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對新中國財經工作歷史性的貢獻

陳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主持國家財經工作，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鄧小平的指示，提出過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奠基、開拓和發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中共中央審定的陳雲墓地碑文，確定了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的歷史地位。本文概要論述陳雲在新中國40余年財經工作中的主要歷史性貢獻。

一、領導中財委，用不到一年的時間，穩定金融物價，統一全國財經，為新中國經濟的起步創造基礎條件

新中國成立前后，共產黨接收的國民黨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十分落后，千瘡百孔，生產萎縮、交通梗阻，民生困難，失業眾多。尤其是國民黨政府長期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漲、投機猖獗、市場混亂。惡性通貨膨脹尤如惡魔纏繞舊中國近12年。國民黨政府曾採取發行、稅收、公債、控制物資、限制物價、幣制改革等一系列經濟手段治理都沒奏效，直至財政經濟總崩潰。這是國民黨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共產黨如果也沒有能力穩定物價，治理惡性通貨膨脹﹔隻能奪取政權，不可能鞏固政權。這是共產黨從推翻國民黨政府到掌握全國政權過程中面臨的新課題，對共產黨執政能力是嚴峻的考驗。

黨中央和毛澤東未雨綢繆，提早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新中國經濟工作的開展准備條件。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和總政策。6月根據黨中央籌謀，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后，轉換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兩個機構均簡稱“中財委”﹔大政方針“由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中財委是“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指揮機構” 。陳雲出任中財委主任，黨中央和政務院先后選調薄一波、馬寅初、李富春出任副主任。

新中國成立前后，穩定物價的斗爭具有很大難度。當時解放戰爭還在進行，開支浩大﹔為社會穩定，人民政府對舊政府留下來的幾百萬軍政公教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財政負擔加重﹔恢復生產和交通，需要大量資金，全國正規稅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入不敷出，暫時隻能靠大量發行貨幣彌補財政虧空。在這種情況下，舊社會留下來的投機資本在新解放的城市繼續興風作浪，新中國成立前后發生了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5月，陳雲從東北趕赴北平，參加籌組中財委。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與支持下，陳雲協同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和南京市委，6月在上海打贏“銀元之戰”，基本結束舊中國貨幣流通市場長期混亂的局面，為整飭惡性通貨膨脹創造先決條件。此后，資本家的投機活動從金融領域轉向商品流通領域，聚集於糧食和紗布市場。陳雲指揮剛成立的中財委，集中力量統籌調撥全國物資，掌控市場主要商品特別是糧食與紗布的供應，利用市場吞吐政策，狠狠打擊投機商人，穩住第二次物價張勢。7月陳雲主持中財委召開上海財經會議，從金融、物價、財政、貿易、管理以及軍事和政治等多角度，確定解決通貨膨脹和財政困難的綜合治理方案，大大提高了人民政府在穩定物價斗爭中的主動性和計劃性。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領導中財委，依照上海財經會議確定的綜合治理方案，指揮全國財經干部，通過調運物資，保障供給﹔發行公債，緊縮銀根﹔集中拋售，控制市場﹔打擊投機商人，維護正常秩序﹔適量發行，保障財政運轉﹔努力生產，迅速恢復經濟等幾個方面共同發力，先后平抑兩次物價漲風。陳雲領導中財委，依據貨幣和物價運動規律，利用金融、貿易、財政、生產等經濟手段，輔之於必要的行政干預，綜合治理通貨膨脹而成功的事實，使民族資本家嘆服。1949年11月，第三次物價漲風過后，上海申新廠主榮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國民黨用12年未能解決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共產黨用不到一年的時間解決了，成功的根本原因有三。第一，惡性通貨膨脹的性質、產生的原因已發生有根本性變化。舊中國的通貨膨脹是因政權腐敗造成的經濟蕭條和萎縮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積累性的通貨膨脹﹔在社會經濟基礎不改變的情況下，無法治愈是必然的。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現的通貨膨脹，是在政權更替、歷史變遷過程中發生的，與解放戰爭的繼續推進，解放區的迅速擴大，城鄉經濟的全面恢復，政府對舊公職人員的社會政策，交通、水利、救災等大量資金撥付而造成的巨大財政需求等有著密切關系。財政困難的本身就孕育著解決財政困難的前途。社會性質的變化，是陳雲領導中財委得以治理通貨膨脹的重要社會基礎。第二，人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性質完全不同，共產黨執政意志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政府與社會形成舊中國從未有過的良性互動，為惡性通貨膨脹的治理提供政治保障。通貨膨脹的最終解決要靠社會生產的發展。在解放戰爭推進過程中，中共中央即通過老區土改和恰當的城市接管政策，促進和推動工農業生產恢復。新中國成立后，陳雲領導中財委，始終把恢復生產作為首要任務﹔迅速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強大的國營經濟體系﹔努力建立城鄉貿易系統，恢復城鄉交流，刺激生產，盤活全國經濟﹔使黨和政府得以依靠國營經濟力量和老區農民的支持，採取有力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戰勝投機資本，穩定市場物價。第三，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徹底消除通貨膨脹的隱患。穩定市場物價，必須解決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問題。為解決各解放區財經的分散管理，毛澤東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開始部署。新中國的成立，以中央人民政府為首的地方人民政府系統的建立，為全國財經統一的實現，創造了決定性條件。1950年3月3日，政務院頒布了陳雲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通過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管理，統一全國現金管理，4月國家財政狀況好轉，財政收支接近平衡﹔5月下旬全國物價穩定，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貨幣的局面結束了。

