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紅四軍挺進東江行動新探

1929年10月，紅四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挺進廣東東江。對於這一行動，權威的黨史、軍史著作均給予了基本否定的評價。(1)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歷史資料的不斷搜集與整理，對這個問題應以歷史發展的角度和更加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以求得新的認識。

一、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挺進東江原因

1929年9月，廣東政局發生重大動蕩。17日，張發奎在湖北宜昌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反對蔣介石活動，准備配合時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進攻廣東。10月1日，俞作柏在南寧就任“護黨救國軍南路總司令”，通電反蔣，率部進攻擁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兩廣軍閥戰爭的爆發，無疑是革命力量發展的好時機。因此，中共中央於9月28日指示紅四軍前委：“在軍閥戰爭開始爆發之際，紅軍應以全部力量到韓江上游閩、粵邊界游擊，以發動群眾斗爭。至兩廣軍閥混戰爆發東江空虛時，紅軍可進至梅縣、豐順、五華、興寧一帶游擊，發動廣大群眾斗爭，並幫助東江各赤色區域的擴大，相機圍繳敵軍槍械，集中東江各縣赤衛隊建立紅軍。如兩廣軍閥混戰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於全國，紅軍即可向潮汕方面游擊，建立蘇維埃政權，並向惠屬方面逼近。如蔣系軍隊失敗，紅軍應位置於粵、贛大道左右或其敗退所經之路圍繳其槍械。如軍閥戰爭結束較快或蔣系軍隊得勝時，紅軍仍留粵、閩、贛邊界一帶游擊，以發動群眾。”[1]522-523中共中央的指示判斷了兩廣軍閥戰爭爆發后可能出現的四種情況，提出紅四軍挺進東江后應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不同行動。

那麼，中共中央為什麼要紅四軍向東江地區挺進呢？

東江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特別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后，東江農民運動成為廣東省農民運動的策源地。以彭湃為主任的廣東省農民協會潮梅海陸豐辦事處，下轄海豐、陸豐、普寧、惠來、揭陽、潮陽、潮安、澄海、豐順、南澳、平遠、蕉嶺、饒平、興寧、梅縣、五華、大埔17個縣，農會會員達35萬人。(1)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廣東國民黨當局也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廣東當局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當天，東江地區的澄海、五華即發生了由當地黨組織發動農軍進行的武裝反抗斗爭。此后，揭陽、豐順、普寧、海豐、陸豐、紫金、饒平、梅縣、興寧、潮陽、惠來、大埔、潮安也先后舉行了農軍武裝起義。八一南昌起義后，為策應南昌起義軍南下，在東江地區黨組織領導下，各縣紛紛舉行武裝起義。8月31日，潮陽、普寧農軍攻佔潮陽縣城﹔9月3日，中共興寧特支領導農軍攻佔興寧縣城﹔9月8日，張善銘、黃雍等指揮海陸豐農軍攻佔陸豐縣城，17日佔領海豐縣城，並先后成立海豐、陸豐臨時革命政府﹔梅縣、五華、澄海等縣農軍在南昌起義軍到達之前，相繼舉行了武裝起義﹔大埔農軍於9月16日攻佔大埔縣城，成立大埔縣工農革命政府。南昌起義軍進入潮汕后，潮安、揭陽、惠來、饒平等縣在黨組織領導下，先后舉行武裝起義，有力策應了南昌起義軍，並分別成立了澄海縣革命政府和揭陽工農革命政府。南昌起義軍失敗后，董朗率領余部1000余人進入海陸豐地區，與當地農軍會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四團。彭湃遵照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回到海陸豐，就任中共東江特委書記，組織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先后佔領海豐、陸豐全境和惠陽、紫金的部分山區。11月中旬，海豐、陸豐兩縣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區級蘇維埃政府相繼建立。在彭湃的領導下，各地紛紛推翻舊政權，實行土地革命，逐步形成了包括海豐、陸豐全縣和惠陽、紫金部分地區的革命根據地。1928年3月，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在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下受挫，革命斗爭轉入低潮。同年10月，海豐、陸豐、惠陽、紫金四縣黨組織成立中共海陸惠紫特委，以陳舜儀為書記，四縣工作得到恢復和發展。1928年初，古大存領導五華年關暴動。為保存革命力量，古大存率領100多名黨員和農軍骨干，於5月上五華、豐順、揭陽三縣交界的八鄉山。1928年底，八鄉山、銅鼓嶂、九龍嶂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初步形成以八鄉山為中心的根據地。1929年2月，中共東江特委轉移到八鄉山，這裡成為東江革命斗爭的又一個中心。隨著八鄉山根據地的開辟和發展，東江革命斗爭開始走向復興。

