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認識的演進
[摘要] 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問題。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囿於時代條件或社會主義實踐經歷的短暫性，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把握主要限於宏觀層面、原則層面的分析，而對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運動邏輯和成長階段並沒有過多的闡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基本原則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現實情勢有機結合，明確闡明並詳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從“不發達”的“初級階段”走向“發達”的“高級階段”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標注社會主義新的生長方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獨特建樹、獨創性貢獻，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元素。
[關鍵詞] 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作者簡介] 康曉強（1982-），男，福建惠安人，法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是否需要歷經不同的階段，對這些不同的階段如何基於一定的判准、邏輯科學劃分，如何認識不同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社會之特征、形態，如何厘清我國社會主義在特定時期所處的歷史方位等關涉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問題。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區間、發展程度、空間三大維度明確析解並詳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元素。
一、區間維度：社會主義社會從“建立”到“建成”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任何事物發展都要經歷一定的發展階段，比如，“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1]，“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2]。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社會形態，有特定的邊界、界限，因而存在其區間如何界定的問題。如何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在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門檻”之后通過現代化建設實踐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大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有過大致的、初步的、原則化的構想，這主要集中體現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之中。在這部經典著作中，馬克思把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三大既具差別又順序銜接的歷史發展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共產主義“新社會”與資本主義“舊社會”雖具有質的殊異，但由於前者在后者的成長基礎上誕育，因而不可避免攜帶其一定的“痕跡”[3]。因此，由這些“痕跡”所隨之生成的“弊病”，將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過渡時期”必然“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4]。然而，由於時代條件的掣肘，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也就是后來列寧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需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如何劃分這些階段，並沒有明確闡述並進行深入分析。
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都不可能是純粹抽象的發展，恰恰相反，必須基於其社會的歷史基礎和現實規定性。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於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社會結構、文化基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了理性考量和戰略研析，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和視角，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進行了豐富、補充、深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從“過渡時期”的歷史起點來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非馬克思原初構想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因而，中國“過渡時期”從其始初就承載著特殊的歷史使命：使中國由落后的且未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社會形態直接過渡到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
第二，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歷史起點和終點維度看，毛澤東的突出貢獻在於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時，亦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起點﹔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之際，亦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終點。社會主義社會從“建立”到最終“建成”，需要通過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探索才能實現。建立與建成的區別主要在於：一方面，“建立”表征特定事物之本質規定性的確立和初始生成，而“建成”則意味著特定事物的屬性得以完全彰顯、功能得以充分施展、外在結構形態得以飽滿呈現，並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另一方面，“建立”是事物質變的開啟，好比一場演出的“序幕”，而“建成”是事物質變的結束，如同演出的“謝幕”，從開啟到完結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
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前提，並蘊涵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精神、原則與取向。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與“建成”的明晰界分是在1957年2月，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5]在這裡，毛澤東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生成的過程邏輯：制度確立→制度鞏固→制度建成。實際上，早在社會主義改造開展之初而尚未結束之時，毛澤東就已開始思忖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究竟需要經過多長時間的建設實踐才能鞏固並最終建成的問題。據目前接觸到的權威文獻，他最初的設想是：先經過15年的時間打基礎，在此基礎上再經過35年的“打拼”才能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使之“像個樣子”[6]。他明確提出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宏偉願景和遠大夢想的具體“時間表”，其運行的內在理路和發展邏輯是：建立→建設（通過工業化即現代化的手段）→建成。毛澤東后來在不同場合對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與“建成”有不少具體的論述，要言之，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首先，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時間估計比較明確，即三個“五年計劃”15年的時間，當然后來提前完成了“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無論是1955年3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抑或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都一以貫之明確提出過渡時期的時間界限是“三個五年計劃”[7]。