在新舊社會歷史變遷的大歷史背景下，陳雲領導中財委，在治理惡性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的歷史進程中，初步確立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領導地位，鞏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初步建立了集中統一的財經管理體制，使中國這樣一個地大人多、貧窮落后的國家，能夠把有限的財力、物質力量管好用好。經濟環境的治理、新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奠定了新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根基。

二、領導中財委擬訂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工作方針，從容應對戰費需求，穩定市場，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並主持擬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和執行，為我國工業化的起步作出開拓性貢獻

新中國社會經濟形勢剛剛穩定， 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一場不期而遇的戰爭向中國人民壓來，國際形勢日益嚴峻。黨中央毅然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到達朝鮮前線。局勢的突變，要求相應變化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的財經政策，以適應軍需。毛澤東集中精力謀劃朝鮮戰局，財經工作籌謀的重任落在陳雲肩上。在黨中央支持下，11月中下旬，陳雲領導中財委主持召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研究確定了“國防第一，市場第二，其它第三”的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工作方針，得到中央認可 。據此，陳雲領導中財委出台一系列金融、財政、外貿、物價、生產等方面的措施，有條不紊地引領國家財經工作，堅實地踏上應對抗美援朝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軌道。

1951年2月，根據朝鮮戰局的變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求全黨干部樹立“‘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 。按照中央部署，陳雲領導中財委，在堅持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工作方針的前提下，從城鄉交流、農業增產、經濟核算、統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經濟建設的准備工作、整頓財經隊伍六個方面，提出拓展財經工作的思路﹔既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同時開始為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起步准備條件。

陳雲領導中財委謀劃的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工作方針，引導全國財經工作近一年半，並取得重大成績：1951年農業主要產糧區除江西平收外，都是豐收﹔棉田面積擴大，產量創我國歷史最高紀錄﹔煙葉、麻、茶、絲產量均高於1950年 。在大量支撐軍費的情況下，消滅了財政赤字。 全國物價穩定，國家經濟建設及文化事業的恢復與改造都有重大推進。周恩來高度評價說：“這個成績的偉大不亞於抗美援朝，不亞於鎮壓反革命，不亞於土地改革。掌握財經工作的同志，特別是陳雲同志，在這方面確實是兢兢業業的。” 1952年4、5月間，黨中央根據朝鮮戰局的變化和國內經濟恢復與建設需求，提出“邊打、邊穩、邊建”的財經工作方針。此后，陳雲領導中財委，全力投入國家經濟建設，1952年底圓滿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1953年起在堅實准備基礎上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1951年春正式啟動，由周恩來、陳雲主持，到1953年7月已完成四稿﹔前三稿由陳雲具體主持中財委編制，第四稿由國家計委編制。1953年一五計劃實施時，編制工作尚未完成。

