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界論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新與提高
[內容摘要]在海外學者眼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積極主動地對自身進行革新與提高，這種能力是黨不斷取得成功的關鍵要素。在思想理論上，中國共產黨既有對共產主義理念和傳統儒家文化的傳承，也有為適應所處環境的變化而做出的調整﹔在執政特點上，中國共產黨在調整組織結構、推進黨際交流和強化學習能力等方面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面對新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共產黨自我革新與提高的步伐不止。
[關鍵詞]自我革新﹔海外中國學﹔思想理論﹔政黨建設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想了解當代中國就必須了解中國共產黨，這幾乎已成為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的共識。因此，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國學的重要領域之一。
西方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熱情曾出現起伏。新中國成立后，以哈佛學派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的研究表現出極為濃厚的興趣，其研究視角和方法區別於傳統的漢學研究，開啟了系統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道路。 改革開放初期，海外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熱情一度暫時下降，許多研究者將研究興趣轉向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微觀層面。 近10來，歐美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程度又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部分學者提出“把黨帶回來”的研究取向，以轉換中國政治的解釋范式，這標志著“以黨為中心”研究范式的復興。
蘇東劇變之后，雖然有些海外中國問題專家仍在堅持“中國崩潰論”，然而中國社會欣欣向榮的現實情況令更多研究者開始反思：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運動遭遇困境的情況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頂住壓力，逆勢而上，表現不俗？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提出了一種解釋，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adaptability）使其有效地回應了外部壓力。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用“彈性”（resilient）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成功應對挑戰。 綜合而言，西方學者所使用的適應性、彈性等不同表述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探討中國共產黨根據環境的變化而對自身進行的積極主動的調整，即自我革新與提高。
本文聚焦海外學者近年來就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新與提高方面所做的研究，從思想理論和執政特點兩個研究維度進行梳理分析，力求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呈現出海外學者勾勒的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發生變化的圖景。
一、關於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建設的探討
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給予了充分的關注，這主要體現在對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進行理論創新兩個方面的分析研究上。
1. 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當前，一些海外學者改變了過去認為中國共產黨擯棄傳統文化的負面評價，更多地從正面強調中國共產黨身上體現出的傳統文化的延續。西方學者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大多強調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在他們眼中，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一個與過去傳統完全決裂的革命政黨的形象，特別是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封建舊禮教的反抗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儒家文化的批判，這種印象更加根深蒂固。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的發展速度超出了西方的預期，越來越多的中國問題專家開始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今中國的影響。這種思考角度不同於漢學家對文化和歷史的學術考証，而更多是一種“路徑依賴”的制度主義研究，特別是對傳統文化與中國共產黨執政之間關系的研究。這類研究主要以歐洲大陸的左翼學者為代表。
有些研究者強調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吸收提高了其適應環境的能力，這些研究者傾向於從黨的指導思想與傳統文化關系的角度出發，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的相容性、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吸收和傳承等問題。法國經濟學家多米尼克·德·朗比爾（Dominique de Rambures）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在根基上具有相容性。“在所有西方哲學流派中，馬克思主義無疑是與中國哲學思想最為接近的。” 一方面，兩者的立論基礎都是唯物主義。中國傳統思想與辯証唯物主義有相通性，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得到接受和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發展路徑是相似的。兩者推進知識的方法都是漸進性的或探索性的，在一個連續的闡釋鏈上逐一積累各種思想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對於任何闡釋都是持開放態度的，具有較強的兼容性。
法國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傳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化解了西方理論悖論，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具備的優勢條件。在西方人眼中，馬克思哲學的中心思想是矛盾和階級斗爭，而中國的“和諧”觀貌似與馬克思主義矛盾觀相沖突。事實上，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矛盾與失衡具有特殊意義，追求和諧的首要任務是重塑遭到破壞的平衡，無論自然秩序還是社會秩序均須如此。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許多表述都暗含這一邏輯：矛盾始終存在，而處於變化之中的平衡能夠且應該被不斷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和諧。穩定意味著抵達一個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只是暫時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需要等待新的平衡點出現。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再以通向人類社會終極歸宿即完美的共產主義作為唯一目標。共產主義可以作為引導航向的羅盤，在尋找動態平衡點的過程中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不斷進步。