以上表明：其一，東江是農民運動開展得最早和很好的地區﹔其二，東江是最早舉行武裝起義的地區﹔其三，東江是最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區﹔其四，東江地區革命斗爭屢挫屢起，有著深厚的革命基礎。

1929年9月1日，正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的陳毅，在寫給中央的《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情況的報告》中說：東江“現有十五縣成立了縣委”，“汕頭一個支部”。“統計農會會員約有十萬人左右，槍械約有七千支。”“豐順、梅縣、五華、興寧、大埔、饒平、普寧各縣群眾大部分歸我們領導。”“東江特委健全，各縣干部較多。”[2]27這個報告使中共中央得到這樣的信息：東江地區黨的組織、干部力量、群眾力量、武裝力量都是比較好的。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挺進東江地區的原因有三：一是認為東江地區群眾基礎比較好，黨的組織比較健全。在當地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革命斗爭潮落潮起連續不斷，具有發展潛力。二是認為兩廣軍閥開戰，東江地區敵人兵力空虛，是革命力量發展的好機遇。三是認為東江地區與閩西、贛南相鄰，三個地區的革命斗爭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紅四軍挺進東江，推動東江地區革命發展，可能使之與贛南、閩西蘇區連成一片，成為大塊蘇區。

二、紅四軍第三次佔領龍岩后曾計劃挺進東江

早在192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澤東、朱德，指示：“擺在你們面前的出路有三條：一是仍向贛南發展……二是向閩西發展……三是向東江……這三條出路究竟向哪一方面發展，實際情況如何，還應由你們決定。”(1)當時，東江革命斗爭開始走向復興。4月15日，中共東江特委給紅四軍前委寫信，提出東江敵人因蔣桂戰爭而調走一部分，特委計劃發動東江暴動，但又覺得自己力量不足，請求紅四軍進入東江給予幫助。這時，紅四軍正利用贛南敵人兵力空虛的機會開辟根據地，無法分兵前往東江。5月3日，朱德給中共東江特委回信，指出：反動軍隊因蔣桂混戰而調走一部分，這是各地皆同的現象。“東江目前宜用游擊戰爭發動群眾斗爭”，不要“輕易去攻打城市”和“忙著公開干起來”。江西反動勢力在全國是比較弱的，黨組織有普遍發展的趨勢，群眾基礎也比較好。因此，“紅四軍在贛南工作緊急，不能分兵遠征，因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力量估計得太大”。(2)

6月下旬，紅四軍第二次入閩第三次佔領龍岩后不久，決定執行中共中央4月1日的指示，派部分力量挺進東江。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派陳毅到東江特委，報告了紅四軍在閩西的情況，通報了下一步准備行動的計劃，即“依照中央的指示把留在閩西各地的紅軍（即舊第四軍）分為三個縱隊分布於閩西、贛南、東江三處，做游擊戰爭”。他並就紅四軍到東江工作問題同中共東江特委進行商談。東江特委召開各縣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紅軍這時不可來東江”，主要是因為“在主觀上東江黨和群眾組織力量還很薄弱，一方面在客觀上東江的軍閥戰爭已暫過（告）停息，在軍事上的力量不准許我們的紅軍到東江來”。此外也考慮到另外一種情況：“紅軍如果在閩西難以站足，前委有來東（江）的必要時，可以來東江。惟不可深（入）東江腹地，隻可到接近贛、閩邊之蕉嶺、平遠等縣。”[3]12

中共東江特委從東江客觀形勢出發，認為此時紅四軍不宜向東江行動。這一認識是正確的。就在這時，國民黨軍發動了對閩西蘇區的閩粵贛三省“會剿”，粉碎敵人的三省“會剿”成為紅四軍當時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向東江行動的計劃也就被擱置下來。

