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技術引進的歷史檢視

〔摘要〕

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是貫穿后發大國趕超型工業化進程的兩大主題。新中國成立70年來，工業技術的升級與改造在西方技術封鎖的條件下，既秉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術進步路線，又在極端困難的外部環境下積極開展技術引進。從植根於獨立自主到“以市場換技術”，再到在技術引進的同時強化對自主創新及核心技術研發的關注，不同歷史時期的技術引進理念、技術引進主體以及技術引進方式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根據內外部條件進行“相機抉擇”的自我調整過程，這一歷史路徑的變遷在當今國際大背景下有著特殊的啟示和借鑒意義。歷史証明，后發大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必須將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緊密結合，才能發揮后發優勢從而實現工業技術趕超。

產業技術的改進與升級，是后發國家趕超型工業化進程中最核心的命題。新中國在成立以來7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幾乎從未中斷過技術學習和引進的步伐，不論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改革開放以后，很多工業領域的技術升級與改造都和技術引進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很多研究者都對技術引進問題頗為關注。就已有的相關成果而言，對新中國技術引進問題的梳理與探討大體上比較多地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側重於某一歷史時期的討論,這類成果圍繞著某一時段的技術引進而展開,闡釋特定時期技術引進的時代背景、引進過程、呈現出的特點以及技術引進所發揮的作用等比如陳夕總主編、董志凱執行主編：《中國共產黨與156項工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牛建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7期﹔林柏：《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技術與設備歷史再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2期﹔劉榮剛:《對一九七八年二十二個成套設備項目引進的歷史回顧》，《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5期﹔康榮平：《90年代中國技術引進的新格局》，《管理世界》1994年第1期﹔等等。與其他幾類研究成果相比，這類成果的史學研究特點或許更為突出。﹔

其二，著眼於某一行業、領域或是某一區域、某一特定群體技術引進問題的討論，研究的對象十分具體而有針對性 比如劉駿、白秀英：《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技術引進模式研究》，科學出版社，2016年﹔楊禮勝、張昭：《我國農業技術引進的實踐與探索》，中國農業出版社，2012年﹔陳愛貞等：《下游動態技術引進對裝備制造業升級的市場約束》，《管理世界》2008年第2期﹔等等。﹔其三，探討技術引進的績效及影響，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成果以技術引進與經濟增長抑或是自主創新的關系為研究重點 由於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是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后發國家的技術引進問題自然會特別受到經濟學學者的青睞，這方面的成果不勝枚舉，如唐未兵等：《技術創新、技術引進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研究》2014年第7期﹔肖利平、謝丹陽：《國外技術引進與本土創新增長：互補還是替代》，《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9期﹔湯萱：《技術引進影響自主創新的機理及實証研究》，《中國軟科學》2016年第5期﹔吳延兵：《自主研發、技術引進與生產率》，《經濟研究》2008年第8期﹔等等。﹔其四，技術引進戰略的國別比較，希望以此為中國的技術引進、產業升級提供借鑒 如王福君、沈頌東：《美、日、韓三國裝備制造業的比較及其啟示》，《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傅利平、石玉頂：《中日技術引進的比較與對策分析》，《科學管理研究》2003年第1期﹔魏勇：《中日技術引進的比較分析》，《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年第19期﹔等等。﹔除此而外，也有研究者從法律層面對技術引進進行解讀和審視 如劉國福：《技術移民法律制度研究：中國引進海外人才的法律透視》，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郭思永、王玉潔：《技術引進的有關法律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等等。。

當然，各類研究成果並不能被截然分割開來，因為討論的問題事實上存在諸多交叉之處。豐富的研究成果與文獻 限於篇幅，筆者難以將很多有價值的並受到學界較多關注的研究成果一一列入文中，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得出一個認識：不論是從史學研究的角度，還是從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新中國的技術引進都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不僅為我們全面地認識新中國的技術引進提供了基礎,也提示我們研究對象本身的重要性，技術引進貫穿並始終深刻影響著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本文嘗試從整體上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技術引進路徑進行梳理，進而審視和探討技術引進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梳理和總結的意義不僅在於形成對新中國工業化路徑的清晰認識，還在於探尋一條真正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工業化大國的技術進步路線。

一、植根於獨立自主的工業化：

計劃經濟時期的技術引進

整體而言，計劃經濟時期的技術引進，是中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和條件下，進行的以自主研發為主體、以快速實現技術追趕並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為目標的技術引進。既包括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建工業項目這樣系統的、全面的引進——中國從項目選擇、設計、建設到設備、技術再到人才培養都進行了全方位的學習，也包括六七十年代所進行的有針對性的、局部的、為解決某些特定困難而進行的設備引進。然而，總體上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70頁。的，中國在這一時期所選擇的是一條植根於獨立自主的技術進步路線，不論是否具有比較優勢，中國都在一些高精尖技術領域進行了艱難的研發和攻關，這為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最終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1.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技術封鎖條件下的技術引進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並不樂觀。1949年11月,由美國發起並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這一幾乎與新中國同時誕生的組織實際上對新中國的工業化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1949年12月，中國就被巴黎統籌委員會列入了受管制國家的行列。1950年3月，美國出台《戰略物資管制辦法》，美國不僅要求其盟友，還要求二戰后受到“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所有國家都對中國實行戰略物資禁運。董志凱：《應對封鎖禁運——新中國歷史一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頁。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與美國乃至西方國家的關系日趨緊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禁運也變得更為嚴厲。巴黎統籌委員會甚至於1952年7月增設中國委員會，日本也加入其中，相比於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貿易管制，中國委員會施行的貿易管制更加嚴格。 崔丕：《美國的冷戰戰略與巴黎統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1945—1994）》，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92頁。這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格局。