還有些研究者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延續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在社會上獲得高度認同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朗比爾提出，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使中國形成了一個“霍布斯式”的國家,即人民將主權交付給一個權力無限的國家，國家則保証制度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和民族的強大，這種契約關系得到了民意的大力支持。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解讀更是強化了這種契約關系。 巴黎第十大學榮譽教授、法國調節學派創始人米歇爾·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認為，現代中國是一個具有帝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某種角度上看，官僚集團的利益必須符合政治領域的共同利益，即保持穩定。這成為中國共產黨推進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和生活條件為導向的改革的動力。
2. 思想理論的與時俱進
由於變化的事物更容易引發關注，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領域所做的調整吸引了許多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的目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變化。研究角度既有中國共產黨根據實際情況對中西方思想理論進行創新性融合的宏觀解讀，也有在不同階段、針對不同問題所做調整的中微觀剖析。這類關注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領域調整變化的研究基本秉持相同的目的，即為中國的發展路徑不同於西方的設想或西方理論的預設尋求答案。
有些研究者從中西方橫向比較的視角出發，探究中國共產黨如何兼收並蓄，創造出獨特的、適合自身需要的思想理論。巴黎政治學院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鮑佳佳（Stéphanie Balme）指出，雖然中國轉型的政治合理性可以用轉型過程本身的復雜性來解釋，但是歐洲學術界的傳統觀念仍然無法理解與資本主義完全相悖的共產主義為什麼能夠成為一種可改良的模式。她的研究顯示，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中國一方面受到自身傳統的強烈影響，另一方面也一直努力向西方靠攏，新舊融合造就了獨特的“中國模式”。中國通過對源自日本、美國和歐洲等西方模式的再創造並結合其自身的傳統，形成了一整套關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混合式理論。因此，許多在西方人看來不可兼容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實現了共存。 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明黃（Thi Minh-Hoang Ngo）也認為，西方輿論對中國的負面傾向主要源於對中國現實情況的不理解，將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西方的對立面，但他強調應更多從中西方的共同點而非差異角度理解中國。中國共產黨承襲了許多西方人也認可的觀念，只是闡釋的方式和角度與西方有所不同，比如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人權以及民主。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出的獨特的研究角度，對概念的多樣化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帝制時期就意欲成為世界中心的傳統觀念影響。隨著中國社會的演變，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正在積極融入世界並努力汲取西方思想文化遺產。
還有些研究者傾向於從縱向比較的視角出發，探究中國共產黨為適應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為改革政策提供辯護，對思想理論所做的階段性調整。英國國王學院教授凱利·布朗（Kerry Brown）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均借助現代性理論審視中國在1949年之后發生的變化以及黨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布朗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推動中國實現現代性的核心力量，與作為生產力先鋒的人民緊密相連，必須依靠基本的理論工具和戰略政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的發展階段出發，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至關重要。毛澤東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主要是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表述同中國當時佔主導地位的農村經濟特點相結合，這種認知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等概念表述，確定中國的階級構成，以形成一個跨越民族、文化或其他界限的統一群體，同時根據階級構成賦予每個個體一定的政治空間。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鄧小平時代新制度的創建，階級斗爭不再作為政治生命的關鍵目標，更便於衡量的經濟目標取而代之。由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構想逐漸成熟。在這一框架內，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更加深度的制度化以及黨和國家角色的重新定位。隨后，經濟增長推動了非公有部門的飛速發展，通過實施改革開放以實現現代性的做法引發了一些問題、矛盾和不平衡。江澤民時代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是為了解決當時的突出矛盾，承認私有部門的地位並允許企業主入黨。胡錦濤時代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不平等問題，為應對這一問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念，強調通過治理、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等方式改變社會。
鄭永年認為，執政黨應主動規定自身的現代性，隻有通過不斷地規定和更新現代性，才能在改進自身的同時保持引領社會發展的使命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重新界定了自身的現代性，即要解決普遍貧困化這一革命的最初目標。為此，政府必須為社會成員提供經濟上的“出路”，以便引導民眾的訴求從政治利益轉向經濟利益。這一策略的結果是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然而，融入全球體系以及形成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產生了諸多未曾預料到的后果。十八大以來，黨通過大規模的反腐敗行動以及建立新的制度機制來規范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行為，從而重新界定黨的現代性。
