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的初心與共和國70年

2019年是黨98周歲誕辰，又適逢新中國成立70華誕。若按舊歷“虛兩歲”的說法，今年也是黨的100周歲生日。“一虛一實”，可謂兩個“華誕”。在迎來雙“華誕”之際，回顧黨的歷史，了解領袖的初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發展的關系，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當下，我們有必要探討：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領袖的初心與共和國怎樣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走向強起來這一問題，這也算是對雙“華誕”的一種慶祝！

一、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的初心與中國人民站起來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黨的初心到底是什麼？應當怎樣准確表述？2019年5月31日，黨中央召開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習近平指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這個講話再次強調了黨的十九大的主題。黨的十九大報告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據此，黨的初心的准確表述，應該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要了解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的初心，我們不能不先聚焦他在青年時代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1910年，17歲的毛澤東首出鄉關，在東山小學堂讀書，看到一本世界英杰傳寫到的拿破侖、彼得大帝、華盛頓等人后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實際上就是他最初的“初心”。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時是怎樣的“初心”呢？筆者以為，剖析細分，可從兩個方面來看。從國家方面而言，就是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從黨的方面而言，就是使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樣，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的初心可概括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與跳出歷史周期率。

這個初心怎樣使新中國站起來呢？

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這是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提出的奮斗目標。毛澤東是“共同綱領”思想的總設計師。這個奮斗目標當然可視為新中國成立時他的初心。使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是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后，毛澤東與黃炎培“窯洞對”的主題。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提出“兩個務必”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由西柏坡到北京與周恩來的“趕考對”，都是旨在使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因而這完全可視為他在新中國成立時對黨的建設的初心。

秉持這樣的初心，怎樣建設新的國家呢？我們先看新中國成立時是什麼狀況：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革命勝利了，這是新中國站起來的歷史基礎。

那時國家的政治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經濟社會發展是個什麼樣子呢，經過長期戰亂，真乃積貧積弱、一窮二白。毛澤東在1954年曾形象地說：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但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就是這麼一個一窮二白的家底，新中國要站起來，談何容易?!

但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新中國站起來了。靠什麼？靠馬克思主義，靠社會主義。因為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新中國站起來有了政治、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的堅實基礎。

首先，確立了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經過一系列政治建設和改革，迅速實現全國范圍（除港澳地區和台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這是新中國能夠站起來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其次，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大規模經濟建設改變了舊中國工業極端落后、國民經濟破敗不堪的面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樣非常困難的時期，像“兩彈一星”這樣的高科技項目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們國家成為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國，確立了能夠站起來的必要物質基礎。

再次，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存、生活和發展進步的各項社會事業得到很大發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這是新中國能夠站起來的堅實社會基礎。

最后，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挫敗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和武裝挑舋，鞏固國防使祖國領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絕對保障。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敵我力量極其懸殊、后勤保障異常困難的條件下入朝作戰。經過兩年零九個月極其艱苦的軍事政治較量，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猖狂進攻，使得不可一世的美國侵略者接受談判，停戰得以實現。志願軍入朝作戰的勝利，既打出了人民軍隊的軍威，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

從黨的建設方面說，怎樣使中國共產黨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呢？毛澤東當年回答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付出了巨大努力，開拓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比如，從頂層設計方面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充分吸收民主黨派人士參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務院副總理，是一半對一半，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黨外人士。政務院4位副總理，有兩位是黨外人士。從中下層直至基層，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條件不成熟，就先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廣泛吸收各界人士參政議政，充分聽取人民群眾意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已發展為擁有近450萬黨員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大黨。從整體上看，黨的基本隊伍仍然保持著戰爭年代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革命勝利的形勢下仍然保持艱苦奮斗本色，積極發揮著模范帶頭作用。但是，黨的狀況和組織發展中也存在不少與執政地位不相適應的問題。一部分黨員滋生了驕傲自滿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緒，革命意志衰退，貪圖享樂的思想有所滋長，損害了黨的威信。黨中央決定整風整黨，貫徹“兩個務必”精神。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各級黨政機關內部存在許多驚人的貪污、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黨中央決定從1951年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並將“三反”運動與整黨相結合，嚴肅批判與處理部分黨員干部中存在的貪污、浪費、受賄等腐化墮落行為。就是在這場運動中，發生了號稱共和國第一宗大腐敗案的劉青山、張子善事件。

劉、張二人是20世紀30年代初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全國革命勝利后，一個擔任天津地委書記，一個擔任天津地區專員。他們利用職權，盜用公款折合新幣171萬元，進行倒買倒賣的非法經營活動﹔此外，還盤剝民工22萬元，從盜竊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3.7萬元，從而成為大貪污犯。當時曾有高級干部為他們“說情”，但毛澤東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當年對劉、張二人的嚴肅處理，教育了廣大黨員和干部，對堅持“兩個務必”的黨風、樹立清正廉潔政風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毛澤東從嚴治黨、努力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良好開端，也使新中國頂天立地站起來有了堅實根基。