而幾乎同一時期，1949年10月中蘇外交關系的建立、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就開始逐步推進的蘇聯對華工業項目設計的援助以及新中國迫切地啟動工業化建設的願望都在推動著中蘇之間更加密切的聯系與合作。隨著1953年5月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以及1954年10月關於增加援建企業和設備供應的協定的正式簽訂和付諸實施，新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這一次技術引進最核心的內容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舉全國之力推動的“156項”實際實施的為150項工程。事實上，除了“一五”時期雙方協定實施的這些項目之外，中蘇兩國后來還於1958年8月和1959年2月分別簽訂協定，約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后蘇聯將繼續援助中國建設125個工業項目，只是后來由於兩國關系的破裂而未能完全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工業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426頁。。“一五”時期蘇聯援助的這些項目具體包括106個民用工業企業和44個軍事工業企業，涵蓋了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加工、煤炭、電力、石油、醫藥、輕工業，以及航空、航天、電子、兵器、船舶等諸多重要工業領域，幾乎全部為重工業項目參見董志凱執行主編：《中國共產黨與156項工程》，第549頁。。這些絕大部分在1956年以前就已經開工的項目為新中國工業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

整個20世紀50年代，蘇聯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東歐各國成為中國技術引進最主要的來源國。1950年至1959年間，中國合計進口415項成套設備，其中304項來自蘇聯，另外108項來自民主德國、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441—442頁。。不論是就引進的規模、涉及的費用，還是就合作的深度而言，蘇聯都是中國最重要的技術輸出者。這是一次全方位的、系統性的技術引進，如此評價不僅是因為引進的項目涉及一個大國工業體系內最重要和最基礎的部分，還因為按照中蘇雙方的約定，在引進的過程中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作為技術輸出方的蘇聯在項目的設計、初期設備的供應、具體施工過程中的技術支持以及中國相關工程技術人員的培養等各個環節都將提供援助，而中國將以16萬噸鎢精礦、11萬噸錫、3.5萬噸鉬精礦、3萬噸銻、9萬噸橡膠，以及大量的大米、豬肉、茶葉等農副產品出口作為對蘇聯援助的償付。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第334、358頁。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認識這次技術引進的結果。其一是對於生產力的直接影響。經過20世紀50年代的技術引進和配套建設，國家經委曾在60年代初期對中國當時的工業技術水平進行估計，認為總體上已經相當於40年代的世界水平，煤炭及部分石油工業大體達到50年代的世界水平，機械、冶金、電力、化學、交通電訊、紡織等工業基本上處於40年代的世界水平，當然也還有些工業或是工業內部的某些領域還隻相當於30年代的世界水平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工業卷，第194—195頁。。毫無疑問，這時的中國工業在工業品的品種、產量、質量、原材料的消耗、技術裝備程度以及勞動生產率等各個方面都與蘇聯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但一個獨立而且日趨完整的國家工業體系的雛形在逐步建立當中。與以往相比，不僅原煤、原油、發電量、鋼鐵等重要基礎工業產品產量有了極大幅度的提高，以蘇聯援建項目為基礎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還讓中國制造出包括載重汽車、客輪、貨輪、成套水力發電設備、新型機床、特殊儀表用鋼、高級合金結構鋼等在內的新的工業產品，一些新的工業部門如新式機床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制造業、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飛機制造業等都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而建立。《中國工業五十年》第2部上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頁。工業產值尤其是重工業產值的快速增長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

其二，與后來的技術引進相比，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技術引進的特別之處還在於這次引進對新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乃至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構成都產生了直接影響。“國家計劃的嚴肅性”是援華蘇聯專家尤為強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工業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第753頁。，為了調動和集中各種資源推動大型工業項目特別是重工業項目的建設，新中國在“一五”計劃期間模仿蘇聯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計劃編制機構，重要資源的價格與配置均納入國家計劃管理，對國營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進行嚴格的指標控制，以此確保中央大工業項目的順利推進。憑借著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和財政資金的大規模投入，新中國在技術引進的同時完成了工業體系以及產業技術基礎的奠定工作。

然而，到50年代中后期，中蘇之間的合作關系卻隨著兩國矛盾與分歧的增多而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這對中國的技術引進產生了影響。早在1957年10月，蘇聯就已經拒絕向中國提供研制核潛艇的資料，而后又以各種理由拖延乃至拒絕按時向中國提供雙方之前協定中約好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相關資料。在經歷了“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擊金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兩國關系大不如前。1960年7月，中國政府正式接到蘇聯照會，提出蘇聯將於1960年9月1日前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當然，原本由蘇聯承諾供應的各種設備材料也隨之停止。《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蘇聯援助的撤走，給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帶來了很大困難，但同時推動著一條更加獨立自主的技術進步路線的形成。即使是在接受蘇聯援助的過程中，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者也並未放棄“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的信心和理念《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38頁。。

在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之后，中蘇兩國於1961年6月正式簽訂協定，對兩國從1950年至1959年間商定的所有援助合作項目進行了調整、清理和撤銷。經過雙方核對，1950年至1959年間中蘇兩國簽訂的協定中共涉及“304個項目和64個個別車間、研究所和裝置”。在304個項目中，已經完成的有120個，基本完成的有29個，雙方約定解除繼續履行義務的項目合計89個,另外66個項目中蘇雙方將通過新的協定另行商定。而“64個個別車間、研究所和裝置”中有29個已經完成，其余35個則解除雙方應當繼續履行的義務。董志凱執行主編：《中國共產黨與156項工程》，第534—535頁。至此，隨著蘇聯援助項目的清理，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告一段落。