跨入1954年，朝鮮戰爭已終止﹔黨的過渡期總路線已公布﹔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已確定141個﹔完成一五計劃編制的歷史條件基本成熟。1月7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並中央書記處各同志，明確“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陳雲任組長的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此后，陳雲全力以赴主持一五計劃草案第五稿的編制工作。

6月30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匯報一五計劃編制情況，首次提出按比例和綜合平衡發展的思想，為中央統一對一五計劃編制的認識創造了思想條件。一五計劃五稿草案，經毛澤東和黨中央審定，提交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討論。3月21日，陳雲代表黨中央在開幕會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大會經討論，一致通過陳雲的報告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一五計劃是1953年至1980年之間5個五年計劃中“增長最快、效益最好的時期”﹔“與同期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也是1979年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 。

一五計劃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端，奠定了中國工業化基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初期的成功探索。在毛澤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領導下，陳雲在一五計劃編制和執行中起了主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說：陳雲同志“主持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和執行，既注意學習蘇聯經驗，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科學布局，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了經驗。”

三、領導中財委擬訂統購統銷政策，主持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作出重大貢獻

1953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后，生活消費品的供需之間出現尖銳矛盾，特別是糧食問題成為“一五”計劃建設開始時遇到的緊迫且必須解決的復雜問題。毛澤東要求中財委拿出解決辦法。陳雲領導中財委征求各方意見，對6月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形成的八種方案，慎重研究、反復比較。最后，陳雲確定，在目前情況下隻能實行“又征又配，就是農村征購，城市配給。其他辦法都不可行” 。陳雲向毛澤東匯報研究結果，毛澤東贊同陳雲的意見。

依照毛澤東的指示，陳雲先后於10月2日和1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全國糧食會議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制私商，在堅持統一管理的前提下調整內部關系，是目前解決糧食緊張問題的最好辦法﹔“名稱可以叫做‘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

歷史証明，統購統銷政策是黨中央在新中國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一項重大決策，在當時利大於弊，效果明顯。它緩和了市場供不應求的矛盾，穩定了市場和社會秩序，保証了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大大增強了農副產品出口和工業設備進口的能力，保証了國家快速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和外匯來源，基本滿足了初期工業建設對糧食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取消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政策規定中明確指出：“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過去曾起了保証供給、支持建設的積極作用” 。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排除了私營批發商的經營，使私營零售商和私營工業必須依賴於國營商業取得貨源和原料，割斷了農民與城市私營和個體經濟的直接聯系，極大地抑制了農村的商品經濟發展和市場發育，削弱了城鄉資本主義經濟，不僅城市私營工商業者不得不聽從國家計劃，農民也失去了市場支持，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也有力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速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進程。

在解放戰爭迅猛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就已明確，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有兩條基本路徑：一條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管理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在適當條件下監督資本家，使資本家為國家服務的一種制度。”另一條是國家經濟與合作社經濟“必須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新中國的國家經濟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勞動人民的集體經濟，它與國家經濟相結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會主義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正是沿著這條思路發展的。10月2日，毛澤東在聽了陳雲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后，更加形象地說，我國經濟主體是國營經濟，有兩個翅膀，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

陳雲領導中財委，在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私營工商業，促其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方面作出重大貢獻。通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鞏固壯大國營經濟，充分顯示出國營經濟的絕對優勢和領導地位，使部分資本家自覺意識到與國家經濟聯合發展的必要性並行動起來。通過1950年第一次工商業調整，肅清了私營工商業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確立了“面向國內，面向農村”的新中國產業發展方向，使其自覺接受了加工訂貨的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踏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通過1952年第二次工商業調整，利用各種經濟手段協調公私關系，對私營工商業的改組和改造作出創造性的探索，引導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進一步踏上國家資本主義健康發展的軌道。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完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1954年2月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會后，為加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領導，國務院成立第八辦公室，協助周恩來、陳雲主持這項工作。此前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財委《關於1954年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於有步驟地將有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兩個文件的實行，加強了對資本主義工業改造的步伐。

