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証史學理念的鞏固、強化與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1983—1985）

〔摘要〕1983年至1985年的中共黨史研究從多個關鍵層面鞏固和強化了撥亂反正時期業已初步形成的實証史學理念。“實事求是”精神與歷史評價理論的進一步科學重塑、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學術轉向和史實考証的價值強化、“整體性”研究思維和治學思想的型塑與發展、以“歷史規律”為核心元素的宏觀敘事取向的加強等共同構成實証史學理念的文化意涵。若欲真正堅持、實踐和發展黨史研究的實証屬性，黨史學界仍然需要重新認識實証史學理念及其歷史與理論來源。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開標志著經典意義上的“撥亂反正時期”的結束，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洋溢著全力建設現代化的濃厚時代氛圍，黨史學界由此普遍生發出一種“重新出發”的強烈心理感受，很多研究者認為黨史研究承擔的撥亂反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下一步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強黨史研究的學科建設，使黨史研究成長為一門真正的“歷史科學”。而圍繞“實事求是”理念來鞏固黨史研究業已取得的學術化成就和格局，強化黨史研究之實証史學基礎的進一步重建，推助黨史研究融入更大范圍的歷史學科范疇，便成為非常自然的學術邏輯選擇。從一個長時段的學術史視野來看，這一學術特征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裡表現得尤其明顯和典型。在此期間，不斷強化的實証史學理念始終主導著黨史研究基本價值的重塑以及很多具體問題的研究進展，在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理脈中發揮著學理層面的基礎性功能，從根本上推動著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進程。探究這三年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進展，不僅有助於建構和理解20世紀80年代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發展理路和文化邏輯，而且更有利於借此重新認識和解讀作為歷史學科之重要學術基礎的“實証”原則及其歷史與理論來源。

一、“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與歷史評價理論的進一步重建

經過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實証史學理念在這一研究領域得到重建的基本標志就是黨史研究之歷史學屬性的普遍接受與認可，很顯然，假若缺乏獨立的歷史學科的自覺意識，“實証”觀念便無從附麗。自1983年開始逐步增多的關於黨史研究內容、對象和范圍的體系化思考與討論，推促黨史研究融入歷史學科的步伐明顯加快。諸如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科學社會主義（史）、方志學等相鄰學科，逐步擺脫了以往主要作為黨史、革命史研究和教學的輔助性或派生性學科之地位，在重新確認自身研究對象和內容及至整個學術體系的獨特性之際，都往往以黨史、革命史這種傳統的相關學科作為基本參照系，實際上有利於厘清黨史學科的基本研究范疇。而從1985年啟動的將中共黨史課改為中國革命史課的教學改革，則從國家教育層面力圖打破以往黨史教學體系狹窄、以黨史替代相關學科的弊病，尤其是較為嚴謹地區劃黨史和革命史這兩門學緣最近的學科之間的關系，客觀上加強了黨史研究的學科獨立性。在此期間，無論從何種角度立論，相關研究者大多明確了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屬性或至少支持歷史學屬性的優先性，即使斷定黨史“是一門歷史科學，但主要是作為一門政治理論學科而存在的”[①]，也被研究者通過全面梳整黨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而得到批評或商榷[②]，黨史研究是一門歷史科學的觀念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獲得顯著加強，從而鞏固了實証史學的學科前提。

在此基礎上，作為實証史學理念的典型的中國式表達，“實事求是”作為黨史研究之基礎性和根本性的治學理念亦隨之得到更為深入的論証，相關言說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其一，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公開發表了鄧小平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的九次談話節錄，黨史學界在隨后興起的學習活動中條分縷析地詳細闡說了這些談話所蘊涵的“實事求是”思想，如鄧小平指出，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論斷黨史問題，“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要“恰如其分”地評價黨史人物，要敢於打破各種條條框框和陳舊觀念，“我們這次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資產階級，也不必照樣搬用過去的提法，說每一個錯誤的根源就一定是三個，一定都有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我們這次有個新的講法，也好”，等等。其二，研究者更為普遍地將黨史研究的基本性質認定置放在幾千年中國史學編纂的大脈絡中，將“實事求是”思想與古人的“秉筆直書”傳統加以承接，認為這是新時期黨史研究者必須堅守和發揚的“史德”，“我們今天搞黨史，是共產黨人寫共產黨的歷史，仍應效法古人撰史的優良傳統，堅持實事求是，求實存真，寫出信史，取信於世”[③]，“繼承傳統是為了開創新路……沒有繼承傳統這個前提，新路也難於開辟”[④]，這就再度加強了“實事求是”的文化傳統質感，使黨史研究者的學術道德受到了傳統中國文人精神的正向度規約。由此來看，對於“實事求是”之現代和傳統的兩種維度的重釋與強調，使“實事求是”從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獲得了更為宏富的思想支持，從而有望不再只是一種口號式的原則性表達，而主要作為一種研究理念和職業操守對黨史研究者形成學術規制。

與此同時，借助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劉少奇誕辰85周年等活動以及伴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朱德選集》、《陳雲文選》、《周恩來選集》（下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張聞天選集》、《劉少奇選集》（下卷）等領導人著作的相繼出版而開展的學習活動，思想理論界再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實事求是”思想，重新回顧了他們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貫徹“實事求是”的歷史活動，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洋溢著積極論說和主動闡釋“實事求是”的思想氣氛，“為了使這一思想落到實處，有必要設立實事求是獎”[⑤]，為鞏固黨史研究的實証史學基礎提供了一種更為切近的本體論層面的思想資源與文化傳統。尤其在闡釋鄧小平關於“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之關系的論題中，一些研究者還形成了非常鮮明的追求學術創新的思想，力主在黨史研究中充分施展“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是獨立思考能力的充分發揮，是對事物本質及其規律的充分揭示，“它嚴格地要求我們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活的社會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死的條條框框出發﹔從研究事物的客觀規律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⑥]。而如何看待黨的歷史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以及現有研究著述等所形成的既有認識框架，便成為踐行“創造性思維”的一個關鍵環節，如就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而言，“不宜無限制地去研究討論曾經被戰爭實踐証明了的現成結論如何理解，也不宜滿足於注釋一些正確觀點的內涵，更不宜僅僅停留在對其歷史功績的評價與頌揚上面”，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些原則和結論已隨著時代變化而失去指導意義，因此“敢於揚棄過時的部分，是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創新的思想基礎”[⑦]﹔就中共軍隊的戰史研究而言，黨中央的文件和毛澤東的著作以及研究者的觀點無疑具有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但“它們不是研究的出發點”，“如果只是簡單地從現成的結論出發，到歷史中去找些材料來加以証明，然后再回到原來的結論上去，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態度，也不是正確的研究方法”[⑧]。

對中國革命進程中“左”的思潮的歷史研究與理論反思，也在這一時期持續展開，逐步發展為黨史研究的基礎性課題。研究者著重評析不同歷史時期“左”傾錯誤的內容、表現、特點和根本原因等問題，諸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在河北黨內開展的反“鐵夫路線”、1929年11月召開的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李立三“左”傾錯誤進程中的關鍵作用等一些長期被忽略的歷史問題得到關注，關於“左”的思潮發展史的歷史知識譜系不斷豐富。而在整黨活動中展開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動，更進一步加強了對於“左”的思潮的批判力度，因為“各種‘左’的思想，追本溯源，主要來自‘文化大革命’”[⑨]。思想理論界重新闡釋了歷史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要義，厘清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諸多理論迷誤，從歷史、現在與未來相聯系的視界強調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長遠意義。這一活動顯著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王年一對於“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歷史梳理和金春明的學術論文集《“文化大革命”論析》典型地代表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水准，形成了80年代“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第二次熱潮，促使黨史學界逐步養成了努力研究和書寫“文化大革命”史的學術自覺：“就‘文革’本身來說仍舊是一起重大的歷史事件，也不可能把它從歷史上抹掉，將來在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的時候將會不惜筆墨總結這一段歷史。” [⑩]

由上來看，關於“實事求是”的理論闡析與對“左”的思潮的歷史研究，成為這一時期黨史研究的基本形態和重要論域，實際上從正反兩個方面形成了關涉“實事求是”的特殊論題結構，強化了“實事求是”精神在黨史研究領域裡的科學重塑。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黨史學界對“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這鮮明地體現在部分研究者開始初步反思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的一些弊病。他們意識到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在批判和否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黨史學之際，在很多論題上形成了新的二元對立，如對李大釗等人隻作肯定與歌頌而否定或回避其思想的某些缺陷，“存在著過高估計這一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水平的現象”[11]﹔一些重新研究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專題文章，一反“文化大革命”時期隻強調“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影響下取得勝利的”之論，但“似乎又產生了一種偏向，即隻承認這次戰爭勝利是在周恩來、朱德同志領導下取得的，不承認毛澤東同志對這次戰爭勝利所做的貢獻，未免有點矯枉過正了”[12]。還有研究者注意到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帶有情緒化色彩，輕忽了思想結構的歷史復雜性，如在批判和反思“左”的思潮的歷史研究中，一度出現了全盤否定一些曾產生負面影響的政策或思想的傾向，像“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這一曾在黨史上起過重大指導作用的思想，“近些年來的一些黨史著述，往往是避不論及，或是一律簡單地判為‘左’傾路線的口號加以摒斥”，既割裂了其與毛澤東“爭取江西”的思想和實踐之間的關系，也無法揭示這一思想從反向促進中共正確探索中國革命規律這一史實層面[13]﹔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研究更明顯存在著臉譜化、庸俗化和淺顯化的傾向，尤其將“文化大革命”視為“無文化、無思想、無理論的烏合之眾的盲動”的認識，嚴重忽略了“文化大革命”正是以錯誤的思想理論實現了對於廣大群眾的普遍性掌握這一實質，“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從政治上可以迅速結束一個時代，而結束一個時代的錯誤理論卻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因此，我們在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的研究和宣傳上，也應該站在新的歷史時代的高度上去否定文化大革命。那種簡單地揭露和重視它的丑惡和罪惡就顯得不夠高了”[14]。顯然，這種學術批評較好地超越了撥亂反正時期的政治和文化語境，轉而希望以一種更“學術”的“實事求是”理念還原歷史的復雜面相。

可見，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存在的問題或弊端突出地集中在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問題上，如何正確地評價歷史仍然困擾並吸引著此時的黨史研究者，畢竟具有宏觀性、全局性和指導性的歷史決議與黨的代表大會並不能迅即而徹底地觸及所有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更無法在短時期內改變由長期“左”的思潮所型塑的社會心態和文化習性。很多研究者對此抱持高度的自覺性和敏銳感，深知黨史（研究）的撥亂反正注定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改變由歷史形成的人們的錯誤觀念，往往不是黨中央一個組織結論就能解決的。需要歷史工作者和宣傳工作者作很大的努力，才能不僅在結論上，而且在人們觀念中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15]。面對這種情況，黨史學界在幾乎所有具有認識分歧的重要問題上持續展開以歷史評價為核心要素的學術爭鳴，努力通過同人觀點的批評與交鋒，繼續廓清歷史評價問題上的政治與文化迷誤以及在不同思想和理論預設下形成的知識偏差甚至謬誤，從而推助建立“位其所應位”“是其所本是”的科學評價標准。這種學術爭鳴現象涉及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黨史事件和人物，成為此時黨史研究的另一種基礎研究形態，集中體現了黨史研究者對於“客觀歷史”“歷史真實”的普遍渴求和強烈探詢，是“實事求是”治學精神的一種本質性表征。

