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間中共對台策略的調整探析
〔摘要〕
經過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較量，中共對解放台灣的嚴峻形勢有了直觀的認識，由此確立解放台灣的戰略安排，即強調統一國家任務的長期性、復雜性，明確解放台灣的斗爭包含國內、國際兩方面，既需要軍事、外交斗爭，又必須加強宣傳、政治、經濟工作，等等。據此，中共提出“兩步走”，希望以“和平解放台灣”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先行解決沿海島嶼問題。但隨后中美談判遇挫，中共的立場重新強硬起來，“和平解放台灣”的宣傳隨之止歇。“八二三”炮戰后，中共發現有可能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與蔣介石達成默契，同時也認識到相對解放台灣，粉碎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才是第一位的，因為這關乎民族大義。於是，中共調整策略，一方面重提“和平解放台灣”，推動“聯蔣抗美”﹔另一方面將“兩步走”改為沿海島嶼、台灣本島二者都不動，留待將來統一解決。
以往學界對20世紀50年代中共對台政策的研究，多集中於“和平解放台灣”政策與兩次金門炮戰，其重點或在闡釋政策本身的內涵與意義，如孫澤學的《關於“和平解放台灣”方針研究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和李鬆林、祝志男的《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考察》（九州出版社，2012年）等﹔或關注中共的軍事外交戰略變化，如沈志華的《炮擊金門：蘇聯的應對與
中蘇分歧》（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牛軍的《1958年炮擊金門決策的再探討》（《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張淑雅的《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中共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等。他們都較少討論當時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判斷與認知，尤其未注意到當時中共已初步確立了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戰略。中共不僅明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還強調統一國家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任務，認為在面臨美國干涉的情況下，解放台灣的斗爭包含了國內、國際兩方面，其中不僅需要融合軍事、外交的斗爭，還必須加強宣傳、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工作。依據這一基本判斷，中共提出了爭取利用談判先行解決沿海島嶼問題再解決台灣本島的“兩步走”策略。實際上，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灣”，可以說是上述對台戰略的具體實踐。梳理其時中共在台海的活動，會發現無論或戰或和的決策，都是根據既定的對台戰略作出的。而中共對台決策的背后，則包含著維護國家領土完整高於一切的民族大義。簡言之，中共最初提出“和平解放台灣”是基於緩和台海緊張形勢，對美採取談判為主的策略。當美國逐漸暴露其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及美蔣矛盾公開化后，中共准確判斷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是更緊迫的任務，故而調整策略，以爭取與支持蔣介石抵制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為主，並再次提出“和平解放台灣”。本文擬對中共對台戰略的提出過程加以考察，進而從這種統攝全局的戰略背景出發，重新審視具體策略的調整過程，力圖更加清晰地還原策略變化背后的歷史邏輯。
一、中共對台戰略的提出
和對台策略的初次調整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蔣介石敗退台灣，以之作為最后的抵抗基地，解放台灣、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自然成為中共最為重要的使命之一。1950年前后，中共努力爭取蘇聯的協助，加緊實施解放台灣的軍事准備。但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美國武力侵入台海，打亂了中共的軍事部署。中共不得不暫時中止武力解放台灣的進程。朝鮮停戰后，中美對峙的重心移向台灣問題，台海局勢變得更加復雜。中共密切關注朝鮮停戰及日內瓦和談以后美國在遠東尤其台灣的政策變動。1955年初，中共解放了一江山島與大陳島，但台灣海峽形勢依然嚴峻。如毛澤東所言，中美之間的重要問題就是“台灣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頁。。經歷日內瓦談判后與美國的短暫交鋒，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復雜性和長期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1954年底爆發的第一次台海危機中，美國促成兩岸分治的立場逐漸明晰。中共敏銳地發覺美國政策的實質就是制造“兩個中國”台海危機發生后，美國面臨一個兩難的處境：不願協防外島，避免卷入與中共的戰爭﹔但如果坐看外島失守，又擔心會減損美國的威信。為了擺脫困境，美國決定將此事訴諸聯合國，並與英國及新西蘭商定，由新西蘭出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交台海停火案。美國的如意算盤是，把外島沖突提到聯合國安理會，利用國際輿論迫使中共停止對外島的攻擊。杜勒斯曾直言，如果“新西蘭停火案”得以通過，意味著“台灣的獨立”。參見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p.613。，而美蔣正式簽訂的所謂“共同防御協議”，也讓中共統一台灣的進程面臨更大的障礙。但有了朝鮮戰爭的經驗后，中美雙方都意識到在台灣海峽正面發生武裝沖突並非明智之舉。美方盡量避免因外島問題引發與中共的全面戰爭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nver, September 12,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p.613-619.。對中共而言，由於美國的介入，短期內解放台灣已不可能，對台策略必須作相應的調整。美國選擇將台海危機訴諸聯合國，而中共一面力圖打破美國的外交封鎖，一面尋求迫使美國接受談判的辦法。
第一次台海危機尚酣之時，中共中央已決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開始全面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這需要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無疑，台灣問題是其時最為棘手卻又需予以適當處置的緊迫問題之一。中共必須取得國際社會對解放台灣立場的諒解和支持，以便在此基礎上開展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系。如周恩來所說：“我們應該做全面的估計，從各方面來配合進行，來承擔這個歷史還沒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國領土的任務。完成這項任務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建設我們的祖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46頁。
為此，中共全面考量了台灣問題，並作出針對性的戰略安排。1954年9月25日，中共發布《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這是筆者所見到的中共公開發表的第一份專門處理台灣問題的文件。《指示》明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但又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戰略任務。所謂“長期的”，是指“斗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所謂“復雜的”，則是指由於美國的干涉，台灣問題已不僅是內戰問題，而且牽涉中美關系。按《指示》的提法，解放台灣的斗爭包含了“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國內”，是指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要採取軍事斗爭的方法﹔“國際”，是指“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採取外交斗爭的方法”。除了軍事與外交斗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動員全國人民從各方面加強團結，提高警惕，瓦解敵人，加強國防建設，加強海軍和空軍的訓練，增加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建設計劃，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后達到解放台灣”。《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12頁。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中，中共通過與各方接觸，注意到當時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盟友對台灣問題的主張並不一致，客觀上制約了美國的行動，由此意識到應該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1955年2月，周恩來再次強調“解放台灣的斗爭”同時具有“復雜性”與“長期性”，“既是軍事斗爭，又是政治斗爭和外交斗爭”。