1955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切斷了資產階級的原料來源和產品銷路，使私營資本主義完全喪失獨立存在的條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形式，融入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成為歷史必然。是年秋，中央成立以陳雲為組長的對資改造十人小組。10月29日和11月1日，陳雲先后在毛澤東召集的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委員座談會和全國工商聯執委會一屆二次會議上，就私營工商業改造問題作主題發言和講話。在此基礎上11月16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會上，作《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報告》，就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提出六點意見 ，對指導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健康、有序、順利進行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高度評價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黨在過渡時期，“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陳雲以他的智慧和領導才能，為黨開辟這條道路作出突出貢獻。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歷史條件下，陳雲又透徹分析了中國社會經濟將要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在1956年9月20日黨的八大上，進一步提出“改變過去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所採取的辦法，並有效地糾正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而發生的一些錯誤”，以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改造成為“一種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五項措施。 同時在黨內率先提出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完整構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理論資源。

四、較早發現“大躍進”帶來的問題，積極建言，盡量減輕損失﹔參與部署和領導新中國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作出重要貢獻

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雲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1957年1月10日，兼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指揮全國經濟工作。

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都取得巨大成就。頭腦冷靜，有著豐富財經工作領導經驗的陳雲，在巨大成績面前，深刻地洞察到了財經工作中存在的隱患。1957年1月18日，陳雲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目前財政和信貸都出現不平衡，投資和消費增長過快，購買力與物資供應不平衡，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不應求。陳雲強調，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同時強調要重視研究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摸索革命的規律，我們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建設的經驗，也必須有兩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才可積累下來。”

1956年底，一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大部分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計劃指標的絕大部分都大幅度超額完成，且經濟效益相當好，大大超過同一時期世界發展中國家4.8%的年均增速。 巨大的成就鼓舞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也使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頭腦發熱。在這種情況下，陳雲指出的財經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的“國力論”和綜合平衡思想，沒有引起全黨重視，甚至被有些人誤認是右傾保守思想。1958年夏，全國出現“大躍進”運動，掀起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講話中，對黨中央在1956年採取的糾正冒進傾向的正確方針提出批評后，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地位事實上被取消。

當時全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不足，在建設方法上，“沿用我們黨過去搞革命的老經驗，依靠行政命令與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陳雲不顧政治壓力下，堅持實事求，對不顧現實條件、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傾向敢於直言批評。1958年9月，陳雲兼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他在12月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的兩次講話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基本建設工程中存在的問題。陳雲說：“現在的主要毛病是單純圖快，過分粗糙”﹔“主要傾向是：注意‘多快省’多，而注意‘好’不夠﹔注意數量多，注意質量不夠。我們必須做到既要求‘多快省’，又要求‘好’﹔既要數量，又要質量” 。

1958年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弊端暴露出來。毛澤東對此已有察覺，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左”的錯誤。陳雲一貫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對建設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贏得毛澤東的信任。195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陳雲在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議上的兩個講話紀要，並指出：“兩個文件很重要，解決了目前基本建設中急需解決的問題，望各地區黨委、各部門黨組討論后轉發到所屬基層設計單位、施工單位、大中型廠礦和交通運輸企業的黨組織，依照執行”。 5月，毛澤東又委托陳雲，對當時關系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進行調整，陳雲出色完成任務。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使中央領導層意識到，陳雲綜合平衡理論的實踐意義。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召集的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沒有搞好平衡。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

