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磋商

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IMEL）的代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SOPADE）的布拉格委托人在巴黎就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進行了磋商。蘇聯方面是根據斯大林及其同僚的指示前來磋商的，流亡委員會方面是在社會主義者工人國際（SAI）的參與下前來磋商的。雙方都意識到有關遺產具有高度的精神價值。今天，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RC）的研究工作將一些文件大白於天下，讓人們得以重新審視當年的談判。

要利用這些資料就必須考慮到，斯大林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今天被稱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一版（MEGA1）——的判決早在1935年以前就生效了。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達維德·鮑裡索維奇·梁贊諾夫開啟、1924年5月蘇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同年6月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認可並作為歷史考証版編輯的這一版本，與20年代后期貫徹執行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發生了沖突。隨著梁贊諾夫於1931年被捕，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與列寧研究院合並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隸屬於蘇共中央委員會，MEGA1隨之夭折。

當然，MEGA1的工作當時尚未立即停止。毋寧說，在時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院長弗拉基米爾·阿多拉茨基的領導下，新的領導層於1931年4月肯定了繼續編輯這套書的方案：第一部分（著作和文章）預計出版21卷，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手稿）預計出版13卷，第三部分（書信）預計出版10卷，第四部分（索引）預計出版2卷。對於實現這一方案來說，獲取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遺產的轉運和保存

納粹上台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務檔案館的其他檔案通過各種曲折的渠道運出德國。1933年2月，它們首先由奧托·威爾斯（Otto Wels）存放於柏林的路德大街。4月中旬，通過格爾哈特·布萊特夏特（Gerhard Breitscheids）引薦，它們被送往達維德·所羅門（David Salomon，他的兒子是布萊特夏特的同學）的舊書店。5月中旬，所羅門流亡丹麥，在丹麥同漢斯·赫托夫·漢森（Hans Hedtoft Hansen，即后來的丹麥首相）取得了聯系。漢森聲稱，丹麥社會民主黨准備保護這筆文獻遺產。7月初，烏弗·安德森（Uffe Andersen）從柏林取走了這些文獻，並通過基爾和弗倫斯堡運往阿維奈斯，在那裡移交給漢森，漢森將它們保存在哥本哈根一家銀行的保險櫃中。

1933年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拉羅夫（Karl Raloff）整理了在丹麥的檔案。1934年2月23日，他致信齊格蒙特·克魯梅內爾（Siegmund Crummenerl）說：“目前，我完成了對這裡的檔案的甄別和整理。所有東西都很好地裝在兩個封存的箱子裡，箱子放在銀行的保險櫃中。布萊特夏特同志交給我的清單中的著作和那些東西則不在這裡。然而，我在一個箱子裡找到了附上的清單I，清單中羅列的東西缺了第5、20、36、37、121（即《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23個筆記本）、170、183、204號。與此相反，箱子中有大量東西不在清單I中。我為它們開列了一個新清單，即清單II。現給你寄去所有三份清單。” 5月，黨務檔案館的其他檔案與表面上由法國政府購買的達維德·貝布托夫（David J.Bebutov）侯爵的收藏一起被運往巴黎。

顯然，自1934年春起，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就已經在考慮出售部分檔案。1935年初，這一考慮有了具體輪廓。3月，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G）的N.W.博斯圖慕斯（N.W.Posthumus）同保羅·赫爾茨（Paul Hertz）相聚布拉格，討論涉及全部檔案的協議。他告知后來擔任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巴黎分所所長的鮑利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ij）此事后，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復說：“我不得不承認，您的行程的確成就非凡。如果研究所能夠很快得到充實，那麼短期內就會成為最好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之一。”訪問布拉格后，尼古拉耶夫斯基於7月初致信博斯圖慕斯說：“以前我一直認為檔案決不可出售，如今我的印象卻是，他們（指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會放棄這種考慮。如果他們的境況惡化，就會出售檔案，即使他們的聲望會因此受損。”他強調說，博斯圖慕斯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買家。他相信，超過5萬馬克，協議就可以簽訂。