二、改革開放時鄧小平的初心與中國人民富起來

要了解改革開放時鄧小平的初心，不妨先看看他入黨時的“初心”。鄧小平16歲就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時年20歲）。1926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在給黨組織的自傳中寫道：我要努力使我的思想行動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他就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

鄧小平的一生三落三起，極富傳奇。他在1980年代講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正因為有這種深沉的愛，盡管在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已經是年過75歲的老人了，但仍充滿了純潔的“童心”。他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我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有私心雜念。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鄧小平這個交心的話——純潔的“童心”，就是改革開放時他的初心。為了祖國的繁榮和富強，為了人民的安康和幸福，他要率領全黨撥亂反正，進行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

鄧小平為什麼非常執著地要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呢？因為那個時候由於內外各種原因，中國人民太窮了！他動情地說過：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叫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呢？“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他批判“四人幫”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荒謬言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

怎樣擺脫貧窮，建設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呢？這就是鄧小平本人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所講的：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他對我們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對於如何使中國富起來，回過頭來反思，最重要的有這麼四點——主要是由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和堅持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豐富和發展的。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始終不動搖。提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我國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這個根本問題上作出的正確決斷。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們黨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確認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遠遠落后於發達國家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先解決工業化、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的任務，時間至少在百年以上。這是不可逾越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基於這個認識，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此后，鄧小平不斷強調這條基本路線不能改變。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都堅定地表示：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並提出了作為基本路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展開的基本綱領和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習近平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不能不說，鄧小平首先明確並始終堅持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富起來的根本原因。

第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其體制機制愈益健全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成就，就是挑戰了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的不可能，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國從當年經濟發展總量相當落后的窘迫狀況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得益於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首先應歸功於鄧小平。他沒有被社會主義隻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緊箍咒”束縛住，從1979年始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鄧小平不斷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隻要對生產力發展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1992年南方談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定海神針”。根據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的多次談話精神，特別是南方談話精神，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此后歷次黨代會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和機制，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黨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2015年，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困地區人口全部脫貧，我國就從根本上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第三，堅持經濟社會科學發展，不斷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等各種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顯現出來。原有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現，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正常現象。1993年9月，鄧小平指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1995年9月，江澤民論述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這個總攬全局的，以及速度和效益、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等十二大關系。2003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圍繞“什麼是發展”“為什麼發展”“怎麼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不僅堅持和拓展了“發展是硬道理”和“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思想，而且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方向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科學發展理念貫通起來，把堅持以人為本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這就深化了對於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新形態。我們黨強調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避免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畸輕畸重、顧此失彼、舍本逐末﹔強調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使人民對改革的紅利有更多的獲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正因為如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又好又快，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第四，堅持獨立自主外交方針和在國際風雲變幻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在世界上的自處之道。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富裕，除了內部因素外，還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把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作為首要任務。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爭取50年到70年時間發展起來。這個戰略思想是我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指針。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后，出現了罕見的國際風雲急劇變幻。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嚴厲制裁的緊要關頭，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一套指導我國在世界上如何應對國際風雲的自處之道：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系指導方針。此后黨中央遵循這個方針，以當年“韓信忍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妥善處理了若干一觸即發的危機，化險為夷，為我國和平發展贏得了時間。這是我國為能夠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所營造的重要外部環境。有一種聲音對此說三道四，那是不了解歷史發展全局。我們不能以今日國力之強盛來否定當年處理對外關系的一些重要決策。此一時，彼一時也。沒有當年的忍辱負重，就很難為此后繼續快速發展、走向強起來贏得時間。

三、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的初心與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

習近平的初心是什麼？這要從他自述的小時候說起。他的母親跟他講岳母為岳飛背上刺“精忠報國”的故事，一直讓習近平銘記在心。1969年報名下鄉插隊時，習近平還未滿16歲，不夠年齡要求，老師勸他不要報名，但他堅持要下鄉去接受鍛煉。這樣，就到了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習近平自己回憶這段經歷說：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剛下鄉時候，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裡就我一個人堅守在那裡，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群眾到我這兒串門的人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習近平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決心在農村為農民干點實事。1974年1月，公社黨委批准了習近平入黨，同時任命他為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后來回顧這段經歷說：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而后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隻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干事，就

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還說：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因此，他在2015年黨的十八屆中紀委五中全會上講話說：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我們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我個人認為，這就是他小時候銘記著的岳飛“精忠報國”的現代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這實際上就是習近平當年入黨的“初心”。

