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長征路上，有人問張聞天，怎麼老是跟著毛澤東跑？張聞天回答：“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苟壩會議是檢驗真理在誰手裡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一）
　　1935年3月10日，苟壩。這個位於遵義以南50多公裡的傳統村落，靜靜地躺在叢山峻嶺之中。
　　自長征以來，剛剛取得二渡赤水、再佔遵義等幾個難得勝利的中央紅軍，正士氣大振，豪情滿懷。當日1時，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向朱德發來“萬急”電報，建議攻打打鼓新場，並擬制了一份具體的作戰方案。
　　紅一軍團的電報緣何以“萬急”等級發出，是因戰機稍縱即逝。隨即，張聞天召集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20多人參加的會議進行討論。這是遵義會議后在軍事指揮問題上從一個極端走向的另一個極端，規定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政治局討論，包括火燒眉毛的打仗這檔子事，也都要以這種極端民主的方式表決。
　　會議開了整整一天，20多人七嘴八舌、枝蔓橫生，爭論不休，對打與不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絕大多數人認為，在遵義戰役大捷的鼓舞下，希望多打幾個勝仗來創造雲貴川三省地區的根據地。而毛澤東不這麼想，認為眼下紅軍雖然稍稍恢復了點元氣，但總體上還是比較疲憊。況且，打鼓新場的國民黨黔軍固守和經營多時，外有城牆，內修碉堡工事，真正打起來后各方援軍就近機動，很容易形成兩軍對壘，紅軍則很快會陷於南北夾擊、腹背受敵之境，甚至隨時都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僵持不下。會議主持者見雙方爭執不下，便決定民主表決。結果，支持毛澤東意見的隻有毛澤東本人一票。於是，作戰命令即將發出，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毛澤東急了，試圖作最后努力阻止命令的發出。
　　“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會上，有人毫不客氣地將毛澤東頂了回去。會議開到最后，非但沒有聽進毛澤東的意見，而且還舉手表決免去了毛澤東隻當了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和與毛澤東意見不一的人當時是“道”同而“術”不同而已，“同”的都是出於多打勝仗的良好願望，都是從黨和紅軍根本利益的站位上出發的，“不同”的只是各自對事物認識的程度不同而選擇的路徑不一而已。在那個殘酷斗爭、風起雲涌的環境裡，他們沒有個人的利益之爭，也沒有“誰說了算”的想法。
　　（二）
　　會議開到了這個份上，毛澤東可以說是該盡的力都盡了，更何況官也丟了，可以無官一身輕了。還有，就在會議召開前20多天，夫人賀子珍在不遠處的白沙村剛剛分娩，等待著與他分享天倫之樂。
　　是啊，如果從個人的私心或恩怨出發，毛澤東這樣想、這樣做也是符合邏輯的。但是，如果真的這樣，也就不是偉人毛澤東了。
　　散會以后，毛澤東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的是紅軍的命運、革命的前途，決不能讓紅軍再受挫折﹔想到的是這仗一旦開打，稍微恢復了一些元氣的紅軍必將遭受新的重創﹔還有，自從瑞金出發一路走來的紅軍，不知經歷了多少坎坷泥濘、圍追堵截、夾擊轟炸，已有5萬多紅軍將士為“逃跑主義”埋了單。這5萬多不僅僅是一串冰冷的數字，更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贏得未來勝利的本錢啊。
　　毛澤東越想越多，夜不成寐。於是，他索性披上衣服，提著一盞馬燈，沿著坎坷的水稻田埂路，去找周恩來商量，為制止這種雞蛋碰石頭的做法再作一次努力。
　　在那條隻有兩公裡長的鄉間小路上，毛澤東心急如焚、憂思忡忡，走得何其艱難。我們現在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毛澤東當時的思緒，但他一定會想到，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他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他嘗夠了不讓他指揮軍隊、不讓他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的味道。好不容易在兩個月前的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約一個月前，在“雞鳴三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就在一個星期前，他被任命為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而幾個小時前又予取消了。他的心裡五味雜陳。
　　（三）
　　當夜，毛澤東說服周恩來后，馬上又請來朱德一起商議，朱德也表示贊同。到了凌晨4點的時候，中革軍委二局截獲了敵人電報，確認滇軍和川軍正秘密向打鼓新場集結，其周邊已有敵人100個團。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這一情報驗証了毛澤東不打打鼓新場的理由，也驗証了他高人一籌的戰略思維。
　　次日，會議繼續進行。會上，周恩來、朱德同與會者擺情況、講形勢，力陳利弊，張聞天等領導人也很快轉變立場。如此一來，前一天通過的關於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的作戰計劃被徹底否定。接著，會議又決定恢復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形勢翻了盤，毛澤東便因勢利導，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戰機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局勢，指出決策指揮上的弊端。
　　戰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正虎視眈眈，敵人以八師之眾的兵力正伺機對紅軍形成合圍。
　　由於作戰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的劫難。
　　第二天，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等提議，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即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進入新三人團的毛澤東，就此真正執掌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后，與會者開始反思，並轉而堅定地支持毛澤東。
　　苟壩會議不僅是毛澤東職務變化的一次飛躍，更是全黨全軍對毛澤東“認知認可”的一個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