1935年初，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也試圖了解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情況。當年年中，研究院所屬的中央黨務檔案館館長日耳曼·季米聶夫（German A.Tichomimov）受命為研究院在國外聘請檔案人員，了解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遺存情況。出行前，他向曾任副院長的恩斯特·佐貝爾（Emst Czóbel）打聽，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中有哪些檔案當時有可能未拍照。佐貝爾回想起有一個裝有研究院與德國社會民主黨通信往來的文件夾，1931年3月因梁贊諾夫被捕而不得不交了出去。此外，他還對研究院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通信往來做出提示。他認為，除了一些可能的損失外，所有東西都在。

1935年7月中旬，負責與國外建立文化聯系的亞歷山大·阿羅謝夫（Aleksandr J.Arosev）同季米聶夫一起啟程前往巴黎，后者顯然直接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季米聶夫先逗留柏林（7月17日），然后取道倫敦（7月20日），在倫敦查閱了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記錄。7月30日，他抵達巴黎。從他向阿多拉茨基的第一份匯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方面，尼古拉耶夫斯基是“第一小提琴手”。另外，他還匯報了法國工人運動和第二國際領袖茹爾斯·蓋得（Jules Guesde）的文獻遺產以及獲取列寧檔案的事情。

8月23日，季米聶夫向阿多拉茨基匯報了有關情況的新線索。最重要的線人是亨利·羅林（Henri Rollin）。羅林向莫斯科的代表表明，馬上就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達成協議是無法想象的。通過《真理報》駐巴黎通訊員米夏依洛夫（Michailov），與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聯系建立了起來。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尼古拉耶夫斯基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博斯圖慕斯之間起到了中間人的作用。8月15日，米夏依洛夫向尼古拉耶夫斯基轉達了官方建議：重新為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工作。令米夏依洛夫意外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基表示，會談很快就可以開始。

倘若像孟什維克檔案保存在法國政府手中一樣，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也保存在法國政府手中，那麼阿羅謝夫與季米聶夫就會用自1812年起就保存在莫斯科的拿破侖軍隊檔案和其他拿破侖檔案來交換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他們有拿破侖檔案的復制件。當尼古拉耶夫斯基通過羅林聽說此事時，最初感到非常驚訝，但未提出反對意見。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肯定得知此事，並通過尼古拉耶夫斯基告知，不會向第二國際的任何政黨出售他們的黨務檔案。隻有在價格足夠高的情況下才考慮出售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對於法國政府應當通過國家檔案館掌握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以便用它來交換拿破侖時期的檔案這一建議，羅林未予理會，因為法國政府沒有錢。

此外，季米聶夫匯報了阿羅謝夫同第二國際領導人讓·龍格（Jean Longuet）的會談情況。他找到了一個從龍格手中獲取檔案的機會：也許可以讓龍格在某個馬克思紀念日訪問莫斯科。顯然，他們還談到了將馬克思的骨灰運往莫斯科的事情。鑒於龍格對於日后會談的意義，季米聶夫請求阿多拉茨基給予指示。

季米聶夫最初並未做到直接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取得聯系。因此，他請求有關方面為尼古拉耶夫斯基提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俄文版的一些卷次，以及三份俄文和德文的馬克思生平年表。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斯基主動告知季米聶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9月3日向他提出了工作建議。季米聶夫解釋，他為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做的工作既不受他隸屬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層）的妨礙，也不受他當時被剝奪了俄國公民權的限制。季米聶夫決定，將抉擇權留給尼古拉耶夫斯基本人。

尼古拉耶夫斯基早在8月23日就致信博斯圖慕斯說：“現在會談無論如何決定權都在我們手裡。” 9月5日，對於將來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出售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一事，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博斯圖慕斯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您想必知道了。從政治上說，我認為決不能出售手稿。從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的立場來看，這樣出售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絕對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要在協議中羅列幾點的話（我想這是輕而易舉的），那麼這樁買賣對研究所來說甚至有可能是有益的，我是在將來出版學術著作這一意義上說的。我不准備向德國的同志們說這些，但想向您挑明。如果交給莫斯科，會怎麼樣呢？布爾什維克尤其重視馬克思恩格斯手稿。這些手稿對他們來說並不新鮮，因為他們已經擁有近99%的復制件了，他們甚至有可能擁有100%的復制件。手稿的一大部分已經用俄文出版了。蘇聯已經出版了預計總共28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22卷。”而研究所要出版自己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同莫斯科競爭，既不可能，也無必要。“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文本刊印得很准確，迄今都無法找出任何錯誤和偏差來。……要核查刊印的手稿，我們有復制件就可以了。正如您已經知道的那樣，布爾什維克有義務向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提供所有手稿。布爾什維克如此重視無論如何都要擁有手稿一事，毋寧說是面子問題。他們想強調，馬克思的傳人是他們，而不是別人。”

