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萬惡孝為首”謠言考論

〔摘要〕

陳獨秀與“萬惡孝為首”謠言是討論“五四”后文化運動與政治行動之演變的有趣個案。1920年末，陳獨秀赴粵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試圖在廣州宣傳新文化，拓展黨的事業，卻引發了“萬惡孝為首”謠言，背后牽扯著各方勢力在理念上的新舊之爭、新新之爭以及現實中的黨派之爭、飯碗與地盤之爭。謠言雖生發於上海，但其擴散是在謠言制造者的精心策劃下，由上海與廣州的報刊之聯動而形成的。這一事件與“五四”之際新文化同人因攻擊家庭倫理所影響的社會心理基礎有關，也折射出“五四”之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破除舊禮教與重建新倫理的困境所在。

“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是一句從明清時代開始就膾炙人口的民間俗語，其通俗地將以“五倫”為代表的傳統禮教秩序植根於中國人的心田。但在五四運動前后，此俗語卻衍生出一個意思完全相反的版本——“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這一改變何時最早發生，已不可確考，但“萬惡孝為首”一說能給人以深刻印象，並長久留在人們的歷史記憶裡，實和1921年在廣東的陳獨秀有莫大關系。

關於這一問題，既有的各種陳獨秀傳記和相關文章都會提及。綜合各家研究結論和筆者對1921年陳獨秀在廣東時期之言論的閱讀，可以判定陳獨秀從未明確說過“萬惡孝為首”，這是一個謠言。正如《民國日報》所說：“陳君在何處曾演說過這些話？有何人親耳聽見？鬧了許多日子，沒有一人能夠指出。”

但遺憾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隻對陳獨秀與“萬惡孝為首”謠言的關系作了簡單的現象描述，而不把它當作一個可以細致討論“五四”后文化運動與政治行動之演變的有趣個案。其實陳獨秀與“萬惡孝為首”謠言的關系尚有一連串問題需要厘清。其一，1920年末陳獨秀為何選擇赴廣州，而不留在北京或去上海、武漢繼續從事文化運動和政治行動？這個問題的答案看似簡單，實則還有不少需要進一步加以解釋之處。其二，在廣州，“萬惡孝為首”謠言產生的人事背景和斗爭邏輯為何？誰制造了這些謠言？他們如何制造？又為何制造？其三，有些謠言即出即散，有些謠言傳播稍久，有些謠言則長久留存。“萬惡孝為首”謠言就屬於長久留存之一類，那麼其能長久留存的社會心理基礎是什麼？更深入來看，上述問題背后涉及“五四”后文化運動和政治行動的走向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面臨的基本挑戰與困境等重要問題。

一

關於1920年末陳獨秀為何赴廣州，以往的解釋，一在廣東的“革命性”，二在共產國際的推動，而少見陳獨秀赴廣州的內在驅動和無奈之意。胡繩曾言：“中國的先進的知識分子主要是經過俄國十月革命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當時能讀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是很少的。他們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就勇敢地投身於熾熱的實踐斗爭中。他們的理論准備不夠多，這是一個弱點﹔但是，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就立即把它和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這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這段話無疑相當有見地，指出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大概是還未有充分的“理論准備”就已在“實踐”之中，而在黨組織未完全成型、手中又無武力支持的狀態下，他們的政治行動很多時候是以文化運動的方式展開或至少披著文化運動的外衣，“五四”后“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發展”的新文化運動由此就有了復雜的意蘊。

第一，“五四”后文化運動的具體方式表面上看與“五四”前基本無差，大致有辦學校、做講演和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但相較“五四”前的相對“純然”，“五四”后這些行動的背后更多浮動著人事的糾葛、派系的分野和政治的暗影。

第二，“五四”后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和內容相較“五四”前愈加模糊。“五四”前尚有科學、民主、文學革命、白話文等相對統一的目標。但“五四”后幾乎每個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都在定義自己的“新文化”，並以自己感知和理解的“新文化”為尊，同時可以視另一種不同於己的“新文化”為“非新”乃至“反新”。

因此，“五四”后的文化運動乃至政治行動的一條隱而不彰的主線是：誰是運動和行動的“定義者”和“領導者”。從這條主線出發方能更深刻地理解陳獨秀為何要奔赴廣東。

自1919年3月底開始，由於各方“尤集矢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無論是做文化運動還是做隱藏在文化運動之下的政治行動，北京、武漢兩地已基本沒有陳獨秀施展與騰挪的空間，具體表現在1919年4月9日陳獨秀從北京大學辭職、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捕。1920年2月，陳獨秀在武漢各處演講，當地官廳對其主張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回到北京后，為躲避北京政府再次拘捕，陳獨秀由李大釗、高一涵到車站接送至王星拱家中暫住，然后由李大釗護送至天津赴上海。

以這些事件為背景，我們才能讀懂1920年2月陳獨秀在上海所說的“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但“普通社會”不能為后盾，其中最不滿意者在“北京市不能謂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其實當時的“學界運動”之力已為各方所認識且極欲掌握，並不算薄弱，但陳獨秀當時無論在實際境遇、外部樹敵和內部人際關系上實已與北京學界漸行漸遠 與武漢學界也無太多交集，此其一也。

