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黨史觀與中共黨史研究

貫通歷史與現實，在宏闊的歷史縱深與歷史比較中分析、說明問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鮮明理論品格。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歷史，更是習近平作為黨的總書記長篇幅、高頻率論及的對象，他有關中共黨史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於學界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圍繞習近平黨史觀，嘗試從為什麼要重視黨史（即黨史的功能與作用）、研究和書寫什麼樣的黨史（即關注和解答哪些重大問題）、怎樣研究黨史（黨史方法論）三個方面進行歸納並談些認識。

一、以史鑒今、資政育人，增強開拓前進的力量

中共黨史的資政育人功能，歷來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看重。黨自身的奮斗歷程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所帶來的精神激勵,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最直接最真切因而也最寶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①]。歷史記錄著前人積累的各種知識，凝結著他們治國理政的思想與智慧，述說著他們經歷的成功和失敗。對此，習近平多有論述。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以史鑒今，告誡人們通過學史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強調黨史的資政作用，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等等[②]。

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黨的歷史從來就不是象牙塔裡的學問，不是高頭講章，而是服務於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清醒劑、營養劑，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③]。從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撰著黨史起，為黨正在從事的事業提供歷史佐証和歷史經驗便是主要目的。及至延安整風，學習和研究黨史更成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清除“左”右傾錯誤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牢固確立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統一黨內在中國革命重大問題上的認識進而增強黨內團結的重要途徑。新中國成立后，經過30年的努力，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前提。但同時，30年間也有明顯失誤，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人民溫飽都成為問題，再不改變治國理政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就會被葬送。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指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由此在黨內掀起研究黨史的熱潮，同樣源自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清醒地認識到，不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不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黨和國家難以前行，改革開放事業難以推進。換言之，“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就必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④]。

在深刻反思歷史和認識時代特征基礎上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改變了當代中國的命運，極大地發展了中國、發展了社會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站在改革開放40年、執政70年、建黨近百年的歷史節點上，回顧黨的歷史，強調從歷史中得到啟迪、得到定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服務於“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服務於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服務於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回顧歷史……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⑤]。

高度重視黨史的育人功能，用黨的歷史教育黨員干部、教育群眾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習近平黨史觀的另一重要內容。他多次指出，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這裡所說的營養、智慧和力量，從教育黨員干部和群眾的角度講，有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黨史教育堅定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信心，“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二是通過黨史教育弘揚和踐行優良傳統，獲得強大精神動力。前者重政治認同，后者重精神陶冶。前者旨在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歷史的選擇，是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后者旨在說明歷史蘊涵著寶貴的精神遺產，人無精神不立，國無精神不強。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價值追求和道德情操，是激勵中國人民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對於黨員干部而言，除上述兩點外，還有一點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習近平經常提醒黨員干部，要清楚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 [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肩負的歷史使命，通過學習和研究黨史，重溫黨在挫折中奮起、浴火重生的苦難輝煌史，激勵黨員干部守初心、擔使命、不懈奮斗。“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⑦]習近平講的這段話，同樣適用於中共黨史研究。

二、站在新時代高度，回顧與研究中共黨史

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站在新時代高度，習近平就中國共產黨歷史發表了一系列創新性見解，為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導、遵循和啟發。

（一）牢固把握黨的歷史主流與本質。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是巨大的，是主流，需要大書特書﹔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的歷史本質，需要充分揭示和彰顯。當然，歷史前進從來都是復雜曲折的，有凱歌行進，有低迷徘徊。黨在歷史上也走過彎路，發生過“左”傾教條主義、“文化大革命”等錯誤，但從黨的整個歷史看，這些畢竟是支流。對於黨的歷史上發生的曲折和失誤，不能回避或掩蓋，而要直面史實、科學分析，重在吸取教訓，但不能揪住不放，甚至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習近平曾就文藝創作指出：“文藝創作的目的是引導人們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樂的源泉。清泉永遠比淤泥更值得擁有，光明永遠比黑暗更值得歌頌。”[⑧]這同樣適用於中共黨史研究。早在黨的十八大之前，習近平便提出：“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揭示和宣傳黨在長期奮斗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通過對黨的歷史尤其是重要歷史時期、重大歷史問題、重要歷史人物的論述，凸顯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歷史主流和本質。同時，不回避黨史上曾出現的挫折和失誤。他指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真正履行對人民群眾所負責任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 [⑩]但是，決不允許因此歪曲甚至丑化歷史和歷史人物，他提醒人們，“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 [11]。