接下來，尼古拉耶夫斯基嘗試說服博斯圖慕斯，轉交手稿對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來說隻會有好處：“第一，研究所會節省一大筆開支，因而有可能購買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目前已經收到一些有趣的建議，我想還會收到許多建議。第二，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向布爾什維克出售手稿后，會對我們感到愧疚，進而做出涉及檔案其他部分的各種補償，以便借此洗刷自己。我甚至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會將一切無償交付我們，或無論如何都將一切提供給我們使用。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功，我們會得到目前保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而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務檔案館並不掌握的所有材料的照相復制件。對於第一國際的歷史來說，這些材料意義非凡。在巴塞爾代表大會記錄的資料中，有10份不同的檔案已經發表，其中有5份摘自我們並不掌握的馬克思原始書信。在《第一國際的建立》的附錄中，有16份檔案已經發表，其中8份以前不為人所知。如此等等。從馬克思生平年表中可以確定，黨務檔案館欠缺許多馬克思檔案中的材料，例如，欠缺1847—1852年共產主義者同盟案件的材料，以及彼得·勒澤爾（Petr Gerhard ）、卡爾·沙佩爾（Karl Schapper）的書信等。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梁贊諾夫戰前受命撰寫第一國際的歷史，並受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委托求助於勞拉·拉法格（在她去世前不久）。他從后者那裡得到許多不同的馬克思檔案材料，后來未將材料交還委員會。所以，我們僅根據馬克思的檔案發表這部分第一國際的歷史材料是非常不完備的。如果我們從布爾什維克那裡得到所有這些材料的復制件（他們已經准備提供這些東西給我們，並對我說，除了照相復制件之外，還准備將所有這些檔案中經過手稿識別的文本也提供給我們，而這樣可以節省我們的許多時間、精力和工作），那麼對於研究所來說就是意義非凡的。”

尼古拉耶夫斯基深信，還可以得到更多的東西：“例如，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隻有他們才掌握的珍貴物品的照相復制件，或他們花費巨資獲得的物品的復制件。他們還准備將1917—1918年間的孟什維克檔案提供給我們使用。基於上述羅列，我認為，從研究所的學術研究角度看，如果交易成功，會對我們有益。交易對我們利大於弊。然而，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支持這件事。上面羅列的——純政治性——理由促使我始終反對交易。我不想建議您為取得馬克思恩格斯檔案花費巨資，反正我們比不上布爾什維克。雖然尚未提及正式價格，但他們等著我們提出要求。我從與他們的談話中得知，他們甚至准備為此支付三、四百萬。”

9月28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博斯圖慕斯解釋說，自己當初“反對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要求真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他指望“得到一大筆錢（我想可以得到800萬到1000萬法郎）”。這就點明了提財務要求的框架。

根據來自莫斯科的兩位密使於9月11日致阿多拉茨基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j A.Andreev）的一份標有“嚴格保密”字樣的正式報告，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各個方面日益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份報告表明，無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是尼古拉耶夫斯基，都傾向於出售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他們想在收取一定費用的情況下將文獻遺產交給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保存一段時間。阿羅謝夫和季米聶夫建議，為了將文獻遺產交給莫斯科，不妨採取下述策略：針對尼古拉耶夫斯基，他們繼續採取的方針是，如果談判破裂，法國人就要打消他們對拿破侖檔案的念頭。在私下的談話中，尼古拉耶夫斯基將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內部關於保存馬克思恩格斯檔案的不同意見的細節告知阿羅謝夫：“就錢款而言，尼古拉耶夫斯基提到500萬法郎，即大約35萬金盧布，另付羅林15%的手續費……。如果這一價格降低10%，還要額外給羅林增加1%的手續費。價格每降低10%，就要增加2%的手續費。這樣，羅林就會熱衷於降低費用。……此外，我們曾匯出2萬盧布從尼古拉耶夫斯基手中購買檔案，並支付他與我們前往布拉格的旅行費用。”