更重要的是，還首次表示要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看法和做法”，有針對性地制定斗爭的策略方針。周恩來指出：“我們隻有弄清資本主義世界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和做法，看清楚世界大勢，才能站穩我們的立場，確定我們的方針，運用我們的策略，來達到既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解放我們的領土台灣，又能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目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46頁。3月，劉少奇在黨代會上所作的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以《堅決而又正確地進行解放台灣的斗爭》為題，全面闡述中共的對台戰略，提出：“解放台灣是個長期的、復雜的斗爭。不經過長期的、各方面的、首先是軍事方面的努力，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解放台灣的斗爭，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繼續。這是我國的內政，我們反對美國干涉我國的內政。但是，由於美國事實上佔領著台灣，並且公開干涉我國解放台灣，因而解放台灣的斗爭便又包含著復雜的外交斗爭。”《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36頁。簡言之，《指示》的出台及周恩來、劉少奇的講話說明，1955年前后，中共大體形成了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戰略，即台灣必須解放，同時正視台灣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謹慎處理好內政與外交、國內與國際等不同性質的矛盾，並制定相應的處理方針。針對當時的情況，戰略的重點之一是確定對美斗爭採取以外交斗爭為主的方式。
基於對台灣問題的戰略判斷與認識，中共逐步提出了解決台灣的具體策略。1955年3月，毛澤東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進一步表明了中共利用國際輿論，分階段推進解放台灣事業的計劃。毛澤東分析，美國、印度、英國的態度雖有不同，但都接受中共解放沿海島嶼的訴求。不同在於，美國是准備用外島來換取其霸佔台灣，並在事實上造成“兩個中國”的形勢。而印度不承認“兩個中國”，認為台灣主權屬於中國，蔣介石軍隊應從沿海島嶼撤退，台灣和澎湖列島問題經過談判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英國則搖擺於美印之間，但偏向美國。因此，毛澤東在復赫魯曉夫的信中提出“利用印度壓英國使美國讓步”，並分兩步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第一步是解放沿海島嶼，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是解放台灣本島。”而第一步的實現，中共設想是“使解決沿海島嶼的問題同蘇聯政府建議舉行的十國會議聯系起來”。中共希望借助於印度、英國等國的斡旋，創造機會促成“十國會議”，以完成這一使命。至於第二步，雖然中共深知解放台灣的條件尚不成熟，一個時期內無法改變美國佔領台灣的事實﹔但中共強調，實現第一步的前提，是不承認美國的佔領“合法化”和“兩個中國”，不放棄“解放台灣”的口號，“如果美國人滿足這種狀態，也許它願意讓出沿海島嶼，以換得一個不合法的暫時的安定狀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關於台灣問題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
不久，劉少奇在黨代會上系統闡明了中共的對台策略，即中共的“當前”的步驟是通過談判解放金門、媽祖等沿海島嶼：“假使有可能在不妨害我們解放台灣的條件下，經過國際談判使蔣匪軍撤出沿海島嶼，顯然是對我們有利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7冊，第137頁。而中共談判的基本底線是：“決不能答應沿海島嶼停火，防止將台灣與沿海島嶼分開﹔決不能無條件到聯合國去，防止在聯合國造成兩個中國合法化的形勢﹔決不能同意允許什麼台灣‘中立化’或‘托管’的辦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46頁。
由此可見，中共決定採取“兩步走”的策略，即首先利用當下各方條件，一方面堅決與美英等國的“兩個中國”政策作斗爭，一方面嘗試通過國際輿論和談判解放沿海島嶼。而解放台灣本島則留待未來條件成熟時再爭取。 關於通過談判先行解放沿海島嶼的問題，分兩步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沈志華曾做過類似的論述。參見沈志華：《炮擊金門：蘇聯的應對與中蘇分歧》，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5—136頁。
為了說明中共轉向以談判為主的對台策略，統一國內認識，周恩來還特別說明了處理台灣問題的策略與原則（立場）的關系：“策略是根據一定原則確定的。一定要原則性很強，然后策略性才能靈活，沒有堅強的原則性，就說不上靈活的策略性，那就會變成姑息，變成屈服。”《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46頁。簡言之，即堅持“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的前提下，隻要能達成解放台灣的目的，策略方面或戰或和都是可以接受的選項。
二、中共努力落實調整后的對台策略
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的信函及報告表明，新形勢下的對台策略已基本成型。中共決定在堅持“台灣屬於中國”的立場前提下，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即“隻要美軍撤退，台灣可以和平解放”的方針，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我們要提出這樣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什麼時候公開提出，要看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46頁。這比之前對蔣介石隻提軍事斗爭又和緩了一步。1955年后，中共基本按上述步驟展開外交行動。中共領導人在與印度、緬甸等國領導人的會談中，反復說明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美國干涉台灣問題是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無意挑起世界大戰，願意採取措施緩和台海緊張局勢等。早在1954年8月，周恩來就對艾德禮表示，中共將以“寬大政策”對待願意回來的“跑到台灣去的人”《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08頁。。接著，當年12月，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首次明確提到“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訴諸戰爭。”《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28頁。
1955年二三月間，中共通過外交及宣傳渠道公開表示願意接受蘇聯提議，召開有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錫蘭（今斯裡蘭卡）參加的“十國會議”，討論緩和台灣局勢的問題《誰在加劇緊張局勢准備戰爭》，《人民日報》1955年3月7日。。
但“十國會議”的倡議，因美國要求蔣介石一並參加會議而作罷 參見張淑雅：《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中共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接著，中共高度重視1955年4月在印尼舉辦的亞非會議，將之作為宣傳中共緩和台海形勢主張、迫使美國接受談判的契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中，正式提出通過國際協商緩和台海形勢：“我們主張通過國際協商和緩並消除國際緊張局勢，包括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在內。”《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61頁。毛澤東也指示：“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73頁。依循中央的決定，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強調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的同時，表達了如果美軍撤退，我們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改善中美關系的意向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63—464頁。。而后，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出席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更明確表示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意見，著重聲明願意與美國就遠東問題進行談判 依美方記錄，周恩來關於希望與美國談判的話重復了多次。Telegram From the Ambassador in indonesia (Cum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06.。
