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

〔摘要〕

美國對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巴黎和會召開之前，中國政府在美國的鼓勵下確立了“聯美制日”的方針，調整了巴黎和會的外交目標。和會期間，美國在山東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導致中國外交徹底失敗，進而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最初的外部思想動力來自“威爾遜主義”，而“威爾遜主義”的失敗又導致五四運動發生方向性轉折。

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既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也是一次全球性的歷史事件。五四運動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而引起，也因列強對華關系的差異及列強之間的矛盾而改變。在諸多影響五四運動的外部因素之中，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最大。早在五四運動期間，日本輿論界就認為這一運動是英美鼓動的排日運動，“而美國公使館則是五四運動的參謀本部”。這固然是當時日本的一種反美宣傳，但也反映出五四運動與日美矛盾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也曾認為五四運動“含有日美沖突的縮影”，其背后的指揮力量“為北京美國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國牧師”。不過后來中國大陸出版的五四運動史著作大多強調五四運動是一場源自中國社會內部經濟政治變動的愛國運動與文化運動。海外學界則傾向於從中國內部的思想變動來解釋五四運動的動因，同樣較少論及外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 。本文試以中、美雙方的檔案史料為基礎，分析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以期對五四運動有一個更為全面准確的認識。

一、美國與中國巴黎和會外交目標的確立

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目標是在美國的影響下制定的，並與美國的戰略目標結合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的動因，與其說是中國外交的失敗，不如說是美國外交的失敗。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一貫奉行“門戶開放”原則。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致列強的備忘錄中，要求在中國角逐的列強保証在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或利益范圍”內，就關稅、鐵路運費及港口稅等方面不妨害他國國民的權利均等。這就是所謂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日本把中國看成是它天然的勢力范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大增。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美國認為這與其宣布的“門戶開放”原則相悖，因此向日本提出抗議，並聲明其對華關系不受此約束。1917年11月，日美雙方簽署《蘭辛石井協定》，就對華關系達成諒解。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則重申遵守“門戶開放”原則。中國意識到這項協議不僅危及中國，也危及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為此曾向美國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指出這項協定隱藏的危險，並提醒美國，日本肯定會根據自己的解釋堅持其一貫在中國實行的領土擴張政策。蘭辛表示此項協定只是權宜之計，待歐戰結束后可再行更改。顯然，美國想通過這一協定約束日本在中國的行動，而日本則把它理解為美國承認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日、美之間的矛盾不僅涉及它們各自的對華政策，也涉及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對外關系。歐戰爆發后，由於美國已經退出銀行團，而德國被排除於銀行團之外，英、法自顧不暇，俄國也因革命而退出爭奪，日本幾乎壟斷了對華借款，導致日本在華勢力極度膨脹。有鑒於此，顧維鈞與美政府要人多次會談，力勸美方投資中國，以免中國受日本壟斷之害。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也建議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允許美國銀行家加入銀行團並向中國提供借款1918年7月，美國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成立新的四國銀行團，向中國提供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按照美方的解釋，美政府此舉之主旨，“在於廢除各國在華特別利益之范圍，及將中國一國完全開放”。與此同時，鑒於日本在戰爭期間乘機與中國訂立鐵路借款條約，攫取利權，英美人士主張由新銀行團統一向中國借款修路，以實現中國鐵路統一。交通部美國顧問貝克（John E.Baker）制定了一個鐵路統一的計劃。該計劃由商業及貿易專員惠特姆(Paul P.Whitham)送交美國商務部。惠特姆強調，“機會均等”的原則隻有在貝克提出的這一體系下才能實現。芮恩施為此於1918年11月23日致函蘭辛，強調鐵路已成為制造勢力范圍的主要工具，建議國務卿對貝克的建議給予特別關注。可見，無論是組建新銀行團還是統一中國鐵路，目的就是要破除勢力范圍以防制日本。

日、美圍繞中國展開的競爭直接影響到中國參與和會的准備工作。中國作為參戰國，理應有資格參加戰后的和平會議。但日本以中國未盡參戰義務為理由，不願中國參與和會。協約國方面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黃色人種的命運取決於日本的態度，日本必須在影響遠東地區的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中國的聲音是否有效值得懷疑，這是因為它在戰爭中的作用還沒有得到承認，其戰爭目的也不清晰。中國為參加和會積極尋求美國的支持，美國也展現出支持中國的姿態。1918年11月15日，蘭辛致函美國駐法大使夏普（William G.Sharp），請其與法國政府就中國派代表參加和會有關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的討論一事進行交涉，並請法國支持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19日，夏普復信蘭辛，告知法國政府原則上同意中國在最高戰爭委員會涉及中國問題討論時有代表權，但法方認為這一決定隻有得到法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聯合推薦才能生效。由於美國的支持，且當時協約及參戰各國盛倡“公理戰勝”之說，和會若將中國拒之門外不許參加，與當時之言論思想殊有不合，是以中國仍得以參戰國之資格參加巴黎和會。