三、中共東江特委得知中央指示紅四軍挺進東江后初步布置相關配合工作

1929年10月上旬，中共東江特委收到潮陽縣委轉來的中央及廣東省委文件和信一封。特委誤認為這些文件和信是給他們的，閱后發現是給紅四軍前委的，要求紅四軍“乘機進取東江”。盡管中共廣東省委這時並沒有指示東江特委如何配合紅四軍挺進東江行動，東江特委還是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就紅四軍進入東江時的工作進行布置，初步計劃為：1.“加緊擴大紅軍組織和加強紅軍戰斗力量”，“現在有紅軍二團於最短期間擴充二千人﹔目前決定集中各處基本隊伍約八百人，饒平方面的獨立營（蔣光鼐叛來一連編為紅軍）擴充一營數額”。為此，“各縣赤衛隊須集中而造成強有力的作戰隊伍”。2.“普遍的發動游擊戰爭擴大到東南澄海（等）各縣去。”3.“積極進行破壞及騷動工作以牽制敵人對付紅軍。”“決定在潮安、梅縣二地發動較大的騷動工作。”4.“在赤色區域擴大公開斗爭，建立蘇維埃政權，實現土地政綱，擴大赤色割據區域。平洋方面積極發動游擊戰爭，推動廣大的群眾實現土地政綱。”[4]19-20

10月7日，東江特委致信紅四軍前委，通報了中共中央、廣東省委要求紅四軍挺進東江的指示和東江地區敵我力量的情況，告知：“東委正在會議中討論軍閥戰爭爆發時東江黨的策略與工作計劃和你們來東江時的工作的准備。”“你們來東江的邊界時，我們布置在韓江上游……發動游擊戰爭，與你們入粵互相配合和聯系。”“如你們目前要進取東江路線方面，可依照梅、蕉、平三縣聯席會議（我處巡視員已報告你處）交通偵探向導工作，梅、蕉、平三縣縣委當妥為布置。”[4]19-20

由上可見，在中共中央、廣東省委都指示紅四軍利用兩廣軍閥混戰之機挺進東江之后，中共東江特委主動布置工作進行配合，態度十分積極。中共東江特委將東江地區的敵我情況和有關布置告知紅四軍前委，這對紅四軍前委作出挺進東江的決策是有重要影響的。

四、紅四軍挺進東江前的狀況及挺進東江的決策

紅四軍於1929年8月底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閩西蘇區的三省“會剿”。9月中旬末，紅四軍在閩西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配合下，一舉攻下素有“鐵上杭”之稱的上杭城，殲滅國民黨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盧新銘部2000多人。紅四軍人數發展到7000人，每個縱隊由兩個支隊發展為三個支隊，全軍士氣高漲。但這時紅四軍也存在一些問題：

其一，領導力量薄弱。紅四軍攻克上杭城后，前委於9月下旬在城內太忠廟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會議的本意，是想解決中共紅四軍“七大”沒有解決的一些爭論問題。但是，由於“七大”選舉的前委書記陳毅前往上海還未歸來，毛澤東在閩西永定金山養病不能出席會議，前委領導不健全，必要的會議准備工作沒有做好，又實行所謂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結果會議開了三天，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這時，前委同志都感到毛澤東離開之后全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中心，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但毛澤東沒有回到前委。因此，在紅四軍挺進東江時，領導力量是薄弱的。

其二，補充俘虜兵埋下隱患。盧新銘部的第二混成旅士兵多為兵痞或流氓無產者，組織紀律性非常差。為了擴大紅軍，紅四軍將他們編入隊伍，埋下了部隊一旦受挫時出現大量逃兵的隱患。

這兩個問題都與紅四軍存在單純軍事觀點和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有關。盡管紅四軍這時數量上擴大了，但全軍的思想政治素質卻沒有上去，比以前還有下降。東江地區無論是黨的力量、紅色武裝力量，還是群眾力量，都比閩西蘇區要差，敵人的力量則比閩西強大，局勢又復雜。紅四軍的這兩個問題，對於挺進東江是不利的。