根據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建議，莫斯科的密使直接去布拉格找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9月16日，威爾斯向委員會遞交了一份尼古拉耶夫斯基轉給他的季米聶夫的信函。第二天，他在一封供傳閱的信件中請求第二國際各政黨表態。9月19日，尼古拉耶夫斯基向季米聶夫轉達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的決議：“社會主義者工人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同共產國際的政治關系不允許我們接受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建議。”顯然，莫斯科的人不知道在委員會作出決議后他們該怎麼辦。無論如何，蘇聯內務部負責人尼古拉·葉若夫讓阿羅謝夫回莫斯科做匯報。但是，在會談期間，他無法馬上離開巴黎。

二、莫斯科的抉擇

逗留巴黎兩個月后，阿羅謝夫和季米聶夫於1935年10 月初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長達10頁的報告。斯大林認為他們掌握的信息還是不夠。他們解釋說，“孟什維克著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必須參加與赫爾茨和威爾斯的會談，並說：“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部分檔案都存在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這意味著存放檔案的人——即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事實上和形式上都有權支配檔案。……在向他闡明立場的同時，我們遇到了一個有趣卻極其令人不安的事實：在歐洲旅行的博斯圖慕斯買走了所有有關工人運動和革命歷史的檔案。按照這位荷蘭社會民主黨人的想法，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個與我們的研究院相對立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目前，博斯圖慕斯有意識地提出購買馬克思恩格斯的檔案。他已經同威爾斯和赫爾茨談論過這一話題。根據尼古拉耶夫斯基提供的線索，博斯圖慕斯為此提供了50萬法郎。但是，博斯圖慕斯的行動讓人擔心來自另外一個方面的威脅。根據歷次會談的內容以及他能支配多少財力、他如何看待和挑選可能的檔案來判斷，有理由假定，在試圖獲得有關馬克思恩格斯的檔案方面，他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間接地起到了希特勒秘密警察代理人的作用。……因此，我們採取了直接和更為迅速的策略，同事實上和形式上有權支配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人——即尼古拉耶夫斯基——取得了聯系。”

兩位密使就是這樣為自己同尼古拉耶夫斯基建立密切聯系做辯解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建議他們，在向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建議時，用“在有財政保障的前提下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移交”這一說法來代替“出售”這個詞。同時，他們提到蓋世太保，借此強調拯救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迫切性。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的決議，他們做了如下解釋：“關於我們的建議，威爾斯告知了歐洲國家的所有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並請求他們出主意、想辦法。由於尚未收到第二國際領導人的回復，他是從政治方面看待我們的建議的，即從共產國際與社會民主黨的關系出發，取消關於移交馬克思檔案的會談。威爾斯尤其主張這一結論。為此，他甚至援引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系列言論。尼古拉耶夫斯基則積極主張將檔案移交給我們，他向我們解釋說，在第二國際官員表態之前，這一結論是暫時性的。在私人談話中，尼古拉耶夫斯基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存在意見分歧。中央委員會的大部分人反對移交檔案，少數人則同意完整地向莫斯科移交檔案。”因此，季米聶夫在布拉格同赫爾茨討論了其他可能性，即先將文獻遺產交給羅林，作為移交檔案的中間人，羅林可以確保相應的安全。

接下來，報告提到兩位密使同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和菲多·丹（Fedor Dan）的會談。布魯姆主張將文獻遺產轉交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而孟什維克代表則反對這樣做。弗裡德裡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專程前往巴黎，雖然同樣表示反對，但他聲稱會尊重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決議。當然，他主張讓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命運服務於第二國際的事業。他說：“馬克思的文獻遺產實際上是國際工人運動的遺產，這一問題不能由第二國際的一個派別決定。……因此阿德勒此刻應前往倫敦，以便同英國同志商談。

季米聶夫和阿羅謝夫得出結論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和第二國際的大多數人最終會贊同移交檔案。如果不是這樣，至少還可以訴諸“羅林的法國方案”。這次旅行唯一可以達成的結果是同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取得了共識，他同意將自己掌握的檔案出售給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