技術引進最終所能取得的短期乃至長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與引進方消化吸收、自主研發的能力密切相關。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這次技術引進中，蘇聯的援助至關重要，但中國自身在技術的吸收和應用環節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1953年5月中蘇兩國簽訂的協定中就已經明確規定，對於由蘇聯援建的企業，蘇聯供應的設備約“為各技術設計中所規定的設備之價值的50%至70%”《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第335頁。，其余的設備則由中國工業自己制造。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中國在重軌、大型型鋼、無縫鋼管等材料以及化學農藥、機械設備等方面的自給率都有明顯的提升，1957年機械設備的自給率已達到60%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工業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1140頁。。即使在中蘇關系沒有破裂之前，在那些直接由蘇聯援建和提供技術支持的企業中，中國迫於各種條件和因素的限制也不得不自己解決和克服一些技術上的難題。作為蘇聯援建項目之一的北京電子管廠在即將投產時，由於蘇聯不能如約供貨和西方對重要物資的封鎖甚至面臨著因缺乏核心原材料（鎳材）而根本不能開工的困境，以鍍鎳鐵等材料進行替代的“國產化”辦法確保了電子管廠的如期投產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第10頁。。而這一軍工企業對於技術困境的突破不過是當時無數中國工業企業在學習、模仿、引進過程中的一個縮影。在中蘇關系破裂之后，沒有了外部的援助和支持，不論是民用工業還是軍用工業，中國都不得不在技術層面進行更多的獨立研發和探索，盡管艱辛和成本高昂，卻開啟了一條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

2.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設備和技術：打破封鎖與“四三方案”

在與蘇聯的合作中斷之后，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立即開始了其他的引進嘗試。早在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啟動之初，中央就曾明確提出“技術一邊倒”的提法與做法並不明智，技術並沒有“階級和陣營的分別”，我們應當學習和汲取任何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2頁。。中蘇關系的破裂又一次改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以及對外經濟合作的格局，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中國的技術引進開始轉向日本以及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等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

1962年3月，外貿部和意大利企業商談購買化工與煉油設備事宜，同年11月周恩來批准了由國家計委和對外貿易部共同醞釀的《關於向西歐國家購買化肥、化纖、煉油成套設備和專利的請示報告》。除了需要一套化肥設備用以援助阿爾巴尼亞建設之外，中央各部門還提出15個在技術上難以解決但又迫切需要因而希望引進的技術項目，包括重油造氣設備、鉑重整裝置、合成氨設備、尿素設備、制造化肥設備用機床及儀器，以及乙炔及提濃裝置、石油裂解及分離裝置、延遲焦化裝置、聚丙烯設備、制造硝酸磷肥設備等，擬從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日本、荷蘭、聯邦德國、瑞士等國進口。1962年開始啟動的這些側重於石油、合成纖維、化工、化肥等工業的項目后來有增有減，在實際的談判、引進過程中有所調整。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417—419、421頁。1963年11月，國家計委又決定從西方國家洽購6000余台大型精密儀器儀表，包括無線電測量儀器、射線儀器、光學儀器、機械量儀、熱工儀器 、電工儀器儀表、分析儀器、氣象儀器、計時儀器、材料試驗機、實驗室設備、電子計算機等。引進這批精密儀器既是由於中國當時的儀器儀表工業產品多屬於中、低級精度，對於精密儀器生產能力不足，同時也是為了“了解到西方國家各類工業水平和新技術發展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427、428頁。根據中央的部署，1963年和1964年的成套設備引進重點在石油化工領域，不少項目與百姓吃、穿、用直接相關，而1965年引進的重點則要轉到“冶金、精密機械、儀器儀表、電子工業等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固定資產投資與建筑業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373頁。，目標是要在這些領域 “解決一批我國長期摸索，或者曾向蘇聯提出而未得到解決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438頁。。

在這幾年當中，中國與不同國家的外商進行了多次的詢價、考察、談判。與蘇聯援建項目相比，60年代初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成套設備操作起來要相對簡單得多，款項支付方式靈活，交貨期“比蘇聯短”，“一般從第一批交貨開始到交完，相隔隻有半年時間”，且合同中對產品的質量、數量、消耗定額等指標都有明確的約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460頁。。這一時期中國共進口了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涵蓋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9頁。，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成套設備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封鎖。

進入70年代后，中美關系的緩和為中國的技術引進又創造了有利條件。1972年初，國家計委已經開始醞釀進口化纖和化肥工業的成套設備，同年曾先后就連續式軋板機、乙烯配套加工等成套設備的進口問題多次請示中央。1973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明確提出“將於三五年內，進口43億美元的設備”（此即“四三方案”）。這一方案中總投資的64%將用於“石油、煤炭、冶金、發電、交通運輸等基礎工業”的設備引進，其余36%用於農業和輕工業方面的設備引進。其中佔比重比較高的是如下幾個領域：（1）冶金工業（6.75億美元）：重點是進口礦山設備和軋鋼設備﹔（2）煤炭工業（7億美元）：以增加國內原煤生產能力為目標，進口設備用於老礦井進行技術改造並建設大型煤炭出口基地及煤礦﹔（3）石油工業（6億美元）：進口設備以提升原油生產能力和煉油能力﹔（4）化學工業（7億美元）：重點引進乙烯裝置及配套設備以及增加化肥生產能力的設備﹔（5）機械工業（2.2億美元）：用於進口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車間成套設備，大型、重型及高效機床等﹔（6）水利電力（3.5億美元）：主要進口成套火電設備、原子能電站及大型施工設備﹔（7）交通（1.7億美元）：主要用於造船、內燃機車制造工業以及進口裝卸專用機械設備﹔（8）輕工業（7億美元）：重點為石油化纖設備。《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14—17頁。從實施結果來看，“四三方案”中涉及的26個項目最終實際花費39.6億美元，比預期方案要低，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項目在1979以前就已經建成投產《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37—39頁。。