總之，無論就歷史研究價值還是就中共黨史的特殊重要性而言，黨史研究都需要注重弘揚偉大成就、優良傳統、寶貴經驗，突出主題與主線，彰顯主流和本質，處理好主流和支流、現象和本質之間的關系，以利於人們從歷史學習和研究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歷史飛躍。在2016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經過長期奮斗，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之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又展開闡述了這三次偉大飛躍。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系列講話中，他重申了這一概括。三次歷史飛躍的概括，可謂高屋建瓴。歷史需要史實和表征，但真正的歷史書寫與研究不是史料堆積，也不是歷史事件的碎片縫接，而是能夠帶給人有機整體感的、清晰的宏觀認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28年革命，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之后又經過將近30年努力，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尤其是打下了關系穩固國防和國家長遠發展的重工業基礎，從而使中國人站穩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解決了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在世紀之交總體上實現小康，之后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及至今天，中國已經邁進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到2020年“一個不能少，一個不能掉隊，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已成定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富起來”道路上樹起的一座豐碑。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人民在進一步走向富裕的同時，強起來的特征愈來愈顯著，體現在愈來愈多的方面，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已經進入世界前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尤其是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對此做了全面又不乏具體數據和事實的總結，並指出“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

“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概括，宏觀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近百年接續奮斗的成就，准確而形象地描繪了近百年歷史的最重要特征。這一概括和分析的新時代站位十分明顯：一方面，歷史距離愈遠，人們對其認識愈公正、深刻﹔另一方面，一些歷史結論隻有在特定時代才能得出，換言之，隻有在“強起來”的時代來臨之際，我們才能把“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鏈條接續起來，並發現深刻的歷史內涵。這裡也再次昭示黨史研究者，一定要有時代站位、時代意識，經常思考從新時代高度拓展和深化黨史研究，隻有如此，黨史才能常說常新，不斷培育新的學術生長點。

“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結論隻有從長時段把握中共黨史才能得出。我們看到，習近平不止一次地將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闡述和評價。實際上，早在201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就已經開始這樣思考和總結黨史了，隻不過側重毛澤東個人而已。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12]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再次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浴血奮斗，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13]

人言“風物長宜放眼量”，歷史研究也是如此。歷史是具體的階段性演進的，搞清楚史實與階段是必要前提﹔但是，膠著於具體階段、微觀進程，往往導致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放寬視野，從歷史長時段著眼，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視域，更能窺見歷史真諦。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和評價，其為中華民族復興、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根本前提的意義便凸顯無疑。沿著這一思路和視野，黨史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發掘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歷史進程中的一貫性、繼承性及其深刻而復雜的意蘊。

“富起來”“強起來”是和改革開放歷史聯結在一起的，這一視角對於我們認識改革開放的階段性特征，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及時跟進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並以歷史眼光加以審視，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啟發。例如“富起來”與“強起來”雖然是接續過程，不可能在某個時刻截然二分，但畢竟有著顯著不同，那麼，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是否存在標志性事件或事件集合等，就構成重要研究對象。再如，在“富起來”與“強起來”的不同歷史階段，改革開放的內涵、指導思想和特征有哪些變化，黨的治國理政理念路線方針政策出現了怎樣的調整等等，均是重要研究課題。2014年2月，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曾談道：“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我們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把改革推向前進，必須加強頂層設計”[14]。實際上，習近平在這裡通過簡短而形象的語言，道出了中國改革的階段性演進、特征、指導思想和目標追求的變化，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南。總之，在歷史比較中理解歷史、解讀歷史、關懷現實，無疑會極大地深化和拓展黨史研究。

實際上，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視角出發，能夠更深刻地說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歷史結論。無論“站起來”還是“富起來”“強起來”，都和制度選擇密切相關。新中國建立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和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立，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發揮高強度集中有限資源的優勢是不可能的，“站起來”也就無從談起﹔同樣，不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改革，不打破單一公有制並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改變高度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決定性作用，不打破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共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等等，一言以蔽之，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中國不可能有“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我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15]這一結論。