其二，陳獨秀在上海雖仍有施展騰挪的空間，這從他特地在上海做《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的演講就可見一斑，但上海的問題在於陳獨秀的競爭對手太多。因此從1920年9月到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連發四篇后來著名的“論上海社會”的文章，都當從“對手太多”這條線索去解讀，其中第一、二、三篇都和當時文化運動與政治行動的激烈競爭直接相關。

1920年1月，陳獨秀尚在說他的一位山東朋友有偏見，認為上海“決不會有真實的新文化運動”。在他看來，“這位朋友雖然學問見識都好，卻不曾到過上海一次。他的觀察未必正確。我是住過上海好幾年，卻不敢像他那樣一體輕視上海底朋友”。但到9月發表的《論上海社會》中，陳獨秀就開始直接批評上海的黑幕文人和書賈“做紅男綠女小說，做種種寶鑒秘訣，做冒牌新雜志騙錢”，上海這種“齷齪社會”哪裡能算得上“全中國輿論底中心”和“文化底中心”。

在10月發表的《再論上海社會》中，陳獨秀則提到了“黑幕”小說，說它是“搖身一變來做新思潮的雜志騙錢，外面挂著新文化的招牌，裡面還是賣黑幕一類的貨”。這指的就是張東蓀主持的《時事新報》，因該報於1916年9月初刊發“征稿啟事”懸賞“黑幕”，為“黑幕”小說流行的始作俑者，副刊《報余叢載》曾連載此類小說兩年多。不過1918年4月，《時事新報》又創《學燈》副刊，成為宣揚新文化的一大陣地，到1920年風頭極盛，正是陳獨秀和《新青年》在上海的重要競爭對手。

在11月發表的《三論上海社會》中，陳獨秀未能主導上海文化運動走向的怨氣表現得最為明顯，大有回到1915年《青年雜志》在上海各巨鱷壓制下難以出頭的憤懣狀態。他抱怨杜威、羅素等西洋名哲來到上海，卻被當作福開森、朱爾典、拉門德一樣的人物。上海各色人物不過是為了把他們引為同調和借他們大出風頭。陳獨秀更特別指出：“羅素初到上海，在大東歡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說中替商務印書館登了一段賣書底廣告。”要深入理解這些話，就得考察陳獨秀對羅素的態度和羅素初到上海的歡迎會是怎樣舉辦的。

1920年1月，陳獨秀曾說世界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代表是“英國羅素底新唯實主義的哲學”。到廣州后，由他主導的《廣東群報》除連載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美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業》外，還有羅素的《社會結構學》，可見其頗借重羅素。但羅素對陳獨秀卻未必有獨家青眼，這可能是陳獨秀借羅素來滬事大發牢騷的肇因。1920年10月13日，即《三論上海社會》發表的前十幾天，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會、基督教救國會、中國公學和時事新報社等六家單位聯合舉辦歡迎羅素來華大會。這次大會深深刺激了陳獨秀。因為陳獨秀雖然受邀參加大會，但主辦歡迎會的六家勢力雄大的社團、學校、報紙卻都和他沒有關系。到了現場，陳獨秀更時時心不甚愜。在他看來做“賣書廣告演說”的正是江蘇省教育會主席沈恩孚（信卿），再放眼周圍，同席的又是《時事新報》的張東蓀、《東方雜志》的楊端六等與陳獨秀有持續思想和言論競爭的人物。

相較北京、武漢、上海，廣州當時對陳獨秀來說大概是從事文化運動和政治行動的最好選擇，當然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從最好選擇這一面來說，首先，廣州確有陳獨秀因辛亥革命而形成的人脈。各方報道都稱，除了陳炯明全力以赴招攬陳獨秀外，汪精衛對陳獨秀來粵也非常支持並為此奔走。這和汪陳二人當年同為著名革命黨分子、彼此惺惺相惜或大有關系。其次，廣州和北京相距非常遙遠，和上海、武漢也都頗有距離，地理上的“天高皇帝遠”常能過濾掉許多具體情節和人事糾葛，而獨留下陳獨秀的赫赫名聲。因此陳獨秀赴廣州時，“新文化泰斗”“新文化巨子”“新文化大家”“北京大學教授”等名銜多見於各報，這些名銜會給當地人士以強烈期待。當然，期待越高，后面的反作用亦越強。

而從無奈這一面看，廣州的新文化運動實際“趕別省不上”。張國燾就曾直接指出：“廣州名為革命中心，但共產主義的活動反而比較落后。五四運動的影響，並沒有廣泛地波及到偏處南方的廣東，當時在各省風起雲涌的各種左傾小團體和地方性刊物，在廣州十分少見。”但因要去廣州，陳獨秀等從1920年起多強調廣東的民情、民氣和革命之間的契合性，如“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懸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較易於北京”，“廣東社會的平民思想，比較上實在發達，雖至廚夫走卒，也知爭自由，也知爭平等，無齷齪卑屈底氣象”，等等。

此外，陳獨秀赴廣州如此明顯地借助官廳之力量，甚至直接成為官廳之一員，這無論是對從事文化運動還是以“社會革命”為號召的政治行動而言都是一把雙刃劍。李大釗、張國燾等雖勸說陳獨秀不要受“共產黨人暫不做官”的約束，但此種勸說亦反映了他們其實都不乏對陳獨秀以“直接做官”來推動革命的隱憂。但在無奈的選擇之下，陳獨秀隻能以“辦教育也不能說是做官，而對於共產思想的傳播則特別有利”來自我開解，這些都為日后在廣州發生的各種沖突埋下了伏筆。