中共不僅宣傳了對台灣問題的主張，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美國對中共制造台海危機的指責。可以看出，國際社會擔心的是中美因台灣問題發生軍事沖突，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訴求本身並無異議。這樣的局面令美國困窘：他們認為中共利用各國恐戰的心理，將台海危機的責任推給了美國，而中共解放台灣的立場卻沒有絲毫變化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08.。中共也認為：“半月來的外交接觸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証明美國是需要同中國談判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75頁。。果然，美國在各方的壓力下，逐漸鬆口，表示願意接受談判的提議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25,1955, 5:15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17;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20.參見張淑雅：《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中共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1955年8月，在英、印等國進行幾番外交斡旋后，中美最終在日內瓦舉行了兩國大使級會談。在談判中，美國關心的主要是戰俘及美僑問題，在台海問題上則堅持“維持現狀”，企圖將談判限定於台海停戰。 參見張淑雅：《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中共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而對中共來說，接受放棄武力處理台灣問題，這就等於承認美國用武力侵佔台灣的事實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58—62、66—67頁。。雖然雙方的談判陷入了僵局，但隨著會談的舉行，台海緊張形勢畢竟緩和了下來。
緩和台海形勢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讓中共更加肯定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是當下恰當的選擇 1956年11月16日，周恩來在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座談會上說：目前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口號是很得人心的，不能不影響蔣介石及其內部，我們應該多做些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38頁。。不過，即使有外交斗爭的特殊考量，中共並未將“和平解放台灣”停留於口號層面，而是確實開啟了和平統一的努力。自1955年起，中共數次在正式的黨代會、人大和政協會議上，公開提出與台灣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1955年3月，劉少奇在黨代會上所作的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以《堅決而又正確地進行解放台灣的斗爭》為題，專門闡述中共採取和平方式處理台灣問題的政策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7冊，第136—138頁。。同年7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公開宣布：“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93頁。此后，中共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上多次表達和平解放台灣的意願。中共還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以推進相關工作的進行。 參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74頁。
除了通過正式的會議宣傳，中共還頻繁地通過與台灣有聯系的各方民主人士，向台灣傳遞和談信息。如1955年底，周恩來接見香港大學英籍教授時說：中共可以同蔣介石就和平解放台灣問題談判，中共跟蔣介石可以進行第三次合作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30頁。。次年，周恩來回應李宗仁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稱台灣不必“非軍事化”，歡迎國民黨軍政負責人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也可以派人到大陸考察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77頁。。
1956 年7月，周恩來連續三次接見曹聚仁，提及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強調中共和談的誠意，對台灣絕非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98頁。10月，在與曹聚仁談及統一后對蔣介石等人的安排問題時，周恩來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辭修（陳誠的字——引者注）願意做台灣地方長官，經國隻好讓一下做副的……辭修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傅宜生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23頁。
中共還通過印尼、印度等國家，表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態度。1956年底，周恩來在印度接受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正在盡“一切力量”“一切努力”以爭取台灣的和平解放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45、646頁。。
在傳遞和談信息時，中共注意對蔣介石的反應作出回應。1956年初，周恩來審閱陸定一關於對台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時，批示：“所擬九項，均可同意。但執行步驟不必太急，宣傳廣播都要有間隙，而且針對台灣的反應，要有新的內容。”《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43頁。此外，他還指示對蔣介石、陳誠等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家屬注意照顧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624頁。。
面對中共的和平宣傳，蔣介石表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擔心中共的宣傳會動搖島內“反共心理”，尤其令美國懷疑其反共的決心，故表面上一再公開拒絕中共的和談建議。他在1955年的總反省日記中，專門列了一條——“國共和謠，共匪狡計之消滅” 蔣介石日記（1955年總反省），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正面回應中共和談宣傳的文字，大多屬於此類態度。如1956年6月30日：“周匪（恩來）在其偽人代會要求和談，企圖動搖我軍民反共心理，以挽救其已失之民心，無恥之至，乃命我新聞局駁斥其荒謬丑態。”再如，1957年3月2日：“共匪又開始偽人民政協會議，其會前並開其所謂最高國務會議，出席者皆投降分子，毛匪且主持其事，此必為其所謂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之脫胎，可知共匪對和謠之如何積極進行。此一風波隻有以靜處之，明告國民，共匪和謠之目的為此維系其偽政權與安定社會人心之唯一護身符咒，非待我實行反攻，決不會終止其和談之幻想。”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0冊，台北“國史館”等，2015年，第590、670—671頁。。另一方面，蔣介石卻又想進一步試探中共的誠意 蔣介石在1958年9月30日的日記中，有提到“昨少谷又接曹聚仁要求和談來信”一語，可見曹聚仁的管道是通暢的。參見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30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曾指派“立法委員”宋宜山到北京與中共接洽。中共派李維漢等與其會談，坦誠希望進行對等談判，以實現和平統一。但遺憾的是，此建議未得到正面回應。 參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74頁。
當然，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並不意味著放棄了武力解放台灣的選項。周恩來說：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我們願意爭取和平解放台灣，而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是一天天增長的。但是我們也不放棄武裝解放台灣的准備，因為如果放棄的話，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就會減少。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3—34頁。毛澤東說得更明確：“我們如果隻作和平取得革命勝利的打算，那是要吃虧的，因為我們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參謀長，他讓不讓你和平取得勝利，並不決定於你的主觀願望。我們現在也說要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但我們並不是美國和蔣介石的參謀長，我們不能替他們做答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三、中共再次調整對台策略
