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建交中的中國外交決策再探討

〔摘要〕

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開始主動改善對華關系，但由於中國決策層對中韓關系價值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對中韓建交可能打破朝鮮半島均勢感到擔憂，所以雖然兩國之間交流不斷擴大，中國政府卻始終堅持“政經分離”原則，不願打破現狀。1989年起，中韓關系迅速發展，朝鮮半島局勢也出現了有利於兩國建交的變化。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周邊戰略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為參與塑造朝鮮半島新格局，1992年，中國與韓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以往國內外學術界對中韓建交的論述多聚焦於建交原因，相關學者列舉、分析了諸多因素，包括當時中國與周邊多個國家建交的外交氛圍、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緩和、蘇韓建交、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中國對台戰略的現實需要等等。上述因素固然都是客觀存在的，但簡單地將它們綜合起來，並不能解釋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中韓建交為何會遷延十多年，並最終在1992年實現？

中國在1972年至1979年約八年的時間裡，分別與曾經的敵人同時也是韓國的盟友——日本和美國等，實現了關系正常化，而中韓關系卻始終裹足不前，直到1992年才最終實現建交。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裡，韓國曾主動地、較早地表達了改善中韓關系乃至建交的願望。兩國關系長期難以破冰，客觀地看，主要是因為中國方面沒有給予積極、確定的回應。所以，隻有專門考察、分析中國的相關決策，才能對中韓建交為何耗時如此之長作出合乎歷史事實的解釋。

本文擬通過兩條內在邏輯線索還原和解讀中韓建交過程中的中國外交決策：一是朝鮮半島問題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包括中國決策層對韓國的認知和對中韓關系價值的判斷、中韓建交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價值、中韓關系和中朝關系在調整對美對蘇關系中的作用、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安全戰略等﹔二是國際格局變動對中國相關決策的影響，包括朝鮮半島南北關系變動、美日韓同盟對東北亞局勢的塑造、蘇聯解體與冷戰終結等。通過這兩條歷史線索，本文將對影響中國決策層推進中韓關系正常化的原因作出分析，並最終回答中韓建交為何發生在1992年而不是其他年份這一重要問題。

一、謹慎探索時期（1973—1988）

20世紀70年代初，在國際形勢和美國外交戰略整體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韓國首先伸出橄欖枝，嘗試改善對華關系。1973年6月23日，時任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宣言，宣布韓國將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同年10月，韓國外交部請荷蘭外交官帶口信給中國有關方面：韓方有關中國的基本立場已在6月23日的特別宣言裡提到，韓方願意首先消除對中國的敵對觀念，希望從文化、體育、經濟等可能的方面逐漸改善、擴大雙方關系，對台灣政策也會隨著中國調整對韓國的態度而調整。1974年，韓國外交部啟動與中國、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學術文化領域接觸和交流的項目，蘇聯對此反應比較積極，中國卻作出了“目前很難做到”的回應。

韓國主動改善對華關系，除卻政治層面的考量，還有經濟層面的現實需要。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開始面臨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壓力。隨著韓國經濟飛速發展，美、日等國逐漸減少甚至取消了對韓經濟優惠政策，轉而越來越多地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限制從韓國進口商品，韓美、韓日之間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韓國急於開辟海外新市場，實現對外貿易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近在咫尺且極具發展潛力的中國市場無疑對韓國具有極大吸引力。例如1974年，中國藥材進口公司通過香港的大華有限公司從韓國進口兩萬根紅參。韓方對此高度重視，韓國外交部專門開會討論，認為對華紅參貿易既可拓展韓國對外市場，亦可作為促進韓中接觸、改善對華關系的途徑。

不過在整個70年代，中國對韓國嘗試改善雙方關系的種種努力，均採取回避態度。自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以來，中韓兩國已經對立隔絕多年，沒有任何往來，雙方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基本的互信。傳統意識形態的慣性在中國的半島政策中影響巨大，例如在中國政府的話語中，韓國被稱為“南朝鮮”，它算不上是一個國家，本質上只是美國的附庸和傀儡政權，而且是制造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敵對力量之一。加之朝鮮半島南北分裂局面長期固化，以至朝鮮半島問題對於中國決策者而言並沒有需要立即作決策的緊迫性。上述因素促使中國決策層延續既有思維與政策，傾向於維持現狀，僅與朝鮮交好。