中國對巴黎和會寄予厚望，渴望通過和會恢復主權與獨立，因此中國最初的設想是通過和會解除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束縛。在籌備參加和會的過程中，中國主動尋求美國的幫助，將威爾遜提出的處理戰后問題、建立世界和平的“十四點”原則作為中國制定和會提案的基本依據。輿論普遍認為，威爾遜“十四點”原則中關於廢除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建立國際聯盟等主張，與中國密切相關。時任《密勒氏評論報》編輯的董顯光宣稱威爾遜是“中國權益的捍衛者”，如果威爾遜的政策得以實施，將“一勞永逸地解除列強在華特權，特別是以控制中國為目標的日本普魯士主義對中國的威脅”，“現在是威爾遜總統將它付諸實施的時候了”。駐外使節也紛紛建議與美國保持一致，如顧維鈞在1918年5月就提出了“聯美制日”的構想，並建議鼓動美國輿論﹔駐英公使施肇基也強調中國在和會上的提案“應根據美十四條”，同時中國“應慫恿美國”，將其主張“推及亞洲”。

北京政府開始時並未打算完全倒向美國，對美國是否能幫助中國也持懷疑態度。1918年10月，陸征祥電令顧維鈞試探美方態度，美方回應願意在和會上援助中國，並望中國將和會提案“先期見告，俾便籌商”。11月2日，陸征祥派代表訪問芮恩施，告知中國政府的和會意願與要求。當時中國政府准備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要求分為領土完整、歸還主權和經濟自由等三大類，具體包括收回外國在華租界及租借地、撤退外國駐華軍隊、取消外國人在華領事裁制權、給予中國關稅完全自主權等。芮恩施表示，中國將此等問題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並不合適，不如提出與戰事直接關系之問題較為適宜。這是因為，巴黎和會所要解決的第一類問題，首先是與戰爭有關的問題。就此而言，中國所要求解決的事項，不外對中國人在海上所遭受的生命損害的賠償、德國人過去在中國所享受的權利與利益的適當處理、德國在戰爭時期由於違反中立法使用中國鐵路所發生的事項以及中國參加西伯利亞遠征軍等。芮恩施還強調，中國最大的危險是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並在中國各地區取得優先權利，這就造成外國在華行動和政策的分歧，而這種分歧可能演變成列強間極其嚴重的沖突。由於這個緣故，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所應爭取的要點，就是要求各國對歷次發表的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共同宣言賦予具體而明確的內容。徹底廢除地區優先權利制，對於世界和平以及中國的自由和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顯然，芮恩施最關心的是如何根據“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打破各國在華勢力范圍，針對日本的意味十分明顯。

北京政府對芮恩施的建議十分重視，但不清楚是其本人的意見還是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意見，於是外交部將初擬的和會提案電達顧維鈞，請其與美政府接洽。1918年11月15日，顧維鈞與蘭辛舉行會談，隨后顧維鈞根據北京政府的訓令向蘭辛提供了一份包含中國參加巴黎和會計劃的備忘錄。該計劃與此前陸征祥向芮恩施提供的計劃基本一致，綜述了中國對和會的三大希望，並請美國給予支持，以便在和會上獲得一致通過。蘭辛明確表示了對備忘錄中中國所提希望的同情。11月26日，顧維鈞又在白宮拜晤威爾遜，雙方就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建立國際聯盟以及威氏“十四點”原則的實際運用等問題交換意見。顧維鈞向威爾遜介紹了中國准備在和會上提出的要求，並請求美國給予支持。威爾遜表示願意盡全力在和會上支持中國，但對中國擬在和會上提出的具體要求未予置評，而是談起了他的“十四點”原則和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威爾遜強調，他的計劃是要為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提供一種國際范圍的保障。顧維鈞表示中國將全力支持他的計劃和原則，並期待總統將這些原則運用於遠東地區，惠及世界其他地方。威爾遜表示將這些原則運用於遠東將會遇到困難，但是困難不是阻止他將這些原則運用於遠東的理由。顯然，美國的目的是要利用中國遏制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對中國的希望條件，事實上並不真正關心。不過，威爾遜支持中國的態度堅定了北京政府在和會上採取“聯美制日”的方針。