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本質沒有清楚的理論認識，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又缺乏實踐認識，使1959年7月的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打斷了經濟工作中糾“左”的進程，刺激出更加猛烈的“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陷於嚴重困境，人民生活面臨飢饉威脅。面對嚴重的形勢，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轉入調整軌道。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此前，陳雲利用休養之機，已開始了大范圍的各種形式的對農業、鋼鐵、礦山、化肥等生產問題和人民生活問題的調研。客觀的說，陳雲當時在理論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也沒有完全搞清楚，但對經濟工作應該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自覺意識很強﹔意識到解決目前經濟困境，全黨需要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黨內民主生活中要嚴格貫徹民主集中制。1961年9月1日，陳雲在黨中央召開的中央局第一書記匯報會的發言中，要求在中央討論的《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把綜合平衡問題單寫一條”。陳雲認為，有綜合平衡才有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一馬當先”、“四保”（即保鋼、保煤、保糧、保棉），隻能在特定條件下搞一下。單打一會打斷經濟上的相互間聯系。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很重要。綜合平衡與抓重點沒有矛盾。在陳雲講到這個問題時，毛澤東插話稱贊：“講得好，請陳雲為‘工業指示’寫一條綜合平衡”。 1962年1月，在黨中央召開的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的七千人大會上，陳雲沒有發言。大會后，陳雲在參會的陝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講話，強調要“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應該採取“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強調“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這是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共產黨員必要的修養﹔強調在黨內要通過批評自我批評上下通氣，“隻有通氣，才能團結﹔隻有民主，才能集中”。

1962年2月，陳雲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講話，針對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提出國民經濟調整的關鍵性措施，使黨和國家高級干部，對克服經濟困難有了清晰思路，受到普遍認同，並引起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高度重視。劉少奇指示鄧力群，選編“陳雲同志關於經濟工作的意見”，“印發給大家學習參考。政治局會議同意劉少奇的意見。” 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醞釀重新恢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劉少奇力主陳雲出任組長，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3月7日，陳雲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講話，再次深刻論述綜合平衡問題。周恩來在陳雲講話中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周恩來的對聯生動精練的概括了陳雲調整的總思路，也表現了他對陳雲綜合平衡思想的贊同。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度評價陳雲說：“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他參與部署和調整國民經濟，恢復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五年調整，國民經濟迅速好轉，人民生活也有較大改善。但在經濟發展問題特別是階級斗爭問題上“左”的錯誤指導思想沒有從根本上糾正。“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這種錯誤傾向的發展，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給黨和國家及人民帶來嚴重損失。

在曲折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陳雲的政治生命波折起伏。陳雲思想苦悶過，原因是在於不知道自己錯在何處，到底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期間，特別是1969年疏散到江西“蹲點”后，他系統學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重復閱讀了《列寧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后的部分等經典著作。這段讀書生活，使陳雲解除思想苦悶，增強了理論自信。他認定自己在領導財經工作中，提出的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穩中求進﹔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方面，要有適當的市場機制作為補充﹔農村的所有制形式，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等觀點和措施，都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觀點的。他結合學習，認真總結和反思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密切注視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思想有了新的升華，形成一些重要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1972年4月，陳雲再次復出、參加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后，率先提出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戰略思想，並對我國對外經濟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張，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擴大對外開放准備重要的思想資源和政策思路。

五、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作出突出貢獻

在鄧小平領導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華民族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新道路的開辟，是在全黨撥亂反正，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反思“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各種思想不斷交鋒的基礎上進行的，探索艱難不易。陳雲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重要成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探索作出突出貢獻。主要體現在四個問題上。

第一，成功領導20世紀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

1976年是五五計劃實施第一年，也是“四人幫”對生產建設破壞極為嚴重的一年，國民收入下降2.7% 。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和1978年國民經濟發展進入由亂到治的轉折時期。但由於在理論和戰略指導思想上，沒有新的突破，仍是力圖回歸比較規范的計劃經濟秩序，按老路走，所以重導歷史上出現過的急於求成、高指標的錯誤，出現“新躍進”。1978年國民經濟各方面關系非常緊張，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狀況進一步嚴重。