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的國家戰略方針發生重大變化，對外政策也隨之出現重大調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外交的任務是為國內經濟建設盡可能創造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后的最初幾年裡，中國決策層認為來自蘇聯的安全威脅趨於嚴重，決定繼續執行建立反蘇統一戰線的政策，以期為中國贏得一段發展經濟的時期。這一政策投射到朝鮮半島，使得中朝關系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維系中朝傳統友誼，既是構建反蘇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持中國周邊和平穩定的重要環節。鑒於朝鮮在半島統一問題上歷來態度強硬，認為國際社會承認韓國將造成朝鮮半島分裂的固化，因此在改善與韓國關系方面，中國不能不考慮朝鮮的立場。1979年初，中國外交決策層的核心人物鄧小平訪美時告訴美國總統卡特，中國不能直接與韓國建立聯系，這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稍后的訪日過程中，鄧小平更是明確回絕了韓國通過日方傳遞的合作意向，表示為了對“朝鮮取得更大的影響”，中方不便與韓國進行交流。由於中國決策層將中韓關系正常化與中朝關系相捆綁，這一過程注定是復雜和遲緩的。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擴大，在外交上不承認韓國的做法，逐漸與創造良好外部環境的外交總目標相脫離，不利於拓展國際交流空間。例如1982年初，中韓兩國女子籃球隊在加拿大同場競技，按照國際賽事慣例，兩隊需在賽前交換隊旗和禮物，但限於中國的外事規定，中國隊員拒絕接受韓國隊員的隊旗和鮮花，於是韓國隊員將鮮花送給現場觀眾，場內響起熱烈掌聲，中國隊員則陷於尷尬境地。這個場面被一位新華社記者捕捉到，以“內部參考”的形式報給中央，中央領導人看過之后，指示外交部考慮改變這一情況。7月，中國外交部擬就《關於在國際多邊活動中調整對南朝鮮做法的請示》並上報中央，建議今后凡是中國受國際組織委托在華舉辦的國際多邊活動，韓國是該組織成員，中國可同意其派人來華參加，同樣中方人員也可應邀去韓國參加類似活動。該請示得到了中國決策層核心人物鄧小平的圈閱。中國開始考慮在多邊交往中調整對韓關系。

1983年發生的劫機事件，可能在客觀上加速了中國對韓關系的調整。當年5月5日，一架由沈陽出發、載有105人（內含機組人員9人）的民航客機在飛往上海途中被劫持，最終迫降在韓國。劫機事件為中韓兩國政府提供了開展第一次官方接觸的機會。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赴韓進行談判，經協商，旅客和機組人員平安返回，協議的簽字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航局”和“大韓民國”，劫機事件得到妥善解決。韓方在此過程中考慮周全，以合作的態度盡量滿足中國各方面的要求，給中國決策層留下了良好印象。7月，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討論調整對韓國的政策以及做好朝鮮工作等問題，建議開始同韓國逐步進行非官方接觸，如經貿、文化、科技領域的交流。這一政策調整，為中韓之間人員和社會交往打開了大門。

1983年8月，中國提出申辦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並保証屆時包括韓國在內的亞奧理事會成員國代表團將順利入境。1984年2月，韓國代表團首次到中國昆明參加戴維斯杯網球錦標賽。3月，中國宣布將參加1988年漢城（今首爾）奧運會，同時邀請韓國參加1990年北京亞運會。4月，中國代表團赴漢城參加第八屆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中國打破多年禁忌，在多邊國際活動中與韓國接觸﹔韓國則在體育交流方面找到改善對華關系的突破口。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來華訪問，韓國請中曾根首相帶口信，希望進一步擴大與中國的交流，並提出中國朝鮮族民眾赴韓探親問題。面對韓方直指建交目的的訴求，中國領導人回應稱，中國在處理對韓國關系上已作出一些實質性調整，但兩國建交的條件尚未成熟，中國出於對朝鮮半島局勢緩和與周邊和平的考慮，需謹慎處理該問題。此時，中國外交的重心仍在美、蘇。中國決策層一方面要應對這一年2月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逝世后出現的新變化，一方面正在為4月美國總統裡根訪華進行磋商和安排，可能還無法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朝鮮半島事務上。更何況朝鮮半島局勢在1983年10月“仰光事件”后剛剛顯露出緩和跡象，朝鮮為擺脫自身的孤立處境，於1984年初主動提出舉行會談，緩和南北關系。綜合考量，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中國不可能在中韓關系正常化問題上“輕舉妄動”，回絕韓國的訴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這一時期，除體育交流之外，中韓之間經由香港、新加坡、日本中轉的間接貿易也逐步發展。雖然中國因顧及朝鮮感受而小心翼翼，導致間接貿易很不穩定，但由於中韓兩國地理位置接近、貿易互補性強，貿易總額不斷攀升，從1979年的1900萬美元增加到1984年4.62億美元數據來源於韓國政府。參見。隨著中韓間接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國內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向中央詢問、請示能否同韓國進行直接貿易。1985年初，中央出台指導精神：同南朝鮮建立直接貿易關系（包括接受其投資），即使採用民間形式，客觀上也是雙邊來往的開始，南朝鮮很可能借機宣揚，不利於中朝友誼。從中朝關系和國際影響考慮，目前不宜同南朝鮮建立直接貿易關系。一些地方政府嘗試突破間接貿易的努力由此被叫停。例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計劃與大韓貿易振興公社共同設立合資企業的項目，就按照吉林省政府的要求中止了，理由是在朝鮮族密集地區開展與韓國的投資合作會導致朝鮮反對，貿易方面也應繼續通過香港進行間接貿易。盡管中韓貿易潛力初現，但為了盡可能避免引起朝鮮反對，此時中國在貿易領域恪守不與韓國發展直接雙邊貿易的原則。