“四三方案”實施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這次技術引進為中國積累了更多的向西方發達國家引進設備和技術的經驗。繼“四三方案”之后，1977年7月，國家計委又一次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規劃的請示報告》，規劃新的引進方案﹔在次年2月國家計委《關於1978年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計劃的報告》中，技術引進的投資規模被大幅度提高《中共黨史資料》第92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20頁。。這為改革開放后的技術引進拉開了帷幕。整個70年代中國的技術引進來自20余個國家和地區,和60年代前期的技術引進相比，技術來源國的范圍又有所擴大，這也意味著中國對外經濟交往與合作的能力在不斷增強。

其二，“四三方案”是在新中國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實施的，從時代背景來看，“四五”計劃部分地延續了“三五”計劃時期關於戰備的指導思想。盡管如此，“四三方案”中卻有相當比重的投資用於支援農業和輕工業，包含了大量石油化纖項目。因此，從技術引進的角度亦可看出政府用於與人民生活吃、穿、用密切相關的領域的投資在逐步增加,這與計劃經濟初期完全側重於重工業的技術引進明顯不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家已經在逐步調整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而這種調整恰恰是改革開放后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就實際影響來看，“四三方案”的實施帶來了一些行業生產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四三方案”的26個項目中有13項是引進合成氨生產的成套設備，分別來自美國、荷蘭、日本、法國等國家，70年代中期這批設備的陸續引進投產使中國的合成氨生產能力提高了30%以上 《當代中國的石油化學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154頁。。以此為基礎，化肥工業迅速發展， 80年代農業產量隨之大幅增加。中國第一套年產30萬噸乙烯裝置的建成投產亦是因為“四三方案”的推動。化纖設備的引進為中國化纖產量的增長以及后來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但這一時期的技術引進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對引進設備技術水平是否先進的綜合評判、對引進所需要的配套工程系統規劃的缺乏、由於重復引進帶來的資源浪費、設備引進后個別工業領域產品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改進。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不止“四三方案”，在70年代的引進中，設備引進依然是絕對主體，設備引進合同的成交金額佔全部引進合同金額的比重在九成以上，70年代末期出現了少量的技術引進合同，只是合同成交額微乎其微。 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我國技術和設備引進情況匯編（1973—1982年）》，1983年印行，第1—4頁。這種過於注重快速提高生產能力、注重引進設備而不是引進產品設計工藝抑或設備的制造技術的特征一直持續到了改革開放后。

二、從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

“以市場換技術”模式下的技術引進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推進，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的產業鏈當中，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舊世紀之交，中國引進外資的規模前所未有地快速擴張。在“技貿結合”“工貿結合”“以市場換技術”的理念指導下，引進技術成為中國企業技術升級的一個重要途徑，趕超型國家的獨立自主技術進步路線被暫時擱置，而代之以后發引進模仿路線。在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裡，成套設備的引進仍然是中國技術引進中的主體，大量國外設備、生產線的引進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初級加工業發展的需要。依托於加工貿易，在外向型經濟的驅動下，這一時期外資、設備以及技術的引進使中國企業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分工體系當中，中國制造的工業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際市場上。然而，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中國企業也面臨著新的技術瓶頸，即在某些領域難以完全憑借引進走向技術的最前沿，在引進的消化吸收以及技術的自主研發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否則很難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1.經濟體制改革推進中的大規模技術引進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程。政府干預經濟方式的變化、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的擴大、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對外商投資的鼓勵，所有這些要素都對中國的技術引進產生著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的建立，到80年代中期沿海港口城市的開放和長江三角洲等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設立，對外開放的試點范圍越來越大，這為外資的進入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而將技術引進與利用外資結合起來，是改革開放以后與計劃經濟時期技術引進的一個區別。夏梁：《“以市場換技術”是如何提出的（1978—1988）》，《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就初衷而言，最初對中外合營的鼓勵就是希望外國合營者能夠以“適合我國需要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出口設備文件匯編（1979—1988年）》，機械工業出版社，1989年，第2頁。進行投資。在對外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過程中， 80年代中國逐步形成了“以市場換技術”的引進模式。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願意“提供一部分國內市場”，對於能夠帶來“缺門技術，以及生產我國還需要進口的短線產品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允許其不斷增加在國內市場銷售產品的份額《對外經濟貿易重要文件匯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5年，第204頁。，政府以逐步開放國內市場、增加合資企業所能獲得的產品銷售利潤吸引更多外商投資中國企業。而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對於產業技術更新升級的途徑亦有了新的認識，提出我們的“技術開發工作要有一個轉變”，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要“把引進技術放在發展生產技術、改造現有企業的重要位置上來”《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5頁。，即希望通過擴大開放、發展貿易來實現技術的引進、改造以及工業生產水平的提升。對於“外商投資者提供先進技術，從事新產品開發，實現產品升級換代，以增加出口創匯或者替代進口的生產型企業”以及產品主要用於出口的企業，將在用地、信貸、稅收、外匯使用、人員管理等各個方面得到政府的政策照顧和優惠《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出口設備文件匯編（1979—1988年）》，第87—90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各地相繼推出了關於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