11月22日，阿羅謝夫和季米聶夫再度抵達巴黎。第二天就舉行了決定性的會談，不過兩位莫斯科的密使沒有參加。為准備建立一家研究所，阿德勒召集了一個組織委員會。屬於這個委員會的有布魯姆、亞歷山大·布拉克（Alexander Bracke）、龍格、朱塞佩·莫迪利亞尼（Giuseppe E.Modigliani）和丹，威爾斯、克魯梅內爾和魯道夫·希法亭則從布拉格趕來，尼古拉耶夫斯基也在會談中起到了咨詢作用。建立一個專門的研究所——阿德勒后來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委員會”——就是要向它移交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它會在獲得500萬瑞士法郎保証金的情況下將文獻遺產轉交給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保存。但是，接下來的會談卻“無果而終”，因為它“要求的數額（2500萬法國法郎）……對於買家來說太貴了”。

按照莫斯科密使的願望，12月18日，布魯姆和阿德勒起草的一份“協議草稿”被轉交給他們。一天后，尼古拉耶夫斯基致信博斯圖慕斯，講述了預計成立的研究所：“我現在就想向您保証，沒有任何參加會談的同志和未來有可能領導研究所的人會想到在巴黎建立一家資料收藏中心和圖書館。……我在這裡接觸過的所有人都同意您上次來訪巴黎時我們制訂的原則，即：（1）重要的檔案保存地是阿姆斯特丹。（2）新研究所不從事獨立的收藏工作，應同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簽訂一份新研究所資料收藏協議。（3）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要在巴黎開設一家分所，以保存交付該研究所的資料，條件是資料保存在巴黎。（4）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要讓新研究所使用其圖書館，將研究人員需要的資料寄至巴黎。關於將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移交給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保存的可能性問題尚未提出。在同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商談中，交換不限於馬克思恩格斯檔案（馬克思恩格斯時期的檔案）的所有資料復制件這一問題被提了出來。來自莫斯科的人許諾，如果執行交換原則，他們會在更廣泛的基礎上貫徹實施。我相信這恰恰符合您的願望。”

1936年1月，阿羅謝夫短期前往瑞士，在當地接收了迪特曼的檔案。此后，他返回莫斯科，於1月8日向斯大林報告了第二國際委員會的會議以及成立巴黎“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它應當是用莫斯科提供的資金建立的）的情況。布魯姆、阿德勒和尼古拉耶夫斯基都告訴他，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決定，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交付這一機構：“這樣，檔案首先‘國際化’了。委員會授權這一機構……根據自己的考慮來支配檔案。為了保持自身原則的純潔性，也為了維持經費（我們不能公開使用布爾什維克的錢，威爾斯解釋說），委員會決定將自己隱身於所謂的機構背后。但是，布爾什維克的錢激發了委員會的‘胃口’。阿德勒受委員會委托索要2500萬法國法郎，而不是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時（秋天）談的500萬法國法郎。我援引自己同尼古拉耶夫斯基會談時他提出的500萬，而當時我已經覺得這個數額過高了。阿德勒、尤其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為答復對此的解釋是，這裡出了所謂的差錯：威爾斯的確通過尼古拉耶夫斯基在會談中提出500萬，隻不過是500萬瑞士法郎。由於1瑞士法郎兌換5法國法郎，所以是2500萬法國法郎。”

這一無法接受的高額數字后來又經歷了多次討論。阿羅謝夫說：“2500萬是我們無法接受的，而他們不接受500萬。從與他們的所有談話中，我都有一個特定的印象，即交1700萬到1800萬，檔案就可以給我們。因此，我過去建議，今天再次建議500萬法國法郎，似乎他們在會談過程中頂多可以提高到1700萬到1800萬。根據電報轉達的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我親眼目睹了保存在巴黎的馬克思恩格斯檔案。關於保存在哥本哈根的那部分檔案，我有詳細的目錄。根據這份目錄，馬克思的一些筆記本已經丟失，而這些檔案在柏林時，丟失的筆記本還在。顯然，它們失竊了。有一部分已經由私人出售給了研究院。由於協議中還有附加條款，即檔案出售者有義務搜尋丟失的東西，並將其不可或缺地提供給我們，我相信，截止協議簽訂，我們不應當從私人手中購買。馬克思恩格斯檔案主要是手稿，其中有《資本論》手稿等，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筆記和札記。檔案保存狀態極其良好，只是許多圖書受損嚴重。從規模上看，檔案可以裝進三至四個大箱子。檔案出售者有可能將馬克思恩格斯收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信件也放在裡面向我們出售。”