1985年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外交政策完成調整的關鍵年份，中國領導人對外交政策的思考出現重大轉變。這些思考其實自1978年以來從未間斷，積累到1985年夏天，終於出現了質的變化。在1985年6月初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說，中央決策層經過幾年的觀察和思考后完成了“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這句話可以被合理地引申為：蘇聯的威脅不像以往認為的那麼嚴重。第二個轉變發生在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的方針方面，即不再以“蘇、美、中‘大三角’”為基礎設計中國的對外政策。1985年也是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年份，這年秋天，中國領導人就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作出重大決定，中蘇兩國在關系正常化問題上的立場逐漸接近。1986年，中蘇關系正常化談判出現突破性進展，蘇聯隨后從蒙古、阿富汗撤軍。中蘇關系的改善，大大緩解了中國的安全壓力，也為中國改善與韓國的關系釋放了空間。

1985年4月，鄧小平指出，中韓發展關系對中國來說還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同台灣的關系。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外交決策層對發展中韓關系戰略意義的認知，而且似乎和鄧小平本人對時代主題的思考——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提出有所因應。

1987年夏，鄧小平在一份涉及中韓關系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大意是：與韓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隨后成立中韓經濟協調小組，專門處理中韓經濟交往事宜，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任組長。可是在同一年的11月14日，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卻在開會時主張：考慮到中國同朝鮮的關系和朝鮮的承受能力，中國同南朝鮮的調整不宜太急，應逐步進行，目前仍應遵循中央的方針，隻同南朝鮮進行間接貿易，還不能突破。時隔四個月，外交決策層對調整中韓關系的節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這一現象也折射出中韓關系正常化的復雜與艱難。

1988年，中韓關系在經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當年3月，中央將山東作為中韓兩國民間直接貿易的試點省份。山東省決心抓住一切可能，發展中韓經濟技術交流合作及貿易往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沒有政策向中央要政策，比如為韓國客商提供簽証便利，允許駐外機構人員去韓國活動，允許經貿業務人員在第三國或去韓國洽談業務，允許山東省針對韓國進出口一些原本應由中央統一經營的商品（如玉米、煤炭、棉花、棉紗、棉滌綸紗、棉坯布、棉滌綸坯布、鋼材）。6月，山東省接待了一個以韓國總統盧泰愚的親信金復東（盧泰愚的內兄）為首的韓國經貿考察團。經過三天會談，雙方達成六項協議，包括以民間貿易形式開展經貿活動（中方使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山東分會的名義，韓方則用大韓貿易公社的名義），貿易人員簽証時間為一個月，分別在漢城、濟南設立經貿分公司，以及合資創辦往返仁川至威海的航運公司、開通中韓海運通道，等等。8月15日，以中國貿促會山東分會會長李瑜為團長的山東經貿代表團回訪韓國，洽談簽署在韓國設立“山東省（貿促會）貿易辦事處”協議事宜。盡管李瑜此行是以貿促會“民間身份”赴韓，但回國后仍受到上級批評。外經貿部和外交部為此聯合發文強調：在韓國設立民間貿易機構屬中央政府通盤考慮的問題，地方政府無權私自商議。

山東省之所以急於落實協議，應該是想在發展對韓貿易方面佔得先機。因為自1988年初國務院將“自負盈虧”定為外貿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后，除山東省之外，其他省份發展對韓貿易的需求也很強烈，實質上產生了競爭。例如當山東省與韓國商談建立駐韓貿易辦事處時，遼寧省也在與韓國方面接洽﹔福建省沒有獲得中央賦予的優待政策，但爭取到與韓國大宇集團聯合創辦一家大型合資企業的機會。1989年初，山東省外經貿委在給外經貿部的報告中提出，中央在對韓貿易上開的口子太大，東南沿海一起上，不利於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建議還是指定有限地域開展與韓國的經貿交往。上述情況從側面說明，地方政府與韓國的經貿交往是符合經濟規律、很難被限制的。

地方政府在對韓經貿中的積極作為，一方面可以滿足其發展自身經濟的需要，有利於中央對韓“政經分離”政策的實施，有助於減少朝鮮方面的不滿﹔另一方面也給中央政府帶來新的問題，因為地方政府被授予了與韓國經濟交往的決定權，而這種權力有時難免會與中央政府的外交職能產生沖突。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積極發展中韓貿易的態度加深了中央決策層對中韓關系重要性的認知，促使其在中韓關系正常化問題上採取進一步舉措。1988年5月至9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幾次談到中韓關系問題。他說，從中國的角度看，我們同韓國發展關系，有利無害。經濟上，對雙方發展有利﹔政治上，對中國的統一有利。如今時機成熟了，發展同韓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來考慮的更快一些，更放寬一些。發展中國與韓國的民間關系，是一著重要的戰略棋子，對台、對日、對美、對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東南亞，都有著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鄧小平指出，做這項工作要十分慎重。這個問題很微妙，處理起來要很謹慎，要取得朝鮮方面的諒解。鄧小平的連續發聲可以被解讀為：在不刺激朝鮮、不破壞朝鮮半島穩定現狀的前提下，中國可以盡可能地探索擴大與韓國在包括體育、文化、經濟方面以及非官方領域的各種關系。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在與外賓談及朝鮮半島問題時，均明確表示半島局勢穩定是大局。在處理對韓問題上，中國總的方針有兩條：其一，希望朝鮮半島局勢穩定，不希望把朝鮮變成新的熱點，這樣做對朝鮮人民、中國人民，乃至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緩和都是有利的﹔其二，韓國也是中國的鄰居，與韓國發展貿易同樣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所需要的。中國總的立場是：為了支持朝鮮，不和韓國有外交關系，但是不反對與韓國的民間貿易往來，包括直接和間接的貿易往來。