事態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人覺醒，意識到老路子難以為繼，必須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指導思想上進行深刻清理，找出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經濟的新路子。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支持全國開展的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堅決態度，推動了經濟理論界在商品經濟、按勞分配、生產力和經濟規律四個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上的明辨事非，促進了全黨在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的進步。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深入討論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問題，在經濟工作思路上有新的突破，強調要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李先念受陳雲思想啟發，初步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促進了會議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的討論。9月5日至10月22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提出三個轉變的經濟工作戰略思路：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

是年冬，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11月12日提出，要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必須解決好歷史遺留的若干重大問題，這個意見為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實現偉大的歷史性轉折起了重要作用。陳雲12月10日在東北組再次發言，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的症結，他提出五點建議 ﹔“引起了中央重視，也使一些曾經頭腦發熱的同志冷靜下來。國務院開始對國民經濟計劃進行修改，從而使兩年來的急躁冒進、急於求成傾向開始得到制止。”

1979年3月14日，陳雲和李先念給中央寫信，提出要用二三年時間，把各方面比例失調情況調整過來﹔中央接受陳雲、李先念的建議。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7月全國人大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雲擔任主任，主持國民經濟調整。

調整中有兩大難處。一是開工的項目難於處理。陳雲親自主持解決了上海寶鋼工程是上馬，還是下馬的問題，為全黨財經干部樹立了深入調查研究，作出正確決策，盡最大努力減少國家損失，並促進經濟發展的榜樣。二是思想難於統一。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同志對中央國民經濟調整決策和部署想不通，基本建設波瀾起伏，按下葫蘆起了瓢，規模控制不住。1979年在各類會議上，陳雲反復強調，要在調整中，實現財政、物資、外匯和信貸四大平衡，“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提出“先生產，后基建﹔先挖潛、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方針﹔強調探索“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的新路徑。 9月下旬，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慶祝建國30周年講話，初步總結了建國30年來的重要經驗教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還不成熟，不完善﹔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努力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在領導國民經濟調中，陳雲力圖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騰飛獲得堅實基礎﹔二是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從根本上扭轉“左”的錯誤，確立“不折騰”的穩中求進的經濟發展理念。在這兩個方面陳雲態度都很堅決，且得到鄧小平的有力支持。1980年基本建設規模仍沒有控制住，地方和企業在財權擴大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復建設項目﹔確定下馬的大項目，沒有退夠，徘徊不前。針對這種情況，11月28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嚴厲指出：“基本建設要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歷史上有人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就再機會主義一次。三年不搞，一毛不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不起推遲三年。” 在陳雲堅定的態度下，1981年基本建設投資削減40%，22項引進工程大部分停建緩建 ，經濟的硬著陸贏得調整任務的完成。

1980年8月16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結合調整，從總結經驗教訓和分析現實問題兩個方面發力，講了14個問題，為全黨確立正確經濟發展理念提供了十個方面的基本工作思路：一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是健康的發展。二是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不急於求成，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超英趕美等預言。三是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但在一定時期內，國家干預是必要的。四是現有工業是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要在此基礎上改造和引進新技術。五是要發展經濟作物，同時必須保証糧食的逐步增產，糧食還是第一位的。六是“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七是改革的步子要穩，“摸著石頭過河”，尤其要重視物價的穩定。八是在中央與地方財政比例的確定上，要認識到保障中央財政權威的意義，中央財政要有平衡和協調全局經濟建設規模的能力。九是經濟建設的任何項目，必須集體決策，吸收專家參與，不能一個人說了算。“這必須是一項規定。從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辦理”。十是“必須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 陳雲所言十個方面的思路，為全黨端正國民經濟指導思想作出重要貢獻。

在調整關鍵的1979年和1980年，鄧小平在理論上的兩大突破，對於全黨解放思想，樹立正確的經濟發展理念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第一，明確指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之家”。長期以來，黨固守的發展目標是在20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雖然鼓舞著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但目標太高與中國實際情況有距離，由此導致多次出現經濟上的“大躍進”，以求快速發展，實現目標。鄧小平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在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不動搖的情況下，將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限向后推移30年到50年，把20世紀的目標定為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基本實現小康生活 。目標的切合實際，有益於避免經濟建設中的盲目性和急躁冒進的心態。第二，明確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准。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