狄忠蒲和德國全球和區域問題研究所教授何必（Heike Holbig）則對縱向比較的時間跨度進行限定。狄忠蒲重點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發生了怎樣的改變，以使其具有更強的適應性。他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調整了指導方向，摒棄了過去的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爭論，將經濟現代化作為核心任務。為此，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些戰略措施，涉及維護政治穩定、推動經濟現代化、倡導民族傳統價值觀、吸納經濟和社會精英入黨等方面。他根據其與北大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分別於2010年和2014年合作進行的兩份民意調查，通過實証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國公眾對黨的理論與戰略調整的回應，從而得出結論：大多數民眾都對國家現狀感到滿意，中共執政具有較強的民意基礎。
何必則更加關注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思想理論領域所進行的創新。通過同過去的比較，她分析指出，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創新，不僅包括黨的基本政治理論的創新，還包括更為廣泛的官方政治語言的改變。在政治理論方面，“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提出體現黨的理論創新不再傾向於借用西方理論，而是依靠黨內和學術界精英創造自己的理論。“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反映了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相符合的改革原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標志著建立治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機制出現了政治新動力。在政治語言方面，黨的語言新風格顯示，新一代領導集體具有強烈的願望提供公共產品、保障公共利益。由此可見，新的領導人似乎在推進黨的理論創新方面更加謹慎，更傾向於推進現實的改革以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二、關於中國共產黨執政特點的探討
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工作特點表現出強烈的研究興趣，特別集中在對調整組織結構、推進黨際交流和強化學習能力三個方面的考察和分析上。
1. 調整組織結構：頂層的精英模式和基層的穩固基礎
有些研究者聚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頂層，探討精英治國模式及精英型政黨執政在治理國家方面的優勢。加拿大哲學家、社會學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認為，國家領導人需要滿足民眾對其政治領導能力的期望。理想中的領導不必是聖人、天才或藝術家，但必須具備以下特質：熟悉社會的內行人士、飽含同情心、具有學術才華和嚴謹態度、具備足夠的自控能力以避免受賄和腐敗。他認為，中國和新加坡的精英管理者更接近這種理想型的領導者，而西方民主體制下產生的領導者往往與此相背離。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n）等人著重研究中國的精英管理官僚體制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系。他們關注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上中央委員的人事變動，通過定量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干部的升遷因素進行了分析。1978年改革開始后，教育文憑在干部晉級中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年齡大的干部被鼓勵退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正式形成了對各級干部的考核體系，確保干部的政績能夠遵循一系列“硬”目標和“軟”目標。前者是指對體制至關重要的核心任務，包括經濟增長、稅收和維穩等，后者則包括招募新黨員和宣傳工作等。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制度運轉良好，干部評價體系的設立和完善愈發得到重視。這促使教育水平成為高級別黨員晉升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更有利於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晉升。然而，回歸分析表明，省內經濟增長的業績與該省領導干部在黨內晉升之間並沒有構成明顯的因果關系，由此可知，鼓勵經濟增長並不是中共領導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但是，為鼓勵黨內領導干部短期內對體制做出更多貢獻，黨的制度設立了一些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條件，包括相對低的通脹率、向中央政權上交更多資金以及維穩。
有些研究者則更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從中發現了黨員隊伍內部構成和基層支持群體的變化對黨的執政基礎形成的影響。布朗認為，“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很多方面都比過去得到了明顯改善。主要問題是要為社會群體創造新的認同感，尋找發聲渠道和社會空間。”“在這個復雜而快速分層的社會中，中國共產黨為妥善對待和協調新的社會階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時間”。“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企業家的關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針對不同階層的改革和調整措施，“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幾乎涵蓋了所有團體，從成千上萬的海歸留學生，到深度參與全球投資體系的商人，再到注重私人財產權、生活方式和權利的城市中產階級，以及明確希望能從改革開放政策中更多受益的農民和農民工。”
美國青年政治學者山姆·薩斯曼（Sam Sussman）通過對基層群體的分析，探究了不平等未能真正威脅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原因。他引用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研究成果 ，提出中國最貧窮的群體在考慮其生活水平時，並不是同改革時期積累了巨大財富的最大獲利者進行橫向比較，而是同自己在改革之前的生活水平進行縱向比較。雖然改革開放之后，經濟不平等也不可避免地觸及到貧窮的農村地區，但是並不算嚴重。中國公民大多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是比較公平的，比日本、歐洲的公民對本地區經濟體制公平度的評價更高。根據調查結果，隻有28%的中國人認為改革導致的不平等對社會主義價值觀造成了負面影響，更多的中國人認為，在窮人與富人、雇主與勞工、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不存在沖突或者沖突不嚴重。中國人對“和諧社會”概念的認同感比對基尼系數的認同感更加強烈。因此，盡管從外界看來，中國可能出現了較高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但是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中國各個階層普遍形成了一種較為樂觀的感受，這極大地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2. 推進黨際交流：對內的多黨合作和對外的政黨外交