1988年，還有兩大事件對推進中韓關系正常化產生了影響。一是韓國新總統的就職。當年2月，韓國第一位民選總統盧泰愚上任。雖然從朴正熙時代起，韓國歷任總統就把對華友善作為一項國策，但盧泰愚對改善韓中關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在競選期間，他就承諾將改善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國以及朝鮮的關系，甚至將對中國大陸的稱呼由“中共”改成了“中國”。當選后，他更是承諾將在其任期內實現韓中關系正常化。二是漢城奧運會的舉辦。9月，中國派出了一個超過400人的體育代表團參加漢城奧運會，並允許大韓航空的飛機進入中國領空。這次奧運會還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觀察和了解韓國的渠道，其間共有32家國內新聞機構的126名記者來到韓國，在他們發回的賽場外花絮中，有對韓國發達的經濟、高素質的國民、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的描繪，也有對韓國人對華友善態度的記錄。在漢城奧運會拉近中韓關系的背景下，當年10月，韓國政府取消韓國公民前往中國旅游的限制。11月，韓國外匯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外匯交易業務協議，中韓直接貿易急速發展。

總之，自20世紀70年代初至1988年，中韓關系正常化處於謹慎探索時期。這一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決策層在改善中韓關系方面逐漸形成“政經分離”原則，對韓國的認識有所加深，對中韓關系戰略價值的判斷日趨明了，中韓實踐層面的交流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中國仍將對韓關系與對朝關系相捆綁，將改善與韓國關系置於維持朝鮮半島穩定的框架內思考，嚴守不與韓國建交的底線。

中國決策層對中韓建交的最大擔憂，是朝鮮半島的均勢穩定狀態可能因此被打破。至於中韓建交究竟會給朝鮮半島造成怎樣的不穩定局面，在已公開的中國領導人表述中，似乎沒有具體說明，而是講得比較含糊，看起來更像是對某種不確定的后果感到擔憂。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中國決策層對於中朝關系的定位承襲了朝鮮戰爭結束后形成的思路，朝鮮可能的反應是中國決策層重要的考量因素，不到時機完全成熟之時，中方是不會冒險打破現狀的，畢竟連鄧小平都認為韓國問題“很微妙，處理起來要很謹慎”。

二、快速發展時期（1989—1991）

1989年的政治風波后，中國外交遇到嚴峻挑戰。在美國帶動下，有20多個發達國家參與了對中國的制裁。一時間，中國同外部的各種接觸幾乎全部停止。這對中國經濟尤其是經貿領域造成嚴重不利影響，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大幅下降。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經濟自1988年底起也處於嚴重波動之中。

對於中國的政治風波，韓國採取了有別於其盟友美國、日本的沉默立場韓國報刊基本持公正態度，或者干脆保持沉默。而且同菲律賓、蘇聯等國一樣，政治風波后，韓國訪華人數不降反增，而美日兩國的訪華人數則分別出現了40%和29%的下降。，並加強了對華經濟交往。例如1989年6月至8月，韓中渡輪線路開通並正式投入運營。借1990年北京亞運會舉行之機，中韓兩國開通了包機航運﹔韓國一部分大企業還向北京亞運會捐贈了超過400台、總價值不少於500萬美元的轎車政治風波后，希望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發起了多種捐助活動。。此外，韓國企業主動提出，非常願意也有能力為受國際制裁影響而急需外國貸款的中國提供50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韓國的種種舉動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中韓貿易額自1989年起呈現持續大幅增長趨勢，1989年為8.9億美元，中國擁有貿易順差﹔1990年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9.4億美元，佔當年中國貿易總額（1154.36億美元）的1.68%﹔1991年為32.5億美元，佔當年中國貿易總額（1357.01億美元）的2.39%中國貿易總額來源於中國國家統計局，中韓貿易額來源於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需要指出的是，關於中韓貿易總額，由於雙方統計口徑不同，數據存在較大差異。根據大韓貿易振興公社的數據，中韓貿易額1989年為31.4億美元，1990年為38.2億美元，1991年為58億美元，1992年為63.8億美元。由於本文以中國外交決策為研究視角，故正文中採用的是中方數據。雖然中韓貿易額在中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並不算高，但在中國整體外貿形勢極為嚴峻的20世紀90年代初，中韓貿易量的大幅增長足以引起中國決策層的重視。1989年底，中國外經貿部、外交部要求各省市上報當年同韓國開展民間經貿交往活動的進展情況、存在問題及今后工作設想。從主動掌握貿易狀況的態度看，韓國的經濟價值進一步被中國決策層所了解，並得到認可和重視。