1月13—14日，阿羅謝夫將“協議草稿”寄給了安德雷夫和阿多拉茨基。這份草稿的俄文翻譯稿流傳了下來，其中有鉛筆涂改。除了少量涂改之外，翻譯草稿中對社會民主黨尤其重要的一點被劃去了：“第二，協議締約各方一致認可，目前這份關於保存檔案的協議不具有政治含義，不為締約雙方附加任何政治義務。”除此之外，它還細化了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交換復制品的條件。

顯然，安德雷夫在這件事情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阿多拉茨基向他提供了阿羅謝夫和季米聶夫在1936年9—10月間的書信摘錄，復印件同樣交付斯大林、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葉若夫。

由於時間緊迫，必須做出決定，阿多拉茨基於1月29日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下述具體建議：“（1）將檔案價格確定在500萬法國法郎（約40萬金盧布）與850萬法國法郎（約68萬金盧布）之間。（2）讓季米聶夫同志取得下述檔案：《前進報》人員檔案﹔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的書信﹔有列寧的講話及親筆校訂的《星火報》《黎明報》和《工人報》的記錄﹔馬克思的外孫卡爾·龍格（Karl Longuet）制作的馬克思胸像﹔以及同樣為其擁有的馬克思面具。為獲取這些東西准備1萬金盧布。（3）批准阿羅謝夫同志出公差前往巴黎和瑞士，以便同季米聶夫同志共同解決購買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事宜，並帶回迪特曼的藏書。”通過（可能是安德雷夫做出的）修正，這封信中期望提供的數額上限從850萬法國法郎降到700萬法國法郎。

1936年1月31日，安德雷夫親自告知斯大林，他多次同阿羅謝夫和阿多拉茨基商談購買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事情：“阿羅謝夫和阿多拉茨基同志根據提供給他們的各方面情況提出：（1）重新擬定‘協議草稿’﹔（2）要購買的檔案價格為500萬至700萬法國法郎，而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最終價格為1700萬至1500萬法國法郎﹔（3）關於阿羅謝夫同志的旅行建議。”安德雷夫附上了他要求阿多拉茨基提供的有待購買的檔案的清單。斯大林同意后，莫斯科做出了決定。當時給人留下的印象是，這樣一來，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很快就可以同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簽訂協議了。但是，不久，情況就表明並非如此。

阿羅謝夫停留莫斯科期間，季米聶夫在巴黎考察了存放在師范學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庫存。1939年2月11日，他向阿多拉茨基匯報說：“幾乎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東西都讓尼古拉耶夫斯基拿到自己的住所和另外一個地方去了。我（幾乎成功地）勸說他將有旁注的書籍放到我們大使館的保險箱中，以免損壞。他幾乎同意了，前提是沒有人知道這次搬運。”

三、布哈林與阿多拉茨基在巴黎

1936年3月7日，蘇聯代表團請求重新談判。為了確定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完整性，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前往哥本哈根。關於此行，拉羅夫說：“1936年3月，我重新處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事宜。兩位重量級的蘇聯人前往哥本哈根。最著名的是蘇聯馬克思研究專家、列寧的戰友、《消息報》主編布哈林。隨同他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院長阿多拉茨基。他們想要看看保存在這裡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因為蘇維埃有意花幾百萬——數額我記不清了——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手中購買它。正像他們向我解釋的那樣，此外還有一筆約100萬克朗的款項用於檔案的照相復制，而這一工作要在哥本哈根的丹麥王國圖書館進行。每一頁都要翻拍下來，以免出紕漏。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出售條件，他們無論如何要掌握照相復制件。我將兩個箱子送到黨務檔案館，並受委員會委托打開箱子，布哈林和阿多拉茨基當著我的面一頁一頁地查閱檔案。整整一個星期，我們每天坐在羅森農大街的房子裡。我今天仿佛還能看到，布哈林懷著怎樣的熱情——我想說懷著怎樣的摯愛——將馬克思的檔案拿在手裡研究。他肯定想將這筆寶藏帶回莫斯科，放進他向我提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地窖裡。”

阿多拉茨基的副手弗拉基米爾·格·索林（Vladimir G.Sorin）3月26日說道：“此行的結果就是，我們最終親眼看到了那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檔案當然格外珍貴，盡管有人有可能偷走了一些意義非凡且極其重要的手稿。我們在兩天的時間裡隻能走馬觀花地瀏覽檔案，而要接收檔案，至少需要7—10天。現在，我們要致力於盡快推進會談，得到這樣或那樣的答復。但是，我們要考慮到至少還需要兩周時間。”