相較於撥亂反正時期的學術爭鳴偏好於政治層面的道德衡斷，此時的黨史研究者開始更多地深入歷史本身的結構和脈路，明確指出很多學術爭鳴直接起源於不同主體對同一研究對象秉持著不同的判斷標准，由此特別注意研析不同學術爭鳴背后的關鍵思想環節，如毛澤東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時間分歧就與確定“思想轉變”的標准差異直接相關、中共在大革命中的領導權之爭與判斷標准是以政治領導還是組織領導為主相關、關於誰是無產階級領導權“首倡者”的分歧與應以一個人或一本著作抑或集體智慧為主要標准相關、關於井岡山斗爭時期下限的不同意見直接取決於“歷史分期”標准的不同判斷、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標志問題的分歧點集中在是否隻以有代表性哲學專著作為唯一標志、“定息”是否可以構成判斷民族資產階級何時被消滅的直接依據等。一些研究者還尤其注意到關於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學術爭鳴中的關鍵意義，如關於湘贛根據地范圍之爭便與“根據地”“臨時根據地”“游擊區”的概念分歧直接相關、能否准確評價紅四方面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經驗的要津就在於如何理解“進攻策略”這一概念、正確看待“平分土地”主張的關鍵就在於區劃其與“絕對平均主義”概念的關系、關於通道會議之性質和地位的評析分歧則取決於“通道轉兵”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學性、科學評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之關鍵要看其是否就等同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關於李大釗早期思想之階級屬性的不同認識從根本上取決於“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思想”兩大概念在邏輯上能否形成絕對的對應關系等等。在此過程中，以往一些概念的科學性開始受到拷問和質疑，如有學者就早期中共黨人政治思想傾向的歷史評價問題指出，不能將“反帝反封建思想”簡單等同於“民主主義”，黨史研究必須要注意“民主主義”概念的“確定性”，否則“難以歷史地評價和說明近代中國政治人物極其復雜的思想內容，也難以准確地描述中國現代先進人物思想發展的歷史線索”，“概念的確定性問題，往往是一些歷史學家和歷史研究者不甚注意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歷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都含混不清，又怎能正確地揭示歷史發展中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規律，又怎能‘明治亂之跡，通古今之變’？”[16]由此可見，這種層級的學術爭鳴有可能在認識論的學理層面觸及引致不同歷史評價的基本原委，進而為作出科學、客觀而公允的歷史評價尋求解決之道，使黨史知識和黨史學科的進一步重建獲得穩固的學術與邏輯支持，這無疑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實事求是”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集矢於黨史事件和人物自身脈絡且相對冷靜理性的學術爭鳴，在較大程度上推促1982年以后的黨史學界基本上不再將歷史評價問題僅僅置放在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黨史學完全對立的關系網絡中加以簡單的歷史與道德評判，而是更加注重和強調相關的具體歷史語境和歷史條件對於黨史事件和人物的規制性。這一研究取向在后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中得到更為廣泛的實踐，並漸次成為黨史學界的一種學術共識，列寧關於“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馬克思辯証法要求對每一特殊的歷史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以及“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來提這個問題，就等於不懂得辯証唯物主義的起碼要求”等經典論斷被研究者普遍而大量地引証即為重要表征。

在這種學術思維的映照下，一大批黨史問題評價的爭鳴和討論進一步擺脫了局促於革命意識形態的慣性思維，以往被遮蔽的特定語境的歷史面相開始呈顯，為更為科學地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知識前提，如針對平型關戰役不符合中共在抗戰初期制定的游擊戰爭之戰略原則的觀點，有學者著力強調戰役之前的具體歷史環境，認為具備了“必要的”“有利的”條件，可謂“非打不可”，況且中共當時的戰略方針正是“從抗日戰爭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強調發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但並不是絕對排斥運動戰”，這是評價平型關戰役必須注意的要點[17]﹔面對意見分歧嚴重的陳獨秀在抗戰時期的政治思想研究，有學者主張應“緊緊扣住當時的歷史條件”，從抗日救國和民族大義的角度加以審視，“不應該再以共產黨員的標准去要求他”，“應當說他的抗日愛國思想是主要的”[18]﹔等等。就此來看，這種學術思維突出了特定歷史事件和人物思想所處歷史語境的某種“特殊性”，而揭示出這種“特殊性”維度顯然是實現更為理性的歷史評價的關鍵環節，有評論者業已意識到這種理念在一些問題研究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如在關於《多余的話》的學術爭論中，“讓瞿秋白回到了當時的歷史環境，這是討論得以深入的關鍵……如果離開當時的歷史環境，忽視了三十年代黨內斗爭的狀況以及秋白在這旋渦中的地位，不體會在王明極左路線統治下使黨員造成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那麼對發自秋白內心的《多余的話》的評價可能就難於客觀了”[19]。

作為黨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在繼續強調黨的集體智慧結晶這一層面之際，亦開始更多注重特定語境在歷史評價中的作用，尤其是毛澤東早期思想研究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因毛澤東早期思想具有起步性、准備性、雜糅性、轉換性和復雜性等特質而長期存在歷史評析歧異，很多研究者轉而通過還原和強調毛澤東早期思想所處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社會特別是中西文化沖突這一歷史語境對其形成與發展的強大規制，主張全面而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早期思想中一些因素的積極意義，如嚴復的學術思想及其譯著所強調的邏輯歸納、實驗驗証等理論已內蘊“實事求是”之意，“對毛澤東的早期哲學思想產生了積極影響”﹔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使毛澤東加快了從探求“大本大源”的純粹思辨領域轉向注重實際問題研究的步伐，一度“是把實驗主義哲學當作指導思想來看待的”﹔等等[20]。更有學者直接將這種治學思想上升為一種方法論的自覺意識：“研究毛澤東早期思想，要有歷史主義觀點”，“評價歷史人物，研究歷史人物的思想，必須從‘具體的歷史環境’出發，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不但要把毛澤東早期思想放到那一個大的時期裡觀察分析，而且要放到更具體的歷史階段中去觀察分析……不論哪個發展階段，都有著自己‘具體的歷史環境’，都有其時代所賦予的特點和局限”[21]。考慮到毛澤東思想研究在當時整個黨史研究格局中所佔的分量，這一研究領域發生的學術變化對於強化黨史評價規范的科學性具有非常顯著的積極意義。

這種學術化治學思維進一步激發了更多新論題的學術研究，如有學者開始深入研究以往學界多採回避態度的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調和論”以及王光祈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等議題，並在這些政治思想提出之際的特殊歷史語境中肯定其積極作用。雖然從現在看來，這些識見和判斷仍可繼續商榷，但注重歷史語境對於相關問題評價的規制性，既有利於發掘和展現中共歷史的多面性和豐富性，也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擺脫“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黨史學和撥亂反正史學共同存在著的簡單化思維，進而培育更為寬容中正的學術心態。由此可見，學術爭鳴現象以及以尊重歷史語境為核心要素的歷史評價理論的逐步完善，成為此時黨史研究領域落實“實事求是”精神的基本機制以及鞏固和強化黨史研究之實証史學基礎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學術爭鳴被黨史研究者普遍視為實現客觀黨史書寫的基本途徑[22]。這是撥亂反正史學的自然延續，但與那時的學術激情相比，此時的黨史研究表現得更為穩健和節制，並在一種追求歷史“復雜性”的學術水平上持續展開。就此而言，至少在歷史評價的學術層級上，追求類似於“絕對正確”的歷史知識的觀念已開始退潮。應當說，這是撥亂反正時期結束后就迅速出現的一種非常明顯的新學術現象，也是這一時期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顯著特征。

綜上所述，經過撥亂反正史學的洗禮和黨史研究學術規范的逐步確立，從1983年開始，以“實事求是”為核心要素的實証史學理念對於重塑科學的、獨立的黨史學科的意義和價值得到進一步強化，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者大多認定“實事求是”是一種完滿具足的學術理念，他們的基本工作——甚至是全部工作——就在於“如其所是”地詳述和理解中共的歷史。“實事求是”理念由此成為黨史研究實証性的最為基礎的精神來源，追求歷史的真實性被黨史學界普遍視為基本的約束性法則，“求真”“客觀”成為黨史研究無可置疑的學術准則和價值追求。當然，在這一進程中，黨史學界日益感受到史料不足對於科學評價重大黨史問題的制約，很多研究者清晰地意識到在歷史評價中所出現的觀點分歧，原因誠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歷史資料不足，缺乏有說服力的証據”[23]，亦“同人們了解資料的深度和廣度有密切關系”[24]。基於這種理念，史料建設之於“實事求是”的科學黨史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逐步成為被不斷強化的普遍性共識。

二、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學術轉向與史實考証的價值強化

事實上，正是出於以重新評價重大歷史問題為核心質素的撥亂反正的迫切要求，重視史料在黨史研究中的基礎地位以及相關的梳整工作，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伊始便已逐步展開，“史料優先”思想已被黨史學界廣泛接受。隨著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漸次深入，尤其是面對大量研究薄弱甚至學術空白的領域，整個黨史學界都必然對黨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出更高要求。而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重心轉向，極大地促進了史料建設的學術進展。

1983年初，第二次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通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規劃》，計劃1985年要寫出一部黨史，故而需要將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重點從普遍發動和廣泛搜集轉移到重點征集和專題調研，為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編寫黨史“正本”提供完整而准確的資料。各地黨史工作部門迅即調整思路，“把為中央編寫黨史正本提供急需資料的任務放在首位”[25]。到1983年底，全國各級黨史工作機構共承擔專題642個，幾乎涵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所有重大黨史問題，如由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主導的“中央特科”“東北軍地下黨的斗爭史”“山西新軍斗爭史”“抗聯斗爭史”“抗日戰爭時期南方局領導國統區的斗爭”，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委會主持的1923年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情況，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征委會主持的1938年冀東抗日大暴動概況，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委主持的關於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的調查報告，新疆區委黨史工委主持的“共產黨人與新疆革命文化的傳播”，等等。同時，第二次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還確定了“征集”和“研究”同等重要、“以研究帶動征集，又以征集促進研究”的方針，力圖改善之前簡單的粗放式收集局面。故而此時的黨史工作者已不再僅僅局限於相關史料的簡單收集與羅列，而是著重於全程耙梳一大批重大歷史事件的基本線索和發展脈絡，形成了諸多基於扎實史料的專題研究報告，大都具有填補研究空白的價值，尤其極大地強化了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學術研究取向，並成為廣大黨史工作者的主動意識，如管文蔚就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的一句話，將“敘述”和“研究”的方法加以區分，強調“我們在專題征集研究過程中，主要用研究的方法”[26]。也正是在這樣的學理維度上，專題征集在整個80年代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中的重要性就在於：“專題資料是普遍征集的必然發展和工作的深入，是形成科學形態的史料的重要工序。”[27]就此而論，這些帶有鮮明研究性的專題資料（報告）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時期黨史研究的重要學術形態，“史料建設”與“歷史研究”在黨史資料的專題征集工作格局中形成了互促共進的良好關系，彰顯了這一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基本特點。

隨著專題資料征集工作的全面推展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斷累積，對同一專題的相關史料加以二次分類和匯編成書的可能性與迫切性便日益突出，這直接體現了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職能的一種內在邏輯，即“征集是基礎，研究是征集的深化，征集和研究是手段，使用是目的”[28]，而編纂出版黨史資料叢書就“是提供利用的一種重要形式”[29]。的確，專題資料叢書既可以有效整合不同主體在資料征集工作中必然帶有的碎片化甚至封閉化傾向，也可以為日后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書寫專題史集中提供相對權威的史料來源。事實上，第二次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從黨史研究長期和深入發展的需要出發，就已經作出了“今后還要編寫黨史資料長編和黨史資料叢書”的考慮。1983年7月，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將編輯的遼沈戰役回憶錄送請陳雲題寫書名。陳雲就該書的編輯指導思想、結構、內容和具體編輯方針發表一系列意見，其中尤其指出：“這本書在編法上要改變一下。可以考慮加進一些重要的歷史文件、電報……還可以加進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寫的回憶文章。”[30]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由此加快了醞釀編輯叢書的步伐，於年底制定通過《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的編纂方案，規定資料叢書要全面反映黨的創建、發展和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歷史過程，編選的材料既要反映黨中央的活動，又要反映黨在全國各地的活動﹔既要反映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又要反映廣大干部、黨員和群眾的活動﹔既要有全面的基本情況，又要有典型材料﹔既要有黨的活動的基本材料，也要有能夠反映黨的歷史的敵、友方面的材料。總之，資料叢書的一大編纂標准就是“完整”，亦即“凡編入資料不應是零散的、支離破碎的，選文切忌斷章取義，應力求完整和全面”。[31]此后不久，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主持制定《遼沈決戰》《淮海戰役》《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等重要叢書的編纂方案，作為全國范圍內編纂資料叢書的范本。

《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所採取的綜合性體例，鮮明地彰顯了專題資料整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原則，極大地影響了這一時期絕大多數史料文獻集的編纂原則和體例設置[32]，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非常顯著的“泛史料意識”。如果考慮到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也同樣重視革命文物和革命遺跡以及革命陳列館的建設，加之革命回憶錄和革命人物傳記在黨史資料征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史料價值，這種“泛史料意識”便顯得更為突出。1984年3月，胡耀邦就王健英《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一書初稿作出批示：“我們整理各種史料的工作作得太差，這些年有進步，但還不全面和認真，我意應要求各有關部門進一步注意。”這一意見促使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陸續擬訂《關於加強黨史資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意見》《關於中共黨史資料征集、整理和編纂十年（1985—1994）規劃（草案）》等核心文件，較為科學地確定了黨史資料征集的范圍和對象，基本涵蓋了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黨史資料，標志著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理論性和體系性在這一時期得到全面加強。特別是自1984年7月中央征委會、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發布《關於〈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征集整理和編纂方案》前后，組織史資料作為新的一大類專題征集得到高度重視和迅速發展，深刻地重塑了之后幾年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基本架構。由此可見，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存在著一個由之前“廣泛征集”轉向“專題征集”再轉向“專題征集與全面征集並行”的基本脈絡，並在之前幾年的史料建設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大史料觀”，這與整個80年代重建科學的黨史研究對於史料的一種普遍性渴求直接相關。