（三）辯証看待和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歷史的道路從來不是筆直的單向度，因而總留給后人一些重大問題需要認識和探討。作為黨的領袖，面對黨史上的重大問題，不僅不能回避，而且需要拿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改革開放之初，如何看待新中國30年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由此引發的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成為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課題得到科學解答。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關系，逐漸成為黨史的重大問題。因為，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存在明顯差別，諸多方面體現著轉折特征，由此引發愈來愈熱烈的討論甚至激烈爭論。以改革開放新時期否定傳統社會主義時期者有之，以傳統社會主義質疑改革開放者亦有之。如何科學辯証地認識兩個時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的意義已經超出一般的歷史問題、學術問題，關系到怎樣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歷史、怎樣認識和評價社會主義在中國奠基與發展的歷史、怎樣看待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與發展的歷史。

2014年，習近平在《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闡述了如何看待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及其意義。他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實行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臨嚴重危機﹔同樣，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基礎，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兩個歷史時期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相互否定。他進一步指出：“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習近平以蘇聯劇變為反面例子，以鄧小平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成功案例，說明在歷史問題上政治遠見與政治敏銳的重要。概言之，辯証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黨接力前進的整體歷史形象，關系黨堅定不移地高揚改革開放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習近平關於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關系的論述，對於黨史工作者而言，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指導和啟發。其一，對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要實事求是地評價，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肯定這個時期所取得的成就和奠定的基礎，並發現兩個時期內在的深層關聯和繼承﹔同時不回避錯誤和問題，抱著對歷史深切同情的理解，深入分析錯誤的原因和后果，吸取教訓。實際上，歷史是復雜的，有時候正確與錯誤糾結在一起，很難下簡單判斷。學者的任務就是要將紛繁復雜的歷史展現給受眾並作出解釋，讓人們理解並在此基礎上尊重走過的道路。其二，中共黨史具有較強的政治性，要求黨史工作者保持意識形態敏感性，尤其在重大問題上，要把學術求真和社會責任有機結合起來，在“學術研究無禁區”和“公開發表有紀律”之間保持合理張力。

（四）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習近平論中共黨史，篇幅最長、頻率最高的是改革開放史。其中，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最為全面、權威。首先，對於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作出高度評價，得出一系列重要結論，如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深刻變化，使中國在國際社會贏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旗幟，我們黨靠改革開放振奮民心、統一思想、凝聚力量，靠改革開放激發全體人民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活力，靠改革開放實現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等等。其次，對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經驗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總結，包括40年黨的全部理論與實踐主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結論，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各富時代特點的貢獻，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與時俱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拓展深化及其顯著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尤其是法治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歷程與成就，致力於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探索歷程與階段性成績，國防建設與強軍目標的歷史演進，“一國兩制”設想與實踐歷程，國際風雲變幻與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統籌，治國理政經驗與能力的提升與管黨治黨走向全面從嚴，等等。可以說，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歷史的回顧和經驗總結沒有遺漏任何一個重要方面。

進一步突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研究，即時跟進黨中央的步伐，即時跟進歷史前進的步伐，即“一突出兩跟進”，是新時代黨中央對黨史工作和黨史研究的要求和期盼。換言之，黨史研究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改革開放歷史的研究。客觀地講，改革開放40年可謂黨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如果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用“苦難輝煌”“艱辛探索”來概括頗為形象，原因在於每個時期的成就背后都有失誤和曲折，那麼改革開放在某種程度上講則是“高歌猛進”，雖然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坦途、沒有代價，但是不存在明顯失誤且總體上是“幾年上一個台階”。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歷史作為黨史研究的重點，可以說條件已經具備。習近平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評價、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系統概括、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導和遵循，如何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中梳理、分析改革開放作為一次“偉大覺醒”“偉大革命”的進程、意義，如何在歷史與理論結合、歷史與現實聯通、宏觀審視與微觀實証中解讀“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在國內與國際兩種視野的交叉中、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考察方式的交替中看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歷史演進，如何在展示歷史的復雜性、多維性以及關注地方經驗與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中講清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的面貌，等等，所有這些均構成黨史研究新的著力點。