黨際交流涉及兩個維度，對內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對外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與外國政黨的關系。不少研究者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這兩個維度的政黨間交流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工作重點和方向的調整促使黨的相關組織機構相應發生轉變。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從多黨合作的角度出發，探究了民主黨派如何加強黨外協商和監督。他分析指出，以前中國共產黨傾向於將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視為統一戰線策略的工具，以此贏得民主黨派的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如今的重點是加強這些民主黨派本身的建設，更緊密地同它們協商，為它們參與國家決策過程創造新的機制。“中國共產黨對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非共產黨黨派的看法似乎發生了變化：不再把它們視為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轉而把它們視為在體制方面令人尊重的協商對象。”“這一切都是為了建設黨外監督機制，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格裡·格羅特（Gerry Groot）則側重於觀察統戰部門的具體工作和機構設置，以此分析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戰略性調整。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宣布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這充分表明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的新舉措在政黨—國家的各個層面上正得到更加系統而有效的貫徹落實。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饒兆斌（Ngeow Chow Bing）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黨際外交工作，他將馬來西亞國民陣線（主要是巫統和馬華公會）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黨際交往作為案例，對中國的政黨外交進行研究。這位馬來西亞學者指出，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首先與西方的左翼社會民主黨進一步發展黨際關系，隨后開始同各類保守黨進行交往，最后其交往對象擴展到除法西斯政黨之外的所有政黨。如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同全球超過500個政黨建立了政黨間關系。中聯部作為黨的對外交往部門，承擔著引導國內機構和個人廣泛研究外國政黨和外國政治發展的重任，因此扮演著重要的外交政策顧問和黨的智庫的角色。饒兆斌認為，政黨間的影響是雙向的，中國共產黨在向其他政黨學習的同時也在與其他政黨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在借鑒巫統處理多民族社團矛盾做法的同時，也積極同巫統和馬華公會分享自身在經濟發展和改革方面的治理經驗，還為兩黨訪華團組提供干部培訓課程，介紹中共在組織建設、黨群關系、媒體壓力應對、危機處理等方面的經驗。由此可見，馬中兩國通過開展黨際交流，加強了兩國在諸多領域的合作和治理經驗交流。中國共產黨同巫統和馬華公會的黨際交往案例，充分証實了中國共產黨對其治理和黨建方面的成功經驗充滿自信，在外國政黨提出要求時會大方地同對方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教訓。
3.強化學習能力：發揚傳統和適時創新
有些學者將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績歸因於黨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這種能力使執政當局能夠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台灣政治大學研究生尼古拉·迪恩（Nicola Dean）和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克裡斯蒂安·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均對近年來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學習型政黨建設工作予以認可，充分肯定黨具備從自身歷史中汲取經驗，積極主動地進行自我調整的能力。
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學習型政黨”理念的提出是借鑒了西方管理學中的“學習型組織”理論，但迪恩經過研究發現，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學習型”概念 並不能完全用於解釋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內發揮的作用。盡管中國共產黨可能使用了一些諸如“學習型組織”之類的西方學術用語，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更強調從黨的深厚歷史中汲取經驗。因此，中國政治生態中的“學習型”提法帶有深刻的本土烙印，既上承毛澤東對思想統一的追求，也下接當代執政黨亟需適應新環境的現實。學習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毛澤東最早在延安革命時期開展黨內教育以提高黨員文化素質和理論水平，實現思想認識的統一。建國初期主要推行運動式的學習做法。改革開放之后，黨內“學習”在內容上和機制上均發生了顯著改變，各個層面的學習根據現實需要分側重展開：為協調高層對改革的引導，政治局層面的“學習”越來越多地涉足經濟和法制﹔對於省部級官員，黨校為他們提供主題豐富的短期學習體驗﹔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也先后設立了自身的學習講座機制。2002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更加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學習體系”。現代黨內學習項目的設計，不僅要考慮對干部的思想進行統一，還須積極引導黨內持續不斷地適應現實變化。同建國初期相比，中國當前面臨的挑戰已發生根本變化。中國共產黨通過學習提升執政能力，也是執政黨適應新環境、鞏固自身穩定性和合法性的本能反應。
索拉切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2008年地震災后重建工作進行了研究。他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操作系統是在毛澤東認識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以此為依據認識問題、做出決策並制定戰略。如今，黨對其執政技術進行了調整，中國也從奉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動員型國家轉變為對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矛盾實施積極管理的新興國家。“中國共產黨自我定義為‘學習型政黨’是一種包括從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開展觀念上的辯論、將客觀現實需要調整融入自身結構的綜合性嘗試。調查研究、群眾路線和思想工作等黨的治理工具被視為自我糾錯的機制。根據地方經驗和客觀環境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政策﹔通過走群眾路線，在黨員干部頭腦中深深嵌入群眾意識，以促進國家-社會之間的溝通﹔針對國家目標和社會對政策實施的抵制之間的失衡，通過開展思想工作進行重新部署。”
三、具有適應能力與靈活性的執政黨