從哥本哈根返回后，他們在巴黎提交了早在莫斯科就重新擬好的“協議草稿”，將保証金預訂為700萬法國法郎，並在其他一些條款上回避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的想法。隨后，尼古拉耶夫斯基向他們轉交了一份阿德勒於3月31日寫給他的信函。根據這一信函，會談可視為破裂。阿德勒提出，委員會1935年12月提交的“協議草稿”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此時提交的“協議草稿”有三個“重要差異”：“（1）我們在‘協議草稿’的第二條中要求明確規定，該協議不具有政治含義，不為締約雙方附加任何政治義務。這一規定在提交給我們的新‘協議草稿’中完全沒有。而這一規定構成了我們實現協議的根本前提。缺少它，意味著協議自然失效。（2）在布魯姆和我同阿羅謝夫同志於12月進行的詳細會談中，我們明確而坦誠地向他表明，保証金的數額決非隨意確定，而是符合一種必要性，正是這種必要性協調了對移交手稿至關重要的各方利益。我們公開聲明，除了我們的委員會首先必須奉行的學術宗旨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宣傳工作的需要之外，還要考慮其他立場，如關懷在德國的戰俘的家庭，關懷因希特勒的恐怖而在流亡中殉難的人士。新‘協議草稿’的第二條中提出的保証金不在解決問題的考慮之列。（3）新‘協議草稿’的第三條提出的付款方式也不在考慮之列。‘附加條款’必然會令人考慮今天局勢的不穩定性。但是，我在第8條中提出的建議不是由幣種的不穩定性決定的，而是取決於我們的願望，即著眼於我們在第二條中提出的不附加政治義務、盡快完結全部事情的建議。”同時，阿德勒聲明，如果莫斯科的代表准備修改草稿，他准備再次同他們在巴黎會面。

阿多拉茨基致信索林說，4月6日的這次會面主要事關售賣價格。阿德勒堅持2500萬法郎。他們請阿德勒注意，文獻遺產中最重要的（約30個）筆記本已經缺失。隨后，阿德勒降價10%，即250萬法郎。阿多拉茨基卻希望“咨詢”所有委員會委員，以便用可以接受的價格購買檔案，而這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伊爾亞·艾倫堡（Ilja Ehrenburg）自1932年起任《消息報》駐巴黎的通訊員，他描述了同自己的主編布哈林的一次會面：“1936年4月，布哈林來巴黎，下榻盧特提亞飯店。他告訴我們，斯大林派他前來，借助孟什維克購買德國社會民主黨運往巴黎的馬克思檔案。他突然補充說：‘可能這是一個陷阱，我不知道。’他非常激動，有時又很困惑。”

一切都預示著會談接下來可以順利進行，有可能取得積極的成果。當時，布哈林同斯大林再次通了電話，據他向委員會成員說，斯大林聲稱蘇維埃“無法支付這一價格的錢款”。布哈林請求委員會通盤考慮各種機會。4月20日，布哈林同阿多拉茨基商議，由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保存檔案20年，支付1000萬法國法郎，而委員會降低了要求，即保存檔案10年，但要支付1300萬。

無論是布哈林還是阿多拉茨基，都試圖再次聯系斯大林，但斯大林的秘書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Aleksandr N.Poskrebyshev）告訴他們，斯大林堅持最初的價格。這樣，蘇聯代表團全體成員於4月22日突然離開巴黎。6月12日，尼古拉耶夫斯基致信阿德勒說，“布哈林及其同事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權限”，他們因“越權”而被遣返。