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全方位展開帶動了全國范圍內各個研究單位和各個層面的專題史料收集與整理，各地黨史工作部門、黨史教學研究單位和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乃至個體研究者等多方力量均參與其間，極大地強化了撥亂反正時期形成的全國性史料建設熱潮，各種黨史專題資料匯編和大型史料集的編纂與出版步入一個興盛期或快速發展期[33]，取得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學術進展。其中，革命根據地史料匯編集的出版數量最多，成為這一時期史料出版結構的主體，諸如《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以及以收納經濟史料為主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等大型史料集的連續出版，有力地支撐著革命根據地史研究的興盛。《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則在這一時期接續出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等15部（套）史料集，成為整個80年代期間出版數量最多的一個時期，且因其起步較早、專業化程度較高等特征，代表了當時史料整理工作的最高學術水准，特別有利於中共黨史研究在開闊的現代史根脈下獲得更為豐富和細致的學術資源支持。

專題史料集所呈顯的“泛史料意識”及其所奉行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原則，事實上在史料建設領域加強了黨史研究的客觀性和“實事求是”精神，尤其是注重敵方或反方史料以及“原文（全文）照錄”的編輯原則，已逐步成為黨史研究的學術共識，如有學者主張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史時，固然不能將批判馬克思學說的言論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范疇，但理清這些言論仍然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必要條件，要“盡快把這一類資料整理和編印出來”，“目前做的工作不是過多，而是不夠。可以斷言，沒有這一方面的探索，特別是不把這種探索建筑在更廣泛、更深入的資料發掘工作的基礎之上，那麼，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也很難從對比之中獲得深切而真實的了解”[34]。這種客觀的學術精神及其對於史料建設的迫切要求，推助很多專題史料集的編纂逐步實現了系統性和全面性，如由安徽師范大學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編的《皖南事變資料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由安徽省檔案館編輯的《皖南事變文電選編（國民黨部分）》（1985年），便著重收錄國民黨有關皖南事變的來往文電以及國民黨參戰部隊的戰斗詳報和機密日記等史料，與撥亂反正時期出版的另外兩本側重中共方面的文獻集形成有效的互補關系，較為完整地展現了皖南事變的史料結構，可謂80年代史料建設成就的代表和典范。總之，各種專題史料集的相繼整理與出版，為相關黨史專題研究的展開與深入提供了集中的多元化史料，成為黨史研究“大史料觀”的重要載體，其收集與整理理念至今仍具有顯著的方法論意義。

面對如此之多的新史料，如何辨別其真偽、確認其價值的學術考証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便隨之凸顯。事實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此時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發展邏輯。考慮到之前粗放性的資料征集工作存在隻注重收集而不注重整理或不考究資料的真實性、很多老同志的回憶錄存在張冠李戴或夸大其詞或突出自我等問題，第二次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強調指出，准確、完整的史料是編寫黨史、研究黨史和黨史教學的基礎，黨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鑒別和核實“也是一門科學”，“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有沒有成績，成績大小，關鍵是要看立准確了多少資料，弄清了多少問題。材料很多，立得不准，不但無用，還會有害。黨史資料征集單位要重視研究，不能把資料搜集起來，不經訂正核實，就往研究部門、檔案館一送了事”[35]，“講求黨史資料的准確性、真實性，是搞好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的根本”[36]。主管或關心征集工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斷強調要重視黨史資料的准確性，要求加強史料的考訂工作，如李維漢在1983年底就八七會議專題資料叢書寫信給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主任馮文彬：“（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中央機構，處於指導地位。這項工作經驗還少，而它出版的雜志或專題集，讀者將引以為証。因此不能不盡可能求其真實可靠。其中有錯誤不實的地方須考校出來注在原著下面，這也是‘去偽（這裡是指事實有錯誤）存真’，不能因人而異。”1985年3月19日，胡耀邦就紅軍長征有關史實的問題作出批示：“凡屬重大歷史史實，我主張要經過嚴格核查清楚后統一起來。”這就為史實考証在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乃至整個黨史研究中的全面興起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動力，推促史料考証成為這一時期黨史資料征集的一大工作重心，使得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在撥亂反正結束伊始就呈現新的時代特征。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學者從改善和匡正學風的角度著力闡論史實考証的重要性，認為自撥亂反正以來，很多黨史研究者已經拋棄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採取的領袖論斷加文件報刊的方法，非常注意發掘新史料，“但是，一些同志多年來形成的缺乏鑽研精神的粗疏學風，尚未完全克服。其表現之一是習慣於以耳代目，道聽途說，人雲亦雲，東抄西傳。對於偶爾拾得的一點史料甚至片言隻語，不加鑒別，拈來就用，結果往往鬧笑話”，“黨史界人數眾多，在社會科學戰線算是一支很大的隊伍，但多年來之所以成績平平，除開十年動亂、‘左’傾影響外，這種不良學風的存在，恐怕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吧”[37]。應當指出，這種認識和判斷雖較刺耳，但絕非武斷夸大之辭。即使一向治學嚴謹的研究者也會因疏於考辨而出現嚴重的史實錯誤，“這是值得引為深刻的教訓的”，“作為一個黨史研究工作者，對一些重要歷史資料（特別是牽涉到人的問題），應該特別慎重，要經過反復核查，有了確鑿証據，才可使用，而絕對不能輕信輕引”[38]。一些從事基層黨史教學的教師在實際工作中便發現，當時流行的黨史資料和教材存在很多明顯的基礎史實錯誤、時間和數據不統一等問題，而這些情況的出現“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無論如何，在編寫黨史中，應盡可能准確地引用史料，考証史實”[39]。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者已明確意識到很多問題的不正確說法之所以能沿襲良久，與黨史學界普遍存在著的盲從既有論斷和缺乏懷疑精神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相對於撥亂反正時期的史學考証著力於糾正“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學的理念及其對歷史細節的負面影響，黨史學界在此時更傾向於強調史實考証對於重建學術規范和道德的意義。

在此形勢促動下，這一時期的專題資料征集工作非常注重相關史料真實性的重新審查，全國黨史工作者在史實的考訂和核查等方面投入了極大精力，諸多資料征集刊物逐步開設“史實考証”“文獻考証”等欄目，一些地方還召開專門的史料考訂會議，初步厘定了一大批長期以來基本史實不清或說法不一或尚處研究空白的歷史問題，如由中央征委會主持的《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全面綜合當時所能掌握到的有關遵義會議的歷史文獻，尤其是結合新征集到的陳雲在長征途中所寫的傳達手稿，經反復核對考証，基本確認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時間、與會人員及其在黨內外的主要職務、遵義會議前的醞釀和舉行情況、關於洛甫代替博古的職務以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成立時間和地點等一批基礎問題[40]。而在專題資料征集基礎上形成的資料叢書因大部分需要公開出版，故而更加重視史實的准確性，“選入的資料，務須經過嚴肅認真的考証、核實。做到未核實的不入﹔不清楚的不入”[41]，如《南昌起義》從一開始便確定了“用完整准確的史料來反映南昌起義由醞釀、發動到勝利以及南征失敗的過程”的編撰原則，並專節設置了將近30個問題的史實考証，有效地推進了南昌起義史的深入研究。就此而論，史實考証可謂顯著地突出了資料征集工作對於全面而細致地建構中共歷史脈絡的學術價值，此乃這一時期史實考証的特殊性所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亦逐步成為這一時期加強黨史研究學術化程度的重要樞紐和主要動力，其對整個黨史研究的主導性得到進一步強化。由於各地黨史工作者的研究能力有所差異，考証工作的力度和深度亦存在很大落差，但無論如何，史實考証之於黨史研究的優先性已得到廣泛認可，較大程度上落實了這一時期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關於加強“研究”以及自身科學性的要求，構成“實事求是”精神在史料建設領域裡的實現與強化機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學術進展。

這種學術進展首先就體現在史實考証糾正了一些既有文獻集或史料集的錯誤，最為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文獻和研究》從1983年第5期開始在“史實考訂”欄目陸續登載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原有注釋的史實考訂論文，重新確認和修正了國民政府警衛團響應南昌起義東下的時間、海陸豐和黃麻農民武裝割據的時間、任弼時在紅軍第六軍團的任職、巴西會議的召開時間等基本史實，並在90年代初重版《毛澤東選集》時得到落實，彰顯了史實考証對於修正史實錯誤、更新知識體系的突出作用。而這種學術進展又經常伴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現，使史實考証與史料建設之間形成了互促相長的良性關系。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研究者發現了新的史料，引發對以往一些基本史實的辨析。更為重要的是，史實考証還呈顯了所涉史實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相關歷史討論中所處的位置，繼而豐富或連貫了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邏輯鏈條，如有學者於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到“AB團”在1928年7月的一份會議議決案以及朱培德呈報國民政府的呈文，從而既為黨史學界關於1927年四二運動之后“AB團”是否依然存在的爭論提供了較有力的史實依據，又通過釋讀這兩件史料証明“AB團”並不是以往所認為的以“反對布爾什維克”為宗旨的特務組織，因此蘇區開展的肅“AB團”的“左”傾運動缺乏足夠証據[42]。不言而喻，史實考証有利於更為全面地構建起相關歷史問題的發展脈絡以及更加客觀地評析某些具有爭議性的歷史問題。就此來看，史實考証這一研究形態可謂很好地落實了實証史學理念“主張對歷史作實証經驗的確定”的要求，“首先，必須尋找到盡可能多的事實，然后，再尋求諸事實之間、一組與另一組事實之間的精確聯系”。對於史實之間邏輯關系的重視與建立，無疑是實証史學的重要特征，甚至在很多時候，這種“聯系”還被視為“公例”“規律”本身。

由這一時期追求史實精確性和加強“研究”的普遍訴求所決定，此時的史實考証格外注重和強調檔案文獻的作用，研究者普遍認為要保証“科學”的黨史研究，“更要求以有據可查的歷史文件和檔案史料為准”[43]，很多長期懸而未決或爭訟紛紜的歷史難題常常因偶然發現或努力發掘的檔案文獻而得到初步解決。幾乎整個黨史學界對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其可靠性開始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當時在一些問題上的反復考証和辯駁，大都圍繞所依恃的相關回憶史料是否可靠這一關鍵維度而展開，這是相較於撥亂反正時期而表現出的非常明顯的時代性學術特征。很多研究者認為回憶史料帶有“事出有因，查無証據”的特性，尤其是在非常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等歷史要素的記憶中往往存在較多錯誤，一些回憶錄的基本史實錯誤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如馬林曾在一段回憶中指出1922年有一個“四月杭州全會”，由此誤導了很多海外研究者的相關判斷，而這實際上就是同年8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杭州西湖全會[44]，因此回憶史料“隻能給我們提供考証史實的線索，而不能作為根據”[45]。研究者據此重點對以往一些主要依據回憶史料（即所謂“孤証”）而作出的史實論斷提出質疑，如針對僅根據某人轉述邵力子的一則口頭回憶便判斷后者列席中共一大以及將羅章龍的回憶作為認定邵飄萍是共產黨員的關鍵証據等案例指出，個人回憶錄絕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具有同等價值，如果是根據當時的日記、札記和大量文獻資料所撰，則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果僅憑個人回憶而成，那隻能當作參考材料。一般地說，這種回憶錄越是晚出，其參考價值也越小。對於隻有一個人回憶的材料，更難據以論定任何問題。這是歷史學者所共喻的原則”[46]。立足於這種認識，研究者普遍提出，與文字史料尤其是檔案文獻相比，回憶史料的作用和價值不得不居於次要地位，在運用此類史料時應“採取分析的態度”，加強“必要的查証工作”，“主要依據應當是歷史檔案資料和文獻，把活的歷史資料（回憶錄）同死的歷史資料（原始檔案文獻）很好地結合起來”[47]。應當說，從撥亂反正時期初步意識到回憶史料的價值局限性到此時展開較為系統的理論論証，標志著黨史研究的理性思考和學理概括的能力在漸次提升，這也是黨史研究融入歷史學科之程度逐步加深的一種表征，預示著史實考証的類型和進路在此時所發生的某種質量躍遷與價值強化。

