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能提出“實事求是”

原標題:毛澤東為什麼能提出“實事求是”
作者:曹應旺    發布時間:2020-03-09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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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納入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貢獻。毛澤東為什麼能提出“實事求是”?從已經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中尋找“實事求是”一詞,最早見於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隻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王明錯誤路線、明確肯定毛澤東領袖地位,“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在這樣的會議上提出實事求是,意義十分重大。

這之后,1940年1月,在毛澤東重要的政治代表作《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探討中國向何處去、怎樣引導中華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時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時,第一次解答了什麼是“實事求是”。這之后,實事求是成為毛澤東經常談的一個概念,也成為黨的會議和文件經常提出的一個要求。

雖然,實事求是的概念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來,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解答的,但這之前形成實事求是的若干元素,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成長的腳步一直在積累和成長之中,毛澤東是其突出代表。毛澤東能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實事求是,與此前積累和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四個方面的基礎密切相關。

為民基礎:“吃飯問題最大”表達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

“為人民服務”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留在中國人民心中相互聯系又指向不同的兩大根本觀念,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個主要的基礎性成分。“為人民服務”是講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毛澤東所有號召和所有題詞中,排在第一位的最有影響力的讓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是“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是講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應遵循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所有號召和所有題詞中,僅次於“為人民服務”的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人所共知的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由“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目的、根本立場決定的,又是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根本要求、根本途徑。

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依靠人民奮斗的黨。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這已表達了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為什麼要革命?1925年冬,毛澤東回答:“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這已表明“人民”二字在毛澤東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建立井岡山和贛南閩西農村根據地的武裝斗爭中,毛澤東堅信人民的力量是勝利的保証:有了“更加眾志成城”,才有了“報道敵軍宵遁”﹔有了“枯木朽株齊努力”,才有了“橫掃千軍如卷席”。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寫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從根本上看是闡明為人民服務和實事求是的關系。關心群眾生活,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先河。毛澤東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注意工作方法,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先河。毛澤東指出:“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在這裡,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一個揣著為民之心的人,才會有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迫切性。一個不知道依靠人民,不知道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不知道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人,就不可能知道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充分發揚民主。有了對關心群眾生活與注意工作方法之間關系的深刻認識,具有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堅定的立場,這是后來毛澤東能提出“實事求是”的為民基礎。

實踐基礎:“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和挫折的經驗教訓,逐漸積累起不能從本本出發、隻能從實際出發的認識。起初,中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從共產國際的本本出發,模仿蘇聯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一次次地遭受挫折。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中國是農民國家,農民佔全國人口的80%﹔農村是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敵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國革命必須發動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隻能從這樣的中國實際出發,才能搞成功。1930年5月,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就是號召大家調查研究,把中國的實際情況搞清楚。他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正確認識,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掌握在圍著共產國際轉的領導人手裡時,難以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個問題是經過遵義會議到延安逐步解決的。毛澤東從井岡山到贛南閩西農村根據地的斗爭,為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實踐基礎。

理論基礎:逐漸積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理論素養

毛澤東研讀馬列著作,思考當時中國革命面臨的問題,逐漸積累起“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踐第一”的理論素養。毛澤東領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時,曾被一些吃過洋面包、到過蘇聯的人譏笑“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在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打漳州時,毛澤東得到一批馬列著作。后來他被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崗位,卻利用賦閑扎扎實實地讀了兩年書。毛澤東說:“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來看,此時毛澤東已嫻熟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中都引述和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這使毛澤東形成了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嫻熟地掌握了重視事物的特殊性和正確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關系的方法。其二,是在《實踐論》中引述和強調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使毛澤東形成了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的目的、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准的認識論,嫻熟地掌握了正確處理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關系的方法。毛澤東經過長征到陝北,在研讀馬列著作的基礎上,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通過《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論述了黨的政治路線﹔通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述了黨的軍事路線﹔通過《矛盾論》《實踐論》,論述了黨的思想路線。這些為不久之后確立以“實事求是”為名稱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文化基礎:不要看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

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逐漸看清了“言必稱希臘”的危害,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才能讓中國人聽得懂,才能發揮實際效力。毛澤東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使其在這種融合中發揮著領頭作用。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是講像孔子那樣“每事問”,調查研究,搞清情況,才能從實際出發。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用孟子的“春秋無義戰”,來說明“於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隻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闡明了中華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正義性。毛澤東的《實踐論》有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這個知和行的關系,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思想家們一直討論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中兩次引用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話,並強調:“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他既看到了這句話中存在著“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的認識論意義,也看到了這句話中包含著掌握對立統一規律的辯証法意義。這些為能用中國字、中國話表達出馬克思主義內容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普通黨員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國文化基礎。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掌握,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是形成實事求是思想方法、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因。這個“實事求是”有著特殊的時代的理論內容,與中國歷史上在《漢書》中就已存在的“實事求是”的名詞有著本質的不同。然而,這兩個“實事求是”在普遍性上又有著相通之處,都包含著從實際出發、按規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則。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用中國歷史上已有的實事求是的名詞表達出來,它就有了鮮活的、為中國普通黨員和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這個意義絕不能低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要重視開展對“實事求是”中華傳統文化淵源的研究。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