二

陳獨秀1920年底到達廣州，1921年8月離開。已有學者就這段時間裡與陳獨秀相關的歷史作出較好的學術重建。這裡圍繞本文主題“萬惡孝為首”謠言，詳前賢所略地展開討論。陳獨秀到廣州所受到的謠言攻擊，以“萬惡孝為首”為主要內容的已屬於第二波。第一波源自“男女同校”問題的爭論，主要是《廣東群報》與《廣州晨報》進行論戰。當此次論戰走向白熱化之際，兩報文章均充斥著對各自主辦人、記者、作者的人身攻擊。1921年3月3日，陳獨秀在《廣東群報》刊出大字啟事雲：

廣州晨報社社長夏重民先生：

先生在今天《晨報》上發表不滿意於弟之三事，頗關弟之名譽，有何証據，請於廿四小時以內明白賜復。

三月二日午后二時 陳獨秀

這有關陳獨秀名譽的“三事”是什麼呢？筆者雖經多方搜羅，至今未見《廣州晨報》。據《廣東群報》文章的側面反映，《廣州晨報》夏重民的文章題為《我為什麼要反對陳獨秀》，其中說陳獨秀有三事：一有“統一人家思想的野心”，二乃為“人”的品格甚差，三有“桀犬吠堯”“臧倉毀孟子”之事。而關於陳獨秀“人品”甚差的具體例証則落在他和沈定一（玄廬）在黃姓友人家“胡混”之事，這可視作“萬惡孝為首”謠言的前奏。

謠言真正的發端基本可判斷在上海。《民國日報》就指出：“最奇怪的是，這種謠言先發生於上海，等上海報紙所載的消息傳到廣州，然后廣州轟動起來。”《民國日報》所說的“上海報紙”就是政學系的《中華新報》。3月8日，《中華新報》發表署名“廣州歸客”的《廣東最近之兩大暗流》一文。關於這篇文章的內容，以往研究幾乎全據陳獨秀文章的轉述，故此處稍多摘引全文：“此外更有一事為現時廣東人士所抱為莫大隱憂者，則陳獨秀之禽獸學說，所謂提倡新文化者是也。陳炯明本無學識，卻侈談教育。觀其在高師演說時，隻滿口不痛不痒之套語，不特不知教育為何物，簡直教育二字之意義，恐亦未能了解。自己既無所知，則求賢自輔詎雲非宜。廣東不乏通明博達之士，其辦學成績，彰彰可見者，尤指不勝屈，乃偏廢置不用，好奇立異，特覓一所謂提倡新文化之陳獨秀回粵，開章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開此說，無不傾耳諦聽，模仿實行，若決江河，沛然莫御。即學校以外，凡社會上囂張浮浪之徒，無不樂聞其說，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同時民黨暴徒如夏重民、吳鐵城等又從而附合之，盛倡共產公妻主義，隨時集合苦力團體，大鼓大吹，一時無識頑徒無不奮臂張拳，咸欲分肥擇艷，肆其一逞。據各界人士觀察，將來廣東之大禍，必有不可思議者，比洪水猛獸而益烈。目下如民軍之肆擾，盜賊之橫行，兵燹之侵奪，以及拒收紙幣，否認八年公債，查封產業，大放匪囚，翻判舊案等事，其直接或間接加害於人民者，不過財產上之關系、或治安上之關系，甚亦不過生命上之關系，究屬一時的痛苦。至於陳獨秀之學說，則誠滔天禍水，決盡藩籬，人心世道之憂，將歷千萬億劫而不可復。聞現時廣州各校學生，多因仿效此等風氣，家長父兄甚為惶恐，飭令子弟退學者絡繹不絕。今年廣州中學及第一中學學生人數，較去年幾少一半。又廣州孔教會特聘請謝次陶君演講孔義，並按日演說辟仇孝，甚為暴徒嫉視，聞迭接匿名函恐嚇，擬以激烈手段對付，能否繼續演講，尚未可定。斯真廣東之慘象也。”