實際上，支持中國也是美國的既定政策，因為這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就在顧維鈞奉命與美方交涉的同時，威爾遜也派其密友克蘭（Charles R.Crane）到中國訪問。克蘭於1918年11月初到達中國，先后訪問北京和上海等地，11月29日返回美國。克蘭此行的目的就是“直接為威爾遜總統在和會上解決遠東問題提供啟示”。離華返美前，他在上海總商會發表演說，表示美國“願竭盡友邦之誼以助中國”，同時希望中國利用此次參加和會的機會，將歷年來中國所受之損失公布，“使各國代表群知中國之內情與痛苦，庶能發生新感情與新觀念，則中國前途之幸焉”。同時，芮恩施極力推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韋羅璧（Westel W.Willoughby）任中國總統顧問一職，並擬派他去巴黎協助中國代表團工作。只是因為威爾遜的反對，這一任命才被取消。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團中如果沒有美國人做顧問，則美國在和會可以更自由地幫助中國。雖然美國政府阻止美國公民擔任中國代表團顧問，但任命遠東及太平洋問題專家威廉士（Edward T.Williams）為美國議和代表團遠東事務顧問。威廉士了解中國並理解中國的要求，因此這一任命被認為是美國政府熱切地想在即將到來的和會上公平對待中國，並幫助中國調整國際關系。后來的事實表明，在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與美國代表團始終保持密切合作。

1918年12月初，赴歐出席和會的陸征祥一行取道日本，8日到東京，次日陸征祥偕駐日公使章宗祥會見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兩國外長“晤談良久，情意浹洽”。關於青島問題，內田表示日本將“按照原議歸還中國”，陸征祥則答以“兩國原議自應按照辦理”。陸征祥的這種言論，無異於承認“二十一條”及中日之間簽訂的有關山東各約的有效性，這引起北京政府的不滿，陸征祥因此命令陪同其一起訪日的外交部參事劉崇杰不得寫出會談詳情。12月10日，陸征祥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天離開日本，24日抵美境，29日抵紐約。抵美后陸征祥的態度為之一變，表示青島問題如何處理“當聽之平和會議”，且“中國之主張自是有效”。到巴黎后，對於他在東京時的表態，陸征祥表示：“過日本時，與彼政府往來，全屬禮節上之周旋，並無何種接洽。”可見過美境時，陸征祥的外交方針已經改變。

陸征祥在東京與內田的會談及其言論也引起了美國的不安。芮恩施將中、日兩國外長在東京會談的內容電告美國政府，並稱日本正鼓勵中國提出列強不會無條件接受的要求，諸如廢除治外法權和關稅自主等，以換取他們對解決山東問題的支持。代理國務卿波爾克（Frank L.Polk）將芮恩施來電轉發給美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並表示如果日本在山東的特殊權利得到承認，那麼和會為“保護和拯救”中國而作出的努力將是徒勞的。12月21日，波爾克在給美國議和代表的電報中又說，如果我們任由事態發展，“機會均等”原則必將隨著日本政治和商業的擴展而消失。1919年1月6日，芮恩施又致電波爾克，並請波爾克轉呈威爾遜。芮恩施表示，隻有拒絕接受過去四年日本對中國秘密操控的結果，特別是日本的政治影響及其在山東的特殊權利，才能避免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也才能避免因在華勢力范圍的競爭而導致的軍事沖突。和平是建立在廢除勢力范圍的條件之上，中國必須從強加在她身上的外部政治影響、外國對其鐵路的控制和政治列強的特權中解放出來。日本對中國的控制迫切需要和會制定一個永久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

顯然，美國擔心中國倒向日本，但它對中國希望借和會之機恢復主權的願望並不關心，它關心的是如何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遏制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在得到美國將在和會上支持中國的保証后，北京政府調整了和會的方案，以適應美國遏制日本的戰略目標。1919年1月6日，外交委員會正式提出在巴黎和會上的提案，包含以下五個方面：（1）破除勢力范圍﹔（2）取消領事裁判權﹔（3）關稅自主﹔（4）撤退外國軍隊﹔（5）停付庚子賠款。次日，該提案由外交委員會事務主任林長民親呈代總理錢能訓，然后電致巴黎各專使。外委會的這一提案，首列破除勢力范圍，這既是為了與美國對中國的要求和希望保持一致，也是為了把日本的勢力從中國排除出去。外交部在給陸征祥的電令中明確寫道：“前次院電所開，擬提條件第一項，系取渾括主義，俾日本在遠東特殊勢力一掃而空。”可見，在巴黎和會正式開幕前，中國已確立了“聯美制日”的方針，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目標與美國的戰略目標緊密聯系到了一起。