對於政府而言，外商投資的大力引入是“解決加大投資力度和資金嚴重不足的矛盾”以及拓寬國內企業“技術改造資金渠道”的一個重要途徑《中國工業五十年》第8部上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945頁。。直到90年代末期，“以市場換技術”依然是中央強調和貫徹執行的方針，希望國內企業能夠“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引進先進適用的技術、資金、管理經驗和營銷方式，並進入其國際生產、銷售和服務網絡”《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945頁。。從數據中可以看出，經過長期的引進外資，外商投資企業逐步成為中國技術引進中的一個重要參與主體。以大中型工業企業為例，2000年中國全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245.42億元，其中三資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52.31億元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1）》，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第152頁。，佔前者的比重約為21.31%，而后來這一比重還有更為明顯的大幅度提升2010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386.13億元，同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173.84億元，佔比45.02%﹔2017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399.32億元，同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引進經費為232.08億元，佔比58.12%，半數以上的技術引進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技術引進經費數據引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第57頁﹔《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第57頁。。

八九十年代中國出台了一系列關於技術引進的政策和規章制度。1985年，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1988年，當時的外經貿部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逐步規范了技術引進合同的審批。1991年，財政部、海關總署等機構聯合印發《關於運用稅收優惠推動技術引進結構優化的暫行規定》，其中規定，如果企業引進國家鼓勵發展的新技術，那麼不論是引進技術軟件還是相關的儀器設備，國家都會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1996年，外經貿部出台《技術引進和設備進口貿易工作管理暫行辦法》。根據這一文件，對於企業的技術引進合同不再實行原來的審批制，而是改為注冊生效制。90年代中后期，國家還調整了關於進口設備的稅收政策，並出台相關規定鼓勵外資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 《中國產業技術政策研究報告（2008）》，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75頁。這些都推動著中國技術引進規模的不斷增長。

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對外開放進程的加速，使改革開放后的技術引進表現出了與計劃經濟時期明顯不同的特征。計劃經濟時期幾次技術引進的主導者都是政府，技術引進的內容以及規模是由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掌握和決定的。但改革開放后，由於所有制結構的轉變、政府管理權限的下放、市場因素的逐步引入、企業自主經營權的擴大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微觀經濟主體參與到技術引進的過程中來。計劃經濟時期尤其是工業化建設啟動初期，政府進行技術引進的首要目標是建立和打造一個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引進的重點是中國原本並無比較優勢或者基礎極其薄弱的工業部門，國家以巨額資本的投入支撐了大型成套設備的進口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相關工業企業的建設，因此，這一時期的技術引進項目大多具有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的特點。

但改革開放后的技術引進則不同，引進不再過度強調重工業而是結合各行業的技術改造來進行，所以在改革初期就表現出了“投資規模小、建設周期短、投產見效快、經濟效益好”的特征《中國工業五十年》第7部中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2540頁。。但和此前技術引進相同的是，改革開放啟動直至世紀之交，中國的技術引進仍然是以關鍵和成套設備為主體，而其他技術引進方式所佔的份額則比較小。從1979年到1999年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裡，大多數年份關鍵和成套設備引進合同的金額在各類方式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總額中所佔的比重都保持在70%甚至是80%以上，低於70%的年份極少，90年代末期開始有明顯的下降。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1）》，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第327頁﹔《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1）》，第222頁。這意味著通過技術許可、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合作生產等方式實現的技術引進所佔的比重非常低。

2.制造大國的“引進依賴”：“以市場換技術”中的得與失

從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的這20余年中，中國的技術引進規模獲得了長足增長，在機械、電子、石油、化工、能源、冶金、輕工業等諸多領域都引進了大量設備以及技術。對外開放、吸引外資、“以市場換技術”，所有這些實踐的重要目標之一都在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進口關鍵設備”，進而“縮短同發達國家差距”。《中國工業五十年》第8部上卷，第960頁。因此，如果要對這一時期的技術引進進行評價，那麼評判標准至少應當包括三個：其一，這一時期引進的設備和技術是否改善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其二，在完成引進后是否真正縮短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即我們是否引進了最先進的技術﹔其三，這一時期的技術引進對企業發展進而經濟增長的推動是否可持續。

就技術層面而言，很多引進的設備對於當時國內企業的技術改造、設備更新換代以及生產能力的提升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於一些從事加工工業的中小企業來說，雖然有時引進的是國外的二手設備，但“較之原有的技術、設備普遍都提高了一代甚至二代水平”。《中國工業五十年》第6部下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2703—2704頁。而此后在出口導向、進口替代等指導方針的貫徹和相關政策的不斷推動下，中國工業品的供給能力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大量中國制造的工業品開始出口走向國際市場，這甚至為中國后來加入WTO之后更大規模地出口以及更快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創造了重要條件，國內工業品供給長期短缺的狀況也得到緩解。據統計，從1978年到21世紀之初，中國機械工業引進先進技術3000余項，汽車工業引進1000余項整車、零部件工藝及開發技術，化工行業引進了大量大型化肥、大型乙烯、離子膜燒鹼、子午線輪胎等項目，家電行業引進了100余條彩電生產線，鋼鐵行業引進了1000余項設備和技術﹔等等，這些引進明顯改進了相當一部分國內企業的技術裝備與制造工藝，同時也提高了國內工業品的產量、性能，一些精細產品亦逐步發展起來，在諸多領域都不乏有力的例証。參見《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4）——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59—63頁。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日益成長為一個制造大國，但改造了現有企業的生產能力與技術水平，並不意味著接近了世界先進技術水平。在引進了適用的國外設備和技術之后，中國的工業制造技術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實現對技術輸出國的追趕。直到新舊世紀之交，中國在很多工業領域的技術水平仍不容樂觀。以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備受關注的汽車產業為例，到1995年時，已經有20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相繼投資於中國的汽車工業，建立了300余家各種類型的汽車生產企業，大規模的投資帶來了中國汽車產量的大幅增長，在國內市場上的確實現了進口替代。然而，由於技術的相對落后，這些企業生產的汽車很難進入國際市場，當時能夠出口到國際市場的整車反而是“基本上沒有合資的原國產汽車產品”。《中國工業五十年》第8部下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3985頁。在汽車零部件的生產研發中，中國的優勢更多的是體現在中低附加值的產品上，對於汽車發動機等部件則在技術上明顯落后於發達國家。以轎車為例，由於並不具備完整的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中國汽車企業在產品開發與技術創新中沒有主動權，不得不依賴跨國公司。參見《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4）——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第224頁。