1958年，台海局勢再度緊張。之前，由於中美談判遇挫，中共的立場重新強硬起來。1957年間，“和平解放台灣”的宣傳一度止歇。“八二三”炮戰后，中共再次調整策略，一方面重提“和平解放台灣”，另一方面將“兩步走”的策略改為沿海島嶼、台灣本島二者都不動，留待將來統一解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平解放台灣”再度被提出時，其表述的方式以及背后的考量與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次台海危機結束后，美國對台政策又生變數，杜勒斯等人不時表示應將外島列入美軍協防范圍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3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October 2, 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I, pp.617-619.參見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年台海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由於美國放縱，國民黨飛機侵擾大陸的次數明顯增多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49—850頁。該書提及金馬的國民黨駐軍達到10萬。不過，從已解密的美方檔案看，炮擊前后的金門駐軍在8.6萬人左右。有學者據此認為1955年至1958年間，金門的國民黨駐軍增加並不顯著，同時對大陸的騷擾也並未增加。參見《中情局關於台灣海峽地區的可能發展的評估》（1958年8月26日），沈志華、楊奎鬆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編《台灣問題》，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244—245頁﹔孫建中：《台灣全志》卷6《國防志·遷台后重要戰役篇》，台北“國史館”等，2013年，第210頁﹔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年台海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通過中美大使級談判，中共看清了美方乃意在凍結台海現狀，以造成“兩個中國”的既成事實。1957年初，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介紹了中美談判的情況，表示：“為了改進中美關系。中國方面曾經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從美國方面得到應有的反應”。《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24頁。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后，周恩來再未在全國人大或政協大會的報告中重申“和平解放台灣”。是年3月，毛澤東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表示，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是中美談判的障礙《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286—287頁。。同年底，由於美國拒絕派新任大使，中美談判在第73輪談判后，中斷了近一年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65—67頁。。1958年，中共幾經催促美方重開談判未果后，決定調整對美政策。是年2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報告，分析現在的形勢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發生了新的變化，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再次重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的正義立場。《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24頁。同年中，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明確否定了1954年以來與美國接觸的做法，強調應該“堅持和美國斗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系”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097—1098頁。。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如前所述，中共曾想利用外交斗爭，逼迫蔣介石撤出金門、馬祖。中美談判沒能達到中共預期的目的，軍事解決金門、馬祖就又成為選項。 參見沈志華：《炮擊金門：蘇聯的應對與中蘇分歧》，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第135—136頁。與此同時，經過幾年的軍事建設和准備，福建沿海的軍事布局逐漸成熟。人民解放軍已准備好了解放金門、馬祖的斗爭。1958年7月，人民解放軍空軍轉場進入福建和粵東各機場，並很快奪取了制空權。
國際形勢也刺激著台海形勢。1958年7月，美國入侵黎巴嫩引發中東危機。太平洋的美軍隨之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蔣介石也命令國民黨軍隊加強戒備。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台北“國史館”等，2015年，第78頁。毛澤東得到中東事件消息后，從7月15日至18日連續召集了四天會議，分析中東事件及國際動向，最后作出了炮擊金門的決定 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3頁。。之后，炮擊計劃由於赫魯曉夫訪華等因素暫停。8月18日，毛澤東決定重啟計劃。但之后由於擔心美國的干預，毛澤東幾經權衡和修改命令，直到看到彭德懷“估計美軍不會參加”的判斷后，才同意按原來的方案進行炮擊。 參見沈志華：《炮擊金門：蘇聯的應對與中蘇分歧》，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第143—144頁。
中共據解放一江山島的經驗，判斷美蔣有可能迫於形勢主動撤出金馬諸島《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7冊，第137—138頁﹔參見沈衛平：《“8.23”炮擊金門》，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99頁。。在炮戰開始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作戰的目的是“美軍從台灣撤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74頁。。他之前還指示彭德懷說：“准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7頁。。這被認為是金門炮戰的指導方針。
1958年8月23日下午，炮戰正式打響。解放軍數日便基本形成對金門的嚴密封鎖，給美蔣造成很大壓力 解放軍的炮擊效果是很明顯的，基本上封鎖了金門的給養。參見美方分析：Memorandum by the Regional Planning Adiviser in the Bureau of Eastern Affairs (Gree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21。。美國很快便調派包括航母在內的第六艦隊部分艦隻增援台海，並緊急提供各種軍事裝備 參見《蔣中正與庄萊德及史慕德會談加強中美戰備具體計劃之談話記錄》，吳淑鳳等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重要史料叢編·中美協防》（一），台北“國史館”，2013年，第508—521頁。。蔣介石則要求美國公開表明協防外島的立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96頁。另參見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71。。但美方情報部門初步判定中共的目的是偵察美蔣對固守金門的態度，近期沒有佔領金門的計劃。他們認為國民黨軍隊可以應付當前的局面。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81-82.恰此時，解放軍總政治部以福建前線指揮所的名義，從8月27日起連續廣播，宣稱解放軍即將登陸金門，敦促蔣軍放棄抵抗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9頁。。杜勒斯據此懷疑中共可能會對外島發動更大的行動，建議考慮採取核武器以外的武力阻止中共對金門的進一步攻擊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87; 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88.需要指出的是，有論者曾將杜勒斯的意見誤述為“採用核武器來制止（中共）對沿海諸島的軍事行動”，查對原檔，其原意剛好相反。參見陶文釗主編：《中美關系史（1949—1972）》，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頁。。艾森豪威爾等人經過討論，決定針對中共的行動採取漸進的應對措施，即把中共未來可能的軍事行動分成封鎖、登島及往台澎延伸三個階段，而在中共登島以前，美軍不參與直接協防。據此，美方只是繼續加強軍事援助，並在公海為蔣軍提供護航。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emorandum of meeting,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94-97.
