的強烈愛國熱忱和堅決抗日態度。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於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於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並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后，他堅持發表抗日演說，寫下大量抗日文章。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黨派，遭其痛斥。1938年6月底，陳獨秀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於8月到達江津居住，直到1942年5月病逝。盡管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政治上也無地位，但他還是關心時局的進展，為抗戰宣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潔在社會上贏得了尊重和聲望。鄧小平后來曾說過，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縱觀陳獨秀一生，經歷十分復雜，既有早年的輝煌，也有晚年的淒涼。他是那個時代站在中華民族和世界進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對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作出過重要貢獻。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過許多變化而成為復雜的歷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風雲的革命者、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義，后來雖然脫離托派，但最終沒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這是他的人生悲劇。在指出陳獨秀的錯誤和悲劇的時候，要看到他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更重要的在於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他的悲劇，也有著時代條件的限制和影響。毛澤東說過：“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今天講陳獨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全面認識，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對於陳獨秀，要全面、歷史、辯証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績和錯誤，把它們作為歷史財富繼承下來，使之成為有益於后人不斷前進的歷史借鑒。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有的立場和態度。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