中共中央要紅四軍挺進東江的指示先傳達到福建省委。10月6日，福建省委致信中共閩西特委、紅四軍前委：“當此兩廣軍閥混戰爆發，廣東西北江風雲緊迫，東江防地較弱，同時東江豐順、大埔、五華、興寧、海陸豐……等地廣大工農群眾起來作劇烈斗爭時，省委同意中央對前委的指示，朱毛紅軍全部立即開到東江去，幫助東江廣大群眾的斗爭。”福建省委要紅四軍全部立即到東江去是基於以下兩點原因：一是認為“這次軍閥混戰的爆發是比較以前因蔣桂、蔣馮戰爭來得復雜，牽動了全國大大小小的軍閥，這極利於工作的發展。朱毛紅軍在這軍閥混戰中，必定要極力擴充，建立並鞏固基礎，堅決的採取進攻策略，到群眾基礎比較強大與軍閥戰爭附近的區域去實行游擊，發動與擴大群眾的斗爭，以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二是希望紅四軍挺進東江，“與閩西互相呼應，取得很好的聯絡，使閩西、東江聯成一片”。

福建省委的信還提出，“四軍開往東江的路線應當是加緊的向梅縣、大埔、豐順、興寧、五華前進，與海陸豐聯絡起來”﹔並要求“四軍離開時，盡可能的派出少數得力干部來加強閩西的工農的武裝組織，如有可能，或調一部分閩西的武裝跟著四軍去東江參加工作，在實際斗爭中來訓練他們，打破其家鄉的觀念與加強其戰斗力，經過相當時期派回來閩西工作”。[5]153-154

福建省委給閩西特委和紅四軍前委的信，與中共中央的指示有兩個不同之處：一是中共中央對兩廣軍閥混戰的前景預判有四種情況，而福建省委對其預判比較樂觀，認為“牽動了全國大大小小的軍閥”，“極利於工作的開展”﹔二是把紅四軍挺進東江上升到“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的高度。

為了督促紅四軍盡快挺進東江，中共福建省委派謝漢秋攜中共中央指示和省委信件前往閩西上杭。10月13日，謝漢秋到上杭后，紅四軍前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意見，決定“立即調三個縱隊向潮梅一帶游擊，准於十月二十日集中粵邊，十月二十一日以后，進攻蕉嶺，仍用游擊戰爭發動群眾起來斗爭”﹔“留一個縱隊（第四縱隊）紅軍在閩西堅持游擊戰爭”﹔同時向中共中央報告，“我們在此時期的任務，決定遵照來信去執行。取進攻策略，先佔蕉平，梅豐區域，發動群眾，奪取地方武裝，武裝農民，消滅一部分敵[人]，待機奪取大的城市，以影響粵桂戰爭。粵桂戰爭緊急時，再游擊潮汕，深入東江。發展東江群眾游擊戰爭，轉變到東江的大部赤色割據”。此外，紅四軍前委向中央提出兩項要求：一是認為干部太少，“隊伍擴大，游擊區域推廣，實不敷分配，同志政治水平雖有長進，但仍是低落的很，各級黨部不健全”，希望中央按照紅四軍以前提出過的要求，派軍事政治人員各一百人到紅四軍中來工作﹔二是“陳毅同志仍未回來，毛同志久病，現雖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東江，當不能出發，負責同志更覺困難，祈你們要粵省委來重要同志，來指示我們的工作”。[6]21

關於紅四軍作出挺進東江的決策，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紅四軍挺進東江是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廣東省委、東江特委同意，並在福建省委督促下才行動的。其次，紅四軍基本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福建省委和東江特委提供和建議的路線挺進東江的，是比較謹慎、穩妥的。紅四軍只是先到與閩西和贛南相鄰的地區，根據形勢發展走著看，沒有計劃一下子向東江地區深入和冒進。再次，紅四軍前委沒有聽從福建省委的意見將部隊全部開到東江去，而是留下了一個縱隊，也沒有帶閩西地方武裝到東江去。這說明，紅四軍前委對挺進東江的行動前途並不像福建省委那樣樂觀，而是有所保留。最后，紅四軍前委也深感部隊軍事政治干部缺乏、部隊政治素質還有待提高以及領導力量薄弱，為挺進東江后面臨新情況而部隊存在短板而憂慮，因此要求中共中央並廣東省委派干部來解決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五、紅四軍挺進東江的失與得