美方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協防金門，但也警告中共對外島的攻擊是“十分危險”的《美國粗暴地干涉我國內政 連續就台灣海峽局勢發出恫嚇性叫囂》，《人民日報》1958年8月31日。。此時，中美雙方對彼此的行動與意圖都十分警覺。炮戰開始后，毛澤東在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更明確地闡明作戰意圖：“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御，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9頁。他發現解放軍登陸金門的廣播后，立刻予以嚴厲批評，並責成中央軍委起草《對台灣和沿海蔣佔島嶼軍事斗爭的指示》。該《指示》明確對台灣及沿海島嶼的斗爭已變成一種包括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宣傳的嚴重且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是種“持久的斗爭”，必須有“長久的打算”。而一切重要的行動與宣傳，都必須遵守集中統一的原則。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59—860頁。9月3日晚，毛澤東命令暫停炮擊三日，以觀各方動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66頁。。
9月4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領海的聲明，宣布中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裡，意在威懾美軍不得貼近金馬海域《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65—166頁。。同日，杜勒斯在美國新港（Newport）發表聲明，宣稱美國預備協防外島，同時表示願意繼續與中國進行談判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35.。9月6日，周恩來對杜勒斯的聲明作了回應，申明中美在台海的國際爭端，在性質上與解放軍解放自己領土的內政問題完全不同，中國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和侵略，同時表示鑒於美國政府願意進行和談，中國政府准備恢復兩國大使級會談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6—86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66—167頁。。9月7日，蘇聯在了解中共炮擊金門的真實意圖后，向美國表態蘇聯將支持中國，要美國謹慎行事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7—868頁。。
9月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用“絞索政策”解釋了台海斗爭形勢發展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5—866頁。。顯然，在美國公開表示將協防金馬的情況下，毛澤東調整了策略，把中美在金馬的較量看成是中國對美國的牽制，逼迫其回到談判桌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5頁。。周恩來則補充道：“跟美國的事，就大局上說，還是談判解決，還是和平解決，我們都是愛好和平的人嘛。”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6頁。這說明，中共在經歷一番斗爭后，又回到以外交斡旋為主的既定策略上。
9月11日，艾森豪威爾發表電視廣播講話，再次強硬表示，如果中共進攻金門，美軍將參與協防，但他也歡迎周恩來和毛澤東願意重啟和談的表態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Eisenhower, 1958, pp.694-700.。發表演講前，艾森豪威爾先與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等人討論相關問題。麥克爾羅伊懷疑蔣介石希望引發大規模戰爭，以實現反攻大陸的目的。艾森豪威爾則坦誠其與態度強硬的杜勒斯的分歧，他更傾向談判解決危機。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61.與軍方達成共識后，艾森豪威爾再與杜勒斯等討論廣播稿的基調，表示美國在支持蔣介石防守金馬問題上，已經做過頭了。他強調美國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准備放棄金馬。此時，杜勒斯對蔣介石的行為也有微詞，沒有再為其堅守金馬辯護。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161-163.