二、美國在山東問題上的態度轉變與五四運動的興起

按照會前美方的建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提案，應先從與歐戰有直接關系之德奧方面入手，於是山東問題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中國無論是政府方面還是社會輿論方面，均主張借和會之機收回山東主權。和會召開前，顧維鈞力勸政府，中國應該在和會上理直氣壯地提出山東問題，不必顧慮被迫簽訂的中日條約。國會議員陳振先等提議由兩院議長用國會名義致電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等，請主持公理，尊重中國民意，將青島及膠濟鐵路無條件直接交還中國。山東省議會也電請政府轉飭陸使，將青島問題提會公議。1919年1月22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團召開會議，議決在會上提出山東問題，“直接向德國要求退還中國”。當然，山東問題同樣是日本關注的重點。日本參加此次和會的目標之一，就是獲得德國在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殖民地的處置權。對於山東問題，日本在戰爭期間就在外交層面上為戰后山東問題的處置作了諸多准備。和會召開前又特地將日本駐濟南領事電召回國隨使赴歐，協助議和大使處理山東問題。日本始終認為，在和會上有權討論山東問題的應該是日本而非中國。在日本看來，中日之間1915年簽訂的“二十一條”和1918年簽訂的鐵路借款條約，已將中德間的權利義務轉變為中日間的權利義務。日本外相內田宣稱，日本從德國獲得膠州灣租借地自由處分權后，將根據中日之間的協定，將該租借地交還中國。《日本對華外交之宣言》，《晨報》1919年1月23日。日本的這一立場顯然與中、美的主張不同。中國要求由德國直接歸還，美國也認為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已在中國對德宣戰的同時與所有的中德條約一起廢除了，因此日本不能從德國手中繼承條約權利。會前，顧維鈞與美國全權代表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密談，后者表示，美方對山東問題已經研究過，美國將在和會上協助中國。中國代表團也曾試圖尋求英國方面的幫助。1919年1月22日，顧維鈞、施肇基等與英國駐華公使館參事麻克類（Ronald Macleay）會談。麻克類表示，考慮到日本海軍給予過英國有價值的幫助，英國不會在山東問題上給予中國太大幫助。事實上，日、英之間早已達成秘密協議，英國在戰后支持日本在山東問題上的主張。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山東問題能否得到圓滿解決，美國的態度至為關鍵。

盡管中國打算在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但首先在和會上提出這一問題的還是日本。1919年1月27日上午，日本在五國會議上提議討論山東問題。日本及英、法、意三國均主張由五國討論決定，威爾遜及蘭辛則堅持邀請中國代表出席會議並闡明立場。是日下午，顧維鈞、王正廷應邀出席十人會。會前，顧維鈞會晤蘭辛，請其提供有力支持，並得到其切實允諾。 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權利無條件讓與日本，交還中國卻隻字不提。顧維鈞表示，此項問題，關系中國利益甚大，希望五國在聽取中國的意見后再做決定。28日繼續開會討論山東問題，中國方面仍由顧維鈞、王正廷全權出席。日本代表在會上表示願意就交還山東問題與中國進行交涉。顧維鈞表示，關於膠州歸還問題，中國與日本的看法不同。中國相信日本所做的承諾，但中國主張直接歸還。顧維鈞從領土、歷史、文化、經濟、國防等各個角度，闡明了膠州灣租借地應直接交還中國的理由。顧維鈞還指出，日本全權所說的解決辦法，是建立在“二十一條”的前提下，中國對此絕不承認。美國對顧維鈞在會上的發言非常滿意，日本則在會后對中國提出抗議。對於日本的抗議，美國奉勸中國政府站穩立場，同時建議顧維鈞“以他認為正確的方針行事”。

從2月中旬起，五國會議專注於國際聯盟問題，和會暫停討論山東問題。不過中美之間對於如何解決山東問題始終保持溝通。3月24日，顧維鈞偕梁啟超、張君勱一起拜訪了威爾遜。關於膠州問題，威爾遜表示，德國在膠州的租借地不能被認為是殖民地，它只是中國政府授予德國的租借地，且名義上仍在中國的主權控制之下，因此必須與德國解決，並寫入和平條約。他問顧維鈞，日本已答應把膠州歸還中國，但它要求先交給日本，然后由日本交給中國。日本的意思，是否要求根據這個程序，保有鐵路，但歸還膠州這個地方？顧維鈞回答說，日本還會要求附加條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在租借地內最好的地段建一個日本人專享的定居點，日本享有定居點內的警察權和市政權。如果日本擁有鐵路和租借地內的專享定居點，這意味著歸還中國隻有形式而無實際內容，中國什麼也沒得到。顧維鈞又說，在鐵路和租借地之間，中國更重視鐵路的收回，因為這些鐵路穿越了整個山東省，並通過其支線控制北京的門戶，就像套在脖子上的繩索，威脅著中國的獨立。中國民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中國代表團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函，堅決要求全部歸還。這個問題的滿意解決將意味著遠東的和平。威爾遜對此表示認同。4月2日，顧維鈞會見豪斯。顧維鈞說，山東問題必須得到滿意解決，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中國的未來，也關系到西方國家的在華利益。英、法因為受到密約的束縛不能支持中國，中國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國。顧維鈞相信，如果威爾遜堅持公正解決山東問題，中國就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豪斯表示他會盡快與總統談論這個問題。4月4日，顧維鈞又會見蘭辛，請蘭辛轉告威爾遜，中國希望由美英法意四國來決定山東問題的解決辦法。蘭辛表示很高興這樣做。顧維鈞又說，在中國有一部分人主張與日本合作，如果中國對山東問題的解決感到失望，可能會使這部分人的主張合理化。蘭辛說他了解到中國存在這種主張。他強調，美國一貫反對在中國搞勢力范圍，因為這與“門戶開放”原則相悖。盡管日本與其他大國簽有秘密協定，但山東問題必須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解決。他向顧維鈞保証，他會支持中國，並盡力讓山東問題得到完滿解決。4月8日，顧維鈞根據韋羅璧的建議，向蘭辛提供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不僅表達了中國希望威爾遜在四國會議上作出將膠州租借地、膠濟鐵路及其他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直接歸還中國的決定，而且詳細列舉了日本在佔領青島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貿易優勢地位，以此來督促美國重視山東問題的解決。