這篇文章的訪員雖然筆下繪聲繪色，但實在對廣州情形一知半解，竟然錯亂到把陳獨秀和《廣東群報》的對手方——廣州晨報社社長夏重民視為“附和”陳獨秀之人，又把毫無干系的吳鐵城拉扯了進來。況且，以《中華新報》本身的影響力，此說本不會引起那麼大關注，陳獨秀未必需要針對性地辟謠。謠言引發更廣泛的關注並給予陳獨秀壓力是由於3月9日廣東省議會伍瑤光等十余名議員與上海報紙相呼應，借題發揮，發布咨文雲：“近世歐洲學者，脫宗教迷信之束縛，言論得以自由，其間如達爾文、斯賓塞爾輩，創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說，而強權之習興﹔伯倫知理主犧牲人民以為國家之論，而國際之界嚴﹔邊沁倡人生主觀，唯在樂利之言，而功利之學盛其中於人心也。則道德之觀念微，而權力之競爭烈，其中於國家也，則侵略之主義強，而鐵血之防維甚。吾國偉人巨子，狃於歐西一時之強盛，從而翻譯之，傳播之，幾以為天經地義之不可磨滅矣。而其究也，歐洲各國連橫合縱不可究結，殺人數千百萬而不知恤，西儒讬爾斯泰求其故而不得，以為科學足以殺人。吾以為科學何禍於天下，歐洲之禍，權利學說之禍也，今則幡然覺悟，宗旨又變矣……五倫之教，何害於人？國今雖凌夷微衰矣，有志之士，思有以拯弊補偏之，對於個人則提倡獨立自治，使皆有自由平等之精神，斯亦足以為治矣。乃今泰西一二學者，提倡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無父主義，公妻主義，吾國所謂偉人巨子，又從而翻譯之，傳播之，幾欲取吾國數千年五倫之教，根本取消以為快……此等學說，法國大革命施之，已不能行，今日俄羅斯勞農政府，亦隻在實驗中，而厭故喜新之士，乃欲舉吾國而付之一擲，且從而標識之曰新文化……甚者乃倡‘萬惡以孝為先，百行以淫為首’之說。”

議員在廣東省議會中借謠言發難與《中華新報》發文僅僅相差一天，以當時上海與廣州之間報紙投遞之速度，實可判斷並不是議員們見《中華新報》文章而變色並在議會發難。再聯系以陳獨秀擔綱的廣東省教育委員會成立於3月8日，足見此謠言出現有幕后精細全盤的策劃。

3月10日，廣東省城警察局勒令《真共和報》停止出版一星期，原因是該報載《毒獸穢史》小說，“系隱指陳獨秀、蔡孑民而言”，這大概就是陳公博回憶有人誣蔑陳獨秀為“陳毒獸”的緣起，以粵語發音看，這樣的聯想也頗順理成章。警廳查停《真共和報》一事明顯系陳炯明出手，打壓謠言，替陳獨秀出頭。3月11日，《廣東群報》發表《議員——常識》一文，回擊省議會。3月13日，研究系主導的《時事新報》也認為：“‘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二語，系議員攻陳之語，非陳所言之原文。”不過同日，上海與廣州兩地再次形成擴散謠言的聯動，這次的發動者為在上海和全國都極有勢力的廣肇公所，通電要求廣東人士驅逐陳獨秀：“廣東省議會、陳省長、教育會、九善堂、總商會、各報館、香港東華醫院、華商總會及北京及各省各埠廣東會館、廣肇公所，美洲、南洋各埠廣東會館、廣肇公所同鄉雲。上海各報記載廣東教育行政委員陳獨秀四處演說，主張‘百善以淫為首，萬惡以孝為先’，陳獨秀身為教育行政委員，敢倡此等邪說，流毒社會，貽害青年，非率人類為禽獸不止。諸公愛鄉念切，諒不忍坐視，務望主持公論，驅逐梟獍，勿使溷跡吾粵。”

3月18日，陳獨秀在《廣東群報》發表《辟謠——告政學會諸人》，指責《中華新報》說：“我在廣州各校的演說，眾耳共聽﹔各處的演說詞回回都登在報上，眾目共見﹔有無該報所謂‘禽獸學說’，各校學生及看報的人應該知道，用不著我辨正的。”同日，《香港華字日報》刊出陳炯明給上海廣肇公所的復電雲：“上海廣肇公所同鄉諸君鑒：電悉。陳獨秀先生:當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現正改良粵省教育，倚畀方殷，滬報所載，系屬謠傳，請勿輕信為盼。”

不過《廣東群報》《香港華字日報》影響范圍局限於南粵。3月23日、24日，陳獨秀再借黎明社記者採訪名義在《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各上海大報發表“統稿”，進一步擴大辟謠范圍。

以上即是“萬惡孝為首”謠言從前奏到醞釀到拋出再到為人所周知的大致過程。這一謠言的產生當然和一般意義的“衛道”與“新潮”之爭關系密切，但又不限於此。已有學者指出，挑戰陳獨秀的並不僅僅是那些“衛道之士”，更是“廣泛涉及新、舊各個思想派別”。這一結論是有陳獨秀一方書寫的史料來証明的。

1921年3月19日，《廣東群報》上的文章就把攻擊陳獨秀的人物分為八派，有“（一）省議會、（二）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基督教徒、（七）一般守舊派、（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3月20日出版的《勞動與婦女》上的文章則把攻擊陳獨秀的歸納為四派——國民黨、少數無政府黨、保皇會和政學會，並追問：“這四派人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何以能夠聯合？”

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派別何以能夠聯合？正是因為在“萬惡孝為首”的謠言背后，除有新舊之爭外，還有新新之爭、黨派之爭、飯碗與地盤之爭，這四種矛盾在實際歷史進程中互相交織，彼此依存，為行文稍有條理，下文一一來討論之。