就此而言，這一時期全面繁盛的史實考証進一步強化了自撥亂反正時期即逐步形成的“史料優先”的學術傳統以及史料建設之於科學的黨史研究的極端重要性，極大地體現了實証史學理念對於史實“准確性”的強烈要求，非常典型地彰顯了經典實証理論的學術影響一旦落實到歷史研究中，“便演化為對史料的考訂”。最重要的是，黨史研究者從一開始對史實考証的定位就是“要求抓住比較大的問題，不要求細小枝節問題上搞繁瑣考証”[48]，認為貌似微小的史實考証往往關聯著更為宏觀的歷史問題及其評價，主張史實考証要有大局意識，如“毛澤東同志有沒有參加蛟洋前委緊急會議，直接關系到對出擊閩中這一事件的評價，這在黨史研究中不是一個小問題”[49]。從實際情況觀之，史實考証所針對的具體討論對象往往是一些以往具有爭議性或疑惑性的重大黨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亦具備學術爭鳴的性質，並與學術爭鳴一起構成落實和強化“實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管道。總而言之，隨著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重心的科學轉向和結構的不斷調整且以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的形式與氣象獲得展開，各種類型史料尤其是首次刊布的珍貴史料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持續提高，使得諸多以往不為人所知所悉的史實得到發掘，有效地提升了中共歷史的知識厚度，很好地促進了這一時期黨史研究實証性的持續鞏固態勢，“歷史著作才變得不那麼幼稚，著作中的事實才變得較豐富”，“對歷史實証性的明確肯定代表一種思想上的前進”[50]。准此而論，正是以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為載體的史料建設與史實考証，極大地豐富和擴充了中共歷史的基本知識體系，不僅沒有沖擊黨史研究的整體格局，反而為不同歷史元素的整合創造出必不可少的前提與條件。

三、“整體性”研究思維的型塑與中共歷史全景的重建

承上所論，無論是“實事求是”精神在黨史研究中得到進一步加強及其基本落實途徑——學術爭鳴的全面繁盛，還是以黨史資料征集工作為中心的史料建設的“研究”轉向以及史實考証的價值強化，都會帶來一個非常顯著而積極的學術變化，那就是具有較高客觀性的史實的不斷涌現以及不同史實之間邏輯關系的持續建立。這種變化增強了整體性書寫黨史的可能性，一種“整體性”的研究思維由此逐步生成，這體現了實証史學原則在理解與建構歷史方面追求本體層面之統一性的顯著理念，亦即它往往傾向於超越原子化的具體史實陳述，而是“過渡到一種對它們是連貫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敘述——這種推動力是一種完全健康的推動力”[51]，這就必然形成對相關史實的統合。的確，經典實証理論在其生成之際就高度強調各種科學知識和體系的有機聯系，致力於科學知識的綜合與統一，以“燃起整體知識之光”[52]。實証理論不是經驗主義，絕對的經驗主義是不可能的，科學不是包含在純粹的事實的堆積裡，科學工作的真正任務是對事實的組織和聯合﹔科學不僅包含“事實”，而且包括“規律”﹔孤立的事實並沒有被結合在“科學”裡，隻有當孤立狀態被解除，或者以某種假說的方法把這一孤立的事實和其他事實聯結以后才會有“科學”[53]。應當說，這種“整體性”思想也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高度吻合的，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大核心主張。

事實上，歷史學界關於黨史與親緣學科關系的討論，便首先廣泛而有效地型塑了黨史研究的“整體性”理念。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與黨史相關的歷史學科的獨立發展，主要還是理念層面而非實體性的，故而學科重建非但沒有以形成完全的學科畛域為依歸，反而自覺推動了更深層次且更具理論自覺的學科融合。胡繩在這一時期高度強調黨史研究者必須要注意整合相關的多學科知識，尤其非常經典地論述了黨史與近代史之間的密切關聯。他認為二者固然屬於不同學科，“但這兩個學科是密切相關的”，若離開近代史的背景，便無法真正理解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共革命的興起，“黨史不可能不和整個中國近代史密切聯系，黨史工作者必須注意中國近代史的全局”[54]。由於這一時期歷史學界在學科層面傾向於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亦納入“近代史”范疇，因此注重黨史研究的近代史背景和脈絡的治學理念得到非常普遍的接受，《近代史研究》發表的黨史類文章數量將近1/3（略高於撥亂反正時期的發文佔比），便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而現代史與黨史的學科屬性具有較強的疊合度，更進一步彰顯了這種科際整合的趨勢。相關研究者在辨析黨史與現代史的關系時客觀冷靜地指出，現代史學科是在黨史和革命史學科的基礎上發展與演變而來，教學和研究人員具有很強的同一性，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系從根本上源自中國現代歷史階段的特殊性，因此“過分地強調現代史和黨史、革命史的不同之處，不符合現代中國社會的實際”[55]。正是在這種理念的促動下，到1985年底，已有學者注意到，原來專攻中共黨史的一些研究者業已擴大了研究領域，轉而“從研究整個中國現代史的范圍內，來看待和研究黨史問題了”[56]。還有學者從反思以往黨史著述“給學習者具體的歷史知識太少而灌輸的空洞概念較多”的判斷出發，“堅決主張開展對民國史的研究，並且提倡大家都來學點民國史”[57]。由此可見，將黨史置放於整個近現代中國的宏觀歷史根脈下加以考察，為黨史研究的科學重建提供了更多的歷史資源，並從理論上增強了黨史研究的綜合性學術特征，從學科互鑒的特殊維度型塑了黨史研究的“整體性”思維。

學科間關系的“整體性”體現的正是黨史學科所處的“科際性”語境及其綜合關系。正如上文所述，注重“歷史語境”“歷史條件”在此時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而對具有時代性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條件的重視，可謂天然地具有“整體性”的思維取向，因其在歷史本體論向度如實地反映了黨史之“存在”的實然形態，亦即無往不在“聯系”“互動”之中，如第一次國共合作能否實現以及採取什麼形式合作，“取決於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共產國際和蘇俄三方的主客觀條件和實際需要”，客觀地評價“黨內合作”的是非曲直，就“需要對上述各方當時的狀況，它們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態度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全面的歷史的分析”[58]。進一步來看，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語境和條件並不是凝滯的，總會隨著時空的移轉而發生變化，任何歷史事物都會有一個從產生、發展到結束或轉化的過程，這種認識就必然促使研究者在評析一種歷史決定（如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工作方針（如抗戰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十六字方針”）、戰略方針（如抗戰勝利后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歷史思想（如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等問題時，不再僅僅局限於一個或幾個歷史節點的探究，而是更傾心於歷史的整個發展過程。這種學術思想得到了非常普遍而廣泛的實踐，是否抱持並遵循這一思想事實上也構成諸如四大以前中共對革命領導權的認識、南昌起義是否犯了“城市中心錯誤”等若干學術爭鳴的根本分歧點所在，一些歷史事件的分析就此獲得了類似於“長時段”思維的支持，如有研究者指出，1932年陳獨秀被捕就不是一個孤立而偶然的事件，“必須從歷史的發展中，把這一事件的全過程（從被捕到判決），放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系中去考察”[59]﹔針對毛澤東和前委是在文家市前敵委員會議上決定放棄攻打長沙計劃並轉向井岡山進軍的傳統看法，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認識較為簡單化，這次轉兵“不只是取決於哪一次會議，而是經歷了一個歷史發展過程”[60]。同時，這一學術思想還為歷史評價理論提供了另一重維度的科學性，研究者普遍認為，科學、客觀的評價必須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考量更多復雜因素，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尤其不能局促於一時一事、一言一行，而“應看他們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從總體上把握”[61]﹔對歷史事件的評價更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和發展觀點，隻因很多歷史事件的后果和影響及其內部矛盾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暴露，對其的思想認識也是從感性到理性逐步抬升的過程，不能隻依憑當時的個別言論來評判重大歷史問題。顯而易見，這種從重視“歷史語境”到注重“歷史過程”所形成的“整體性”思想，進一步確保並加強了黨史研究的“歷史性”特征，而對歷史過程的強調和研析必然帶來相關歷史元素的進一步整合。

這一學術趨勢在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與拓揚。事實上，無論是“專題征集”階段還是“專題征集與全面征集並行”階段，整個黨史學界所展現出的那種戮力發掘不同類型史料並通過組編專題史料集來建立各種史料之邏輯關聯的“泛史料意識”，本身就體現了一種鮮明的“整體性”思想，如《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的另外一大編纂原則——“系統”之內涵就是“編選資料不僅要注重某一階段或某一事件的各個方面（橫的方面），還要注意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縱的方面），不能孤立地就事論事，不能割斷歷史的聯系”[62]，其所採取的綜合性體例為各種相關史料的互相補充與印証並在此基礎上全面而綜合地反映歷史實存提供了重要載體﹔而在確定“繼續全面征集黨史資料”的范圍之際，黨史學界則重點強調了“敵人方面和朋友方面反映我黨歷史活動的資料”，其認識邏輯就在於“我們黨是在一個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錯綜復雜並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戰斗和工作的，隻有我方的資料，沒有敵人方面和朋友方面的資料，就不能夠全面地生動地反映我黨的歷史活動”[63]。這些學術思想都是“整體性”取向在史料建設領域中的典型表達，為本具有天然碎片化傾向的史料整理工作提供了極具整合性的內在動力，至少促使研究者將史料的收集與整理置放於全部的黨史根脈下加以審視，這在當時已逐步成為整個黨史學界的集體性共識，“征集、考証每一份史料，研究每一個黨史專題，編輯每一本黨史資料叢書，都離不開當時黨對整個形勢的分析認識，離不開全黨制定的統管全局的路線、方針、政策”[64]。進一步來看，這一學術思想事實上還從學理上論証並強化了史實考証的宏觀性價值。如前所述，黨史學界很少服膺“為考証而考証”的治學理念，認為史料積累和史實考証等微觀學術工作的意義，隻有在更為宏闊的歷史脈絡觀照下才能得到釋放和發揮，故而明確提出“從事實的總和及其聯系中去把握事實”的學術思想，主張“在對史實逐個分析考証的基礎上”，“注意從總體上研究整個過程的聯系”，“隻有這樣，事實才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証據確鑿的東西’”[65]。應當說，“整體性”思想正是保証這一時期史料建設和史實考証之學術水准的必要條件。

有學者把史料建設尤其是史實考証的這種“整體性”思想概括為“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將對史料的考証、校勘和辨偽以及對歷史的局部和細部展開考察的研究形態稱為“微觀研究”，“但是我們的工作不能到此為止，人們研究歷史，不僅是要知道那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其終極目的在於了解歷史發展的本質，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探尋未來發展的方向，因此決不能停留在史料學、考據學、微觀研究這一步，而必須在此基礎上與宏觀研究相結合”，而所謂宏觀研究“就是要放寬視野，縱觀歷史過程的全局和整體，發掘歷史過程的內在聯系，認清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66]。在這樣的認識取向下，有學者就著重加強遵義會議的宏觀研究指出，“史料工作與歷史細節的研究要緊緊圍繞加深對遵義會議偉大意義的認識和歷史經驗的總結這一中心”，“與這一中心關系不大的史料和細節，則不一定要窮追不已”，“遵義會議的研究重點應該放在宏觀方面”[67]。有學者就李大釗研究的狀況指出，從宏觀研究的視角來看，“應該通過李大釗研究，對一些帶規律性的問題，進行歷史總結和理論概括”，而目前在這方面具有較高質量的論著“尚不多見”，因此應將李大釗研究“納入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疇，納入總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發展規律的范疇”，“為展開整體性、綜合性研究打下良好基礎”[68]。由此觀之，這種倡導“微觀與宏觀相結合”並重點加強宏觀研究的學術主張，實際上突出強調的是黨史研究在內容和體系、視野和范圍方面的某種“層次性”特征。王檜林《黨史研究的四個層次》一文就以非常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旨趣，較早地全面闡述了這一問題。該文基於著眼的范圍廣狹不同，將黨史研究劃分為四個不同層次：其一當然是從中共本身研究黨史，其二則是“把黨放在人民革命斗爭之中去研究”，其三是“把黨放在中國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整體中去研究，也就是在中國通史的范圍中研究黨史”，其四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范圍中研究黨史”。是故，任何一種歷史事物都存在於不同的層次之中，各個不同層次又存在相互聯系，因而也就可以從不同層次加以研究，“不同層次的研究各有各的長處。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是不可偏廢的”。[69]很明顯，這種逐次擴展的“層次性”界說在一定程度上使宏觀研究的實現路徑得以具體化，既構成“整體性”黨史研究和書寫的重要元素，也增強了“整體性”思想的可落實性。而對於黨史所處更為宏大的歷史脈路以及對於“歷史規律”“歷史意義”等認識層級的重視，實際上預示著黨史研究從“整體性”思想走向宏觀敘事的某種理論必然性。