其次，對“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時間估量有點反復，曾提過50年、50到75年、50到100年、10到15年等“波浪式”起伏的不同判斷和表述。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最初提出的是50年的預估期。[8]7個月后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對最終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時間的預期，從之前的50年延長至75年，同時還謹慎使用了“可能”這個有彈性的表述，表明對這個過程的艱巨性、長期性有更深刻的體悟。而時隔近一年后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的時間預估比之前的75年又延長了25年。[9]然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深刻變化，從1957年始，對此時間預估開始縮短。比如，1957年7月下旬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再經過10—15年社會主義即可“建成”，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日程、周期大大縮短了。[10]實際上，無論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抑或“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都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這主要基於中國經濟文化諸方面落后的社會情勢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漸進性特質，因而他在省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實踐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11]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階段作了科學的構想，但對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且沒有歷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東方大國如何邁向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並沒有供給具體的方案。由於實踐社會主義時間的短暫，列寧也沒有來得及對社會主義的具體發展階段進行詳實的擘畫。而斯大林把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與“建成”這兩個節點混淆為一，把蘇聯過渡時期的完結誤判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完成時”，急於從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此后，蘇聯在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上一再發生誤判，無視其歷史發展基礎以及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成就的現實差距，拔苗助長，最后反而欲速則不達。[12]毛澤東與之不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有獨到的把握和精到的理解，把社會主義社會區分為“建立”與“建成”兩個歷史性節點，步驟清晰、階段清楚、層次清通，實質上是對蘇聯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理論的糾偏和矯正，是中國共產黨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貢獻。
二、發展程度維度：社會主義從“不發達”的“初級階段”到“比較發達”的“高級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從“建立”走向“建成”，中間是否要歷經發展程度不同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創造性思謀。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組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他明確把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區分為前后相繼的三大歷史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13]至於“不發達”和“比較發達”有何結構性表征、兩者之間的邊界在哪等基本問題，他當時沒有具體闡述，但是實事求是地看，這一認識符合當時中國客觀實際，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理論的創造性接續探索。然而，由於在經濟文化落后大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之實踐經驗的欠缺以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運動規律和內在運行邏輯的把握和領解還不夠深入，導致后來並沒有完全依循這一理論邏輯指導實踐，給社會主義事業健康成長帶來了一定創傷。[14]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深刻分析中國社會發展情勢的基礎上，對“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刻的洞見，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概念、新理論，徹底糾正了對社會主義發展方位的偏差、偏誤，深化並拓展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解深度。正如鄧小平所精辟提煉的：“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15]這個判斷言簡意賅、鞭辟入裡，把“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內在演展邏輯描繪得清晰透徹。
通過梳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有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由自發到自覺的愈益深化的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概念初創和理論建構兩大階段。
從概念提出的維度來看，關於“初級階段”的相關表述和提法，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領導的講話或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都曾出現過。比如，葉劍英於1979年9月29日在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的重要判斷[16]。在這裡，雖使用“幼年時期”的表述，但已暗含了對當下社會主義社會所處發展方位的明確定位，事實上已包含“初級階段”的價值意蘊。迄今為止所能查詢到的黨的正式公開文件中首次出現“初級”階段的明確表述出現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尚處於“初級的階段”[17]的戰略性判斷。在此之后，黨的十二大提出“初級發展階段”[18]的表述，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表述[19]……無論是“初級的階段”還是“初級發展階段”抑或“初級階段”的表述，都明確指向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發展程度、階段、方位的問題，但上述文件的核心精神和價值取向是論証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的正當性、有效性，而對其所處的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基本特點、內在特性等基本問題都沒有展開具體論述。
從理論建構的維度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面把握和深度理解，在籌備、起草黨的十三大報告的過程中得到高度重視。當時報告起草小組碰到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為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確定基本的發展方位，並以此作為整個報告的基調和主線從而支撐起整個報告的框架結構。1987年1月29日，中央領導同志在春節團拜會上明確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建議：認真研究“中國現在處在什麼發展階段”[20]。時隔不到兩個月，十三大報告起草組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根據、邏輯起點草擬整個大綱框架結構並呈送鄧小平[21]，4天后，他迅即作出批示：“這個設計好。”[22]在進行充分思想醞釀和理論准備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首次系統性地闡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其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對其核心要義、本質屬性、歷史必然性、基本表征、歷史邏輯、時間區間、發展路徑等基本問題作出明晰闡述，並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23]。