第一，在新舊之爭中，我們應對那些在以往研究中被指為 “衛道士”的人物予以更全面的審視。其實，他們大多不是純然守舊的人物，反而是清末的趨新人物。以廣東“驅陳”議員首領伍瑤光為例，他在清末就寫過《亞洲各國史》這樣的新學書籍，其視野比清末一般的新人物更為廣闊，寫“亞洲史”范圍能及“小亞細亞”，足見其“世界”知識之豐富。進入民國后，他也不是僻守鄉間的庸碌之徒。1919年，他為廣東恩平擺脫“三等縣”桎梏，設立縣中學堂，之后亦不顧在地士紳“破壞風水”的攻訐，力排眾議，為地方修路，釋放了當地的經濟活力。由此可見，他在辦教育、破迷信等方面都不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之人。更重要的是，若細讀這些議員撰寫的咨文，其中固然甚多迂腐之詞，但從前引文可以看出，他們至少知道達爾文、斯賓塞、邊沁、托爾斯泰等人的學說和思想，也並不反對一般意義的獨立自治和自由平等，隻不過他們不能接受人倫關系和社會秩序的“根本取消”。這背后其實是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即當以“五倫”為代表的傳統政教秩序趨於崩壞，一個新的社會憑借什麼重新建立起秩序，是“舉吾國而付之一擲”然后重建秩序，還是需要依托中國既有文化精神的基礎。此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所問：中國發展的前路是要“因人之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還是“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

第二，在關注新舊之爭的同時，更須注意的是新新之爭。以往研究多特別關注陳獨秀與以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爭論文章，也會詳細描述陳獨秀在廣州大半年間所做的拓黨、演講、辦報和其他各種活動，因此后人會比較清楚陳獨秀借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身份“造勢”的這一面，但較少注意他憑借這一身份行事的尷尬一面。如1921年3月3日，《香港華字日報》便發文暗諷說：“凡辦教育者，必不可染有政客的臭味，如教育家而兼政客，實足為教育界之大害。”這裡所謂“教育家而兼政客”指的正是陳獨秀。到廣州后，陳獨秀雖在教育改造、言論鼓吹和組織拓展等方面做了相當多努力，也有相當成績，但因其官廳的身份在不少地方仍不免尷尬。

一方面，陳獨秀名義上的“辦教育”和實際上並非“辦教育”給一般人以強烈的心理落差。陳獨秀去廣州，在很多不明內情之人看來是專門去辦教育的，當然也會宣傳白話文、新文學、新標點符號、科學精神等“新文化”。因此，在初到廣州的一段時間裡，各方排日請陳獨秀做演講。這既是震於其創辦《新青年》以及曾為北大文科學長的大名，又是認為他既有此經歷又有此身份，一定對教育有精深研究和獨到見解。但正如陳公博所言，陳獨秀“不是學教育的，對於教育沒有很深的理論”，加上他不善演講，“多演一回講，令人多一次失望” 。

失望之余，人們進一步發現陳獨秀非但不太會講“教育”，連原來預期的“新文化”也不太講，而是大講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過超前的“社會革命”。《晨報》上的有關文章即說自陳獨秀來廣州后，“廣東從前之社會主義家與新改變之社會主義家群聚於粵。近月來各處演說，常公然提倡社會革命。且有數報，報上用大字標明‘本報目的鼓吹社會革命’”。

另一方面，陳獨秀和其周邊人物雖以一般人不太理解的“社會革命”為號召，但他們理解的“社會革命”和廣州乃至廣東地區一些信奉無政府主義的知識青年所理解的“社會革命”又差異甚大。那些知識青年認為“社會革命”的目的是“鏟除一切人類的桎梏”。《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雖是傳播新思想的報刊，但都不過是“批評中國舊有的惡文化，范圍有限”，讀來刺激性較弱。刺激性較強的是《自由錄》《民聲》《進化》等宣揚無政府主義的秘密刊物。在他們看來，即使是前述刺激性較弱的話，陳獨秀礙於官廳之身份也說得不夠徹底，“既不能公開宣傳共產，也不好批評政治。這就造成了陳獨秀一面難得一般民眾之認同——他們認為陳獨秀太“新”，一面又很難得到更為激進的知識青年的認同——他們認為陳獨秀尚不夠“新”。由此，陳獨秀與區聲白等人的論爭，因“社會革命”目標的烏托邦化而具有了贏了“戰斗”卻輸了“戰爭”的味道。

以上分析的新舊之爭和新新之爭尚屬於思想論爭的范疇，而黨派之爭和飯碗、地盤之爭則是實力的較量和利益的爭奪。先來看黨派之爭。

早期共產黨員王凡西曾在回憶錄中說，在1925年以前的杭州，多數教員與學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話，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為止。對於德、賽二先生的向背，對於孔子的抨擊或崇拜，始終還是這個城裡新舊人物的分界線……他們對於當時為數不多的‘國民黨分子’，雖然不是仇恨的，卻是輕視的”。這說明大概到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前，杭州新人物之間尚是文化人與政治人的分野。與杭州相比，廣州的情況可能就不太一樣。1921年廣州的新人物大多數已有黨派背景，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報告就說：“廣州的情況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大學生們是同情神秘的無政府主義的，或是受國民黨所操縱。”這種“黨派化”體現在廣州本地的《廣東群報》內部，“陣營（也）是相當復雜”。在《廣東群報》的五位編輯裡，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均有共產黨背景，陳雁聲和陳秋霖則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且陳雁聲是國民黨員而不滿意陳炯明，陳秋霖是國民黨員而同情陳炯明。《廣東群報》的編輯群體如此，就更不用說廣州城內外那些與陳獨秀等意見不合又依附於各個黨派的新人物。