2001年10月15日，習仲勛88歲，家人舉辦壽宴。習近平在福建任省長，參加不了，給爸爸寫了拜壽信。信不長，很朴實，也很感人。這裡不妨全文引錄。習近平寫道：

“敬愛的爸爸：今天是您的88周歲生日，中國人將之稱為米壽。若按舊歷虛兩歲的話，又是您90歲大壽。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大喜日子。昨晚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既為慶祝您的生日而激動，又因未能前往祝壽而感到遺憾和自責。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隨父母相伴48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我從您身上要繼承和學習的高尚品質很多，最主要的有如下幾點：

一是學您做人。爸爸年高德劭，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和我黨同志、黨外人士的尊敬。這主要是您為人坦誠忠厚、謙虛謹慎、光明磊落、寬宏大度。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且要求我也這樣做。我已把您的教誨牢記在心，身體力行。

二是學您做事。爸爸自少年就投身革命，幾十年來勤勤懇懇、艱苦奮斗，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我輩與您相比，實覺汗顏。特別是您對自己的革命業績視如過眼煙雲，從不居功，從不張揚，更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

三是學習您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爸爸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仍堅定不移，相信我們的黨是偉大的、正確的、光榮的。您的言行為我們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四是學您的赤子情懷。爸爸是一個農民的兒子，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您自己博大的愛，影響著周圍的人們。您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著。這也激勵著我將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服務的事業中去。

五是學您的儉朴生活。爸爸平生一貫崇尚節儉，有時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您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樣的好家風我輩將世代相傳。

此時此刻，百感交集，書不盡言，上述幾點，不能表達我的心情於萬一。我衷心遙祝尊敬的爸爸健康長壽，幸福愉快！”

這封短信，可視為習近平傳承他父親初心的集中表白。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就任總書記后同廣大記者見面時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既是他在10多年前要傳承父親革命精神的思想升華，也是進入新時代之際他對自己初心的高度概括。此后，他始終不忘這個初心，堅忍不拔地要實現這個初心。這才有黨的十八大以來開辟的新局面，引領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習近平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最重要的標識就是使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在這許多大事中，最能說明當代中國走向強起來的，有這麼五大標識：

第一，經濟社會的發展強起來了。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新發展理念，經濟社會的進步十分明顯。這主要表現在：經濟結構空前優化，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201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空前提升。科技創新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經濟發展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實施並不斷擴大自貿區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逐步健全，成為全球經濟第一大增長引擎。2013年到2016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以上。

第二，民生的福祉強起來了。這主要表現在：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為了精准扶貧、做到因戶因人施策，選派上百萬優秀干部駐村幫扶，每年減貧人口超過往年。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按照世界銀行標准，我國居民收入中等收入群體超過3億人，是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國家。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成，普遍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推進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設顯著加快﹔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人民群眾獲得感進一步顯著增強。

第三，國防軍事力量強起來了。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新組建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以精銳作戰力量為主體的聯合作戰體系正在形成，實現了人民軍隊力量體系的革命性重塑。二是貫徹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大力加強全軍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人民軍隊政治生態得到治理。三是堅持科技興軍，加快推進武器裝備現代化，一大批高新武器裝備亮相。中國軍隊開始由大向強的“關鍵一躍”。這些年推動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為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四，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強起來了。這突出表現在：2013年秋，習近平提出與歷史相關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后，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和參與。2017年5月，來自29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以及五大洲的1600多名參會代表，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我國首倡和主辦的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多邊外交活動。此外，積極運籌大國關系，同主要大國關系穩中有進。秉持親誠惠容理念，全面加強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秩序，我國同100個左右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了伙伴關系。大力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3月，這個新理念載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

第五，全面從嚴治黨使黨的力量真正強起來了。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我們黨在現代政黨政治理論上進一步強起來了。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展的反腐敗斗爭，成功地挑戰了西方國家和全盤西化論者認為的不可能，在理論上提升了黨的建設規律認識，在實踐上更加鞏固了執政基礎。二是重新強調思想建黨，廣大黨員的理想信仰信念進一步強起來了。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空前強化了全黨對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的堅定度。三是明確提出制度治黨，出台一系列法規條例，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黨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強起來了。四是狠抓作風強黨，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形象強起來了。不斷開展“三嚴三實”等教育活動，堅決糾正管黨治黨“寬鬆軟”問題，加上從嚴懲治貪腐，黨的好形象更鮮明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全面從嚴治黨這場偉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黨和國家的前進航向，是黨的作風建設的一次撥亂反正。這是我們國家走向強起來的根本保証。

最后，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新中國70年要突出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三位領導人的初心？從根本上看，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一是從實踐發展維度看，就是前文所講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使新中國站起來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制定的路線和重大方針政策的堅持、豐富和發展），使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富起來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二是從理論創新維度看，毛澤東思想挑戰了中國革命在農村發展的不可能，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挑戰了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的不可能，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挑戰了那種鼓吹隻有兩個政黨輪流執政才能反對腐敗、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反對腐敗的不可能的所謂“普世價值”論，這是對當代政黨政治理論的創造性發展。因此，新中國70年也可概括地稱之為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時代。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