4月中旬以后，國際聯盟草案基本完成，山東問題又成為和會的重要議題。4月16日，蘭辛在五國會議上提議將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先交和會暫收，待中國按要求將青島開放后再交還中國。日本代表牧野表示反對，稱中日間已有協定，應由日本轉交。17日繼續討論山東問題。美國提議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交給和會改為交由五國處置，日本仍然反對。日本代表宣稱，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中國問題不能由五國處置。美國代表表示，中國問題與世界有關，美國並無單獨處置之意，但也不能任由他國單獨處置。21日，日本全權代表牧野伸顯與珍田舍己拜訪蘭辛，希望美國理解日本的要求，蘭辛則表示日本尚未証明其要求的正當性。22日上午，美英法日四國會議討論山東問題，日本代表在會上“爭持甚堅”。下午繼續討論，陸征祥和顧維鈞應邀出席大會，威爾遜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在發言中說，在上午的會議中，他試圖站在中國的立場考慮問題。但目前問題實在復雜，中國與日本之間有1915年5月的條約換文和1918年9月簽訂的借款條約，而英法等國也與日本簽有協定，有維持其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之義務。此次戰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維護條約的神聖性，因此，履行一個壞條約總比撕毀它要好一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問：中國是願意讓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德條約范圍內的權益還是承認中日之間關於日本在山東地位的條款？顧維鈞回答說兩者都不可接受。威爾遜說，歐美並非不願主持公道，只是受制於各種條約。現在國際聯盟成立，它將保証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目前中國代表所要考慮的是如何擺脫目前的困境，是保持與日本的協定還是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地位？至此，美國在山東問題上的態度已根本轉變。

4月22日會議之后，中國代表團仍然試圖挽回局面。24日，顧維鈞向威爾遜提交了一份中國代表團關於山東問題主張的備忘錄，並代表中國政府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該備忘錄寫道，和會最高委員會掌握解決山東問題的權力。如果它作出符合正義的解決方案，這將意味著遠東至少半個世紀的和平﹔反之，將在隨后的幾年播下混亂的種子。中國要求正義，如果沒有得到公平對待，中國人民將會把它歸之於各列強不施以援手而不是日本的堅持。中國代表團建議：（1）德國將其在山東的所有權利交給五國，以備中國恢復﹔（2）日本因其目前擁有上述權利，負責在對德和約簽字后一年內使中國恢復上述權利﹔（3）中國同意對日本佔領青島期間所產生的費用作出補償，補償數額由四強決定﹔（4）中國同意將膠州灣開放為商埠，如果需要，可開放一特殊區域以供簽約國公民或臣民居住。美國代表團內部對威爾遜在22日會議上的立場也不贊同。26日，美國代表團在開會時，威爾遜與其他代表發生分歧。威爾遜於是指示蘭辛與日本方面接洽，勸日本撤回之前的主張，同意把山東暫時交給五國共同管理。當晚，蘭辛、威廉士與日本代表牧野、珍田會談，日本方面“自始至終毫無退讓之意，並聲明日本非貫徹其主張不可”。28日，蘭辛把與牧野、珍田會見的情形報告給威爾遜和懷特（Henry White）、布裡斯將軍（Tasker H.Bliss）兩位全權代表。蘭辛、懷特和布裡斯均主張“縱令日本脫離講和會議，面對於中國之權利亦必須堅持到底”。29日，三人聯名上書威爾遜，並請總統關注山東問題處置上所面臨的“道德的善惡問題”。然而這一切均已無濟於事。4月30日，三國會議決定：“德國前在膠州及山東省所有各項權利，一概放棄，交於日本。日本自願擔任將山東半島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