紅四軍第一、二、三縱隊於1929年10月19日開始挺進東江行動，至11月初撤出東江，前后約半個月時間。在這次行動期間，紅四軍打了三場勝仗。10月19日，第一縱隊由福建永定象洞進攻廣東梅縣的鬆源，與敵陳維遠部激戰，擊敗敵軍一個營。同日，第三縱隊由武平進攻岩前反動民團鐘紹葵部，打垮了長期盤踞此地的該部敵人。趁梅縣敵人兵力空虛，紅四軍攻佔梅縣縣城，釋放政治犯200多人。受到挫折的戰斗有三次：第一次戰斗受挫發生在10月21日。劉安恭任司令員的第二縱隊攻打大埔虎市時“過於輕敵（前委沒有指示他們去做，這一行動並且影響到整個計劃）”。該處有敵人一個營的民團，約數百人。第二縱隊經過激烈戰斗，雖將敵人擊退，但沒有攻進虎市。“是役犧牲了司令官劉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長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傷數十人，為四軍入閩以來未有之損失。”[7]29第二縱隊在虎市受挫，使紅四軍三個縱隊為集中到一起花費了四天時間。而敵人已在22日集結於鬆口，使紅四軍失去了攻佔鬆口直下梅縣，向興寧、五華挺進的有利時機。因此，紅四軍前委不得不決定轉而由蕉嶺、平遠進入興寧。第二次戰斗受挫發生在10月26日。下午5時，國民黨軍蔣光鼐部三個團向梅縣突然反扑過來，紅四軍由於事先沒有得到消息，倉促應戰，被迫撤出梅縣縣城，退往梅南，后又到豐順馬圖。撤出的過程中，紅四軍“軍部損失現洋3500多元，全部花名冊已失去﹔前委失去文件多種”，但“全軍安全退出”，“斃敵50余人”。[8]61第三次戰斗受挫發生在10月31日。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反攻梅縣縣城。原情報說粵軍佔領梅縣后，隻留一個教導團駐守縣城。以當時紅四軍三個縱隊的力量來說，吃掉敵人一個團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朱德和陳毅等決定反攻梅縣，計劃打開梅縣后，部隊開到興寧、五華一帶活動，看時局再定下一步計劃。梅縣縣城內實際上有國民黨軍兩團兵力防守，且佔據制高點，紅軍組織兩次突擊均未奏效。戰斗中，有人提出用火攻的建議。朱德表示反對，指出放火會使群眾遭受損失，紅軍作為人民的子弟兵，不能這麼干。紅四軍攻城戰斗持續至傍晚，由於傷亡較大，為避免更大的犧牲，主動撤出戰斗。此仗，紅四軍“計損失約二百余人，數十枝槍”。[9]51

紅四軍挺進東江后作戰，三次得勝，三次受挫，若以次數而論是相當的。但從軍事上講，受挫所造成的損失比戰斗取勝所得要大得多。因此，從整個挺進東江行動看，軍事上是失利的。其一，從人數上講，紅四軍挺進東江的三個縱隊兵力損失達三分之一，減員1000多人。其中，第二縱隊在上杭補充的600多名俘虜兵絕大部分逃跑，第一、第三縱隊在梅縣戰斗中傷亡200多人，其他減員400多人。第二縱隊逃跑的俘虜兵多是兵痞或流氓無產者，把他們補充進紅軍本身就是不應該的。他們留在紅四軍終究是隱患，逃跑隻能使部隊純潔。但減員的其他600多人對於紅四軍來說損失就大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的兵員尤其珍貴，與敵作戰，必須盡量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這樣才能使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其二，影響了部隊的士氣。軍隊作戰，就是要打勝仗。連續打勝仗，尤其打大勝仗，部隊士氣才會高漲。紅四軍在梅縣連續兩次受挫，自然使部隊士氣低沉。

需要探討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紅四軍挺進東江的軍事失利？權威的軍史著作認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切合實際造成的，筆者認為這個結論需要商榷。

首先，利用國民黨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展革命，這是土地革命戰爭開始后黨在農村領導武裝斗爭的重要經驗之一。毛澤東曾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一。”“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10]49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挺進東江，正是體現了毛澤東利用軍閥戰爭建立紅色區域的思想。

其次，東江地區從大革命開始，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工農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普遍開展﹔1927年廣東當局發動反革命政變后，東江黨組織領導農軍率先發動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東江地區黨組織已經積累了開展武裝斗爭、建立紅色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和根據地的經驗。這些都是符合毛澤東所提出的紅色區域發生和堅持的條件。這也是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挺進東江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三，中共中央在給紅四軍的指示中，並沒有一味地、無條件地要求紅四軍向東江挺進，而是列舉了軍閥混戰的四種情況下紅四軍應採取的不同行動。從指示中看，中共中央為紅四軍提供行動方向是很謹慎的，沒有輕敵冒進的思想。