由上可見，黨史研究所應秉持的宏觀性視野和層次已漸次向世界史擴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對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水平的回望與反思，更是對后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形態的“應然”期冀。王首道在為一套匯收1977年至1981年黨史研究進展的論文集所作的序文中指出，中國革命既深刻地改變了現代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形勢，故而“應該把黨的活動納入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范疇來考察，不要離開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孤立地講黨史，防止黨史研究中簡單化的傾向。要正確反映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與黨史的聯系，從當時歷史的全局和整體出發，把黨的活動放在恰當的地位，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才能全面地說明黨的活動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歷史作用和偉大意義”[70]。的確，考慮到自近代以降中國歷史被整體性納入世界歷史大格局的趨勢以及中共革命顯著的世界性取向，這一學術思想可謂精准地把捉到中共歷史的一大根本性特征，當然也成為深化科學的黨史研究的重要維度，無怪乎有學者認為理應從不同高度反映和書寫“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錯綜復雜的關系”，“對於五四以來的中國歷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等更是這樣”[71]。綜觀這一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的黨史研究，這一學術思想至少在原則或理念上得到了非常普遍的接受，並在黨史教學改革中得到進一步闡揚與鞏固。經過多年極端簡單化和政治化的黨史教學，很多教學人員普遍感受到之所以要鋪展中共黨史的教學內容和體系，根本原因就在於必須“要站在歷史的長河中講黨史，不能割斷歷史”，中共黨史是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而中國革命史又是國際共運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部分，“割裂歷史講黨史，就不能講清歷史的發展規律”[72]，但“現有教材沒有很好地把黨的整個活動放到世界歷史的大舞台中去分析，同世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活動缺乏比較”，因此“現有教材對黨史整體性的研究有待加強”[73]。由是觀之，注重黨史研究的世界史觀照這一學術思想的生成與發展，與當時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進程及其初步形成的世界性視野以及鄧小平在1983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思想等因素之間存在根本性的邏輯關聯，恰如有學者將黨史教學改革的“整體性”原則視為黨史教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涵[74]。依此論之，黨史研究的世界史視野正是當時的政治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潮流的學術反映與文化建構。

與此同時，得益於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黨史研究的熱烈氛圍，一大批尚處於研究空白的歷史問題得到初步開掘，大量歷史關鍵環節得以浮現。很多黨史研究者都不再孤立地研究特定歷史問題，而是更多地強調相關研究在豐富宏觀黨史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及其在時代主題的宏觀結構中所處的地位，這種思想取徑在地方黨史研究中顯得尤為突出。一方面，研究者普遍將地方黨史視為宏觀歷史的一部分，進而挖掘並建立與其相關的諸多歷史內容之間的關系，如大青山抗日斗爭史的編寫就“注意了它與全國抗日戰爭的關系，特別強調了它與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密切聯系”[75]。最重要的是，透過突出與宏觀黨史尤其是黨中央的歷史關系，來加強對地方黨史“特殊性”的論証。換言之，宏觀黨史轉而成為地方黨史之“特色”的根本合法性來源，如有關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的研究大都非常注重其與全國各地開展的土地革命戰爭的關聯，更強調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其歷史的規制性，從而借此充分體現中央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的中心區域這一戰略地位，更著力彰顯中央蘇區所取得的歷史經驗“不但具有特殊性，而且也具有普遍性”[76]。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黨史著述更傾向於以反映或映照全國黨史的基本脈絡作為重要甚至根本的研究原則和評價准繩，不僅在歷史分期、結構布局和具體表述等方面基本沿循全國黨史的基本框架，而且形成了更為自覺的全局意識觀照，即在宏觀黨史的問題框架下理解和定位重大地方黨史事件的背景、地位與意義，如1944年新四軍第1師主力進軍浙西和天目山反頑戰的重要地位和深遠意義就取決於“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全盤戰略和整個斗爭形勢”，這使得該事件既“具有地方性的意義”又“具有全局性的意義”[77]。這種治學思想重點的悄然移轉，無疑會使得地方黨史與全國黨史在知識體系方面呈現更多同質性，但也會增強宏觀黨史研究對於地方黨史研究的統攝程度以及地方黨史作為宏觀黨史之地方敘事的特性，從而推進二者的學理融合。

此外，作為一種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系統論從1983年開始首先在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得到實踐，亦極大地強化了黨史研究的“整體性”理念。相關研究一致指出，“整體性”是現代系統論的核心，系統論就是將相關的所有問題或“矛盾”置放於一個特定研究系統中並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方法，“它的前提和出發點是整體性原則，基本特點是從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分析與綜合的聯結和一致上把握對象”[78]，“強調系統整體對組成部分、要素的控制支配作用，強調部分、要素對系統整體的依賴性”[79]。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研究者初步梳理了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和理論著作尤其是哲學和軍事思想所體現的“整體性”原則，認為毛澤東雖然沒有關於現代系統論的專門論述，但其經常使用“總體”“全體”“大局”“全局”“國情”“戰略”“總趨勢”“全局性”“統籌兼顧”“顧全大局”等概念和用語來表達一種“整體性”思想，他反復強調“整體大於部分總和”的系統原則及其重大意義，闡明了把握“整體性”原則就是必須把握“世界的一切方面”“過程的各個階段”“矛盾的各個方面”以及事物的“性質”“實質”“本質”，甚至還提出了理論本身的系統性和整體化問題。系統論在毛澤東思想研究中的初步嘗試，較好地把捉到系統論的思想精髓，且具有較為明顯的補偏糾弊的問題指向，從而基本形成了一種新的黨史研究形態。由於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整個80年代的黨史研究格局中佔有非常突出的位次，實際上也發揮著重塑黨史研究之指導思想體系的作用，故而透過具有哲學意涵的系統論思想來闡釋毛澤東思想的“整體性”原則，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層級上論証了黨史研究“整體性”思想的科學性。同時，這一學術努力為黨史研究積極借鑒自然科學理論並實現二者在更大范圍內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案例參考，相當精准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和實証理論與世界自然科學進展之間的精神關聯，可謂典型地表達了實証史學原則的“科學化”向度以及有關“科學”統一性的理論訴求，亦即歷史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來源於科學知識的進展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於人類社會進步趨勢所抱持的一種信心。

在這種“整體性”思想的映襯下，一些研究者自覺地意識到以往一些研究領域的薄弱點，對如何改善黨史研究提出了更高標准的要求和規劃。如有學者認為黨的軍史研究應該高度注意朱德提出的“從老根上研究起”的思想，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完整地研究人民軍隊的創建和斗爭史，“可惜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從‘老根’上進行研究的工作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80]﹔有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在時空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即“往往隻注意北京、上海等大地方的情況，而忽略從全國范圍內考慮問題”，因此應該著力關切“作為一場思想運動的傳播史”的“內在邏輯”，即“它可以從總體上去把握”[81]﹔等等。而作為這一時期的典型學案，抗戰史研究的學術進展更為突出。有學者就第一部抗日戰爭史專著《中國抗日戰爭史稿》（龔古今、唐培吉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的不足指出，本書固然觀照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背景，但“未能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去探討中國抗日戰爭史，這就影響了這部《史稿》的學術水平”[82]。在這種較為明確的“世界史意識”制導下，1985年的抗戰史研究不僅較為充分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體脈絡下討論了中國抗戰的地位和意義，而且非常客觀地研究了國民黨和正面戰場對中國抗戰勝利作出的貢獻，從而凸顯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所處的多重歷史維度，徹底扭轉了以往抗戰史研究的簡單化和片面性研究思維，推使研究者更為真切地洞悉抗日戰爭的復雜性和整全性，“整個抗日戰爭是由多因素組成的，它們有機地聯系著”，“抗日戰爭系統不僅由多對矛盾組成，而且是多層次的，形成立體交叉的多層次網絡結構”[83]，但即使如此，很多研究者仍然認為有必要繼續擴大抗戰史研究的范圍和領域，“要寫好一部完整的抗日戰爭史，就必須不但研究抗戰時期的政治史，而且也須加強對這一時期的經濟史、軍事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84]。

綜上而論，“整體性”的研究思維實際上主張將特定黨史問題的基本歷史內容及其評價等回置於所處的全部脈絡和體系當中，著力發現和構筑與其相關的所有歷史元素的整體性認知框架。這種學術取向在此時生成是有具體指向的，它所針對的正是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所形成的特殊結構。為了恢復被極左思潮歪曲的歷史事實，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者就必須逐一重新研究和恢復這些史事的本來面貌，而條分縷析的研究路徑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分散化甚至碎片化的學術格局。隨著撥亂反正任務的初步完成，很多黨史研究者注意到這種情勢，強調應該整合那些孤立的研究課題，繼而形成一種系統化的黨史知識體系——關於某些問題的黨史專著甚至通史著作，這正是這一時期不斷出版各種黨史專著的內在緣由，是整個80年代黨史專著出版較為集中的一個時段，且很多黨史專著都具有綜合以往研究成果的性質（體現為“第一部”“系統性”“全面性”等）。是故，“整體性”思想代表著黨史學界對撥亂反正時期以來黨史研究相關學術思想的一次耙梳和整合，當然也代表著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學的一種更深層級的批判和反思，標志著黨史研究科學性的進一步重塑與實証性的進一步強化[85]。但是，“整體性”思想的真正實現需要一定條件，因為“整體性歷史研究在歷史思維上通常預設歷史是符合某種總體要求的過程，而要符合總體要求，就必須存在民族、國家、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價值判斷”[86]。換言之，隻有在某種思想和理論的制導下，原本零散不羈的多種史實才有可能積聚成具有內在統一邏輯的整體歷史敘事，研究者才可以據此從整體上把握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多重元素，並由此建立起一種全面理解中共歷史及其對國家和社會產生多重影響的總體的歷史學形態。可見，“整體性”思想體現了研究者對歷史所抱持的某種價值或理想尤其是主流意識形態對歷史學樣態和功能的政治期待，實際上成為各種形式的特殊性歷史知識轉向具有統一邏輯的普遍性歷史知識的中介環節。職是之故，歷史“整體性”的最高形式就是宏觀敘事的書寫及其最終成果——通史編纂，或者毋寧說，“整體性”思維最終必然會導向由特定政治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宏觀敘事和通史編纂，而隻有宏觀敘事和通史編纂才能真正落實“整體性”思想的研究取向，並最終彰顯實証史學的精神和靈魂。

四、“歷史規律”：宏觀敘事的理論結構與實証史學的靈魂性維度

從理論上講，宏觀敘事的實現需要長期的史料積累和專題研究，理應是一個自然的學術進程，但由於受到中共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學的系統性歷史敘述、重新統一關於黨史的政治認知以及加強執政基礎等通盤考量的影響，盡快完成通史編纂尤其是“正本”纂修這一層級的宏觀敘事，正是整個黨史學界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伊始便開始籌劃的根本大計。無論黨史研究學術精神的重塑以及資料征集工作的轉向還是具體研究的進展以及由此生發的“整體性”思想，都從根本上服務於宏觀敘事尤其是黨史“正本”的重新書寫，即使這一工作無法在短時期內完成，宏觀敘事的使命與理想也一直主導著整個80年代黨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研究取向。盡管黨史研究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語境在歷史學科中具有較強的特殊性，但這種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亦彰顯了中國歷史科學的一大根本特征，亦即宏觀敘事不僅在歷史層級上遠高於史實重現，而且在歷史解釋層面承擔著統一認識和政治導向等現實功能，這種政治規范作用從根本上亦契合經典實証理論的學術底色：“實証精神今天在社會范圍內給予秩序以強有力的直接保証，不僅在科學方面而且還在邏輯方面”，“這麼一種哲學有著別具特色的能力，善於自發地在個體中建立合乎邏輯的和諧，在整個群體中促成精神的一致”[87]。