在一些原本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中，中國面臨的困境卻基本相似。比如高技術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加工貿易”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引進大規模外商投資、外資企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一時期的中國不乏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但這些產品並不以自主研發的技術為基礎，更多的是“貼牌生產”。不掌握核心技術的結果，是在貿易中中國所能獲取的附加值極低,隻能從大量的產品出口中賺取低廉的加工費用。世紀之交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平均利潤率隻有5.3%，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利潤率為5.8%，電子計算機和辦公設備制造業的利潤率為3.7%，電氣設備及器材制造業的利潤率為4.4%，航空航天制造業的利潤率僅為1.4%。參見曾培炎主編：《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年鑒（2002）》，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3頁。這與西方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區別。

這種技術水平上的尷尬境地直接影響到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以及未來的增長是否可持續。然而，和政府行為不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投入產出、成本收益是影響其經營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與引進設備直接投產以獲取利潤相比，技術的自主研發與創新顯然需要企業更多的投入，也會讓企業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至少在企業發展初期，短期內可能獲得的經濟收益是企業更為關注的。在鼓勵引進外資、鼓勵出口、鼓勵進口替代的政策背景下，相當一部分企業更樂於引進投入少、見效快的生產線或是裝配技術，而並不在意是否掌握產品背后的核心技術與工藝。從前文的數據也可看出，設備引進仍是八九十年代中國引進的絕對主體。根據當時一項針對利用外資的企業的調查顯示，在中國企業的技術引進中，有近60%是為了享受有關的政策優惠，還有30%是為了彌補資金的不足，而真正為獲取技術的隻有10%參見《中國工業五十年》第8部上卷，第53—54頁。。中國制造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中所佔的份額在不斷增加，但由於技術含量有限，低附加值的產品所能帶給中國企業的利潤有限，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低附加值決定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並不高。

從世紀之交中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水平來看，中國企業在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事實上，中國無法通過貿易的方式實現所有領域的技術引進，在2001年美國商業部收到的1294件向中國出口技術的申請中，獲得通過的僅佔72%，比2000年又下降了2個百分點，另有3%的申請被拒絕，25%的申請被退回而沒有下文參見張景安：《實現由技術引進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轉變的戰略思考》，《中國軟科學》2003年第11期。。在一些真正涉及高精尖技術的領域，比如航空航天領域，為了防止技術的外溢，外商會以商業秘密的方式對其核心技術進行保護，然后憑借其所具有的技術優勢實現贏得中國市場、向中國大量輸出航空航天產品的目的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所課題組：《中國高新技術專利引進與創新的分析》，《經濟研究》2002年第7期。。於是，成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似乎陷入了一個“引進依賴”的循環，我們在一些加工制造業不斷引進設備、批量生產、賺取外匯，產品憑借在勞動力、土地、原料等方面的低成本優勢佔領國際市場，但在一些關鍵領域，中國的工業企業缺乏獨立可控的技術和自主創新的能力。技術引進的規模一直在攀升，但與技術前沿依然存在明顯差距。這提示中國企業，並不是所有的技術升級問題都可以通過引進來解決，如果要立足長遠，在引進、模仿的同時必須更加關注消化吸收以及技術的自主研發與創新。

三、新世紀以來技術引進格局的

轉變與自主創新的開啟

新世紀以來，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面對世界。雖然技術引進規模整體上仍保持著可觀的增長，但還是表現出了一些不同於以往的變化。引進規模在2012年以后穩中有降，引進由以往的以設備為主體轉變為以技術為主體，更為重要的是，工業企業購買國內技術的經費亦在不斷地增長當中，這意味著在一些領域國內企業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這些技術需求的變化反映出中國工業技術的進步，也與近20年來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對技術的自主研發與創新高度關注直接相關。中國存在無法通過引進解決的技術短板，隻有在保持開放和技術引進的同時，不斷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加強對核心技術的自主技術積累，才可能克服所面臨的技術困境。

1.技術引進中值得關注的變化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步伐由此進一步加快。在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依然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這些都推動著中國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呈現在世界經濟面前。新世紀以來，中國仍保持著大規模的技術引進，但和改革開放之初至新舊世紀之交期間的技術引進相比，近20年的技術引進還是表現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和值得關注的現象。