無論從“一突出兩跟進”要求看，還是從改革開放40年整體歷史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都必然進入黨史視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 [16]黨的十九大用“三個意味著”對此作出高度概括。由此，怎樣進一步深化研究便擺在學界面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的發展階段。在歷史比較中研究新時代之“新”亦成為重要課題。新時代是改革開放40年歷史發展的邏輯結果，同時具有諸多新特征，例如我國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有重大變化，黨的理論創新實現了新飛躍，黨的執政方式和執政方略有重大創新，黨推動發展的理念和方式有重大轉變，目標任務有重大調整，等等，這些均需要在改革開放大歷史觀中加以深化研究。又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如何在歷史演進的鏈條中通過歷史比較更全面更深刻地概括和分析，便成為黨史工作者的新課題。

（五）弘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精神。歷史最可寶貴的也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經過時間大浪淘沙后沉澱下來的文化，尤其是內涵的價值追求、精神品格、道德理念。中國共產黨在近百年奮斗歷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紅色精神就屬於這樣一類歷史文化遺產。習近平早在浙江省委書記任內就在《光明日報》發文闡述紅船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每逢中國共產黨歷史重大紀念日如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長征勝利80周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等，每逢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誕辰紀念日，習近平都會發表講話，其中必會濃墨重彩地論述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身上所體現的堅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精神品格，並要求在新時代繼續弘揚和踐行。習近平指出，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 [17]。事實上，從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鋒精神、大慶精神、焦裕祿精神、航天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等，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形成的精神系列，作為紅色基因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

習近平對於革命文化和紅色精神的高度重視和高頻率、長篇幅論述，為黨史工作者指明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和努力方向，即革命文化和紅色精神研究。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革命文化尤其是紅色精神研究已經成為學界理論界的熱點且成果可觀。除了上文提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與領導機關闡述的紅色精神外，曾經的革命根據地或者重大事件發生地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亦概括和總結出諸多革命精神，如先驅精神、蘇區精神、遵義精神、照金精神、沂蒙精神、雨花英烈精神等等。如果加上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革命文化延續和發展的各種精神，那麼一個紅色精神譜系已經呈現，下一步的任務便是構建並體系化這個譜系，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各種精神研究。就已有成果看，諸種精神的時代和地域特色較為明顯，但也有諸多相同或同質的內容。實際上，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有共同的精神氣質，更重要的是革命建設改革的時代主題使然。每一個時代的諸種精神不可能脫離時代主題，如果嘗試概括一下不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精神，可以說革命時期的核心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不怕犧牲，建設時期的核心是艱苦奮斗、甘於奉獻、清正廉潔，改革時期的核心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是構建紅色精神譜系的前提。此其一。

其二，革命文化和紅色精神是在歷史演進中形成和積澱的。史實是基礎，精神總結是提煉。換言之，史論結合是革命文化尤其是紅色精神研究必須遵循的原則。在這一原則下，需要強調通過講好故事，通過歷史人物來展現革命精神。習近平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的講話中，便通過諸多具體的歷史情節、話語、事件，展示老一輩革命家的高風亮節。沒有故事就沒有歷史，而沒有人就沒有真正的故事。學界已經在革命文化尤其紅色精神研究中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精品尚不多，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其三，革命文化與紅色精神研究需要進一步增強時代意識，注重和時代精神的銜接與結合，使之更好地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這裡最主要的還是對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的判斷，對生活於信息革命波峰、智能革命前夜的年輕人之價值觀和審美情趣的判斷。利用現代傳媒手段很重要但也相對容易，從時代意識和時代問題出發，挖掘提煉闡釋與時代產生共鳴的歷史精神並對年輕一代產生心靈震撼或浸潤作用的歷史精神就比較難了。如果做不到位，就容易導致受眾的審美疲勞或者表面繁榮。這些需要黨史工作者保持清醒並不懈努力。

其四，提升革命文化與紅色精神研究的學理化水平。研究者需要走進歷史，成為其中一員，以深刻體會歷史情境中的人和事﹔研究者更需要走出歷史，觀其全貌，要有第三者敘事，也要有基本概念、學理體系和方法論。目前，在革命文化與紅色精神研究領域，前者做得比較充分，而后者的學術發展還明顯不足。文化的靈魂與基石是價值追求，但是還有表達體系、象征體系等等，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不能單一化、刻板化。為革命文化和紅色精神構建一個與國內相關學界和國際相關研究領域對話的學理基礎、學術話語，講述一個多線條復合的有血有肉的革命文化故事，對於黨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遠。