實現宏觀敘事之政治規范作用的首要環節就是黨史研究對“歷史規律”的高度強調和學術論証，這從根本上受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史學流派非常重視歷史普遍規律之既有思維模式的強烈范導。當然，毛澤東將“實事求是”之“是”解釋為事物的規律性，早已成為研究者建構、悉察和理解歷史規律的直接知識來源。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者也不例外，但大都從反思和總結長期以來“左”的錯誤的歷史教訓的角度，要求加強對歷史規律的研究與概括，“過去歷史上犯錯誤，屬於個人犯錯誤，通過總結，找出原因，應引以為戒，不要再犯。但是，研究歷史更重要的是從中找規律，單就一個人來講，可能會翻幾次車，但是歷史的規律我們真正掌握了，就會少翻車，推動歷史的前進。所以，研究歷史就是研究它的規律，黨史也是同樣的。為什麼黨會不斷地犯錯誤呢？主要是沒有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88]。鑒於此，在摒棄和反思類似“黨史就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人類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等所謂“歷史規律”的同時，重新總結和闡述歷史規律便成為很多具體問題研究乃至整個黨史研究的根本宏旨和價值歸趨，諸如馬克思主義理論范疇下歷史運動的一般規律（如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各個歷史時期已被實踐檢驗過的一般規律（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各種特殊歷史現象的發展規律（如新舊思想雜糅作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特征）以及長期統攝黨史話語言說的通則性規律（如“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等不同層級的基礎性歷史規律，便透過具體問題研究的正面敘述而得到重新總結和解釋，進而構成了一種特殊向度的黨史研究形態，且在歷史敘事的取向上帶有強烈的宏觀性、主導性和規制性。在很多情況下，能否總結出或回置於某項歷史規律，亦成為判別具體問題研究是否具有理論高度和宏闊視野甚至整體學術水准的根本標准。應當說，關於這些歷史規律的闡論都絕非新生觀念，而是相當長時期以來黨史研究領域層累地形成的理論產物，此時加以重新強調和建構，既是這門特殊歷史學科自身的邏輯慣性使然，更是在結束了十年動蕩的新時代環境下重塑黨的政治和歷史形象的客觀需要。

如上所述，宏觀敘事對於歷史規律的探詢和型塑及其所擔當的現實功能的實現，與黨史研究特別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治學取向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在黨史研究者看來，“隻有通過歷史實踐，並科學地總結歷史實踐所提供的寶貴經驗教訓，人們才能夠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89]，總結經驗教訓顯然是獲取歷史規律的重要前提和途徑，而這又必然帶來黨史研究之現實功能的強化，畢竟“觀今宜鑒古”“以史為鑒”早已成為黨史研究長期奉行的圭臬。正是在這種歷史意識的主動感召下，專門總結重大歷史事件之經驗教訓的成果在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中佔據較大比重，且很多著述傾心於以總結經驗教訓作為結尾，並將其視為對具體史實敘述的理論升華，一大批各種類型和不同層次且具有現實針對性的“經驗教訓”由此被總結出來或得到重新闡論，如對延安整風成功經驗的強調以及對中共九大后整黨運動之失敗教訓的總結，就明確表達了對新時期第一次整黨活動之思想原則的界定或冀望﹔在1985年的抗戰史研究中，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經驗的總結更為豐富，並直接強調了這些經驗之於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參考性。而在持續反思“左”的錯誤以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環境下，黨史研究者通過重點回顧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左”的錯誤的史實，再次高度強調了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生產關系的變動必須與生產力狀況相適應、高度的民主和完備的法制是社會主義的保障以及“無視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公式化、教條化，就會在實踐上取消社會主義”等一系列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顯而易見，“經驗教訓”具有“歷史規律”的特性或其本身就是“歷史規律”，其在補充和豐富中共黨史框架下歷史規律體系的同時，事實上常常統馭著研究者的論題確定、史料擇取、結構設置和觀點表述，無疑是這一時期很多研究領域和具體問題研究的內在靈魂，諸如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和中國革命法制史等研究形態在這一時期黨史研究格局中的凸顯，便不僅僅是學術邏輯的自然產物，而是更多地源自社會變革的現實訴求，主要是現實問題的學術回響和理論反映。概言之，資政經世是整個宏觀敘事的基本價值取向，使得宏觀敘事具有立足當下、觀照過去、展望未來的文化特質，它往往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長程性視域中理解和書寫歷史的，尤其對於歷史研究之現實功能的定位和理解更符合實証史學的基本特征，而正統的實証理論恰恰認為“一種研究的價值必須以它是否能促進行動來衡量”[90]。不言而喻，黨史研究的“實証性”本身就內蘊著這一特殊歷史學科的現實政治屬性，二者無論在學理邏輯還是實踐形態中都無可分割。隻有黨史研究在嚴格遵從實証史學理念的基礎上不斷提升自身的學術創新能力與水平，其解釋歷史和改變現實的經世功能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同樣，隻有基於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堅持正向度理解何謂“政治”及其現實功能，也才能更完整、更准確、更有效地運用與實踐實証史學理念。

就此而言，在黨史研究的實証史學理念裡，何謂“（宏觀）歷史”的認知是非常明確的，它所關切的是歷史的發展大勢，是對歷史規律的探詢與確証，而不是零散的史實羅列，更絕非碎片化的個人記憶。在整個80年代，幾乎所有黨史研究者都熱誠擁抱這種理念，希冀透過具體問題的黨史研究，再次認識和重新體認中共歷史乃至整個近現代史的規律性本質。故而，黨史研究者熱衷於總結歷史規律以為未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指南，傾心於論証中共及其所秉持的社會主義理念對於整個現當代歷史發展的主導性。相較於其他類型的研究形態，這項工作更為根本。而正是在追求發現和建構“歷史規律”這一層級上，馬克思主義與經典實証理論這兩大觀念體系實現了高度統一，二者在不滿足於所謂“經驗的”歷史學並要求賦予零碎而不連貫的事實以“意義”這一點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如孔德，如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歷史法則之發見為己任而終能有成”[91]。在實証史學的一般觀念裡，“如果最后不能通過直接的、雄辯的証明，達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規律為形式的十分確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學科”[92]。就此來看，宏觀黨史的書寫固然要考慮到重要領袖人物和關鍵史事在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支配性作用，但歷史規律才真正主導著整體歷史演化的基本趨向，統御著黨史研究的主要論題結構和研究者的基本哲學思維。歷史規律賦予零散的歷史事件和特殊的歷史維度以一種“根本”“本質”“普遍”的規約，提升了具體研究和歷史思想的意義層次，黨史的客觀進程及其史學書寫理應呈現一種“合規律性”的圖景或軌轍，研究者的根本任務就是將諸多黨史事件、人物、運動等納入由歷史規律所型塑的歷史圖景的不同位置[93]，宏觀敘事對於一般歷史知識和所有研究形態的統攝性便主要體現於此。換言之，中共歷史上發生的眾多貌似龐雜無序的歷史事件，隻不過是強大的歷史規律及其實在結構在歷史長河之上的一種投射。每一個具體史事能否進入宏觀敘事體系，完全取決於其呈顯歷史規律的價值大小，而具體問題研究也隻有在對歷史規律的論証過程中才能獲致“真正的”意義。在實証史學理念裡，單個史事的意義和價值是在全部歷史的脈絡及其發展規律的框架中展現出來的，史料與史實不得不作為宏觀敘事尤其是其所體現的哲學框架的材料而發揮作用，史實之所以能夠揭示真相，乃源於這些歷史真相受制於歷史規律，單個史事的確証正是不可違逆的歷史規律的外在體現。

“歷史規律”在黨史研究中的這種規制性，使得相關研究者在展開歷史闡析和意義解釋時格外注重歷史的“必然性”敘說，而注重相關社會歷史條件與事后結果之間的內在聯系便成為主要的論証機制，畢竟“內在聯系的更確定的表現，是規律”[94]。研究者在解釋諸如第一次國共合作採取“黨內聯合”形式、遵義會議的召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農業初級合作化高潮的發生、中國農業改革道路的選擇等特定歷史事件之所以“必然”發生之際，都會優先考量社會歷史條件的綜合作用。至於“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必然”“多黨合作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等經典歷史命題的論証，其實質也都是各種相關時代條件的綜合研析。顯而易見，前文所論的注重歷史語境的學術思想及其體現的實証史學原則與歷史必然性之間存在著某種隱秘關聯，對於“歷史語境”的尊重與還原實際上起到了論証歷史必然性的作用，而與此相關的“整體性”思想更強化了這種論証。在黨史研究者看來，重建歷史整體圖景和脈絡的學術努力，事實上更有利於發現和論証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研究工作的科學性，要求我們在進行對單個問題的深入研究的同時，也進行對有關各個問題的綜合性的研究。這樣有助於更好地揭示有關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系，找出其中的規律性”[95]，如學界重視“五四”史前史的回敘和書寫（包括中共早期知識分子和領導者的思想轉變等問題），並使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正是為了展演從非馬克思主義到以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必然進程，這種“必然性”無疑決定著歷史進程的發生與演進，而“必然性”的科學性亦取決於研究者能否完整而有效地構建起歷史的全部圖景。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整體性”或“整體主義”構成歷史必然性論述的重要理論支撐點，“在這一觀念的支配下，人們會把所涉的對象視為一個整體，亦即其全部性質或層面的總和，並在全部的意義上對它進行描述、評價、褒貶、批判，研究它所形成的趨勢、造成的后果以及表現的規律，最后，如果有正面意義的話，就要繼承它，徹底實現其所規定的全部內容”[96]。顯然，在這種分析情境下，“歷史規律”和“歷史必然性”具有相當程度的同一性，是同一內容指向的不同表達[97]。

由於受到探求和解釋歷史必然性的影響，黨史研究者非常熱衷於諸多重大歷史問題的原因分析，因果關系由此成為黨史研究中具有統攝性質的分析關聯性歷史現象的基本形態。的確如此，縱覽各種關於歷史必然性的論述，可以發現這種論証實際上就是對相關歷史緣由的研判，如分析安源工人運動走上武裝斗爭道路的必然性，實際上就是在“研究安源工人運動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98]。這應該是不難理解的基本形式邏輯。經典實証理論通常認為類似“規律”這樣的法則性關聯往往存在於因果關系之間，信奉“人類的行為和人類的歷史嚴格地受制於因果律”[99]，認定作為一種抽象方法論的回溯性因果關系分析“應與歷史變遷的概念和實証歷史哲學聯系在一起”[100]。因此，因果分析較為深刻地體現了實証史學的研究理念，並構成宏觀敘事的基本要素。在很多黨史研究者看來，尋求歷史原因有助於實現歷史事實的“通則化”或“概述化”，最終的知識結果就是“歷史規律”。他們篤信諸多黨史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既是相對於碎片化史實的真正歷史形態，更是事物“不變而有規律的聯系”的實際經驗和外在表現。正因如此，黨史研究者非常注重主觀和客觀、內部和外部等多層次原因的綜合分析，為論証歷史規律的不可違逆性提供更多歷史依據，如彭明在分析五四運動的歷史因由時，便以八章篇幅分別從山東問題、政治格局、經濟狀況、群眾的自發斗爭、思想啟蒙運動、十月革命的影響、新舊思潮論戰、中國外交失敗等方面作出充分闡述[101]，極大地增強了關於五四運動之歷史必然性的分析力度，使得之后的一些研究者認為該書“使人們再也不會對五四運動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產生無根之本、無源之水的偶然性的看法”[102]。應當說，這種治學理路在當時得到了普遍實踐與認可，學術自覺的意識非常明顯，“我們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從多方面考察產生的原因，隻有這樣，才能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103]，這是相較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學甚至撥亂反正史學的一個雖顯微觀但並非無足輕重的學術變化。與此同時，研究者又非常注重根本性因素的發現和論述，以凸顯歷史規律的核心要素和規制力量，如在分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連續發生三次“左”傾錯誤的原因時，有學者認為全面分析誠然重要，但應指出將外國經驗神聖化和馬列主義教條化是根本原因，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必須同各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因之成為必須遵奉的歷史規律或根本准則[104]。可見，因果分析實際上就是一種歷史解釋，它與歷史規律的內在邏輯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張力，對於宏觀敘事的形成非常關鍵。相較於其他歷史時期，類似研究在這一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的黨史研究中都顯得較為突出，顯示了宏觀敘事在初型時期的一種特殊取向。