這一時期韓國的國內經濟表現也頗為搶眼。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工業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例如美國自1987年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率快速下降，到1990年僅為0.9%。1990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高達2204億美元，海灣危機引發的石油暴漲則進一步加劇其貿易收支失衡狀況。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增長率由1989年的3.4%降為1990年的2.1%。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亞太地區經濟的異軍突起，尤其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迅速崛起，經濟增長率均保持在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的兩倍甚至兩倍以上。1981年至1989年，韓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9.9%，1990年為8.7%，1991年為7.5%，長期位列“亞洲四小龍”榜首。

中韓貿易額的持續增長和韓國國內經濟的搶眼表現，為中國進一步擴大對韓經濟往來提供了現實依托。中國外交部在1989年的一份內部報告中提出，東亞經濟新格局的形成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對外開放布局及周邊環境，在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與本地區國家雙邊關系的同時，對於各類有利於促進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合作構想，原則上應持積極態度。在此背景下，中韓互設貿易代表處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

早在1988年9月，韓國就通過關系人士向中國決策層轉達口信：希望中國在韓國開設商務或者其他民間名義的代辦處，以便有緊急事情時可以及時聯絡，而不要總通過香港。這一口信被報至國務院總理李鵬處，並被批轉給主管對韓事務的副總理田紀雲。11月，朝鮮政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金永南訪華時，中國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專門與他談了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關系問題，並告知朝方中國正在考慮和韓國互設貿易辦事處。由此可知，韓方這一建議第一時間被中國決策層採納，但中方仍希望獲得朝鮮的諒解。

1989年1月，中國貿促會以中國國際商會名義向大韓貿易振興公社提議在漢城和北京分別開設兩機構的代表處。雙方代表團先后在北京、漢城舉行會談，但在代表處名義和協議方式上未能達成一致。中方希望代表處是民間性質的，而韓方則希望中方賦予代表處類似領事館的官方性質。1990年4月，田紀雲在北京會見來華訪問的韓國鮮京集團鮮京集團是SK集團前身，時任會長崔鐘賢的小兒子崔泰源是韓國總統盧泰愚的女婿。社長李順石時，向韓方提出再次開展有關設立韓中貿易代辦處的交涉。田紀雲請李順石轉告韓方決策者：中國認為互設貿易代表處勢在必行，也認真考慮和研究了這個代表處的性質，盡管建立官方機構對雙方均有利，但達到這個目的有很多制約因素，朝鮮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建議採取較為實際可行的方式，先設立民間的、純商業的機構，然后隨著政治形勢和經貿規模的發展，逐步改變這個機構的性質。在與韓方交涉的同時，中國也在做著朝鮮方面的工作。這一年9月，金日成獲知蘇韓即將建交的消息后緊急秘密訪華，在獲得中國領導人關於中國不會同韓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明確表態后，作為對中方口頭承諾的“回報”，金日成對中方再次提出中韓互設貿易代辦處的設想“鬆口”表示理解，並感謝中國為此事拖了不少時間錢其琛：。10月，中韓雙方就互設貿易代表處最終達成一致並正式簽署協定。中國方面以中國國際商會的名義簽約，以便突出民間性質。韓國方面雖然以大韓貿易振興公社的名義簽約，但在內部則把駐北京代表處視為韓國駐北京代表部，賦予其駐外公館的職能和性質，派駐人員也以韓國外交部人員為主。

中韓互設貿易代表處，標志著中韓貿易徹底轉為雙邊直接貿易，這是中國對中韓雙邊交流的承認。不過在具體交涉過程中，中國依然顧及朝鮮立場，不願突破“政經分離”原則。

與此同時，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也對朝鮮半島形勢產生了影響，尤其是給朝鮮帶來很大壓力。內政方面，蘇東劇變導致此前來自蘇東等國的經濟援助、軍事援助驟減，朝鮮經濟壓力驟增。1989年東德並入西德的統一模式，也讓朝鮮壓力倍增。外交方面，韓國利用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困難，從經濟關系入手打開政治關系，與蘇東國家相繼建交。1989年2月，匈牙利率先打破禁忌，與韓國建立外交關系。隨后，波蘭（1989年11月）、南斯拉夫（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3月）、保加利亞（1990年3月）、羅馬尼亞（1990年3月）、蘇聯（1990年9月）等國相繼與韓國建交。中國外交部密切關注這一動向，並得出結論：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同韓國發展關系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為贏得生存空間，朝鮮決定化被動為主動，主動調整南北政策，重啟南北對話，並將對話由之前的民間級別提升到總理級別。朝鮮半島南北關系出現緩和趨勢。1990年9月4日至7日，朝、韓舉行總理級會談，這是自朝鮮半島分裂以來雙方首次進行最高級別會晤。朝鮮提出亟待解決的三大問題，包括以一個席位加入聯合國，停止美韓聯合軍事演習，釋放因訪問北方而被捕入獄的南方民主人士。韓國則主張首先解決自由往來和全面開放問題，提出實現離散家屬團聚、開展直接貿易、簽訂通航協議等具體建議。盡管因為雙方存在明顯分歧，會談無果而終，但會談氛圍輕鬆、溫和，並未出現先前那種相互指責、嚴重對峙的場面，而是表現出某種求同存異和“向前看”的積極姿態。朝鮮半島出現緩和跡象，自然為中國所樂見，會談結束后兩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會談“對消除隔閡，增進了解，推動朝鮮統一進程，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鑒於中國一向主張在朝鮮半島局勢趨於緩和、穩定的前提下考慮中韓關系正常化問題，這次朝、韓總理級會談無疑為中國調整政策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隨后不久，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又在加入聯合國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朝鮮在中國勸說下改變長期堅持的立場，於1991年9月與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於中國而言，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是實現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交叉承認的第一步，它實際解除了中國對於交叉承認“兩個朝鮮”可能與“一個中國”原則相關聯的擔憂，降低了中國承認韓國政治地位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為中韓建交進一步掃清了現實障礙。