“黨派化”還體現在廣州與上海、廣州與北京的黨派互動與黨派聯系上。1921年二三月間，陳獨秀和俄國代表雖屢次召開會議，希望聯合區聲白、梁冰弦、劉石心、梁一余、譚祖蔭等無政府主義者共同建立黨的組織，沒有成功。譚祖蔭雖在回憶中強調他們“沒有什麼組織”，但其實是有的，且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全國性網絡，只是當時還不那麼嚴密而已。陳獨秀在廣州的作為，北京的無政府主義者雖不完全清楚，但大致了解，並已有一定程度的應對。據北京政府步軍統領衙門密探的報告，1921年2月，北京的無政府主義者已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河南各處“聯絡同志”。3月11日，黃凌霜、朱謙之等十余人在北京褲緞前街6號開會，商量如何聯系廣東“同志”“謀吾黨之大集合”，以與“近日恃勢攻擊，屢與吾黨為敵，破壞吾人信用”的陳獨秀做斗爭。

上述或靠攏無政府主義或來自國民黨或出自政學系、交通系的新人物，對引發“萬惡孝為首”謠言的“男女同校”“女子參政”等問題有分歧的態度和意見，背后其實是政爭和黨見，比如有些無政府主義者是“一面鼓吹無政府主義，一面為政黨作留聲機器”。孫中山一系的國民黨人和陳炯明一系的國民黨人則借各種機會排擠互攻。社會上的一般人物則未必對此十分清楚，從這些論爭中跟風傳播的是“女子無行”“男女混奸”“傷風敗俗”等流言蜚語。這些流言蜚語被別有用心之士有目的性地與陳獨秀相聯系，引發種種或明或暗的風潮。在這些風潮裡，他們看上去屬於新的陣營，但其實不少人因黨派背景壓根就不問新舊，而是以此來渾水摸魚，從中取利。

這個“利”是什麼呢？除了黨派之爭中各家孜孜以求的權勢上升與聲光煊赫外，還有就是飯碗和地盤。此正如《晨報》一篇文章所言，1921年廣東不少學校的風潮，“（表面）理由似頗充分，實則內幕完全新舊問題及地盤、飯碗問題”。

這類地盤、飯碗問題的發生，源自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權力擴張。在陳炯明的支持下，廣東省教育委員會首先擴張的是財權。委員會成立后，“所有省城直轄各學校及各機關常年經費暨補助費，自本年（1921年）三月一日起一律改由教育委員會匯領轉發”。其次擴張的是人事權。1921年4月20日，陳炯明公布《中學校校長任免章程》，規定直轄中學校校長由教育委員會依組織法任免之﹔市立或國立中學校校長由各市或各縣教育局局長按資格規定，呈請教育委員會委任﹔凡中學校校長，均以國內外大學高等師范及專門學校畢業生為限﹔教育委員會對於各市立、縣立中學校校長，認為不適當時，得令市或縣教育局局長，照章另擇一人，呈請委任﹔各市立、縣立中學校長，均得任用外縣人。

在這兩種權力擴張之后，教育委員會幾乎包攬了廣東教育之財政與用人，且委員會的章程表現得如此“喜新”與“開放”，很難不引起當地舊人的恐慌和反擊。陳公博的回憶就說他們“恐慌著將來學校的校長和教員們要換了屬於新文化的少年們，生活問題常常可以迫人鋌而走險”，“何況廣東的教育久已成為他們的地盤，他們為著地盤而戰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經地義”。

“為地盤而戰”令1921年廣州學潮此起彼伏，規模較大的即有3月廣東高師國立改省立學潮、4月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撤換校長學潮、7月醫藥專門學校停辦學潮。這些學潮都折射著陳獨秀攜粵籍北京大學學生入廣東后，面對著當地盤根錯節的復雜人事背景，應付著歧異多變的斗爭邏輯。其中大致的歷史因果是，陳獨秀等既掌握絕大權力，就勢必要更動盤踞已久的舊日格局。被陳獨秀更動的校長、董事、教師當然心懷不滿，滿腹怨懣，更會引發尚未被更動的校長、董事、教師們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的恐懼與聯想。1921年4月“甲工學潮”之際即有人說：“某學務包辦派欲奪該校校長一席而有之，遂鼓動該校一部分學生借詞反對，務使高（劍父）校長知難而退，以便擴張己派之勢力，而漸次入寇高師、法政學校。”

這些被更動的和害怕被更動的校長、董事、教師背后或為孫中山或是陳炯明，還有汪精衛、伍廷芳、唐紹儀等實力人物，由此飯碗、地盤之爭往往牽動政爭，遂令整個局面更加扑朔迷離。在此局面中，紛紛擾擾的學潮為可見之表象，但陳獨秀等人多年來擅長的是發動學生，卻並不太懂得如何收束學生，而一般官民心理多厭亂而好安，多希望學潮早些平息，這讓掌一省教育之權柄卻經常引發學潮又難以控制學潮的陳獨秀多添了一條“罪狀”。