在鄧小平和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陳雲成功領導20世紀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這次調整在新中國經濟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明顯改善了因前期經濟工作方針上的錯誤而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困境，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營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同時引導全黨認真清理和總結了以往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開啟了全黨轉變重基建、輕生產、高積累、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踐進程。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十條經濟建設方針，具體展現了新時期國民經濟調整方略，是黨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轉變經濟發展觀念，探索出的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是黨在撥亂反正中，糾正經濟工作“左”的方針，確立符合國情、符合經濟規律科學發展觀念的開端。

第二，對六五計劃的擬訂和成功實施發揮重要指導作用。

六五時期“是繼第一個五年計劃后的又一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和取得重大的成就的時期” 。從陳雲領導經濟工作的生涯來說，一五和六五計劃兩個時期，也是他經濟領導作用發揮比較突出的兩個時期。

1979年，陳雲就寫信提醒李先念、姚依林，在經濟建設中，要盡早注意保護水資源和克服城市污染兩個問題。但局限當時的歷史情況，陳雲這一戰略思想在“六五”計劃中體現不夠。1981年是“六五”計劃實施的第一年，陳雲在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解決水資源短缺和城市污染的問題，都“應該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陳雲還提醒，強調發展農業跟輕工業完全必要的﹔但沒有重工業的支持，輕工業也搞不下去。重工業，比如電力、鐵路、冶金，從長遠來說，也要在規劃中有個考慮。 陳雲的這些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經濟建設向可持續方向發展起了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在陳雲領導下，“六五”期間，在完成調整任務的同時，國民經濟也開始走上一條重協調和效益的新路子。

在1981到1985年六五計劃實施過程中，中國成功進行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以陳雲1979年撰寫的《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中的思想觀點為基礎形成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方針，寫進了黨的十二大報告，成為全黨探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目標模式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性標志。陳雲高度肯定“現在搞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大鍋飯’‘鐵飯碗’，它的意義不下於私營工商業改造。”同時指出：進行體制改革，推行責任制，要抓四個要點：搞平均先進定額﹔質量不能下降﹔單位成本隻能降低，不能提高﹔要統籌全局，關鍵是要貫徹好“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方針。 針對經濟體制改革起步后，出現的盲目擺脫國家計劃的新情況，陳雲以“鳥”和“籠子”的關系，深刻闡明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搞活微觀經濟的辯証關系，提醒“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 這些意見對促進六五期間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都起了重要指導作用。1983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9209億元，提前突破“六五”計劃規定的1985年達到8710億元的水平﹔糧、棉、油、煤、鋼等33種主要產品產量也提前兩年達到“六五”計劃規定的指標。

第三，對全黨穩健又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探索改革開放新路子起了重要支撐和指導作用。

黨的十二大后，陳雲雖然不再分管經濟工作，但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公認有著資深領導經濟工作能力和豐富經驗的領導人，在引導全黨努力實現好十二大確定的經濟戰略目標中，仍發揮著具有全局影響的指導作用。為繼續引導全黨探索速度、效益和質量相統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路子，順利實現十二大確定的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任務，陳雲反復提醒全黨：經濟建設“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為后十年經濟振興創造條件。”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后十年辦的事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亂上基本建設項目，經濟就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就完不成。 從國情出發，陳雲不斷強化全黨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意識，確立糧食安全的主動權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的理念﹔“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穩定糧田在大糧食觀點中，仍是一個要點”。 為了增強國家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能力和動力，陳雲高度重視國家基礎教育和改善中年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利於形成國家現代化建設可持續的人力資源﹔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提醒全黨在對外引進中，避免盲目依賴，不能喪失自主發展能力，對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技術，要組織力量集中攻關，特別是要把電子工業搞上去﹔高度重視自然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對此要上升為國策，經常宣傳，增加投資比例，列入規劃，認真落實。為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社會全面進步，陳雲較早提出“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戰略思想﹔強調要重視中小學教師的地位，促進國家基礎教育發展﹔率先提出整理古籍的建議並形成中央決策，促進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事業的傳承。為了促進改革開放的穩定發展，陳雲高度重視維護黨中央權威，強調“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票子發行的權力要高度集中”。 陳雲的這些思想不僅在國家六五和七五兩個時期的現代化建設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有著持久的影響力。