三、遵循歷史唯物論，在大歷史觀中看黨史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黨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立場，習近平也不例外。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有兩次集體學習，內容分別為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由此可見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視。可以說，在有關中共黨史的論述中，均可以看到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歷史唯物論的運用。

首先是看待中共黨史的大歷史觀。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分析以及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均是唯物史觀著眼於宏觀歷史進程、從歷史長時段出發得出的結論。習近平看待中共黨史的一個鮮明特點便是大歷史觀。所謂大歷史觀，一是指中國歷史的長時段，一是指世界歷史的寬視野。先說中國歷史的長時段。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講話中，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18]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指出：“幾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秉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開啟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實踐……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19]在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他提出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淵源、形成和發展問題上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這“四個走出來”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與改革開放史、新中國史、中共黨史聯系在一起，而且上溯到中國近代史乃至中華民族史，從而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源流、民族基因和實踐基礎，是從中國歷史長時段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典型體現。

大歷史觀還體現在人類文明史或世界發展史的視野上。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使具有50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主張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辟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確道路，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 [20]。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21]。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再次指出：“40年的實踐充分証明，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22]

由大歷史觀看中共黨史，為學界深化研究提供了深廣的視野，也提出了新任務。例如，就五四運動而言，從中國歷史長時段出發，就要求透過歷史表象看到更深層的歷史內涵，在人們習以為常的“五四”反傳統界定之外，看到“家國情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天下之憂而憂”“苟利國家生死以”等士大夫歷史傳統的延續，看到自孫中山以來“愛國若命”情懷的升華。從中國歷史長時段出發，就要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的多維視野中，從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從歷史長時段出發研究五四運動，就要求把五四運動以來100年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揭示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重大意義，研究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把五四精神同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統一起來，“同研究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統一起來，使之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23]。

再如，從中國歷史長時段出發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就要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辯証統一中，挖掘其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歷史意蘊，就要研究中華5000年文明史與社會主義存在的深層歷史關聯，發現中國歷史傳統經過怎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嵌入或融合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追求、實現、創新與發展過程中。也隻有從歷史長時段出發，才能更深刻地說明近代以來在民族復興方案的各種選項中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勝出，才能更深刻認識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奠基者、鄧小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者以及后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作為繼承者、發展者的完整歷史接續和各自特定的時代性貢獻。

由大歷史觀之全球視野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給中共黨史研究帶來高站位和諸多新課題。孫中山曾經暢想中國強盛起來后，不但要恢復民族地位，而且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之際提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4]。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不止一次地展望，將來中國“總的力量”大了、“力量增強了”，就“可以為人類做更多的事情”，並稱之為“一個雄心壯志”。受特定時代和理論認識制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胸懷世界，相信未來必是“赤旗世界”，立志要讓“紅旗插遍全球”。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后，審時度勢，深刻認識到時代主題的變化和中國貧困落后的國情，確立了先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方針。經過30多年韜光養晦、心無旁騖、埋頭苦干搞建設，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邁入世界前列，為世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亦到來了。這不僅表現在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幫助、援助的增多以及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等方面，而且表現在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拓展了途徑、展示了中國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發展更具意義。那麼，中國是如何做到的？這就需要國際比較的視野尤其是社會主義500年的大歷史觀，既要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尤其是同樣啟動了改革卻走向劇變的蘇聯東歐比較，同發展中國家比較尤其是原來超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比較，也要同發達國家比較，比較不同的發展道路及其成效﹔不但要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種模式到多種模式的歷史進程中看中共黨史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而且要在世界文明發展史、文明與制度的多樣性演進與比較中看新中國歷史。隻有在比較中，歷史才能更清晰地呈現並帶給人啟發。總之，大歷史觀下的中共黨史研究大有可為。