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取得長足發展，與此同時，國家各個層面的變革也推動著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深刻變化。為適應周邊環境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自我調整，在此過程中充分展現出超強的適應能力和靈活性。沈大偉曾形象地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新和提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處在一個“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的循環中，每一次改革都會帶來某些后果，有些是預料之中的后果，有些則是預料之外的，接下來又導致調整和進一步的改革。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調適性和靈活性，避免僵化是中國共產黨從蘇聯解體中吸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在此基礎上，他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改革的繼續落實將會進一步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整體而言，我們從上述海外對中國共產黨自我革新與提高所進行的研究中看到了一些共通點。首先，海外相關研究的出發點在於理解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而非以批判的眼光狹隘地進行審視，這是保証相關研究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前提。其次，海外相關研究雖然重點關注中國共產黨，但又不局限於黨本身，而是將黨的變化放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大環境中進行闡釋，更有助於理解黨與國家的關系。再者，海外相關研究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間區間中，將改革開放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黨在改革開放之后所做的調整尤其受到關注。海外相關研究對改革開放政策基本持肯定或正面態度，並由此出發分析該政策的實施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
盡管如此，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在客觀或主觀上仍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局限，其對中西方差別的闡釋往往從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西方一般認識的角度出發，究其根本無法完全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因此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難免持有一些偏見，時而出現搖擺。正如吳明黃所言，西方人看不懂中國政治，倒不是中國政治本身的緣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麼簡單地用西方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對中國政治做出判斷，要麼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前者導致這些人隻能對中國政治表達一個極其主觀的偏好，后者則導致這些人對中國政治膚淺甚至是錯誤的認識。
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發展進步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這是黨根據新時代的現實需求、總結經驗教訓、正視自身問題、及時糾正偏差、進行自我革新和提高的重要舉措。可以預見，面對新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共產黨自我革新與提高的步伐不息，將會帶動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動力不止，亦會日益彰顯相關問題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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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參見鄭永年：《如何認識當代中共的“現代性”》，載《聯合早報》2017年10月17日﹔鄭永年：《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當代轉型》，載《鳳凰周刊》，2011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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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何必：《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變革與回應困境：十八大后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創新》，載俞可平、[德]托馬斯·海貝勒、[德]安曉波（主編）：《中共的治理與適應：比較的視野》，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89-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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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erry Brow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10, Number 2, August 2012, pp. 65-66.
20. 詳見Martin King Whyte （ed.）,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Sam Sussman, “Why Inequality Doesn't Threaten the CCP: A Rawlsian Take on Chinese Inequality”, in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Spring 2014, pp.54-56.
22. 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第197頁。
23. Gerry Groot,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Front Under Xi Jinping”, in Gloria Davies, Jeremy Goldkorn and Luigi Tomba (ed.), Pollution, Canberra: ANU Press, 2016, pp. 168-177.
24. Ngeow Chow Bing, “Barisan 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ase study in China's Party-Based Diplomacy”, in China Review, Vol. 17, No. 1, February 2017, pp. 53-82.
25. 參見Peter M.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New York: Doubleday/Currency, 1990.
26. Wen-Hsuan Tsai and Nicola De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in The China Journal, No. 69, January 2013, pp. 87-107.
27. Christian Sorace, “The Communist Party's Miracle? The Alchemy of Turning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to Great Leap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7, No. 4, July 2015,p. 493.
28. 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1頁。
29. Thi Minh-Hoqng Ngo, Doit-on avoir peur de la Chine ? : Le communisme chinois et l'Occident, Paris : Editions de l'Aube, 2013.
（趙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