1991年12月13日，朝鮮總理延亨默同韓國總理鄭元植在漢城簽署《關於北南和解和互不侵犯及合作交流協議書》。這是朝、韓自1972年簽署《七·四南北共同聲明》以來達成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在南北關系緩和的大背景下，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也有新進展。12月31日，朝、韓在板門店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均表示不試驗、不制造、不生產、不擁有、不儲存、不部署和不使用核武器，隻把核能用於和平目的，並同意允許核查，以確保半島無核化。1992年1月30日，朝鮮簽署《核保障協定》，同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

綜上所述，到1991年底，中韓建交呈現出諸多利好條件。但是，從中方這一時期對韓、朝的多次表態來看，中國在建交問題上的立場仍未鬆動。1991年4月，第四十七屆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年會在漢城召開，韓國外務部長官李相玉就建交問題詢問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劉華秋答復稱，希望兩國關系能夠漸進式發展。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李相玉再次向錢其琛打探中方立場。錢其琛回復稱，中韓關系的發展與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相關，韓中兩國目前宜維持過渡性的關系。10月，金日成最后一次訪華。臨回國前，他又一次就中韓建交向江澤民詢問中國立場，江澤民表示中國隻同韓國有民間貿易關系。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漢城舉行，中國首次派團出席。盧泰愚特別安排了與錢其琛的單獨會面，單刀直入談起兩國關系問題。錢其琛表示，中韓關系的改善須在南北關系、日朝關系、朝美關系改善之后進行。第二天，李相玉又單獨約見錢其琛，提出將雙方互設的貿易代表處升格為官方機構，以此試探中方在建交問題上的立場。錢其琛說，現在代表處還是以民間名義存在比較合適。

據錢其琛回憶，在他開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從漢城回國后，中國決策層開始著手研究中韓建交問題，經綜合分析后判定，建交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綜合目前已公開的各方材料，筆者認為，中國決策層大約在1991年底就中韓建交達成一致。

三、建交之年（1992）

1992年1月23日，田紀雲會見韓國高麗化纖會長張致赫。張致赫作為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韓國國家情報院前身）委托的聯絡人，常年穿梭於中韓之間。田紀雲告訴張致赫，中國政府決定和韓國建交，現在起進入政府間相互接觸的階段。張致赫將這一情況通過個人渠道報告給盧泰愚。不過，由於韓中關系正常化長期遲滯不前，韓國政府在知悉消息后有點難以置信。韓國安企部的某局長甚至表示這不可能，韓中即便要建交，也要再等上一年。隨后，韓國方面通過一系列渠道了解了中國的這一態度。

3月初，韓國召開駐外使節會議，駐北京貿易代表處代表盧在源短暫回國參會，向外交部提交了2月綜合報告書。報告書記錄了過去兩個月他與中國人士接觸的情況。據他觀察，中國政府內部已經確定了與韓國建交的方針，但考慮到與朝鮮的關系，正在等待時機成熟。韓國駐其他國家的使館也發回報告稱，年初中國外交部領導在與第三國大使面談時，表示中國很想年內與韓國建交，但要得到朝方認同。同月，錢其琛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當有外國記者問起中韓關系時，錢其琛一改過往“中國不會與韓國發生任何官方關系”的表態，代以“我們與韓國建交沒有時間表”的表述。這一措辭上的微妙變化進一步釋放出強烈的建交信號。

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中韓兩國外長單獨會面。錢其琛告訴李相玉，中韓正式談判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雙方可以先建立聯系渠道，就兩國關系進行接觸。李相玉當即表示同意。在中韓兩國外長在北京會面的同一時間，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正在平壤參加金日成80歲壽辰慶祝活動。受中央委托，楊尚昆告訴金日成，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但仍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日成聽后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系和朝美關系，請中方再多做考慮。

從上述時間安排上看，中國決策層在推動中韓建交進程時，採取了試探韓方建交想法與向朝方通報並做朝方工作同步進行的方式。獲得朝鮮諒解是中國決策層處理韓國問題的一貫思路，不過之前都是在獲得朝方諒解后才有所行動，這一次卻是並駕齊驅。而金日成的答復則可以被解讀為：朝鮮希望中國以中韓建交為籌碼，交換美國對朝鮮的承認，也就是中韓建交最好在朝美關系正常化后進行，或者是同時完成。