三國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最終決定，顯然與威爾遜最初的設想相背。導致這一結局的原因主要是兩個。一是英、法受制於密約，不能與美國一致行動。威爾遜在事后向陸征祥解釋時，明確表示“此次山東問題所以致此結果之最重原因，實為英日、日法之密約”。二是日本威脅退出和會。此前意大利因美國拒絕承認其對阜姆（Fiume）擁有主權而退出和會，日本宣稱若其要求得不到滿足，也將退出和會，“日本退出聯盟會時，英國亦將不肯加入”，這樣國際聯盟將無法建立，“況日本退出聯盟會后，更有聯絡德、俄另組一團之說”。為了挽救國際聯盟，威爾遜隻好讓步。其結果，理論不敵實際，理想不敵現實，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完全拋棄了最初的主張。

4月30日晚，威爾遜派美國全權委員會新聞處處長貝克（Ray S.Baker）將三國會議決定及當時會議種種為難情形告知中國代表。5月1日，英國全權代表貝爾福（Arthur J.Balfour）又代表三國會議將結果面告中國代表。而在此之前，外交失敗的消息已陸續在中國報刊上披露。5月2日，林長民根據梁啟超發自巴黎的電報，在《晨報》上發表題為《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署名文章。5月3日，又有幾家報紙和一些外國人刊文或發布消息，稱中國外交已完全失敗。北京各校學生原本准備5月7日舉行示威運動，因形勢緊急，於是決定把示威運動提前至5月4日舉行，五四運動由此爆發。可見，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而中國外交之所以失敗，又與美國在山東問題上的態度轉變直接相關。

三、“威爾遜主義”的失敗與五四運動的轉向

由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開啟的抗議活動，最初目的是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充分表達中國的民意，促使實際掌控巴黎和會的美、英、法三國，重新考慮中國的訴求，改變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當天，北京13所學校的學生約3000人從天安門出發，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及至東交民巷西口，遇到巡警阻攔，“大家隻好在美使署前連呼‘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四聲，遞上說帖”。在給美國公使的說帖中，學生們寫道：“青島山東一切德國利益乃德國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還者。吾國以對德宣戰故，斷不承認日本或其他任何國繼承之。如不直接交還中國，則東亞和平與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確切之保証。貴國為保持民族之獨立與人類之公權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戰，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協約國致美國公使公牒，吾人對之表無上之欽愛與同情。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吾人久念貴我兩國素敦睦誼，為此真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顯然，此時美國“被指派了一個拯救者的角色”，學生們對美國的信任仍然是“那麼天真無邪”。學生在美國使館門口所喊的口號及其在說帖中所強調的“主義”表明，“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原動力”。然而，五四運動的吊詭之處在於，學生正是以“威爾遜主義”來反對威爾遜的決定，而威爾遜一意孤行的作法又使“威爾遜主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徹底破產。

在三國會議作出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之后，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對美國及“威爾遜主義”仍然抱有幻想。5月4日，中國代表團就三國會議決定正式提出抗議，抗議書稱：“中國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對德奧兩國聲明，將中國與德奧間所有一切條約，即由協約悉行廢止。此事業經正式通知聯盟與共事諸國，並經各部鑒悉。經此布告后，凡德國昔時在山東所享權利特權皆已撤銷，而中國既為該省主權所屬，自然全行收回。究竟何項理由，可將此項權利給予日本，殊難索解……中國之來列席和會，所倚仗者為威大總統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宣示國會之十四項原則，及嗣后歷次宣示之各原則。此等原則，固嘗為共同敵德之各國所正式承認者。中國亦倚仗各國以彼此顧全榮譽之精神，辟世界之新時代，而創設萬國和會。而中國尤所倚仗者，則以所爭之事無不平允公道。今結果如此，實為痛切失望。”顯然，中國代表團的抗議，也是建立在“威爾遜主義”的基礎之上。在三國會議上，威爾遜曾對中國代表承諾：“一俟聯盟會成立，必力為中國協助，改良中國現時所處國際地位，俾將各項不平等之待遇設法改善，危險狀態設法免除，為一完全獨立自主大國。”中國代表對此深信不疑，並據此向和會提出中國的希望條件 中國希望條件包括舍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裁撤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權等七項。。5月10日，陸征祥、施肇基同訪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並將中國所提希望各案面贈一冊，請其務必竭力協助。貝爾福以該項提案與戰事無涉為由推卻。5月14日，法國總理克裡孟梭以會長名義正式函復中國代表團，稱最高委員會雖然認識到中國所提希望條件的重要性，“但不能認為在平和會議權限以內”。5月20日，陸征祥、顧維鈞訪晤蘭辛，希望能有所補救，不料蘭辛也表示“法總理所言，誠為有理”。這樣，中國借和會之機解除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希望”徹底落空。

