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中美關系的再認識

近年來，國內外關於中美關系現狀和未來的討論日趨熱烈，不同觀點之間激烈碰撞。隨著美方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的關稅大棒、技術封鎖乃至外交圍堵接踵而至，持續不斷。如何看待中美關系的發展趨勢，及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成為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從當前中美關系的新現象看美國對華心態的轉變

近年來，中美關系出現了一系列的負面現象，從美國奧巴馬政府后期提出“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執政后的“印太戰略”和貿易摩擦，美方疑華、恐華、遏華聲浪不斷高漲，敵意措施不斷出台，限制、打壓中國成為美國統治階層中佔據優勢的聲音。在中國方面始終堅持對美交流合作、積極主張互利雙贏的外交努力中，仍然出現這種違逆時代潮流的負面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從出現的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出，美方對華心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輕視中國向重視甚至恐懼中國轉變。過去美國以人類燈塔自命，居高臨下看待中國。兩國間的矛盾主要是美國試圖按照自身好惡改造中國。上世紀90 年代初，美方認為冷戰后中國對美戰略價值下降，對華干涉沖動增強，但多是以人權名義施加壓力，在經貿領域和人員往來方面則一直加強交流，以謀取實際利益並借此影響和改變中國。經貿領域中雖有矛盾沖突，但更多是服務改變中國政治目的的施壓手段。對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功，美方則堅信“中國崩潰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不能兼容，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久，社會制度也必將走向瓦解，中國難以成長為美國等量級的對手。現在，美方開始認識到中國社會制度的鞏固和發展道路的成功，特別是對中國發展的規模和增長的速度感到震撼，認為中國是超越歷史上德國、蘇聯、日本的從未遇到過的全方位戰略競爭對手，對於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產生了一種無從措手的恐懼。

第二，由對華戰略從容向戰略焦躁轉變。過去美國以冷戰勝利者自居，認為 21世紀仍將是美國世紀，中國最終會屈服於美國霸權。因此，美方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心態較為從容，沒有強烈的緊迫感，相信時間和歷史會站在自己一邊。也正是在這種傲慢心態的作用下，美國放任金融資本無序發展，經濟脫實向虛，引發國際金融危機，揮霍了冷戰后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發展紅利﹔任意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不惜以戰爭手段推行美式政治制度，引發國際恐怖主義浪潮，浪費了冷戰后國際局勢緩和的和平紅利﹔大搞單邊主義，擠壓他國戰略空間，破壞了冷戰陰雲初散后晨光乍現的國際合作機遇。這些所作所為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勢而動，加速了美國霸權的衰弱。面對快速發展的中國，美方感覺到形勢發展於己不利，自信心嚴重動搖，產生了一種戰略上急功近利的焦躁。

第三，由利用國際規則塑造中國向破壞國際規則打壓中國轉變。長期以來，美國以國際規則的締造者和維護者自詡，也是現存國際規則事實上的最大受益者，為此自封為世界警察，到處插手國際事務，對中國也是打著維護國際規則的旗幟，動輒以教師爺口吻橫加指責，自信可以按照美方的操作改造或限制中國，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今天，當美國看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借助現行國際規則中的合理成分發展起來，而美國已無法運用傳統手段予以制約，就不惜破壞規則，不擇手段打擊競爭對手，阻撓、破壞對方的發展，把國際規則變為合則用、不合則棄的玩物。這種轉變折射出一種“帝國末世”的不甘和無奈。

以上的心態變化，反映了美國統治階層對於單極霸權地位的迷戀和昧於世界發展大勢的冥頑，導致了美國對華政策上的失穩失序，舉措乖張，反復無常。但是，拋開美方的種種喧囂，認真梳理中美關系的基本脈絡，可以發現其中隱含著一定的內在規律可資探尋，從中可以看出中美關系的“變”與“不變”。

二、關於中美關系的“變”與“不變”

20年前，筆者曾在本刊撰文，就蘇聯解體之后的中美關系作過分析，認為戰略安全、意識形態、經貿關系、台灣問題是構成中美關系

總體框架的四大因素，美國對外干涉主義傾向的發展、大國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提高、台灣局勢的演變與美台關系的變遷，則是影響未來中美關系的四個主要變量。（參見張宏志：《劇變后的反思——蘇聯解體與中美關系》，《黨的文獻》2000年第 6期。）進而得出了中美關系具有顛簸和穩定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是由美國對華政策中遏制和接觸的兩面性決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美國對華接觸的一面超過遏制的一面，兩國關系總體上能夠保持穩定的結論。20年后的今天，回過頭來再看中美關系，仍可以通過這四大因素和四個變量來進行分析。