總之，若陳獨秀真為一個長袖善舞的“政客”，或可避免僅在廣東大半年就被各方驅逐的命運，但陳獨秀恰恰不是一個政客，而是一個讀書人，且是一個“他永遠是他自己”的讀書人。有人就曾評價說：“廣東政治向來以中飽、納賄、敷衍為要素，而仲甫獨不然，因此各人都感不便。”一個滿懷理想又不乏家長獨斷作風的讀書人進入了一個需要交通上下、左右逢源的位置，則各種尷尬和錯位就必然產生，“萬惡孝為首”這樣的謠言也會如影隨形。

三

“萬惡孝為首”謠言的傳播和流行，除了事關1921年廣東復雜的人事背景和斗爭邏輯外，同時有不局限於廣東一隅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形成這種社會心理基礎的明晰線索大致有以下幾條。

第一條是陳獨秀自己和其他人物對此事的不斷辟謠，像沈玄廬、邵力子、葉楚傖等都寫過為陳獨秀辟謠的文章。辟謠雖屬應對紛亂謠言的必為之事，但這一篇篇文章有時也會讓謠言傳播越來越廣，若批駁不到位的話，反而會起到坐實謠言的作用。如1921年3月21日《廣東群報》發表一篇《陳獨秀與康有為的今昔觀》的文章，竟將名聲早已大壞的康有為與陳獨秀作比，將陳獨秀看作20多年前遭到舊派狂攻的康有為，此雖在私底下勉強可作類比，但公開發表於報紙，實不啻向讀者証明陳獨秀確曾發表過如“萬惡孝為首”這般“洪水猛獸”的言論，這種辯護方式實在不算高明。

第二條是上海娛樂業的推波助瀾。謠言甫出一個多月，《申報》上的戲劇廣告就已經開始利用它來做推銷，和平社在笑舞台的廣告就說：“婚姻問題是人生最最切要的問題，什麼‘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同‘公妻’‘女子國有’等等荒蕩話，都是反對新思潮的鬼計。人們千萬不可因此忽略婚姻問題。一夫一妻，家庭所由起，一家一室，積而成社會。婚姻不良，家庭、社會、國家又從何良起？中國婚姻制度太專制，影響到國家很多，所以特地編這本戲來攻擊婚制。”

第三條則與《學衡》主將吳宓文章所引發的討論有關。1922年10月10日，吳宓在“萬惡孝為首”謠言的散布起點——《中華新報》上發表《新文化運動之反應》一文，提到“自某氏以‘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說倡。新說之盛，風氣之惡，遍國中滔滔皆是”。吳文發表后，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著名的《一是之學說》，署名“甫生”之人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駁新文化運動之反應》反駁吳文，從而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筆戰事件。這些文章都提到了“萬惡孝為首”的謠言，由此謠言又一次因此次筆戰事件而備受矚目。

最后一條線索大概是各種小道消息的口耳相傳，乃至連綿傳遞成為顛扑不破的歷史記憶。陳獨秀自己在1923年就發現“父子成於肉體之樂”這句話被說成是他的發明，而“仇孝”“討父”之類的話“現在窮鄉僻縣居然傳到”。余英時的見聞証明了陳獨秀的印象，他第一次聽說陳獨秀就是因為有人說他曾公開提倡“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又寫過“父母有好色之心，無得子之意”這兩句大逆不道的話。

在以上的明顯線索之外，“萬惡孝為首”謠言的流行還有更長時段的暗的伏線。邵力子曾言：“陳君不是初出鋒芒的少年，他底著作登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的，大家都看見過，他底言論，在北京、上海底學生和朋友，更都聽見過。試問哪一處有過討孝、公妻的主張，哪一個曾聽見他講過這些話？”這話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代表《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浙江新潮》《民國日報》等報刊沒有給社會大眾留下攻擊忠節孝義以及極力貶低家庭、家族的印象。1919年，陳獨秀已直接說《新青年》被舊人物和青年學生一致看作“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1932年，傅斯年則說：“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在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誣蔑。”到1936年，周作人也指出：“施存統著《非孝》，而陳仲甫頂了缸，至今讀經尊孔的朋友猶津津樂道，謂其曾發表‘萬惡孝為首’的格言。”這些說法其實都提示在“萬惡孝為首”謠言出現之前，大眾社會心理對於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講“新文化”人物已有的既定印象，正如陳旭麓所言：“謠言為什麼會不脛而走，除了人們道聽途說的習性外，也因為它有過這樣和那樣的影蹤。”而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和以下因素有關。

第一是《非孝》一文引發的長久影響。施存統所撰的《非孝》全文今已不存，但其留下的極大影響，各種研究都已經注意到，“非孝”已然成為當時大眾觀看“新文化”的一個固有面相。而當“萬惡孝為首”謠言出現后，人們很容易將二者聯系在一起。如1921年一位浙江溫州中學生寫的《對於非孝的感想》就把二者相聯系：“現在的風氣，一天墮落一天，道德也一天敗壞一天﹔甚至提倡‘淫’為百行之首，‘孝’為諸惡之源的……假使把這‘非孝’的話頭推行出去，吾想世界上人，一定把‘禮’‘義’‘廉’‘恥’四個字掃地無遺﹔那就使觀察容易流於皮相，思想容易至於錯亂。”到1937年，有人作《五四歷史演義》，也將把二者勾連的思路延續了下去：“有幾個老伙計，卻很乖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了個造謠中傷的法子。原來有一個青年和一個雜志編輯發表了幾篇‘非孝’的文章，對於剝奪青年獨立人格的舊式道德‘孝’批評得很厲害，那青年就是史承統，后來做了中學教員。那個雜志編輯就是陳仲甫，后來在廣東做了教育廳長。孔家店的伙計，就趁此時造他們的謠言道：史承統寫信給他父親，是稱仁兄大人。陳仲甫在廣州演說，題目是‘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