金日成的想法實際上也是冷戰末期中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時頻頻提及的交叉承認方案。這一方案最早並非由中國提出，而是1975年9月美國在第三十屆聯大上提出的。起初，所謂交叉承認就是中、蘇承認韓國，美、日承認朝鮮，最終實現朝鮮半島南北和平共處。這一方案提出后得到美、日、韓的吹捧和宣傳，中、蘇、朝卻一致譴責，認為這是美國企圖使朝鮮半島分裂固化、永久化的陰謀。而到冷戰末期，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日、韓對交叉承認方案的態度變得曖昧，中、蘇、朝的姿態則不同程度地發生了微妙變化。尤其是中國，在中韓關系正常化進程中，大力推動朝美、朝日關系正常化，盡可能減小中韓建交對中朝關系帶來的沖擊，試圖以交叉承認的結果構建朝鮮半島新的平衡。1987年5月金日成訪華期間，中國領導人曾向朝方提出，希望其慎重考慮交叉承認問題參見。朝鮮此時也一改過去的反對立場，對交叉承認給予一定配合。在中國的外交斡旋下，1991年1月10日，朝日舉行關系正常化第一次會談﹔到1992年3月底，該會談共進行了六次。1992年1月，朝美在紐約舉行朝鮮停戰后兩國首次高級會談。然而，1990年9月的蘇韓建交開了不用將美、日交叉承認朝鮮作為建交前提的先河后，國際形勢對美、日、韓越來越有利，三國統一口徑，將交叉承認與中韓建交相切割，轉而與朝鮮接受核武器核查相關聯。例如在朝日關系正常化談判中，日本嚴格遵循韓國提出的“日韓優先協商”原則和美國提出的把朝鮮接受核查作為日朝邦交正常化先決條件的主張。

盡管如此，中國依然嘗試將交叉承認包裹在中韓建交進程中努力推進。1991年11月，錢其琛在漢城與盧泰愚會面時，提出中韓關系的改善須在南北關系、日朝關系、朝美關系改善之后進行，就是試圖把中韓建交引向交叉承認的方向。而中國勸說朝鮮與韓國加入聯合國，則是實現交叉承認的第一步。從漢城回國后，11月15日，錢其琛又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貝克舉行會談。他就1992年美、中分別與朝、韓實現交叉承認的方案，也就是美國與朝鮮建交、中國與韓國建交的方案征詢美國意見。貝克表示，如要實現交叉承認，朝鮮首先要放棄開發核武器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組織的全面檢查。他說，朝鮮開發核武器對東北亞地區的安全造成威脅，阻止這一行為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國對朝鮮施加影響。對此，錢其琛指出，中國也不希望朝鮮半島出現核武器，但是對朝鮮施加壓力可能會造成反面效果，這個問題應該由朝、韓共同協商解決，中國不希望朝鮮被國際社會孤立，因此提出交叉承認的方案。12月，中國研究機構的相關人員與韓國駐北京代表處接觸時，也表明如下立場：一個不破壞朝鮮半島的均衡、能夠滿足各方利益的方案，必須是中、美、日同時與朝、韓建交的交叉承認方式，韓國政府對日、美與朝鮮改善關系必須積極促進。直到1992年3月，劉華秋還在訪美時再次提及中、韓及朝、美間的交叉承認問題。不過，美方明確表示，交叉承認的時代已經過去，韓中建交與日朝、美朝關系的改善毫無關聯。

如果說中國領導人在1988年提出要將中韓建交作為一著重要的戰略棋子時，可能並不知道這枚棋子未來將置於怎樣的一盤棋局中，那麼到冷戰末期，隨著中國大力推動交叉承認方案，決策層將中韓建交置於構建冷戰后朝鮮半島新均勢的大局中的設想則變得越來越清晰。

1992年5月，中韓兩國代表在北京開始商談。在韓方要求下，交談直奔建交議題。中國對此也有所准備，提出了建交原則，要求韓國與台灣斷交、廢約、撤館。韓方最初提出要與台灣保持“半官方關系”，遭到中方嚴正駁回。雙方相持一段時間后，韓方看中方毫無鬆動之意，擔心拖延時日耽誤建交，經權衡后放棄原來的要求，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則，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除建交談判的核心議題“韓台關系”外，中國在談判中再次提出交叉承認建議，但被韓方明確拒絕。韓國代表表示，隻有在朝鮮嚴格執行《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允許南北方相互檢查核設施，並消除國際社會對核問題存在的疑問之后，韓國政府才會同意交叉承認。另外，韓方認為，由於韓國已經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韓蘇建交沒有涉及交叉承認問題，按類似情形，韓中建交也應轉化為兩國雙邊問題，不應牽涉多國多方。此后，中方沒有再把交叉承認作為中韓建交的先決條件。