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予以豐富和充實。比如，黨的十五大從現代化、工業化、經濟結構、教育結構、貧富結構、區域結構、體制結構、文明結構、民族復興九個維度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進行提煉，並基於此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24]。由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形成了包括歷史起點、主要特征、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方略、發展戰略、制度結構等要素型構的理論形態，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可或缺的立論基石。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論的構建，把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新的界面，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衍化進路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對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成長過程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深刻把握了社會主義與初級階段的內在邏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簡言之，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與“初級階段”的有機融合：社會主義是初級階段運動發展的“母體”，規定了初級階段的性質和取向﹔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的特定成長時段，規約著社會主義發展之“基座”的廣度和厚度。離開社會主義談初級階段，就會失去“根”和“魂”，就會迷失前行的方向和動力，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離開初級階段談社會主義，就會缺乏路徑的梯度，就會欠缺發展的時間維度，容易急於求成、急功近利。因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表述，既堅持社會主義的“初心”，又能對現實的社會發展提供靈活的行動框架，按照傅高義的觀點，這是個“巧妙的概念”[25]。
第二，深化了對中國實際、中國國情的認知向度。對實際、國情的理性准確判斷，是制定政策、方略的基本前提和現實依據。實際有多個面向，國情也有諸多方面。由於主客觀、國內外等原因，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的某些概念、原則、表述或某些國家的既定模式、體制、經驗為考量問題、制定政策的基點，致使理論與實際相脫節、政策設計與具體國情相脫離。經過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逐步累積和不斷省思，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中國的“最大實際”和“最大國情”[26]。
第三，拓展了對社會主義發展歷程長期性的認識深度。由於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未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構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實踐，而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創立，因而在歷史實踐中曾犯了急於求成的“急性病”。所以，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社會形態，其發育與發展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27]，其運動和演展“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28]，因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全鞏固和牢固確立，肯定“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29]。
三、空間維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標注社會主義新的生長方位
繼“7·26”講話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30]后，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31]的戰略性判斷。“新時代”這個術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在不同語境下使用過[32]，但明確把其與社會主義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聯結起來，卻是習近平的獨特貢獻，誠如其所言“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不是別的什麼新時代”[33]。
“新時代”這個重大創新性判斷，意涵深刻、意蘊深厚、意旨深邃，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中國已有了新的歷史定位和更為聚焦的戰略定向，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新的發展，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的力量對比結構。之所以作出這樣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戰略判斷，主要依據有二：其一，中國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已發生歷史性變遷。唯物史觀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同其他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一樣，並非恆久不變，而是不斷運動並發展變化的，因而會呈現不同的成長階段，而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因素是現實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現代化事業不僅發生“歷史性變革”而且取得“歷史性成就”，顯然，這個階段明顯區別於既往的任何階段。其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社會主要矛盾既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也是標識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指示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正是以社會主要矛盾和沖突為判據劃分不同的時代。[34]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形態上發生了階段性質變：從供給端維度來看，“落后的社會生產”由於生產力的高度快速發展以及生產水平的顯著提升而逐漸衍化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從需求端維度來看，由於人民需要結構的轉型、需要層次的躍升、需要內容的拓寬、需要形式的多樣化，“物質文化需要”逐漸轉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諸層面、全方位、多向度的“美好生活需要”[35]。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起點，理論界有不同分析視角，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是從黨的十八大算起，一種認為從黨的十九大算起，還有一種認為從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算起。雖然見解不一，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黨的十九大之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已進入新時代。雖然“新時代”是在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但提出並非進入的核心標志，因為存在事實上已進入但理論上尚未宣示的可能性。同時，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進入”和“新時代”之間用了“了”字，並在這個判斷之前用了“經過長期努力”的前提設置，這些表述的嚴謹推敲都深刻暗含了新時代在黨的十九大之前已進入。其二，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是一下子就進入“新時代”，而是有一個量的積累的漸進演變的過程。時代總是一個“時間段”，時代變化總有一定的時間累積。誠如馬克思所言：“正如線不是空間的點一樣，時代不是時間上的時刻”[36]，因而，“是不能劃出抽象的嚴格的界限的”[37]。從國家統計局等公布的統計數據來看，2011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結構、社會結構發生了區別於以往不同的歷史性的轉折。