這種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黨史學界力圖重新打造“科學”黨史學的學術意圖。經過撥亂反正時期的學術訓練，黨史研究者論証歷史規律的科學化程度得到顯著提高，不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學的相關表述那樣言之鑿鑿卻失之空泛甚至虛假，而是更多地與具體史實相結合、相印証，其對基礎史實的仰賴程度更高。研究者從諸多“特殊性事實”歸納出“歷史規律”這種“普遍性事實”的知識遞進以及從具體到抽象、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深化的敘述線條非常清晰，使歷史規律體系獲得了一種既立足史實又超越史實的“具體性”，“歷史發展的法則，雖然是一般化、普遍化了的抽象概念，但它卻是依據於具體的活的歷史事實而產生的。而且隻有當著它是反映著具體的活的歷史事實的時候，才能成為支配歷史的法則……這就是說，如果不把這種概念歸結到人類之歷史實踐，便失去其對歷史的正確性”[105]。無論是注重歷史語境還是“整體性”的研究取向抑或多樣的因果分析等，誠然是歷史規律言說的思想演繹和話語延伸，但又顯然在邏輯前提、歷史論証和內容結構等方面豐富了歷史規律的認識層次，增強了這一層面黨史研究的科學性與客觀性，重新確認並強化了黨史研究作為一門實証科學的基本涵容，亦即“歷史是一門科學，可循普遍法則和堅實的事實來了解”[106]。正是得益於這種最大程度地追求科學性的學科重建氛圍以及持續反思和糾正“左”的思潮對“歷史必然性”的過度宣教，很多研究者並未將歷史規律及其蘊涵著的必然性加以絕對化，而是努力保持建構歷史規律和把捉歷史復雜性之間的張力關系[107]。與此同時，很多研究者還通過強調馬克思主義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關系的科學原理，強調必然性常常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進而主張加強歷史“偶然性”（“可能性”）的研究，如馬克思主義對於革命暴力必然性的論斷並不意味著暴力是革命的唯一手段，也並不否定在斗爭的某一階段出現和平斗爭的可能性，因此中共在抗戰結束后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設想之實現存在著可能性，“我們總不能因為那些可能性未能最終實現，就斷言事物發展隻存在一種可能性”[108]。一般而言，從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分析到對歷史“必然性”的歸趨再到對“偶然性”（“可能性”）的原則性強調，是科學的宏觀敘事實現自我建構的常用理念。應當說，這是撥亂反正時期“重返馬克思”思潮的繼續發展，顯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已在新時期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中獲得了逐步落實。

的確如此，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史研究之根本指導思想的位次和作用在此進程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不僅源於該思想傳統的慣性延續以及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環境的特殊性[109]，而且從根本上服膺於黨史研究追求“歷史規律”的本質。在黨史研究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關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之普遍規律的科學，包括中國革命和建設在內的一切具體領域的歷史規律都可以透過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和信條得到發現與詮解，“研究黨史，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沒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指導，是絕不可能科學地說明歷史並真正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黨史研究工作者應當是一個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110]。在這種思維的支配下，有學者以經濟史研究為例，認為“形成一部科學的經濟史著作”的前提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大量的歷史資料中，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弄清各個環節的相互關系，找出發展的主要脈絡，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111]﹔彭明也指出，隻有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的根本指導思想，才能使研究者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材料只是歷史的現象，理論才能解決本質問題。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如果不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去整理，隻能是一團亂麻”[112]。准此而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之於黨史研究的重要性，就在於它以一種前置性的思想預設，成為衡估史料建設和具體問題研究之學術水平的准繩，研究者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將直接決定“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問題”，“史料的發掘和分析，無疑是重要的，但這只是屬於對某個歷史事件作出科學的理論結論的先行，而這先行的一步隻有在對歷史事件作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以后，才具有意義”[113]。由此可見，黨史研究的實証性不僅是由馬克思主義和經典實証理論所共享的追求歷史規律的特性所賦予的，而且是由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屬性的理論前提和思想規約的地位所決定的。任何類型的實証史學都必然擁有屬於自身的預設性理論乃至哲學，其既決定了研究者的思想理論前提和史學問題立意，也決定著一門歷史學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敘事結構風范，這不僅不違背反而契合實証哲學理念，“如果從一方面說，任何實証的理論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觀察上面，那麼另一方面也同樣很明顯：人類精神必須要有某種理論，才能進行觀察”，“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某種理論來聯系各種事實”。認為“實証研究”無須“理論指導”和“思想預設”的觀念，本身就不是“實証”的。

這種指導思想理論先行的研究意旨便直接決定了真正“實証”的黨史研究必然會高度重視在“歷史規律”的層級上對於歷史的“解釋”，史實發掘和問題研究的根本宏旨或“意義”，就在於依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原則，恰切地揭示和論証中共歷史的發展規律。故而，研究者必須著重於對歷史事實作出解釋和闡論，以真正發揮具體史實的功能性作用。隻有行進到這一步，黨史研究的實証性才能得到更為完整的體現。正因如此，胡繩不無憂慮地指出，“整個歷史研究工作近幾年來都有一點輕視理論的傾向……好像不需要進行抽象思維”，但歷史研究絕非僅僅記載單獨而零散的歷史事件，而是要“說明各個事件的聯系和它們的意義”，“如果沒有理論的指導，對具體的歷史事情就說不清楚”。他據此認為，好的歷史敘述方法正是“史論結合”，黨史研究者應“用從分析材料得出的觀點來統帥材料，對材料恰當地進行安排……把議論和材料溶合在一起”，“如果‘以論帶史’的意思是指以觀點統帥材料，那也是可以說的”，這就決定了史料收集不能漫無邊際，“沒有必要追究在整個歷史上無關緊要的每一個細節”。[114]依此而論，“史論結合”的重心事實上是“論”亦即“思維抽象”或“理論抽象”，“抽象”乃實証史學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甚至根本元素，正如有歷史學家所批評的那樣，反對“抽象”是對“實証”的重大曲解[115]。因是之故，“史論結合”所呈顯的“實証性”就是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的綜合體，“事實”與“話語”合作型構著“意義”的共同體。未經解釋和評論的史實難免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偶然性甚至不確定性，隻有解釋與闡論才會將歷史的偶然性引向某種確定性，歷史解釋本身就是歷史規律及其必然性的思想載體。

既然對於中共歷史發展規律的解釋和評議構成黨史研究“實証性”的重要維度，那麼按照特定“問題”、“主題”或“議題”展開闡述並以此作為斟選和組織史料甚至思想的基准，便成為自然而然的邏輯，這就決定了宏觀敘事的書寫必然需要統貫性的“宏大主題”。從一個長時段的學術史視閾來看，黨史研究的“宏大主題”往往隨著政治社會重心和意識形態情勢的變動而發生移易，使得不同時代的不同宏觀敘事書寫成為可能。綜觀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宏大主題”的相關論述和擇取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胡喬木在十一屆七中全會上提出的“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論題以及十二大報告提出的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思想，迅速得到黨史學界的積極回應，主張今后的黨史研究應體現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踐歷程，畢竟“六十二年的黨史，就是不斷灌輸、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紀律的歷史”，“對於這一點，過去我們在講黨史時突出的不夠”[116]。應當指出，在經過長期“左”的思潮對於馬克思主義信譽的敗壞之后，這一“宏大主題”重新賦予黨史研究以一種非常高昂乃至於近似理想主義的思想氣質，事實上成為后撥亂反正時期重構黨史宏觀敘事的邏輯起點。當然，如果說這一主題還主要著重於重建黨史研究之精神基調的話，那麼十二大報告所提出的“三次歷史性轉變”思想，就實實在在地為黨史研究的宏觀敘事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敘述框架。這一思想凝練地概括出中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三次從挫折或失敗走向成功或勝利的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關節點，涵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較長歷史時段，為厘清這段異常復雜的歷史脈路提供了提綱挈領式的線索，從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歷史規律”和“經驗教訓”就是革命和建設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部中共黨史，特別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次偉大轉折，証明了和正在証明著如上的真理”[117]。這一規律性認識盡管不是一種新的政治話語和歷史論斷，但倚借中共十二大對這一思想的高度強調，很快就得到黨史研究者的共同接受和深度論証，成為整個黨史學界研究和撰寫宏觀敘事的主導性話語，如胡繩認為，“在歷史事實的敘述中要有個靈魂。靈魂就是思想”，撰寫一部黨史的“中心思想”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為“在黨的各個時期、各個階段都有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問題”[118]﹔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指出，“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第一項理論就是要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系”，要講“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革命的歷史”[119]。總的來看，作為中共歷史規律的精煉總結，“宏大主題”從一種高端維度形成了宏觀黨史的“主脈”或“主敘事”，不僅有利於收納和聚合各種相對鬆散的史實，而且為黨史研究的學術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內在動力，正如研究者所期冀的那樣：“通過研究歷史規律來樹立我們的共產主義信仰，增強對黨的信念，這是我們黨史工作者的一項任務。”[120]這一研究氛圍呈現逐步加強的趨勢，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期，極大地型塑著黨史研究的整體格局和學術特征，實際上也推動著更高層級的政治認識與歷史判斷的更新[121]。

“宏大主題”對於宏觀黨史研究基本結構和面貌的實際規制，從學術層面昭顯了“宜粗不宜細”原則的合理性。換言之，在黨史研究中採取“宜粗不宜細”，固然從根本上基於一系列政治因由，但隻要專注於建構中共歷史的“規律”“必然性”以及採取“宏大主題”來統攝歷史敘事的方法，就為凸顯黨史脈絡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和重要（領袖）人物等關鍵元素提供了強烈的必要性，實際上是施行“宜粗不宜細”原則的“必然”前提。在很多研究者看來，採取“宜粗不宜細”也是由中共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所決定的，環顧60多年黨史，“其環境之艱險，問題之復雜，斗爭之艱巨，場面之壯闊，經驗之豐富，都是舉世少有的”，“如果我們的研究工作不抓住歷史中的基本線索和主要環節，不論什麼細枝末節，都想搞得清清楚楚，都要講得仔仔細細，那勢必會使我們墮入煙海，不能自拔”[122]。故而，“宜粗不宜細”有其基本的學術邏輯。從現代科學的學理觀之，它實際上就是學術研究的一種“選擇性”原則，是所有宏觀研究所必須遵行的基本方法。很顯然，“宜粗不宜細”的實現仰賴不同向度的價值研判，但至少就追求“歷史規律”的層面而言，其與“實事求是”思想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矛盾。正因如此，“宜粗不宜細”在黨史研究的幾乎所有層面都發揮著廣泛影響，直接決定著黨史學科的選題論域和研究結構，如黨史資料征集工作中的專題史料研究，本來就是黨史“正本”編纂的准備性環節，故從選題遴選、內容配置、結構安排和寫作方法等諸多方面都嚴格遵循“宜粗不宜細”，“一般的事情應該寫得粗一點，概括一點，但重大的、決定全局的事情不能不說清楚，大是大非一定要分清”[123]，而在專題史料研究基礎上組編的資料叢書，事實上已頗具通史著作的雛形。就此來看，“宜粗不宜細”可謂天然地具有推助通史寫作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極大地型塑著通史編纂以政治史為敘寫中心的基本取徑。由於“宜粗不宜細”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黨和國家的意志，諸如歷史的必然發展邏輯、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本質規定、客觀歷史規律的呈顯與總結、時代精神和政治文化的凝縮等因素已為解釋中共歷史已經發生或應當發生的敘事取向提供了“決定性”的理論准備，這就必然使得“一般性事實首先具有一種政治本質”[124]，政治史和軍事史（其本質是政治史的延伸）理所當然地構成這一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黨史研究的主體形態。

進而言之，在上述理念推促下所展開的宏觀黨史研究，其本質是一種“大寫的歷史”，它以具有必然性的“歷史規律”作為核心的組織要素，認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因而蘊涵著某種單一而融貫的歷史信念。的確，綜觀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研究，可以感受到經過“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等多重洗禮的黨史研究者所擁有的那種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異乎尋常的自信心。他們信心滿滿，重新擁抱社會和歷史的必然進步之觀念，並以此竭力將那些客觀存在的史事構建為一種確定的理性化秩序，從而尋找出為更大范圍內的人群所公認的“歷史真相”。在此時，“讓材料自己說話”的客觀性思想也映照出一種非常明晰的政治與歷史價值觀，黨史研究的“實証性”與對歷史的進步主義和樂觀主義信念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即此而言，黨史研究的這種結構性特征非常吻合經典實証理論對於“歷史形式”的期待：“一方面，‘具體的’觀察佔據統治地位，它描述的是歷史事件的持續發展過程﹔另一方面，‘抽象的’歷史有志於發現人類發展所確定的歷史法則”，“這種進化式歷史科學的功用存在於詮釋未來社會發展的潛力之中。未來的社會發展將在符合法則的、統一的、普遍進步的歷史進程中產生”[125]。

總而言之，“歷史規律”代表著實証史學理念中的規制性力量，它不僅從根本上型塑著宏觀黨史研究的結構性理論及其書寫規則，而且在事實上決定著幾乎所有黨史研究形態的不同層級、功能和價值。追求“歷史規律”的建構和解釋既是黨史研究也是所有實証取向的歷史研究的靈魂性維度，盡管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黨史研究與經典實証理論對於“歷史規律”的設定與理解有本質歧異，但其基本的學術指向具有一致性。在“歷史規律”主導下展開的宏觀史研究，無論在政治還是學術上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尤其在一門歷史學科之本體對象的基本內容體系正處於積極的型塑與重構階段，隻有宏觀敘事的書寫理念和方法，才能統合起零落、離散的諸多史事，從而不僅在政治層面實現執政黨歷史的統一敘述，而且在學術層面推動特殊歷史內容的可理解性與可傳布性。至於這種研究理念和敘述體系的天然不足及其未來發展與改善，已經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內容了。