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陳雲堅決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肯定利用外資、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必要性﹔始終關注和支持特區事業的發展﹔率先提出對外開放應該走出去的戰略主張 。同時不斷提醒全黨，要注意對外開放中引發的一些消極問題，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正確處理好利用外資與自力更生的關系。陳雲穩健積極的態度，對國家對外開放事業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引導和推動作用。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陳雲公開表態：“我非常贊成開發、開放浦東” ﹔並派秘書到浦東、福建和廣東多處開發區大規模考察調研，以此深入了解改革開放深入發展中的特區和開發區經濟發展情況，並在政治上呼應鄧小平，為促進全黨在改革開放重大決策上認識的統一，作出重要貢獻。

第四，以自己豐富的財經工作領導經驗和智慧，熱情支持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

黨的十四大后，陳雲從中央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了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定后，經濟發展較快，同時也出現了新的經濟過熱現象，且情況比以往復雜﹔不僅是發展理念方面的問題，而是需要在宏觀管理體制方面，包括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外貿、投資等多個領域，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為市場經濟體制探索新的適宜調控的框架。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16條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江澤民向陳雲通報“十六條”下達后的情況后，陳雲熱情表示，“雙手贊成十六條”﹔同時向江澤民建議：請中央考慮“快刀斬亂麻，重病要用重藥醫”，“應該把中央財力收回來”，“要防止外國把中國‘蘇聯化’”。 陳雲的話不多，但入木三分，看得遠、看得深，思維辯証。政治與經濟有著緊密聯系，在20世紀80年代未，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情況下，中國探索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新經濟體制模式，具備高度的對國際國內局勢的憂患意識十分必要。12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

1994年2月9日，陳雲對前來住地拜年的上海黨政領導同志說：“中央決定從今年起實行分稅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財力。上海和全國其他各地都表示贊成，說明大家是顧全大局的，我很高興。” 同時在談話中，陳雲叮囑了三點：一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要留有余地。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三是高度評價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堅強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錯的。”陳雲指出：全黨要解決目前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必須維護中央的權威。“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隻要全國上下“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把中國經濟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大有前途的！” 陳雲這一席話，對於處在新老交替、國際局勢嚴峻、國內形勢復雜、開拓新局面任務極其艱巨的新中央領導集體，是莫大的支持！陳雲所言三點，已被實踐反復証明，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具有長久指導意義。這篇置於《陳雲文選》最后的語言質朴、簡短深刻的陳雲談話要點，不是一篇簡單的對上海黨政領導人的叮囑，它凝聚了陳雲40多年領導新中國財經工作的思想精髓，是陳雲對全黨的囑托和政治遺囑，對保障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發展有著長久指導意義！

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在這一歷史發展進程中，陳雲同志作為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核心的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黨中央、政務院暨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為新中國經濟的恢復，為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為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推進，建立卓著功勛。胡錦濤同志說：“陳雲同志是我們黨杰出的經濟工作領導人。他長期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成功實踐和取得的顯著成就，給人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雲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陳雲之所以能夠在領導國家財經工作中給全黨同志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江澤民同志有一個很好的注解，他說：“在陳雲同志的身上，我們看到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精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生機蓬勃的創造精神，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無產階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嚴格求實的科學態度的有機統一。” 對陳雲同志這一領導魅力形成的自身素質，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進一步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即：堅定的理想信念，堅強的黨性原則，求真務實的作風，朴素的公仆情懷、勤奮的學習精神﹔習近平總書記說：這些在陳雲同志身上表現出的優秀品質“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經濟史評論》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