第二是自五四運動以來北京大學同人發表了多篇以“萬惡之原”來抨擊家族、家庭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傅斯年發表在《新潮》上的《萬惡之原》和李大釗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隨感錄”。如果說李大釗尚指向的是“家族制度”，傅斯年就直指家庭和名教了：“更有那些該死的倫理家，偏講那些治家格言，齊家要旨。請問整天齊家去，還能做什麼事？況且家是齊得來的嗎？又有人說，這是名教，不可侵犯。還有人說，什麼‘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實名教本是罪人，哪裡有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殺人的，哪裡有不殺人的名教？”正因為傅斯年的文章如此激烈，日后才會有人錯記此文題目《萬惡之原》為《萬惡孝為首》，說它“反對封建道德，在學校內和社會上曾引起了不少的爭論”。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長期伏線在陳獨秀本人。陳獨秀攻擊綱常是由來已久的事，他從1916年到1917年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批“徹底破壞儒者三綱的等級制度”的文章，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覺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等。其中《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直接說：“孟子所謂人倫，是指忠君、孝父、從夫、為人之大倫，試問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是否能容這‘以君統民，以父統子，以夫統妻’不平等的學說。”當時就有人據此說他為“綱常名教之罪人”。另據著名女作家蘇雪林回憶，正是自1916年起，她的國文教員開始在課堂上大罵陳獨秀，說他“詆毀孔孟，反對綱常，言詞邪說，層出不窮，實為世道人心之大憂，將來必釀神州陸沉之禍”。陳獨秀在大眾心目中的“私德形象”至晚在1919年初已經形成。1935年，胡適讀過湯爾和1919年的日記后，說他終於“稍明了當日一般人的心理和其背景”，而這“一般人的心理和其背景”中很大一個部分就是人們如何“借私行為攻擊（陳）獨秀”。再加上陳獨秀無論在個人關系層面還是社會認知層面，既是李大釗的戰友又是傅斯年的老師，他在《新青年》上也有直接贊揚施存統和《浙江新潮》的文字，說他們“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的”。也就難怪不少謠言會張冠李戴，將很多原本不是陳獨秀說的話安在了他的名下，再也不能辯白清楚。

四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個“送來”的過程，目前有兩點是已相對清楚但又需要進一步解釋的。一個是在1921年前后舶來的“主義”種類繁多，琳琅滿目，馬克思列寧主義既在各種主義的包圍之中，亦在各種主義的競爭之中﹔另一個是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各種舶來“主義”既具有因中國之道與西洋之道“出於二”而產生的新“合道性”，又肩負著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艱巨任務。就陳獨秀與“萬惡孝為首”謠言這一個案來看，其正折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初進中國后面對的這兩大挑戰。

從前一點來說，20世紀中國革命的特點是多信仰一種不止於“改朝換代”的“大革命”，追求一種無所不包的“大革命”。傅斯年即說：“所論革命者，不隻政治革命，應該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來近代的革命不單是一種政治改變，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會的，文藝的，相互改革，否則革命隻等於中國史上之換朝代，試問有何近代意義呢？”陳獨秀也說：“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謂也。中國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嚴格言之，似不得謂之革命，其他革命，更無聞焉。”由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因其有“指向未來”的理想和“普照世界”的理想而有了從各種主義中脫穎而出並佔據革命制高點的可能性，但因此也有了建設新倫理的困境，“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倫理之上”。但在舊的倫理破除之后，新的倫理是何內容、如何得以建立等，對中共來說無疑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從后一點說，馮友蘭曾言，“歷史上每一個革命之后所建設之新社會，常較革命家所想象者，所宣傳者，舊得多”，因為“一新底社會之出現，不是取消一舊底社會，而是繼承一舊底社會。社會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學、藝術等，均是如此”。本文處理的廣州和廣東地區就是一個相較上海、武漢等地不太容易改變的“舊底社會”，而從學者對后續廣東地方黨組織的歷史研究看，這種不易改變的韌性相當持久。

綜合以上兩點，本文從一個小的側面揭示了自19世紀末起，因為時代的大變革、新思想文化的引介和現代化事業的推進，以“忠孝”為表征的傳統倫理觀念確實逐漸在減削勢力，“五四”正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萬惡孝為首”謠言的流行正從社會心理層面証明了當時反傳統思潮的澎湃。但“五四”之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實踐過程表明，改變中國當然是一個“除舊布新”的過程，也同樣是一個“推陳出新”的過程。因此，“如何從舊禮教的破瓦頹垣裡，去尋找出不可毀滅的永恆的基石。在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會的行為規范和准則”，既是五四運動留給后人的疑問，也是中共從1921年建黨之初就開始應對的問題，至今仍在探索與實踐的路上。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