關於中國為何在中韓建交談判中沒有堅持交叉承認，公開材料還不足以充分解答。但筆者願在現有材料基礎上作如下推測：首先，在建交談判中，中國的核心利益——韓台斷交、廢約、撤館已經得以實現。考慮到對於韓台關系，韓方“苦心經營”了幾十年，中方原本預期這會是一塊像中美建交談判中的台灣問題一樣難啃的“硬骨頭”，至少要花上幾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沒想到韓方沒有堅持太久，就接受了中國的建交原則。這與盧泰愚希望在自己的總統任期內與中國建交有關，這一目標使韓國一線外交官擁有的協商空間有限，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鑒於盧泰愚任期所剩無多，中國也不願在交叉承認問題上牽扯太久而喪失有利談判時機，導致韓國處理對台關系立場生變。其次，從經濟角度看，中韓建交不宜再拖延。中韓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缺少相應的貿易保護條約和關稅條約的狀況，嚴重制約了韓國對華貿易投資的規模，這已成為兩國發展貿易的突出障礙。再次，由於美、日、韓在交叉承認問題上協同一致，日、韓追隨美國的立場，堅決將改善同朝鮮關系與解決朝鮮核問題相關聯，而不是與中韓建交相關聯，所以中國提出交叉承認后，可能同時受到了來自美、日的外交壓力。最后，交叉承認也許是解決朝核問題的“藥方”。美、日提出將朝鮮接受核查、遵守無核化承諾作為改善與朝鮮關系的前提，而朝鮮半島無核化其實也是中國一貫堅持的立場，在蘇韓已先行建交的情況下，交叉承認方案失去了重要支點，將其留待解決朝鮮核問題時使用，符合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和國家安全利益。中韓雙方最終於1992年6月底達成建交協議，朝日、朝美關系正常化卻沒有完成，交叉承認未能實現。

中韓建交談判總共耗時不到兩個月，速度遠遠快於中日、中美建交談判，大大超出中方預期。正因為如此，中方根本來不及向朝鮮方面說明情況，更別提獲得對方諒解。這與中、朝兩國此前在諸如加入聯合國、互設貿易代辦處等問題上事先取得互相諒解的處理方式大不相同。中韓建交對中朝關系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有韓國學者將中韓建交與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相關聯，認為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利用中美建交打開過對外開放的局面，到1992年中國因為蘇東劇變和政治風波而承受著內外兩方面壓力時，鄧小平很有可能是想利用中韓建交為深化改革開放進程添一把火參見。對此，筆者不能苟同。中國對外政策演變的歷史已經証明，那種主要由國內政策重大變化引起的對外政策調整，通常都是滯后的，並不會立刻顯現。盡管中國啟動與韓國建交的時間點與鄧小平南方談話大體相同，但很難說二者之間存在內在關聯。將中韓建交與改革開放相聯系，有夸大中韓建交效應的嫌疑。

至於中韓建交為何在1992年實現，其中固然有兩國建交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的客觀原因，但真正促使中國決策層決定啟動建交談判的，可能是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動，即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兩極格局終結。冷戰的結束使得中國周邊戰略形勢出現新變化，中國外交更加強調並豐富了睦鄰友好政策，而朝鮮半島是塑造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重要區域，中韓建交因此被賦予更大的戰略意義。1992年8月24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和韓國外長李相玉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正式簽署中韓建交公報。9月27日，韓國總統盧泰愚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訪華，成為大韓民國建立以來第一位到訪中國的國家元首。中韓關系由此翻開新的歷史篇章。

四、結語

在中韓關系正常化進程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方面動力不足。其一，中韓兩國隔絕多年，朝鮮半島問題在中國外交決策系統中不具有優先性，中國決策層對中韓關系的價值認知存在一個漸進過程。其二，冷戰期間，朝鮮半島形成了一個北方三角（蘇、中、朝）與南方三角（美、日、韓）並存的均勢穩定局面，在美、日尚未承認朝鮮的情況下，中國若率先承認韓國並同其建交，勢必打破這種平衡。其三，在維護半島和平穩定的前提下，朝鮮對中韓建交可能的反應，始終是中國決策層的重要考量因素。正因為有了以上三個因素，中韓建交才遷延多時。

至於中韓建交何以最終在1992年實現，建交條件基本成熟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除此之外，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可能是中國決定同韓國建交的最后推力。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動使得中國周邊的地緣安全形勢出現重要變化，中國外交的重心開始轉向周邊國家，而朝鮮半島是塑造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重要區域，中韓建交對后冷戰時代的中國外交意義重大。作為中國周邊外交的一個重要成果，中韓建交不僅是中國參與塑造冷戰后朝鮮半島新格局邁出的重要一步，而且是中國推行睦鄰外交政策的重要舉措之一，有利於維護朝鮮半島穩定，鞏固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影響力。

此外，中韓建交還折射出中國在朝鮮半島政策上的謹慎與穩健。朝鮮半島的特殊地理位置、中朝多年的傳統友誼以及意識形態的傳統慣性在中國對外政策的選擇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決定了在沒有打破此區域既定格局的地區性或全球性變化出現以前，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將保持穩定。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