因此，筆者認為，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指導思想上是符合發展革命力量、創建和擴大紅色區域要求的，且是原則上的，不是具體的。紅四軍在挺進東江的具體過程中出現軍事上的失利，不能說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切合實際。局勢是多變的，誰也不是神仙，無法預料得准確無誤，隻能靠執行者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決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動方針。紅四軍前委正是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的第四種情況而撤回閩西蘇區的，從而避免了部隊以后可能再受到損失。

筆者認為，紅四軍挺進東江軍事失利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中共福建省委對兩廣軍閥混戰引起的全國政治局勢前景判斷過於樂觀，對紅四軍挺進東江行動的重要性看得過重，督促紅四軍盡快行動，致使紅四軍在准備不充分的條件下開始了挺進東江的行動。幸虧紅四軍前委沒有按照中共福建省委的要求將部隊全部開到東江去，而是留了一個縱隊在閩西，並且在行動上還很謹慎，盡量不與敵人主力硬碰硬。否則，不僅紅四軍在東江軍事上受到損失，閩西蘇區也會因紅四軍全軍挺進東江，武裝力量空虛而遭到損失。

其二，個別指揮員輕敵，犯了戰術錯誤。第二縱隊司令員劉安恭在率領部隊向大埔虎市挺進時，由於輕敵，死拼硬打，不僅損兵折將，而且耽擱了三個縱隊集中的時間，打亂了紅四軍前委挺進東江行動的計劃。

其三，情報工作出現問題。10月26日下午5時，紅四軍在梅縣縣城遭敵三個團突然攻擊而受挫，原因就是紅四軍事先偵察工作做得不好，不了解敵情。據東江特委西北巡視員阿羅（羅欣然）報告：10月26日“下午2時接蕉石支部報告，敵人有2000多，10時到新鋪。參謀部沒有將此事對我說，至下午5時，我在枯兄處聞槍聲，即到軍部。當時街上行人已亂得很，即與陳毅同志指揮軍部特務支部渡南門河，由大路直上梅南”。[8]61這說明，在26日下午2時，紅四軍參謀部門已收到在新鋪發現敵人的消息，但沒有重視，致使被敵人打了個措手不及。10月28、29日，紅四軍在豐順馬圖休息，得到錯誤的情報，即“敵恐我經湯坑襲潮汕，大部已由梅縣開往湯坑，梅縣隻留一團兵”。[11]49紅四軍前委遂決定於10月31日第二次攻打梅縣，而實際上梅縣縣城內守敵有兩個團，比原情報多出一倍，超出了紅四軍能夠圍而殲之的能力，故而戰斗受挫。情報失誤，有紅四軍的原因，也有東江黨組織的原因。中共廣東省委曾批評東江特委：“偵探敵軍的工作做得很差，以致有第一次退梅縣城的損失，以及許多次因為偵探工作不好的軍事失敗。”[12]83

其四，缺乏城市巷戰的經驗。紅四軍反攻梅縣后，“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圍太緊，敵遂憑城死守”。[13]42敵人佔領了全城制高點，紅四軍缺乏城市巷戰經驗，久攻不下，導致自身傷亡嚴重。

雖然紅四軍挺進東江在軍事上是失利的，但不能由此否定其作用。筆者認為，紅四軍挺進東江行動的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推動了東江革命斗爭的發展。