9月15日，中美在華沙恢復大使級會談。談判伊始，中共就表露預備收復金馬，但不會擴大戰事到台灣，美方則要求中共在金馬“停火”。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1—872頁。9月18日，周恩來在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后，立刻召集會議分析各方面的情況，決定採取積極行動迫使美方妥協：“美國知道我們目前不會擴大戰事到台灣，我們知道美國不願卷入金馬戰爭。蔣介石希望金門戰爭擴大，拖美國下水﹔美國想壓我們停火，擺脫它的被動地位。根據這些情況，我們認為，針對美國的停火要求，我們應該從各方面擴大要求美軍停止挑舋和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退的活動。”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3頁。顯然，對美國壓力最大的，仍然是中共對金門的持續炮擊。9月22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當前的方針仍是“以打而不登、斷而不死，使敵晝夜驚慌、不得安寧為妥”。毛澤東表示同意。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73頁。
中共的策略確實讓美國很為難，他們分析如果不放棄金馬，遲早都會卷入戰爭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04.。美方判斷用常規武器將很難讓中共屈服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18.，訴諸核戰爭又要冒更大的風險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cy Planning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22.。他們認為不值得為金馬付出這樣的代價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cy Planning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24.。不僅如此，無論美國國內還是國際盟友，都不贊成在金馬採取強硬手段，以免擴大台海危機 參見Prisident Explains Principles Guiding U.S.Policy In Taiwan Area,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p.605.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74-275.。與此同時，美方察覺蔣介石私下在准備反攻的軍事計劃，越發認定其另有圖謀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26-227.。於是，放棄金馬逐漸成為美方的主要選擇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196-197.。而蔣介石則堅守金馬，不僅害怕美國會為了從金馬脫身犧牲其利益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26.，更擔心金門戰局將因此“拖延不決”，“恐要失去了反攻大陸開始的機會”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18頁。。蔣介石幾番會見美國“大使”，並透過美國記者表示反對談判，最后更不顧美國不允許其對外表露反對談判的要求，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74-275.單方面於9月29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反對金馬撤兵，宣稱“有金馬才能有台灣，沒有金馬就沒有台灣。中共一天不佔領金馬，便一天不能佔領台灣”。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16頁。這一做法激化了美蔣的矛盾。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不留情面地表示，美國沒有任何法律義務參與協防外島﹔蔣介石把大量軍隊部署在金馬上是“相當愚蠢的”，如果達成停火協議，蔣軍仍然不撤退，那將是“不理智也不慎重”的做法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01. Secretary Dulles’News Conference of September 3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p.602.。蔣介石對此大失所望，表示“不能置信”杜勒斯的發言，他再度對美聯社記者強調：“反對減少外島駐軍，亦反對外島地位之任何變更”，宣稱“堅守金馬外島的決心”，“防守金門的中華民國軍隊，亦就是防守美國在東方的防線”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19頁。。
對於美蔣之間的矛盾，中共在金門炮戰前便有察覺。1957年3月9日，毛澤東曾指出：“台灣的情況現在有變化。美國現在想搞垮蔣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這派人來代替蔣介石。現在我們需要幫助蔣介石來反對美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86頁。杜勒斯“新港聲明”后，毛澤東就警惕美國有“拿沿海島嶼交換台灣”的盤算，指出：“我們是原則上不能交換台灣。你這個沿海島嶼交我們，台灣就成為獨立國”，我們要解放台灣，“至於解放，哪一年解放，我們又沒有定期……但是原則上台灣一定要解放”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66頁。。現在美國讓蔣介石主動放棄金馬，認為“反攻大陸”只是“一個高遠的假想”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01.。這樣的表態，無疑更加暴露其試圖造成“兩個中國”的根本立場。面對這一形勢，中共很快作出回應。在美蔣聲明前，中共仍按既定步驟，逼迫蔣軍撤守。9月27日及30日，周恩來分別與蘇聯及柬埔寨大使談話時，提到中共仍希望收復金馬《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75—176頁。。但隨著美蔣矛盾的激化與暴露，毛澤東很快意識到美國急於從金馬脫身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6頁。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4—875頁。。10月3日、4日，中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台海形勢。周恩來指出，美國的政策，“一句話就是以金、馬換台、澎”。而且，在華沙會談中，美方“說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劉少奇、鄧小平認為中美雙方的意圖都清楚了。毛澤東最后確定方針，把金馬留在蔣軍手中，對金門仍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同時，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共對台灣問題的主張：“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向金、馬打炮是中國內戰的繼續，任何外國和國際組織都不能干涉﹔美國在台灣駐扎陸、空軍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美艦雲集台灣海峽是蓄意制造緊張局勢，都必須完全撤退﹔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反對美國霸佔台灣合法化。我們和蔣介石通過談判解決金、馬以至台、澎問題。”《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77—178頁。這一決定改變了中共自收復大陳島以來先沿海再台澎的計劃，首次把“台、澎、金、馬”作為一個整體，留待未來解決。之后，毛澤東數次提及“台、澎、金、馬”是“一體”的，這反映中共眼中的“台灣問題”的范圍，已經從“台澎”擴展為“台、澎、金、馬”了。此時中共所作的策略調整，基本決定了之后20余年的台海格局。
10月5日，毛澤東指示前線自10月6日停止炮擊兩日。10月6日，由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從十月六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同時，該宣言呼吁兩岸早日和平解決內戰問題，認清“美帝國主義”才是兩岸的“共同敵人”。 《告台灣同胞書》，《人民日報》1958年10月6日。《告台灣同胞書》還通過福建前線廣播電台向外廣播。