這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現出端倪：從GDP增速來看，2011年從以往的兩位數下降到個位數的9.5%，此后一直徘徊在個位數的增長區間，這意味著，支撐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從城鎮化率來看，2011年城鎮常住人口比重為51.27%，首超農村，此后逐年增加，這意味著，延續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正在向城鎮社會、都市社會轉型，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結構性變遷和歷史性轉型﹔從勞動力人口比重來看，2011年為69.8%，首次下降到70%以下，此后逐年下降，這意味著，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要素正在逐漸消減，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源”正由要素驅動、資源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就業結構來看，2011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佔比首超第一產業，當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佔比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為35.7%、34.8%，此后這個差距日益拉大，這意味著，中國的產業經濟結構正從以農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轉型的深刻的結構性變遷，這是中國經濟結構過去從未有過的變化①。以上四個維度的數據對比表明，2011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是歷史性的。因此，筆者傾向認同第一種觀點，因為從黨的十八大算起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標識，有其特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等客觀要件的支撐。
① 從GDP增速來看，2012年為7.9%，2013年為7.8%，2014年為7.3%，2015年為6.9%，2016年為6.7%，2017年為6.9%，2018年為6.6%﹔從城鎮化率來看，2012年為52.57%，2013年為53.73%，2014年為54.77%，2015年為56.1%，2016年為57.35%，2017年為58.52%，2018年為59. 58%﹔從勞動力人口比重來看，2012年為69.2%，2013年為67.6%，2014年為67%，2015年為66.3%，2016年為65.6%，2017年為64.9%，2018年為64.3%﹔從就業結構來看，2012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佔比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為36.1%、33.6%，2013年為38.5%、31.4%，2014年為40.6%、29.5%，2015年為42.4%、28.3%，2016年為43.5%、27.7%，2017年為44.9%、27%，2018年為46.3%、26.1%。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至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1年至2018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具有多維度、多層面、多方位的意義，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深化和拓展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主要體現在：
第一，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命周期”的整體性認知。按照中國共產黨人的原初構想，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紀中葉這百年期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而，這百年是否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果有，如何劃分，這些問題，在黨的十九大之前只是提出過，但還不甚明朗。“新時代”歷史方位的提出，把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時間段作了“區隔”：從1956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這22年是初級階段的初始階段，從1978年至2012年改革開放后這34年是初級階段的“新時期”，從2012年到2049年這37年是初級階段的“新時代”（其中，從2012年到2035年這23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049年這14年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幾個階段各有不同的方位，也承載不同的使命。
第二，深化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征的認識。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價值和理想，也是現實的運動和過程，因而就會“顯出階段性來”[38]，在“不變”中也會有“變”。不僅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與其他階段的社會主義有差別，而且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會呈現不同的特點和特征，原因主要在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不僅會有階段性的量變積累，也會有局部性的質變躍遷。正是基於這樣的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更准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39]的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其他時段相較，新時代的鮮明底色和本質性表征是“強起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站起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意味著中華民族開始“富起來”的話，那麼，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的核心歷史使命就是勠力、奮力使中華民族“強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不僅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具有旺盛生命力和不竭活力，而且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開始出現結構性變化。
結語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實踐証明：准確把握和精准研判社會主義發展之階段及其方位，是有效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本前提和現實基礎。什麼時候對社會發展階段的研析契合客觀實際，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勃興﹔什麼時候對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超越或滯后客觀情勢，社會主義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多走彎路。誠如毛澤東所言：“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機會主義。”[40]因此，對社會發展階段的研判既不能超越現實而犯“左”的錯誤，也不能滯后於現實而犯右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從宏觀層面的“建立”與“建成”的界分，到中觀層面對不發達階段與發達階段的析解，再到微觀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新時代”方位的厘定，體現了對社會發展方位的清晰化把握和精准化判定。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人民開展偉大的社會革命之所以不斷取得成功，奧秘之一是能准確、及時、有效研判中國社會在不同階段所處的歷史方位。隻有厘清了歷史方位，才能對時代特質、特征、特性有充分的、深邃的把握。
同時，從國內外社會主義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來觀之，一個國家的有效發展既不能從自己的主觀願望或本本出發，也不能從“外國模式”出發，隻能從其自身的實際發展階段出發。無論是越共提出的越南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還是人民革命黨強調的老撾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級階段”，抑或古共認為的古巴處於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都是基於自身國情、成長邏輯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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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