五、余論：重識實証史學理念

綜觀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研究，其在學術史上的獨特性就在於，它以一種高昂進取的精神狀態，從多個關鍵層面承繼並鞏固和強化了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業已初步形成的實証史學理念：既致力於全方位的史料收集、整理與批判工作，更傾心於重塑自五四運動以降中共歷史發展的全部脈絡和嬗變以及蘊藏其間的通則與規律﹔既極力拓揚這門歷史學科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也堅持以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關的價值研判來闡釋歷史。撥亂反正時期業已形成的“專”“通”並重、“考”“釋”結合且以構建宏觀黨史為導向的基本理念和學術結構由此得到有效強固，典型地展現了實証研究對於“重要細節”和“整體輪廓”、“歷史脈絡”和“歷史規律”的雙重建構，極大地強化了黨史研究者將實証研究作為基本治學要義的學術傾向，“他們強調歷史學者必須從文獻與文獻揭露的事實入手，然后按照科學范型歸納出普遍性結論。謹慎搜集文獻，耐心研究比較，逐漸累積信息，這樣就會揭示出決定歷史發展的法則”[126]。實証史學的治學思想在很多學有所成的黨史學者那裡得到了全面論述，其中彭明總結的治學經驗尤具典型性：“我們寫歷史要求再現歷史真相、分析歷史特點、闡明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對資料鑽研愈細致，搜集愈全面，則歷史真相的復寫才可能愈清晰，才可能將其時代精神、思潮趨向、人物動態以至於當時的景象、氣氛勾畫出來。也隻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分析其特點，闡明其規律，自然而然地得出許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127]正是立足於此，黨史研究的學科建設穩步深化，學術版圖漸次擴大，研究理念更趨科學，融入整個歷史學界的進程明顯加速。這短短三年的黨史研究，不僅在實証史學的理念和實踐等層面抬升了這一歷史學科的科學化水平，而且從學術信仰維度強化了整個黨史學界對黨史研究之科學性的絕對信念。它上承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成就，下啟之后一段時期內更高層級和更多面相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是一個具有過渡性的學術階段。總的來看，從撥亂反正時期逐步擺脫階級斗爭史學開始，黨史研究至少在學理架構尤其是方法論層面上就嚴格遵行實証史學的基本原則，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明顯地實踐並逐步強化著實証史學理念，並由此生成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傳統。換言之，科學的黨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實証的。

在之后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時間裡，無論外部環境發生了多麼恢弘的變動，也無論黨史研究的學科體系發生了何種形態的深刻演進，實証史學理念始終是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底色，“實証”的學術理念和研究結構在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需要正視的問題是，由於中國學術界對於經典實証理論的思想和歷史研究以及中國現代實証史學譜系的學術史研究等都還很不充分，也由於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並不發達以及史學理論建設滯后等一系列緣由，黨史學界長期以來缺乏從學科史乃至歷史哲學（史）層級對黨史學科的“實証”屬性作出梳理和考辨的自覺意識，除一以貫之的“實事求是”原則外，黨史研究所秉承的實証史學理念的知識與學科源流並未得到真正清理，甚至亦未曾考慮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視界中析清黨史研究之實証史學原則的基本來源。質言之，很多研究者尚不清楚黨史研究的“實証（性）”從何而來，也並不特別明晰黨史研究“實証（性）”的真正意涵。很多黨史研究者雖然言必稱“實証”，但對何謂“實証研究”存在著一系列習焉不察的誤解、悖謬甚至偏執，集中體現在將“史實重現”“歷史敘事”和“理論闡述”“歷史分析”對立起來的傾向，如認為“實証”僅僅是在收集和組接史料的基礎上“如其所是”地描述與“還原”歷史過程，嚴重缺乏歷史的思辨和研析，輕忽甚至蔑視理論概括和思想解釋﹔或認為隻有完全依據史料之表象寫出的歷史著述才是實証的，其他諸如思想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等主要仰賴史料解讀和理論建構能力的研究形態都不是實証的﹔或認為黨史通史、“正本”甚至整個宏觀黨史研究都不是實証的或至少不是完全實証的，而隻有具體問題研究甚至微觀史研究才是實証的﹔或認為黨史研究應該“價值中立”，隻有完全祛除思想立場的黨史研究才是實証的，而秉持現實觀照和政治關懷的黨史研究則不是實証的﹔等等。很多黨史研究者主要接受或認可“史料即史學”這樣一種思想並將其視為實証史學的根本價值，繼而將史料信息等同於歷史信息，盲信檔案史料具有“天然”“最高”的學術價值，對於史料的真實性和內容意涵缺乏批判，在論文寫作中大量直接征引史料，將“講故事”視為黨史研究的唯一甚至最高價值。應當指出，這些思想取向本身就不是“實証”的，所形成的黨史著述很難說就是嚴格而准確的“實証研究”，這從根本上反映了黨史學界對何謂“實証（性）”缺乏全面而正確的理解以及對史學思想和歷史哲學的普遍性輕忽。顯而易見，正如上文一直強調的那樣，在注重歷史敘事之際展開歷史解釋和思想闡論，乃實証史學理念之一枚硬幣的兩個側面，缺一則無成“實証”或僅是“偽實証”，“我們不只是單純地排比史料，不要論述。隻要合乎歷史實際，把握了事物的內在聯系，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樣的論述還是必要的”[128]。與此同時，近十幾年來，落實實証史學原則的主要途徑或機制——學術爭鳴和史實考証的發展勢頭遭逢削弱，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出版平台（主要是學術刊物），對這些研究形態的興趣已大為減弱，對其精神實質亦缺乏深入探察﹔不少研究著述的寫作多少存在著不注重形式邏輯的問題，論証不嚴密的情況比比皆是，論述之內容與形式的分裂現象非常突出，進而削弱了全部歷史敘述的“科學”精神，而注重“邏輯”和“科學（精神）”恰好是實証原則的重要特征﹔更有不少研究者斷定經“實証”所得出的歷史知識具有絕對性，篤信“實証”可以獲致“完全”的“歷史真相”，而忽略了“實証”所具有的相對性特征，一股多少帶有獨斷性質的客觀主義思潮正在悄然成型。概言之，目前黨史學界對於“實証（性）”“實証史學理念（原則）”的錯解與誤用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需要引起足夠重視並展開專門而深入的理論探討，從而促進黨史研究走向更為健康的發展前景。

從一個長程的歷史視域來看，盡管從經典實証理論到后世的實証史學理念，其間已歷經很多變化，但僅就80年代黨史研究實証性的基本特征和價值取向來看，大多與經典實証理論之間存在著較高程度的若合符節之處。更重要的是，這種研究理念和學術結構當然更契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黨史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的根本要求，表明實証史學理念業已融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可以有效地實現實証史學理念的基本功能和價值。而從現代世界思想史和學術史觀之，馬克思主義與經典實証理論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精神性甚至實體性聯系，二者大致產生於同一個歷史時期，馬克思本人也曾經歷過從“哲學”到“真正的實証科學”的轉變，馬克思主義的“實証科學”與經典實証理論之間既存明顯差異又有相同之處，它們在世界哲學史上都是非常開放的文化體系，並未完全封閉在自身的概念窠臼中，而是不斷地與不同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形態實現合作、交流、共生與會通，“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哲學並不是狹隘的學派，它不會拒絕一切有價值的思想，其中自然包括實証哲學闡發的有價值的思想”[129]。相關的學術史研究已表明，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現代中國史學體系中的重要流派，並不是完全獨立而自足地形成的，它在堅持和實踐唯物史觀之際，也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史學流派的學術優勢，不同學潮之間並非絕然對立、不可融通的關系，事實上共享著很多知識體系和理論預設。比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李大釗便同時受到孔德和馬克思的思想影響，他反復強調的治史思想已經具備了實証史學理念的幾乎所有要素：“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在故書簍中，於整理上，要找出真確的事實﹔於理解上要找出真理”，“我們研究歷史的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証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今日歷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証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於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130]。正因如此，很多研究者對於實証史學原則的錯誤理解和運用，既在於不熟悉經典實証理論，更在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若欲切實減少對實証史學原則的某些不當理解和時代錯置，整個黨史學界就需要真正地重新研讀馬克思主義和實証哲學的基本著作，注重厘清二者關系演化的歷史脈絡和理論結構，為完整、准確地掌握和運用實証史學原則提供更為扎實的歷史與思想資源。同時，從現當代中國學術史的發展理路來看，經典實証理論自引入中國以來，已漸次形成一種非常具有延續性的學脈，成為影響和型塑現代中國學術的一股重要文化力量，整個中國歷史學至少在方法論與研究實踐等方面都深受實証理念的影響。從理論上講，對中共黨史研究具有較大影響的那一批現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歷史學家都應當多少受到過現代實証論的影響，黨史研究學科的先行開拓者和重要發展者至少在思想和學術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脫離這種歷史與文化語境，實証史學理念早已沉澱在黨史研究自創生以降的幾乎全部具體實踐之中，也早已內化為80年代黨史學界重建科學的黨史學科的“前知識”。就此而論，實証史學理念已構成包括黨史研究在內的所有歷史學的一大認識論根柢，“無非是蘊含著一些基本上現代的立場的一種根本上屬於科學學的態度”。因此，黨史學界有必要翔實地梳理從包括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左翼知識群體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研究者是如何在唯物史觀的大框架下理解、批判和轉化現代實証理論的，這一學術和文化進路又是如何影響黨史研究之歷史哲學基礎和基本研究結構的潛在型塑的。總之，黨史學界如能全面梳理、疏通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實証哲學兩大體系的理論關系演變及其在現當代中國左翼知識文化體系建構中的歷史文化圖景，尤其著重探察現代左翼知識群體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實証哲學的理論調適以及當代重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於“實証”的思考理路和運用路徑，那麼黨史研究“實証性”的思想和理論來源將變得愈加清晰，既有利於黨史研究者在具體問題研究中堅守和張揚實証史學原則，也有利於研究者及時反思和審察實証史學原則自身的固有不足和弊端所在。“重識實証史學理念”理應成為未來黨史學界的一個關鍵議題和學術生長點。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僅以不同於以往“史學史”研究的“學術史”理念[131]，對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展作出了具有“理想類型”特質的全景式論述，但實証史學理念顯然並非黨史研究的唯一學科屬性。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史學科所依循的根本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各個層面和維度無不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准則，這是毫無疑問的。經過40多年發展和積累，實証史學理念在黨史研究中的實踐與融匯已經相當嚴密。無論從現代中國學術史的整體發展還是從當代中國的學術實踐觀之，實証史學理念都有效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科學化進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身的科學重塑提供了較為充足的學術動力。同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化也為實証史學理念自身的實踐與發展提供了根本性指引，不僅使有關實証史學理念的認識跳脫出了階級斗爭化的極端取向，而且推動著經典實証理論在歷史研究領域裡的馬克思主義化進程。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實証史學理念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結構中的基礎性維度之一，本文所欲凸顯的也正是這一點。故而，將黨史研究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與學術脈絡中的一種實証史學形態，無論是在學術邏輯還是在政治框架之下都不存在明顯障礙。標舉和彰顯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實証史學要素，並不影響黨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歸屬，反而為更好地厘定和析理黨史研究學術化結構的基本特征和價值取向提供了一個相對恰切的視角。在實証哲學的理論與認識脈路裡，也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黨史研究學術化結構的思想源流和基本特征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總之，經過1983年到1985年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黨史學科的實証史學屬性與根基得到穩固。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此后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長遠發展都奠基於此，因而具有學術史考察的典型性和自足性。在世界史學格局業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實証史學的基本理念仍然擁有基礎性的長遠意義，它主張世界和歷史既是可知的又是有規律的，系統、客觀的史學知識既高於由直接經驗提供的粗淺知識也優於完全主觀化或唯心論的知識體系，故而號召學界從事確定、實在的歷史研究，獲致審視歷史發展規律的新思想和新認識。一言以蔽之，堅持並踐行真正的實証史學理念仍然是包括黨史研究在內的所有歷史學科的基礎律則，“不管建立在什麼樣的理論、什麼樣的思想之上，歷史學的發展方向是以作為科學的實証為基礎，從現代提出的問題重新審視過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