蔣介石攻擊《告台灣同胞書》是中共的宣傳“騙局”，意在離間蔣美關系，他希望美方不為所動，“繼續進行計劃內之軍事行動”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21頁。。但美國不顧其反對，於10月6日（美國東部時間）下令暫停護航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1; Telegram From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Burke)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Fel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7.。之后又試圖讓蔣介石在美國與中共達成停火協議后，體面地主動從金門撤出至少2/3的駐軍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381-382.。10月22日，杜勒斯到台灣與蔣介石會晤。蔣介石反對杜勒斯企圖制造實質性的“兩個中國”及其停火安排，他希望美方在金門布置“原子炮”，轉交空降工具，以在“不引起大戰程度內”，助“反攻”之用。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28頁。顯然，蔣介石仍在謀劃繼續擴大戰事，伺機“反攻大陸”。蔣介石與杜勒斯達成的協議聲明，“光復大陸”訴諸“三民主義之實行”，而非憑借武力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29頁。。美方達到了逼蔣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的目的。后者對此雖不情願，無奈需要依托美國支持，故隻好自我安慰說“公報”建立了“中美共信互助之基礎”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第135頁。參見Joint Communiqué,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442-444。。
在杜勒斯赴台與蔣介石會晤期間，中共再次炮擊金門。蔣介石以中共威脅為由，趁機拒絕了美方減少金門駐軍的要求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pp.439-440.。最后，美蔣的“公報”稱金門炮戰沒有停止前，蔣介石無法從金門撤軍，美蔣確認“金馬與台澎防務有密切關系” Joint Communiqué,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442-444.。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當蔣介石得悉杜勒斯將到訪的消息后，面臨很大的壓力，思考如何應付。有論者認為蔣介石曾將杜勒斯即將訪台之事透露給中共，讓中共不要停止炮擊 參見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irdge, Mas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pp.501, 686. Xiao Ruping, Hsiao-ting Lin, Inside the Asian Cold War Intrigue: Revisiting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Modern Asian Studies, 07/2018. 。雖然沒有直接佐証的材料，但此時曹聚仁確實又面見了毛澤東、周恩來。而蔣介石10月13日的日記還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今晨四時半醒后，起床問侍衛長，對共匪停火問題是否廣播，竟無所悉以答……直至六時半，經兒將匪廣播全文見報，方知其重點全在攻擊美國也。余乃決定約杜卿來台面商，此其時也。”顯然，蔣介石很可能事先便猜到當日中共會有“停火問題”的廣播，且特別查閱了廣播的內容，在確定“其重點全在攻擊美國也”后，才決定正式“約杜卿來台面商”，並稱“此其時也”。 蔣介石日記（1958年10月13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之后的過程也顯示，國共此番在金門撤兵問題上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蔣介石利用中共的炮擊得以固守金門，中共也借此讓美國未能從金馬脫身，質言之，兩岸的默契配合，令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終成黃粱美夢。
根據形勢發展，1958年10月26日，中共發表《再告台灣同胞書》，宣布福建前線部隊奉命逢雙日不打金門，逢單日也不一定打炮。它強調炮擊金門的策略轉變，不是要瓦解國民黨部隊的軍心，相反，是幫助國民黨固守金門，以便“一致對外”，避免美國進一步控制台灣。 《中國人的事隻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6日。1958年11月，毛澤東起草了 “三告台灣同胞書”，直接呼吁兩黨和談，“美國人非常懼怕和平，非常懼怕國共兩黨重新接近，談出一個和平局面來，妨礙他們孤立台灣和托管台灣的陰謀計劃。我們必須擊破這個計劃。我們希望台灣當局有一天甩掉美國人那隻鉗制魔手，派出代表，舉行和談。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就可以宣告結束，全體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來的威脅，豈不是一件好事嗎？”《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53—454頁。該文當時雖然沒有正式發表，但可以看到“聯蔣抗美”已成中共的對台新策略 “聯蔣抗美”一詞，援用自楊奎鬆：《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史學月刊》2003年第12期。。
毛澤東后來在回顧炮打金門這段歷史時，曾生動地說明了中共決策的變化過程：“開頭我們……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門、馬祖搞回來。后頭……形勢不對了……因為美國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麼一個方針，如果我們隻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所以……金、馬、台、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於搞金、馬？這樣，我們就不會變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們的領導者，就是以金、馬換台、澎。”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8—879頁。
中共策略的變化，還可從周恩來與曹聚仁的談話看出來。1958年9月8日，即杜勒斯“新港聲明”后，周恩來接見曹聚仁，托其傳話給蔣介石，勸說金馬的蔣軍主動撤退。周恩來指出金門、馬祖的蔣軍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與島共存亡﹔第二條是全師而還，好處是金、馬駐軍佔國民黨軍隊1/3……第三條是美國逼蔣軍撤退。《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68頁。9月10日，周恩來再次接見曹聚仁，請其以最快辦法轉告台方，為了寬大並給予蔣方面子，中共准備以七天的期限，准許在此間由蔣軍艦隻運送糧食、彈藥和藥品至金門、馬祖。但前提條件是決不能由美國飛機和軍艦護航，否則中共一定要向蔣軍艦隻開炮。同時，歡迎蔣介石與中共公開進行談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68頁。可見，中共此時主要目標仍是解放金馬。10月13日，在決定改變炮擊金門的策略后不久，毛澤東會見曹聚仁，表露了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基本設想，坦誠地說中共可以和蔣介石合作，條件是“孤立美國”。隻要蔣介石父子“抵制美國”，與美國解除關系，與大陸連起來，“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可以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裡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80—881頁。毛澤東這次談話，是對中共之前提出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基本方針的重要補充。與1955年提出的“和平解放台灣”不同的是，中共此時強調的是“聯蔣抗美”，目的是反對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也不再強調“美軍撤退”的前提。至於合作的具體內容，中共的條件是十分寬鬆的。毛澤東所說的，其實是聯合抗美的政治基礎。
中共調整對台策略后，繼續積極設法與蔣介石接洽。曹聚仁的通道在第二次台海危機后一度被切斷，周恩來轉而委托原國民黨將領致信蔣介石。1963年1月，張治中發出經周恩來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過的給陳誠的信。此信的主要內容即所謂的“一綱四目”，說明毛澤東等人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思路已經成熟。該函指出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仍“在於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台灣歸回祖國”。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24頁。“一綱四目”的“一綱”是：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台灣領導人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從張治中致台灣信件的籌劃過程及內容看，中共的首要目的仍是希望蔣介石與美國切割，不要“把台灣交給美國”，至於和談的條件則盡可能放寬，“隻要發表一份聲明：台灣是中國的，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我們一定立即維護和支持他們”《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415頁。。可見，雖然“一綱四目”與后來“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相似，但其時中共所側重的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而不是國家實現完全統一的問題。由此也足見中共策略轉變的根本立足點，在於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