先從中美關系的基本框架來看，這四大因素仍然存在，但其內涵和重點發生了變化。

第一，關於戰略安全問題。大國間的戰略平衡與安全，是中美關系的核心。20多年前，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自以為取得了冷戰的勝利，居於一超獨大的霸權地位，認為中國在大國制衡方面的價值下降，但在維護世界戰略穩定上仍有一定借助作用﹔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了較快發展，對美國構成潛在的威脅，但並非是迫在眉睫的危險，中國的未來仍有待於觀察。時至今日，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特別是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美國統治階層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世界已重回大國競爭的時代，而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把中國看做是對美國霸權秩序的現實威脅，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中國也是美國應對全球性問題時更加無法回避的合作對象。

第二，關於意識形態問題。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是美國不變的既定戰略方針。20多年前，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美國以為歷史已經“終結”，中國奉行的是一種已被蘇東劇變証明為失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可以乘蘇東劇變之風順勢拿下中國，受挫后仍堅持認為中國終將走上西化、分化道路，假以時日會等到果實在樹上成熟。時至今日，美國失望地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的發展和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和成熟，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這使得美國自身的制度優越感發生了動搖。美國極端保守勢力認定中國已經對西方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乃至文明形態形成了全面挑戰，必須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乃至文明的對抗，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開放與包容、進步，又減弱了這些勢力妖魔化中國、掀起意識形態戰爭的輿論動員能力。

第三，關於經貿關系。經貿關系是中美之間最重要的紐帶。20多年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進程的推進，中美經貿關系優勢互補、深度交融，發展成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成為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重要投資地，美國資本在中國獲得巨大收益，美國民眾從中國獲得了優質低價消費品，中美經貿關系成為中美關系的最大亮點，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但經貿摩擦也隨著經貿規模擴大而跌宕起伏、不斷積累。時至今日，隨著美中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一些人把美國自身的相對衰弱歸結為以中國為代表的外部因素，認為美國在中美經貿關系中吃了虧，中國搭了美國的“便車”，鼓吹對華經濟施壓，使經貿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成為了中美矛盾的新焦點和美方壓制中國發展的新抓手﹔限制中國經濟發展、保持美國優勢地位，成為美方對華戰略的重點，這一點在高科技產業領域表現得最為突出，但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互利關系仍然存在，巨大且增長迅速的中國市場更是美國資本所不能放棄的，兩國經濟“脫鉤”已不可能。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經貿聯系使美方陷入了糾結之中。

第四，關於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基石，但美方從未放棄利用台灣問題作為制約中國的籌碼和工具。冷戰期間，美國為了戰略利益在台灣問題上做過一定承諾。冷戰結束后，美國認為中國戰略價值下降，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倒退，但面對中國的堅決斗爭，為了不破壞冷戰后有利於美國的國際局勢，不影響美國享受冷戰“勝利”的成果，美方沒有把台灣問題擺在突出地位，對激進“台獨”勢力拖美國下水的圖謀也有一定警惕。時至今日，隨著美方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圖謀再次抬頭，但由於中國國力的增長特別是軍事斗爭能力的增強，也由於美方對於中國維護國家統一決心的了解，使美國在利用台灣的問題上因風險巨大而倍感躊躇，躍躍欲試而又半遮半掩，機會主義色彩明顯。台灣海峽兩岸不生戰亂，仍然有利於美國的戰略全局。

從以上四個角度觀察，可以發現，中美關系經過 20多年的發展演變，在總體框架不變的情況下，內涵正在悄然發生改變，兩國關系的基礎仍然存在，但已經受到嚴重侵蝕。正因為如此，國際上關於文明沖突、修昔底德陷阱、新的兩極格局和冷戰 2.0等種種聲浪此起彼伏。然而，從前述影響中美關系的四個主要變量來看，兩國關系的基礎仍有穩固的一面，遠未到達崩塌時刻。

第一，美國的對外干涉勢頭受挫。隨著美國的相對衰弱，特別是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泥足深陷，使美國國內各階層均對陷入新的外部沖突抱有抵觸情緒，內顧傾向上升。鼓吹“美國優先”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就是美國這種內顧傾向的表現，某些來勢洶洶的威脅和恫嚇，只是其“極限施壓”的訛詐手段。

第二，世界大國關系框架未變，且對美牽制因素增多。隨著俄羅斯力量的復蘇，美俄結構性矛盾再次凸顯，短期內無法取得根本性緩解﹔美歐之間利益分化，歐洲對美離心傾向上升﹔中東局勢仍然無解，且有進一步惡化趨勢，這一切都牽制了美國的力量，使其“戰略東移”計劃難以完全落實，構筑反華聯盟更是無從實現。