其次，歷史地、辯証地看待黨史上的重大問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25]毛澤東也講過，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 [26]。習近平曾就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他們的認識和行動不可能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實際上，正如前文所述，習近平關於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問題的重要論述，同樣體現著歷史地、辯証地看待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全面地、辯証地看歷史，特別體現在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曲折和失誤。一般而言，面對歷史的顯著成就和巨大進步，雖然也需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加以科學分析和實事求是的評價，但同如何看待歷史彎路和錯誤相比較，確實較容易統一基本認識。而一旦面臨如何分析與評價某個重要歷史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和重要歷史階段的錯誤或失誤時，則容易出現分歧甚至激烈爭論。這個時候往往更需要自覺運用歷史唯物論來分析和解答問題，更需要彰顯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性、科學性和說服力。總之，“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不論發生過什麼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麼苦難和困難……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 [27]

再次，立足新時代，把歷史與現實、史實與理論有機結合起來深化黨史研究。習近平對黨史的論述，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立足於新時代，進一步言之，即從新時代高度、從新時代面臨的問題出發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以史鑒今。無論是中國共產黨90多年歷史、新中國70年歷史、改革開放40年歷史，還是五四運動、長征、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在尊重歷史本真的基礎上，打通歷史與現實，將史實陳述與理論概括結合起來，讓歷史敘述和評價充滿時代氣息，是習近平論中共黨史的一大特色。這對於黨史工作者而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人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說，時代不同，“問題意識”不同，對歷史的關注和解讀也就不同，這也是歷史常說常新的魅力所在。站在新時代高度，打通歷史與現實，確實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解答一些重大黨史問題。例如，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大戰略”（“兩個大局”）及其歷史進程，是人們看待改革開放史爭議較多的問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回顧中國擺脫貧困實現富裕的歷史進程，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確實引發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但是，不如此行不行？毛澤東當年非常看重公有制對“一起富裕”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性保障作用，單一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壓倒性優勢地位是制度紅線，決不能觸碰。然而，公有制下的平均主義、低效率以及其他問題又無法回避，如何克服？靠“政治挂帥”“思想政治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讓“六億神州盡舜堯”，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就體現在“公”和“私”上，體現在“公”與“私”的制度和思想兩個方面的差異上。鄧小平作為過來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的是一個貧困落后國家，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極大的國度裡嘗試同等同步富裕至少有20年了，但沒有做到。而改革開放釋放出的活力和創造力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中央領導人的預料，帶來了各領域蓬勃發展的喜人局面。誠然，貧富差距等問題出現了（鄧小平至遲在1993年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一問題）且在一個時期內呈愈演愈烈之勢。但同時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東部沿海地區的迅速發展，帶來了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突飛猛進的增長，中央政府才擁有巨大財力並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支持中西部地區發展，大規模建設和提升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空港等，才有可能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安排東部地區大力度支援中西部地區，城市支援鄉村，讓精准扶貧、精准脫貧落地，保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豎起一座裡程碑。這個例子說明，立足於新時代，把歷史與現實聯結起來，對某些重大黨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無疑會更為客觀和深入。

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史實陳述與理論抽象相結合，在習近平那裡還突出地體現在對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紀念文字中。綜觀習近平此類講話，會發現他對每位領袖人物生平與思想的回顧簡明而重點突出，對其歷史功績的總結精確而高屋建瓴，對其精神風范的概括具象而富有時代意義，尤其是對老革命家精神風范的概括將史實與理論、微觀敘事與宏觀審視、精神遺產與時代精神融為一體。黨史人物是黨史研究的重鎮，是講好黨史故事的重要場域。習近平對老一輩革命家的紀念講話或文章，對於黨史學界進一步提升黨史人物研究水平至少提供了以下遵循和啟發：一是要突出傳主的主要貢獻、主要事跡，干蔓有序﹔二是研究、緬懷黨史人物一定要有時代意識，聯通現實﹔三是要注重提煉黨史人物的精神品格以激勵后人﹔四是要善於運用故事說明道理，善於通過具體事例和典型個案反映宏大問題，善於通過微觀情境展示高尚境界，寓教於事，史論結合，論從史出。

總之，習近平關於中共黨史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中共黨史研究邁上新起點、開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黨史工作者有責任和使命，以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為指導，立足新時代，在大歷史觀中，在歷史與現實、歷史與理論的結合中，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共黨史研究，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以充分發揮黨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北京100872）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