四、余論：對台戰略中的“民族大義”
近年學界考察20世紀50年代的台海危機時，比較熱衷從冷戰視野分析各方的反應，這一角度固然可以揭示背后的國際因素﹔但考察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戰略，還需要特別注意其背后特殊的民族情感。實際上，無論是中共或者蔣介石，都始終強調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這與美蘇的立場有著明顯的不同。正如周恩來強調的，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內政問題，也事關中國人民的歷史情感，中國人民不能容忍大陸與台灣分離的現狀：“台灣是一個容易激動中國人民感情的問題。關於這件事的現狀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07、408頁。同樣，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蔣介石也曾試圖借赫魯曉夫所發布的台海問題屬於中國內政、蘇聯不主張介入的聲明，要求美國不要干涉其“反攻大陸” 參見蔣介石日記（1958年10月7、9、13、14、1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解決與中共及時調整對美外交策略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問題已有不少學者予以闡發，如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主動表態願與美國進行談判，即被視為此次危機結束的標志 參見牛軍：《1958年炮擊金門決策的再探討》，《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張淑雅：《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中共進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49—1972》中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等。。但以往學界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共對美外交策略的轉變與其處理台灣問題思路的變更密切相關。“和平解放台灣”並非一個簡單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共兼顧內外情形后，對戰略布局重大調整的一部分。萬隆會議后，國際輿論及美國的反應均証明中共主動提出緩和台海形勢是正確的選擇，中共更積極地推進“和平解放台灣”的行動。但既然是對台戰略的一部分，一旦中美談判遇阻，毛澤東等人否定了對美緩和的做法，中共立場重新強硬起來，“和平解放台灣”的宣傳隨之止歇。在第二次台海危機中，中共根據美蔣的動向適時修改策略。在美蔣矛盾公開后，美國宣布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而蔣介石則反對中美談判及棄守金馬。對中共而言，既然蔣介石“反攻大陸”已基本成幻影，其對沿海的威脅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國共反而更有可能就反對“兩個中國”達成默契，畢竟后者也是蔣介石的一貫態度。在兩次台海危機期間，蔣介石與美國斗爭的核心之一即在抵制“兩個中國”的陰謀 參見馮琳：《美國“兩個中國”的實踐與主張及台灣當局的抗爭（1954—1955）》，《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3期。。他一再試圖向美國表示，國共爭斗屬於中國“內戰”，希望其“不干涉我內政不妨礙我主權”，不要阻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 蔣介石日記（1958年10月12、13、1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於是，中共為了聯合蔣介石一道反對美國分裂中國的圖謀，再度高調宣傳“和平解放台灣”。此時，中共不再預設“美軍退出台海”的前提，重點甚至也不是呼吁“統一”，而是要求蔣介石抵制美國分裂中國的企圖。顯然，中共的主旨從促成中美談判轉變為“聯蔣抗美”。就此，中共放棄了原先解放沿海島嶼與台灣本島“兩步走”的策略，將“台、澎、金、馬”視為整體，留待將來一道解決。
可以說，對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共而言，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兩個中國”陰謀，比實現台灣解放還要緊迫得多，這是超越內戰的民族大義。換言之，何時解放台灣，不是當務之急，甚至也非最終目的﹔打破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才是當務之急與最高民族利益。即使敗退台灣的蔣介石，也依然嚴守“一個中國”的立場。上文提到在確定邀請杜勒斯訪台前，蔣介石曾特意查閱的那份中共廣播稿中，毛澤東明確聲明中共的措施出於“民族大義”：“兵不厭詐，這不是詐。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們這樣做，就全局說來，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有益於什麼人呢？有益於台、澎、金、馬一千萬中國人，有益於全民族六億五千萬人，就是不利於美國人。” 此命令以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但實際出自毛澤東之手。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80頁﹔《國防部命令對金門炮擊再停兩星期》，《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同日，毛澤東還起草了一份《再告台灣同胞書》，更明確地說明，相對於民族矛盾，國共已不是主要對手，可以“化敵為友”：“自從美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以來，形勢已經改變了。美帝國主義成了我們的共同敵人。國民黨已經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和你們還是敵對的，但這種敵對，較之民族矛盾，已經降到第二位。幾年前，周恩來總理即向你們建議談和，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和談勝利妥洽成功，則我們兩黨又可以化敵為友。我們建議：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全體軍民同胞團結起來，採取堅定而又靈活的政策，減少你們內部的磨擦，一致對付民族敵人。” 該文沒有發表。25日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是毛澤東后來重新起草的。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80、883頁。若聯系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及國共間的秘密接觸，毛澤東的聲明很可能是在呼應蔣介石的要求時，表露中共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態度，而蔣介石的反應自是心領神會。兩岸既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達成了默契，中共就可以相對坦然地等待解放台灣的時機。因之，1965年8月，周恩來在有關台灣問題的談話中指出，對台工作宜緩不宜急：“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后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解放台灣，下—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隻要把種播好，把路開得對了就行。”《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53頁。總之，“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中共充分展現出了在兩岸問題上的遠大歷史目光。現今，回首70年來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努力，仍然可以看到當年所確定的“民族大義高於一切”的戰略基點並未改變，如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所重申的，中共70年來“始終著眼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習近平：《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斗——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
（本文作者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創新團隊成員、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廈門36100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