首先是技術引進規模所發生的變化。2012年以前，中國技術引進的合同金額一直呈不斷增長的狀態，只是技術引進不論是合同數量還是合同金額都在2012年達到了一個高峰——2001年中國全年簽訂的技術引進合同不足4000項，總金額90.91億美元，而2012年全年中國和國外簽訂技術引進合同合計12988項，總金額達442.74億美元，此后就出現了一個總體上下降的過程。一方面是技術引進合同數量的減少，另一方面是合同金額的回落，2017年全年中國共簽訂技術引進合同7361項，總金額為328.27億美元。

其次是在國外技術引進中不同引進方式所佔的比重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成套設備、關鍵設備、生產線的引進不再是技術引進的絕對主體，其所佔的比重越來越低，而專有技術的許可及轉讓、技術咨詢與技術服務所佔的比重則越來越高。新世紀以來不同技術引進方式合同規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01年設備引進合同金額佔全部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的比重大約為36.94%這也是新世紀以來唯一一個“成套設備、關鍵設備、生產線”進口所佔比重超過30%的年份。，除了設備引進，“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引進合同金額約佔23.51%，“專有技術的許可或轉讓”引進合同金額約佔14.05%﹔而2017年成套設備、關鍵設備、生產線的引進合同金額佔全部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的比重已經不足1%，“專有技術的許可或轉讓”和“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合同金額佔全部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的合計比重高達72.2%，特別是“專有技術的許可或轉讓”的合同成交額在最近的20年時間裡幾乎一直排在首位。 參見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再次是中國企業技術獲取途徑的轉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也就是大中型工業企業一直是推動技術進步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如果以這一群體為例，可以看到和上世紀最后20余年相比，新世紀以來的一個明顯趨勢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用於消化吸收國外引進技術的經費支出以及用於購買境內技術的經費支出都在快速攀升，其規模的增速遠高於同期技術引進經費支出的規模增速。200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合計支出技術引進經費285.87億元，同年支出的購買境內技術的經費總額為36.33億元 參見《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2）》，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第108頁。，后者大體相當於前者的12.71%。而在最近的10年中，這一比重大幅度提高。201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用於購買境內技術的經費總額相當於技術引進經費總額的49.11%，此后直到2017年該比重幾乎一直保持在50%以上僅2016年略低，為43.75%。參見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購買國內技術經費的不斷增長意味著國外引進技術已經不再是國內企業獲取新技術的唯一渠道，這反映出至少就部分領域而言，中國企業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即便是在高技術產業中也表現出了類似的趨勢。近幾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用於購買國內技術的經費支出與用於技術引進的經費支出兩者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2017年整個高技術產業用於購買國內技術的經費支出規模（77.36億元）甚至第一次超過了用於技術引進的經費支出規模（64.62億元）。當然，在高技術產業中各個行業的情況還存在明顯差異，有些領域依然高度依賴引進，比如“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2017年“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引進支出規模（52.29億元）佔整個高技術產業技術引進經費總支出（64.62億元）的比重高達80.92%。中的“電子器件制造”，2017年中國在“電子器件制造”領域用於引進技術的經費為12.13億元，而同年用於購買國內技術的經費僅為1.29億元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8）》，第148頁。，大約隻相當於其技術引進費用的1/10。直至近兩年，中國仍有大量幾乎絕大部分依賴甚至是完全依賴進口的產品或關鍵零部件，比如高端芯片、通用芯片、高檔數控機床、高檔液壓件、發動機等。參見《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7）》，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年，第195頁。從這些變化與數據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技術逐步取得的進步，也可以看出在某些領域依然存在的技術短板。

2.強調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路線

技術引進中所表現出的特征已經部分地反映出中國工業企業技術需求以及技術水平的變化。早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在技術引進過程中就有過調整引進方式的探索和嘗試，20世紀60年代，國家計委就曾提出，要在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的同時，也適當採用“購買技術資料”這一在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貿易方式來引進技術。之所以仍以成套設備引進為主，既是因為缺乏購買技術資料的經驗，同時也因為中國當時的科學技術基礎還比較薄弱，在購買技術資料時不得不“附帶購買一些關鍵設備”才便於掌握和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439頁。80年代初，中央同樣曾提出要“嚴格控制進口成套設備”，重點是要引進技術《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出口設備文件匯編（1979—1988年）》，第239頁。。但實際上如前文中所提及的，從合同成交金額來看，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技術引進方式仍以成套和關鍵設備為主。但新世紀以來則不同，“專有技術的許可或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等方式在中國的技術引進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意味著中國的技術引進逐步從注重“硬件”的引進轉向注重“軟件”的引進。

“以市場換技術”的引進理念，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也部分地實現了企業技術改造和升級的目標﹔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以往在要素投入方面所具有的低成本優勢在慢慢減少，相比於其他一些后發國家和地區而言，中國已不再是最理想的技術與產業轉移的對象。對於中國來說，美國、日本以及西歐一些少數發達國家一直都是技術引進最重要的來源國，而發達國家對於諸如航天、電子、信息、軍事等關鍵領域的技術輸出存在嚴格限制，並不是所有先進的技術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而來。