中國代表一面對於三國會議決定之山東問題解決辦法提出抗議，一面希望在和約中對該項決定聲明保留，然后簽字於和約。5月6日，巴黎和會召開全體大會，宣講對德和約草案。陸征祥在會上正式聲明，中國全權對於該項條款“有保留之義務”。英、法、美三國對此反應不一，英、法表示反對，美國除威爾遜外則大多持同情態度。法國外長畢勛（Stephen Pichon)稱保留一層難以辦到。英國方面稱：“和約為協商及共事各國對於敵國之約，不但無不簽字之理，抑亦無保留辦法。”蘭辛則認為，中國在保留前提下簽字，完全是在中國權力范圍內的事情。美國另一全權代表豪斯也贊成中國在保留山東條款的前提下簽字，並認為威爾遜也不會反對這樣做。然而，威爾遜也反對保留。他擔心中國代表團的任何保留都將開創先例，使那些對於和會有關決定不滿的代表團起而效法。6月24日，和會秘書長、法國總理克裡孟梭密友迪塔斯塔（M.Dutasta）在與顧維鈞會見時，轉達了克裡孟梭代表和會最高委員會表示的如下意見：“中國要麼全簽，要麼不簽，保留簽字是不可能的。”顧維鈞則表示，如果不能保留，則中國希望能夠在條約之后附上5月6日的聲明。但是，這一要求也遭到拒絕。6月28日是和約的簽字日，陸征祥、王正廷代表中國代表團致信克裡孟梭，告知中國因和會最高委員會沒有在條約文本或其他地方承認中國對和約第156條、157條、158條涉及中國山東的條款持保留態度，也拒絕接受中國在合適時間要求重新討論山東問題的聲明，中國將不會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同一天，陸征祥將拒簽的理由和經過報告國內，內稱：“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注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后，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為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為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雲雲。直至今午時完全被拒……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當即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后決定之權等語。”至此，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圍繞山東問題而展開的交涉完全失敗，這也標志著“威爾遜主義”在山東問題上的徹底失敗。

中國的抗議和拒簽得到了美國各方面的普遍支持。芮恩施特別指示駐上海的總領事勸告那裡的美國僑民不要反對這個運動。美國代表團內部對威爾遜同意三國會議處理山東問題的方案的決定也不贊成，認為這種作法“實違反其同行赴法美國全權專使四人中三人之意見”，且直接反對“美議和委員會一致之勸告”。蘭辛還曾一度提出調停辦法，但沒有結果在華美國人對於三國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決定也深為憂慮。5月21日，駐華美商會致電威爾遜及國務院，稱和會的決定使“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原則“成為具文”，“世界不免因此再起戰禍”。6月6日，北京英美協會通過一項決議，表達了在華英美人士對於和會決定的失望之情，並稱和會的決定不僅會造成中日沖突，“且對於中國與其他各國之經濟上發展有莫大之妨礙”，“更有進者，倘今以近鄰日本替代其政治經濟活動中心點在地球他面之德國，則不獨顛覆國家自決主義，而又拒絕開放門戶政策均等機會宗旨等”。在美國人看來，對德和約關於山東之條款，完全與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相反。一旦將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美人將不能在中國大部分之土地內自由投資自由經商”。同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給日本，會讓中國認為這是協約各國對日本實力的承認，從而將中國推向日本，“使其反抗西方各國”，“如是美國在中國之商業利益威信等皆將為武人之力所壓碎”。顯然，美國各界反對山東問題決定，並非基於“公理”與“正義”，而是基於美國的現實利益與國家安全。中國的抗議和拒簽也得到了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普遍支持。在對德簽字之前，美國參議院就已經對國聯盟約的許多方面表示了反對。自威爾遜將對德和約向參議院提出之后，反對情緒又有所增長。盡管威爾遜聲明，山東問題的處置並非根據1915年和1918年中日條約與換文，並稱日本方面對交還山東有口頭保証 日本承諾，日本的政策是把山東半島的完全主權交還中國，僅保留原德國在山東的經濟特權以及在青島建立租界的權利。至於鐵路，比如膠濟鐵路及其延長線將使用特別警隊以確保運輸的安全，不用作別的目的。警隊由中國人組成，但中國政府應該任命日本教練官。日本代表團表示，萬一中國不能履行其義務，比如在組織警隊方面拒絕合作，拒絕承認日方教練官等，日本方面作為最后的對策，就是回歸到中日之間1915年和1918年的協定。威爾遜強調，萬一中國方面不能履行義務，日本不是要回到過去的協定，而是向國聯申請仲裁。威爾遜堅持說，他說的一切不能理解為對中日換文的承認，因為那些換文是建立在與美國政府提倡的原則相反的基礎上的。，但美國國會並沒有批准凡爾賽條約，美國最終也未加入國際聯盟。威爾遜的計劃全盤失敗，這也是其本人始料未及的。