如前所述，在10月上旬，中共東江特委得知中央和廣東省委要求紅四軍“乘機進取東江”的消息后，為迎接紅四軍挺進東江，在沒有接到省委通知的情況下，即作了擴充紅軍、普遍發動游擊戰爭、擴大赤色割據區域、實現土地政綱、發動群眾日常斗爭的初步布置。陳毅於10月1日帶著中共中央的指示離開上海，於11日到達豐順中共東江特委所在地，同特委開會研究紅四軍進入東江工作。陳毅走后，中共東江特委繼續開會，決定：“要動員一切力量，在短期內，做好配合紅四軍到來擴大東江革命斗爭的所有准備工作。”具體包括：通知梅縣、大埔等地的地下黨作迎接准備﹔深入發動群眾立即成立東江革命委員會，並從上到下建立各縣區鄉的革命委員會作為東江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群眾性機構﹔開辦各級干部培訓班，為進行廣泛的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培訓干部﹔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開展擴大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宣傳工作﹔發動群眾，結合秋收開展打土豪運動，大量儲備糧食，以供應紅四軍到來時需用﹔布置豐順、揭陽、普寧、五華、興寧、龍川等地紅色武裝集結整頓准備牽制和騷擾敵軍，打擊民團，配合紅四軍殲滅敵軍﹔在九龍嶂腳下的萬和山建立后方醫院﹔派出一些干部到五華、興寧等地羅致鐵匠、技工，在順裡村神背尾余屋建立一座百余人的兵工廠﹔在梅南水尾開辦軍事干部學校，培養訓練軍事人才﹔等等。[14]258-259為了迎接紅四軍挺進東江，在中共東江特委的積極布置下，各級黨組織都行動起來，各項工作都得到推動，充滿了活力。

第二，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促進了東江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紅四軍挺進東江后，當地“群眾（得知）紅軍的消息，興奮異常”。[15]25紅四軍佔領梅縣縣城后，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200多人，其中“有同志十多個”，其他“十分之八是有共產嫌疑的”。[16]38紅軍嚴格遵守城市政策，紀律嚴明，受到梅縣居民的熱烈歡迎。中共東江特委在給廣東省委的報告中說：“在紅軍未來之前，反動派說紅軍怎樣殺人放火、搶東西，使城市貧民及商人是非常恐慌的。可是紅軍到了（梅）城后，行動上完全和反革命派的宣傳相反，紅軍到后群眾出來看我們的是很多，商家也開門做生意，紅軍中每連的宣傳兵士行動很有紀律，對敵人的兵士在政治上的確有很好的影響。”[16]39

紅四軍佔領梅縣縣城當天，東江紅軍總指揮古大存在縣城附近的滂溪見到了朱德、陳毅等，匯報了有關情況。陳毅作為紅四軍前委和政治部負責人，與東江特委、梅縣縣委、蕉嶺縣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東江革命委員會，朱德、古大存等為主席團委員。26日上午，紅四軍以毛澤東、朱德、古大存等七人聯合署名發布《東江革命委員會關於頒布執行土地政綱的布告》，號召推翻豪紳地主官僚的政權，解除反革命武裝去武裝農民，建立農村中的農民代表會議政權﹔主張無代價地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沒收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下午，紅四軍前委和東江特委在梅縣縣城召開東江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到會群眾有六七百人，朱德在大會上講話。盡管東江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當天紅四軍就被迫撤出梅縣縣城，但這對此后東江各地建立革命政權有很大的影響。1930年3月初，東江蘇區內各縣區鄉相繼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各級蘇維埃政權。4月下旬至5月1日，東江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八鄉山張屋坪召開，成立了以陳魁亞為委員長、古大存和陳耀潮為副委員長的包括19個縣在內的東江蘇維埃政府。

第三，幫助壯大了東江紅軍。

紅四軍在豐順馬圖休整時，紅四軍前委與中共東江特委開會，朱德鼓勵東江的同志努力奮斗，迅速發展紅軍，並決定從紅四軍中撥出一個連120余人留下來，作為東江工農武裝的主力。中共東江特委將這一個連編為紅四十六團特務連。紅四軍的譚漢卿等30多名政工干部，因受敵人阻擊，沒有跟上大隊，經上級組織批准留在東江。東江特委以其中連、排以下干部領導特務連，將營級干部編入教導團。由於這些干部有豐富的軍隊工作經驗，在東江紅軍中發揮了很好的骨干作用，使其戰斗力得到很大提升。此后，東江紅軍到處打擊地主武裝和國民黨駐軍，戰績不俗，部隊不斷發展壯大。1930年春，東江紅軍已有第四十六團、四十七團、四十八團、四十九團、五十團和教導團，外加一個獨立營和軍事干部學校，全軍有3000多人。在此基礎上，5月1日，紅十一軍成立，以古大存為軍長，顏漢章為政治委員（未到職），羅欣然為政治部主任。