在多年引進技術的過程中，真正能夠做到逐步擺脫引進依賴、走向世界技術前沿的領域，是那些我們從未放棄過技術積累並在引進同時仍堅持探索改進的領域。比如中國的核電技術2012年由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自主研發、擁有完全知識產權的世界首套AP1000主管道的面世，標志著中國擺脫了第三代核電站關鍵裝備對法、美等擁有第三代核電技術國家的依賴，從而為第三代核電站的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而“華龍一號”和CAP1400等第三代壓水堆電站均由中國自主研發。《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3）》，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591頁﹔羅上庚編著：《走進核科學技術》，中國原子能出版社，2015年，第17—18頁。，核電領域核心技術的掌握與突破與中國在這一領域深厚的技術基礎以及一直不曾中斷的建設實踐密切相關。而有些關鍵領域的引進卻並沒有如此理想的結果，如作為重要共性技術的集成電路產業，中國在1965年就研制出第一塊集成電路，起步僅與發達國家相差7年參見《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4）——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第254頁。﹔但后來由於更多地依賴引進產品，對堅持不懈的技術積累與自主研發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值得關注的是，從實踐中的案例來看，在技術引進的大潮中同樣不乏採取了不同路徑的成功案例，有的工業企業從一開始的戰略定位就摒棄了通過與外商合資引進生產線的做法，而是以更加獨立、自主的方式參與到技術更新、變革的過程中，如目前已躋身於世界半導體顯示領域先進行列的京東方參見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第150頁。。因此，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的競爭力，就必須不斷提升技術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

新世紀以來，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推進技術的引進、消化與吸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的開放力度不斷加大並積極履行入世時作出的承諾，企業獲得了包括技術引進在內的對外貿易經營權，政府逐步取消了進口配額管理，放寬進口限制。2006年，商務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等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鼓勵技術引進和創新,促進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優化技術引進結構，提高技術引進質量和效益”的目標，希望通過一系列配套措施來推動實現“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創新開發—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良性循環。“加快建設企業技術引進和創新促進體系”，“綜合運用經濟手段鼓勵技術引進和創新”是這一《意見》的重要內容。 《科技法律法規與政策選編：1985—2008年》上冊，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61—462頁。政府還出台了鼓勵技術引進目錄。

同時，政府對於企業的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也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2006年,經過數年醞釀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出台，隨之頒布和推出的還有一系列促進自主創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為了“營造激勵自主創新的環境，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中央在科技投入、稅收激勵、金融支持、政府採購、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創造和保護知識產權、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教育與科普、科技創新基地與平台、統籌協調等方面都提出了配套政策和具體要求。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規匯編》2006年第3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08頁。2009年國務院出台了十大重點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升產業技術水平、自主創新能力以及整體競爭力幾乎是每一個產業規劃必然涉及的內容。2010年《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亦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視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中心環節”。中共十八大以來，“關鍵核心技術”更是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強調，如《中國制造2025》中所提及的，中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的現狀亟待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規匯編》2015年第6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20頁。。在制造業能力不斷增強、科研投入不斷加大的今天，基礎科學研究的短板、關鍵核心技術的受制於人依然是中國必須正視的問題。“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隻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29日。2018年延續至今的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與摩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些理念的推動下，新世紀以來中國國家財政科學技術支出一直保持著快速的增長 2001年中國國家財政科學技術支出為703.3億元，2017年已經高達8383.6億元。，各類有利於推動企業技術研發與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優惠政策也相繼出台。而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也日益注重研發投入，2001年中國各類企業的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為1496.4億元，2017年已經達到13660.2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用於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經費2001年僅有19.62億元，如今已連續多年保持在100億元以上。2013年全國R&D經費投入強度第一次超過2%，此后一直保持在2%以上。 參見歷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盡管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但和中國以往的投入強度相比卻明顯提高。在保持開放和技術引進的同時，對於技術的消化吸收、自主研發給予越來越多的重視和關注，而不再單純依賴引進解決技術的改造與升級，在核心技術領域強化獨立自主的技術積累與研發創新，這是近20年技術引進中最為突出的特點。

四、結束語：新中國技術引進的

歷史檢視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工業技術的改造和升級歷程，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兩個命題貫穿始終，兩者對立而統一。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進程啟動，中國一方面高度重視技術的學習與引進，另一方面由於國際環境的復雜多變也逐步確立和秉持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術進步路線，憑借不懈的研發與攻關，中國在一些尖端技術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並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的最初20余年間，中國在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下，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外資、設備與技術的引進，這一時期中國制造業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實現了產品大量進入國際市場和賺取外匯的目標。但側重於引進模仿的技術進步路線並沒有讓中國走向技術的最前沿，國家層面對技術消化吸收的強調與微觀層面的以出口導向為目標的企業行為方式並不相配，某些領域技術的進步與趕超甚至有所停滯，這必然會影響到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經濟的長遠競爭力。實踐証明，不是所有的技術短板都可以通過引進的方式解決，正因為如此，新世紀以來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都更加注重技術的自主研發、積累與創新。

從植根於獨立自主到“以市場換技術”，再到在技術引進的同時強化對自主創新及核心技術研發的關注，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技術引進理念、技術引進主體以及技術引進方式，經歷了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根據內外部條件進行“相機抉擇”的自我調整過程 王曙光、王丹莉：《科技進步的舉國體制及其轉型:新中國工業史的啟示》，《經濟研究參考》2018年第26期。

。引進何種技術以及以何種方式引進技術，既取決於工業化進程所處的階段，也會受到政府相關政策以及激勵機制的影響。對於一個后發大國而言，一個獨立的、完整的、自主的工業體系的構建是其工業化進程必須完成的重要目標。這一目標的最終完成離不開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學習，但更離不開獨立自主的技術研發與技術積累，這既是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也是核心技術研發不受制於人的根基所在。因此，中國既要以開放的眼光面對世界，堅持引進、學習和汲取於自身發展有益的技術與理念，同時也必須堅持獨立的、不懈的自主技術積累與研發。隻有將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緊密結合，才可能真正實現技術追隨中的超越，不斷將工業化進程推向深入。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009）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