第三，台灣形勢總體可控。台灣海峽兩岸力量對比的天平已決定性地倒向了大陸一邊，“台獨”分裂勢力雖一度猖獗，但台灣已被牢牢鎖定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道上，台灣民眾也更加深入地認識到“台獨”的危害，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台灣淪為分裂分子和外部勢力棋子的危險性，美國操弄台灣問題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

第四，就中國國力增強這一最大變量而言，中國並無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也依然存在，搞壞中美關系對美方而言代價也會更加巨大。如果說當今世界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話，這也是美國一些人為自己挖的陷阱，是美方自己的心魔所致。

由以上分析可見，影響中美關系的這些變量尚未產生顛覆性作用，有的甚至向著有利於穩定的方向發展。中美關系在變化中也有未變，未變的是中美之間存在的利益交匯點，變化的則是美方心態等自身因素，是源於美方對自身霸權基礎淪喪速度的震驚和對中國發展預期的失望，以及二者之間的巨大落差，根本原因是其不能正確認識和順應世界發展大勢。

正因為如此，在美方霸權心態得到調整之前，中美關系難以全面好轉，也不可能回到 20多年前的狀態，但尚不至於徹底崩盤。遏制中國的發展雖已成為美國統治階層大多數人的共同目標，但時移勢異，搞全面對抗已很難行得通，接觸作為一種戰略手段也不會放棄，美國對華政策仍具兩面性，遏制與接觸、打壓與交流交互並進，如影隨形。中美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會更加顛簸，但總體上尚在可控范圍之內。中國與美國之間將長期處於一種“談談” ——“打打”——“談談”的斗爭與合作交織、交錯的相持局面，場景變幻更加頻繁，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排除在特定時段、特定領域發生較為激烈的對抗。

三、美國對華冷戰的可能性及其前途展望

我們說中美關系總體上仍然可控，並不是說可以對此掉以輕心。美國利用各種渠道和手段遏制中國發展的圖謀不會改變，我們始終要高度警惕美方層出不窮的大小動作，特別要警惕美國極端保守勢力操弄反華政治空氣制造事端。面對中美關系中的種種不確定性，我們要樹立底線思維，做好最壞情況下的准備，爭取最好的結果，關鍵是要堅定信心，敢於斗爭，巧於應對，通過“持久戰”爭取最后勝利。

美國通過 40多年的冷戰，以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對抗，最終拖垮了蘇聯。美國一些人認為可以通過同樣的手段拖垮中國，國內也有人擔心爆發新的冷戰會阻斷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但是，如果我們冷靜分析世界發展大局和中國未來發展趨勢，我們就會發現，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今天的中國也絕不是過去的蘇聯，美國如果執意發動對華冷戰，仍將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必將招致比朝鮮戰爭更大的失敗，甚至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霸權。這也是美國反華勢力不能不考慮的風險。

第一，時代條件和世人對時代條件的認識與運用不同。美蘇冷戰發生於上世紀中葉。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戰爭陰霾尚未散盡，而世界分裂為東西兩大陣營，相互之間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和對抗。美國作為西方陣營的首領，利用世界各國戰后的虛弱和修復戰爭創傷的迫切需求，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旗幟，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資源，形成了美方掌控的世界市場體系，客觀上順應了初現端倪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而蘇聯方面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在戰后恢復時期一度表現出高速發展的優勢，但不能靈活適應社會需求的弱點日益暴露出來，加之沒有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堅持“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使整個東方集團與世界市場脫節，自我孤立於逐步興起的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蘇美雙方對比，美方處於順勢而為，蘇方處於逆勢操作，競爭結果是蘇方越來越處於被動地位，東方集團內部國家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大，消耗了蘇聯大量精力和資源，最終引發了蘇東劇變。在冷戰結束 20多年后的今天，和平與發展已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已經不可逆轉，全球經濟已深度融合為一體，搞集團對抗也已不得人心。中國經過 40多年的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施全方位對外開放，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30%，不僅成為了“世界工廠”而且正在成為“世界市場”，是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種條件下割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全面封鎖中國，必將導致自我孤立和內部分裂。美國如果發動對華冷戰，將是逆經濟全球化大勢而動，而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則是順勢而行，成敗利鈍不言而喻。