第四，密切了東江與閩西、贛南蘇區的關系，為此后中央蘇區的發展與鞏固起了重要作用。

紅四軍挺進東江，本就有將東江與閩西連成一片之意。紅四軍在馬圖時，朱德就同古大存談了“鞏固粵東根據地之后，往贛南發展，與江西蘇區連成一片”的問題。[17]56紅四軍離開東江后，古大存於11月20日指揮紅四十六團、紅四十七團，准備從五華進入興寧，與江西蘇區打成一片。但因對敵情了解不實，未能實現目的。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將閩粵贛邊各縣蘇區劃為閩粵贛特區。12月初，中共閩粵贛蘇區特委成立，東江地區分別成立閩粵贛蘇區特委西南分委和西北分委。西南分委領導海豐、陸豐、惠陽、紫金、潮陽、普寧、揭陽、潮安、澄海等縣黨組織﹔西北分委領導龍川、五華、興寧、梅縣、大埔、豐順、蕉嶺、平遠和贛南尋烏等縣黨組織。后來，西南分委所轄各縣黨組織重歸廣東省委領導，西北分委所轄各縣則分別屬中央蘇區江西、福建黨組織領導，劃歸中央蘇區。

東江蘇區北部各縣被劃歸中央蘇區，對於中央蘇區的發展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中共中央利用這裡南接潮汕，北連閩西、贛南的有利地理條件，建立了上海至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這是中央蘇區通往外部的關鍵通道，200多名黨的重要領導干部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充實和加強了中央蘇區領導力量﹔大量文件、書刊、宣傳品以及各種情報通過這條通道進入中央蘇區﹔中央蘇區亟需的物資如無線電通信器材、印刷器械、藥品、布匹等源源不斷地由此輸送進來，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二是黨組織在這裡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的斗爭，牽制了國民黨粵軍，減輕了中央蘇區南線的壓力，配合了以中央蘇區北部、東部為主的反“圍剿”戰爭。三是這裡向江西蘇區輸送了大量糧食、食鹽，有力支持了江西蘇區斗爭。四是原在這裡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一批干部進入中央蘇區，充實了干部力量。如原豐順縣革命委員會副委員長李堅真，在中央蘇區先后任中共饒和埔中心縣委書記，長汀縣委書記，福建省委委員、婦女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婦女部部長等職務﹔原中共東江特委秘書長蕭向榮，在中央蘇區先后任中共閩粵贛省委秘書長，永定縣委書記，紅軍總政治部宣傳干事、秘書長兼軍委直屬隊總支書記，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統戰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革軍委統戰部部長等職務﹔原紅四十六團團長李明光，在中央蘇區先后任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組織部部長、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福建省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連城縣委書記，1932年在對敵斗爭中犧牲。為紀念李明光，1933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將連城縣改名為明光縣。五是向中央蘇區輸送了一批技術人才。中共東江特委為建立兵工廠在五華、興寧等地羅致的鐵匠、技工，后來進入中央蘇區，成為中央蘇區兵工廠的骨干力量。

第五，使紅四軍對本身存在的問題有了更深的認識，有利於此后古田會議的召開。

陳毅於1929年10月22日回到紅四軍后，朱德向陳毅介紹了自陳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后紅四軍的情況，陳毅向朱德詳盡地介紹了中共中央討論決定紅四軍問題的經過。當晚，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聽取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1)。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信毛澤東，請他回紅四軍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同時考慮到毛澤東因病一時不能返回部隊，決定暫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部隊在大埔虎市、梅縣受挫，收編的盧新銘旅俘虜兵絕大部分逃亡，應使紅四軍領導層和廣大干部認識到，紅四軍“七大”以來毛澤東提出的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實行民主集中制，充分發動群眾，建立和鞏固農村根據地的主張是正確的。這為此后開好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打下了基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紅四軍挺進東江行動，以歷史發展的角度和更加寬廣的視野來看，是得大於失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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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認為此次行動是“冒進”，是紅四軍在井岡山“八月失敗”后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損失。《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認為，紅四軍主力此次行動，雖對東江革命產生了一定推動作用，但也給部隊和閩西蘇區帶來了損失，中共中央關於紅四軍南下東江地區向潮梅發展的指示，是不切合實際的。

2轉引自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1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頁。

3《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的信》（1929年4月1日），轉引自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等編：《東江革命根據地史》，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頁。

4《朱德給東委信》（1929年5月3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上冊（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頁。

5即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作者： 王新生，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