“威爾遜主義”的失敗是理想主義的失敗。威爾遜的政治理念偏向理想主義，他不只是想解決戰后遺留的問題，還想為維持和平作出永久性制度安排﹔他所關注的也不只是歐洲的和平，而是全世界的和平《美國政策之說明（1918年12月30日英國孟哲斯特市政廳許為自由民時之答詞）》，錢智修譯：《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議演說》，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35頁。。在他看來，這一切都可以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當威爾遜滿懷信心地從華盛頓抵達巴黎時，發現歐洲伙伴仍然抱持一種現實主義甚至是褊狹的國家主義態度。盡管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被各國所接受，但實際上各國的出發點並不相同。對美國而言，此項原則與其傳統的民主主義理想大致吻合﹔對德奧而言，以此項原則作為議和基礎，即使戰敗，也可得到較為公允的對待﹔對英法而言，以此項原則號召，可以瓦解敵方斗志，盡快促成和局 金問泗：《從巴黎和會到國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14頁。。在對德政策上，各國之間也有較大分歧。美國希望以寬大的條件與德國媾和，而法國則主張嚴厲懲罰德國。法國總理克裡孟梭甚至說，如果美國偏袒德國，那麼美軍與法軍之間有發生磨擦的傾向。在德國賠償問題和軍備限制問題上，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主張也多與英、美意見相違 《和會外交形勢之大變化》，《晨報》1919年3月6日。。在建立國際聯盟問題上，英、法、意各國遠沒有美國那麼熱心，日本盡管不反對建立國際聯盟，但堅持認為必須消除美國的人種政策和英國的殖民地政策。面對這種復雜局面，威爾遜企圖把理想主義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苛求混雜在一起，其結果是理想主義不得不向現實主義讓步。盡管和會最終達成了和平協定，但“這是一個以魔鬼之手將未來的悲劇寫入其中的和平”。

“威爾遜主義”的失敗也是自由主義的失敗。威爾遜在國會提出的“十四點”及其后歷次演講闡明的各項原則，一度被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對自由與平等、公理與正義的捍衛。陳獨秀把威爾遜的主張概括為“兩大主義”：其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其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威爾遜儼然是自由平等的捍衛者，陳獨秀稱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1918年12月22日。然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遭遇以及英法美拒絕在國聯盟約中加入種族平等的條文，直接違背了威爾遜所倡導的原則，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巴黎和會及和會簽訂的和約充斥著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精神 參加過巴黎和會的意大利首相奧蘭多（V.E.Orlando）認為，凡爾賽和約包含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精神，遠過於拉丁民族之精神。。結果，“德國軍國主義的威脅消除了，換來的卻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經濟統治”。這對自由主義的思想是一個打擊。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抱有很大期望，對由英美各國來主導國際秩序這一問題，也不曾有絲毫疑問。在他們看來，美國就是“自由”“平等”“公理”“正義”的化身。然而，殘酷的現實將他們對自由平等的渴望連同他們對美國的浪漫想象一齊打碎了。陳獨秀說：“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李大釗說：“這回歐戰完了，我們可曾作夢，說什麼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或者有點人的世界的採色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

“威爾遜主義”的失敗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威爾遜主義”從一開始就含有抵消俄國布爾什維主義影響的意圖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國會演講“十四點”原則時，首先提到俄國“已將其所抱之主義，及推行此主義之辦法明白宣布”，並稱其條件“實足有使人疑慮者”。在巴黎和會期間，各國政府“日夜”關注布爾什維主義的動向。英國人贊成與俄國談判，法國人卻壓根不想和它打交道，美國則想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遏制“過激主義”。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沒有公理和正義，就會有布爾什維主義的傳播。隨著“威爾遜主義”的失敗，“美國的幻術破了，中國數百萬的學生，活動的知識分子無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見俄國十月革命，一面推翻了俄皇專制，一面推翻了帝國主義干涉，建設了工人國家，以前認為是洪水猛獸的，現在轉而傾向了。故知識階級中起了一個分化，已有一部分傾向俄國，傾向社會主義了”。由此，五四運動也發生了轉向，由傾向美國轉而傾向俄國了。

綜上所述，美國對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戰略目標直接影響了中國關於巴黎和會外交目標的制定。中國在美國的鼓勵下調整了巴黎和會的提案並進而採取“聯美制日”的方針。然而，美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美國與英、法、意各國之間的分歧以及日本與英、法之間的秘密協定，都使美國的戰略目標難以實現，導致美國在山東問題上作出讓步，進而導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這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從思想層面看，五四運動最初的外部思想動力來自威爾遜所鼓吹的“公理”與“正義”。然而，在所謂“公理”與“正義”名目背后卻是赤裸裸的利益爭奪。隨著“威爾遜主義”的徹底失敗，中國思想界發生分裂，五四運動也發生方向性轉折。最終，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的民族覺醒，它推動著中國先進分子重新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本文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