第二，中蘇兩國國情不同。雖然中蘇兩國同為社會主義大國，但在具體國情上仍有很大不同。除如前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不同於蘇聯模式之外，中蘇兩國在文化背景、歷史方位、國家稟賦上也有著極大差異。首先，從文化背景看，歷史上的沙俄是一個迅速擴張的后起國家，自彼得大帝改革起就有融入西方的強烈願望。十月革命、建立蘇聯之后，歷經社會主義建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國家認同感有了很大提高，但歷史遺留的文化上西顧傾向仍然強烈，國內不同民族間在文化認同上仍有歷史隔閡。而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傳統從未中斷，國內各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和文化認同，結成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近代以來雖然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但中國學習西方的熱情因屢遭“先生”的欺負而倍受打擊，全盤西化始終沒有在中國社會思潮中佔據主流地位，將世界先進文化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探尋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復興道路，從來都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其次，從歷史方位來看，蘇聯在取得歷史性成就之后，逐步失去了前進動力和未來方向感，始則自滿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將自身發展模式神聖化，使得經濟社會發展喪失了活力﹔繼而在發現問題后，自信心發生動搖，在改革的目標、方向和道路上失去共識，陷入了混亂，最終走上西化、分化之路。而中國在經歷百年屈辱之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始終是全民族百折不撓追尋的夢想，經過艱辛探索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后，國家、民族正處於上升階段，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正在為實現中國夢而共同奮斗。其三，從國家稟賦上看，蘇聯地廣人稀，開發難度較大，資源雖然豐富，但也因此產生了資源依賴性，經濟結構扭曲，潛力不易發揮。而中國人口是當年蘇聯或當今美國的數倍，人均資源雖少，但勞動力豐富，市場容量大，釋放中的增長潛力不可限量。中國人民改善自身生活的巨大需求，為中國發展提供了無限空間。綜合這三個方面的差異，可以看出：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社會處於停滯階段，美國的社會活力和內部共識高於蘇聯，美方佔據了主動地位﹔而當今時代，美國霸權的巔峰時代已過，而中國是蓬勃發展的新興力量，如果美國執意與中國長期對抗，長消興衰不卜可知。

第三，中西方戰略文化不同。面對美方的遏制圖謀，中蘇兩國由於文化背景不同、戰略思維模式和應對方式也迥然不同。蘇聯由於其前身沙俄曾是西方列強，既有基督教文明的救世情結，又有霸權主義的歷史烙印，更加之在指導思想上片面夸大了美蘇矛盾在國際政治中的決定性作用，因而走上了一條與美爭霸的硬對抗道路。這種在國家硬實力不如對方的情況下比拼實力的硬碰硬對抗，導致了蘇聯經濟的畸形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一枝獨秀，人民生活長期遭到忽視，經濟改革幾次錯失時機，成為其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國從歷史文化、現實國情到國家政治哲學和發展戰略，從來都沒有對外擴張和稱霸的基因，始終把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作為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把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共同發展作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外部條件，堅持走一條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和平發展道路，努力把世界機遇變為中國機遇、把中國機遇變為世界機遇，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因為如此，中國對於美方的種種挑舋沒有採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單一對抗，而是靈活運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以柔克剛、后發制人的戰略文化精髓，採取了斗爭與合作兩手並用的策略，核心利益堅決維護，合作大門繼續敞開，以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鞏固兩國間的合作，特別是不搞全面對抗，不隨對方起舞，不沉溺軍備競賽，不拉攏軍事集團，堅持全面開放，廣交各方朋友，在外交斗爭中你打你的遏制牌、我打我的合作牌，始終保持戰略主動地位。如果美國有人想把中國誘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最終落入陷阱者究竟為誰，不言自明。

從以上三個方面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蘇聯歷史上的失敗更多是源於自身的不足和失誤。在 21世紀的今天，面對當今的中國，重拾冷戰思維已經是時過境遷、主客易勢，試圖以冷戰阻擋中國發展更是背時逆勢之舉，是身體進入 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舊時代的“時空錯亂”。我們不能斷言美國不會以冷戰方式遏制中國，但可以斷定這種圖謀必將失敗。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勢沒有變，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內生動力也沒有變，“時”與“勢”均在我們一方。隻要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戰略定力，不為一時壓力所動搖，也不受一事挑逗而沖動，努力實現我們自己的既定戰略目標，我們就一定能戰勝任何外部挑戰。眼前面臨這些困難是中華民族復興征程中必經的風暴，是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組成部分，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風暴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中國這片大海。當我們挺過這場風暴之后，我們將會迎來一片彩虹，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邁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也會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那時的中國。

（作者張宏志，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副部長級）、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