四、會談破裂

接下來的談判最初是通過中間人進行的。蘇聯大使館的艾維根尼·赫爾施菲爾德（Evgenij Hirschfeld）對此負責，他再次同羅林取得了聯系。1936年7月3日，阿多拉茨基就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為取得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而交付保証金的幾項有爭議的要點做了細致的說明。10日，赫爾施菲爾德將信息通報羅林，並於26日向斯大林匯報：“根據您的指示，我給羅林寄去一封信，內含您傳達的條件。羅林已經同意750萬的數額。幾天后，我收到阿德勒的一封信。他請求我接待一位委員會成員，即社會主義領袖莫迪克利亞尼（Mordigliani）。我看不出有拒絕接待他的理由，但向羅林指明，我們曾約定通過羅林將委員會的答復傳達給我，我個人不會同委員會的任何個人會面。在同我的會談中，莫迪克利亞尼請求，從20年內歸還檔案這一條款中剔除對交納保証金這一必要性的提示。用莫迪克利亞尼的話說，這一條件對於掌握檔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是‘傷害性的’，因為這一條件‘給人留下的印象’就好像他們無意保留檔案似的。此外，他還請求提高數額，因為在原先提出的1000萬與此刻的750萬之間，差別過大。同時，他指出，他可以理解還有一系列必要的支出（照相復制、公務旅行、勞務費用），但這些不會超過100萬。為了降低費用，可以隻制作一份照相復制件，而不是兩份。莫迪克利亞尼就此提出了‘這筆錢是否是無的放矢’的問題。……最后，他提醒說，不要用法郎來付這一數額，而要按照他們根據協議簽訂日確定的幣種匯率來支付。我回答他，我只是一個中介。同時，我相當肯定地向他解釋說，這事關政府的決策，在我看來幾乎不可能做任何改動。我還逐項向他強調，刪除‘為20年內有可能歸還檔案而支付保証金’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這事關一項自然而然且合乎邏輯的要求，這種要求出於一種願望，即我們在未來也需要保留檔案，而委員會的成員肯定也有此意向。在同莫迪克利亞尼會談后，我多次見過羅林，向他提到了莫迪克利亞尼表達的提高數額的願望。我強調，如果他們要提高數額的話，也隻能在這1000萬的范圍內。我還向他說明，任何在他們已接受的條件下的改動都無需再談。羅林同意我的話，並說明他希望未來能夠達成協議。我向他解釋說，在委員會出具認可我們的條件的公函之前，莫斯科不會派人前往。羅林保証同我在委員會出具公文文本一事上保持一致。他建議，將預定的價格提高25萬法郎，即提高大約一份照相復制件的價格（即從總數1000萬中向委員會提供775萬）。羅林還再次重申，他希望協議不久就可以簽訂。羅林介紹了委員會內部兩派之間完全可以理解的爭斗。一派（包括莫迪克利亞尼）熱衷於盡可能高的數額，以便委員會用來在第二國際各支部間進行分配。另一派與羅林“合作”，因而對收取較低的數額感興趣，以便抬高勞務費。”

此時，尼古拉耶夫斯基努力促使委員會盡快達成關於簽訂協議的決議，因為“條件更為有利了”。7月30日，委員會再次審閱協議的各項問題，隨后給尼古拉耶夫斯基“開了綠燈”，向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正式發函。8月4日，信函抵達莫斯科，內容是：“我接受委托告知您，委員會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研究而同意簽署1936年4月協商並於同年夏天草擬的協議，同時向您詳細闡釋您給亨利·羅林先生的信函。為擬就最終的協議，讓·龍格先生接受委員會的委托，以他的名字簽署協議。我冒昧敦請您告知我協議雙方的簽署地點。”

這封信附在一份日期為1936年8月1日的法文新協議草稿中，意味著雙方就數額達成了一致。此時，阿多拉茨基隻需負責此事的中央委員會書記同意即可。8月19日，他致信希爾施菲爾德說：“完結購買檔案一事（簽署協議，出公差取得檔案，准備相應的資金）的問題目前處於通過機構予以解決的過程中。我收到您8月初的電報后，毫不耽擱地書面提出了相應建議以供決策。決議一經通過，我馬上告知您。我們隻需要等待。社會民主黨的先生們磨蹭太久了，現在他們可以等待了。我建議，為接收在哥本哈根和巴黎的檔案至少預留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最好在簽字后再開始接收，即在9月1日后接收。”

但是，1936年8月，蘇聯的政治局勢閃電般地發生了變化。此時，同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簽署協議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已經無從談起。9月5日，阿德勒致信克魯梅內爾說：“正像審判這一厄運充分體現出來的那樣，我覺得有必要同您們深入地談一談，在這種完全變化了的情況下，是否至少有必要拖一拖時間，以便同眼前的事件拉開一段距離。”

早在8月31日，克魯梅內爾就同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簽署了保存檔案的協議，它實際上已經終結了同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談判。1938年5月，購買協議締結，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在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最終歸阿姆斯特丹的研究所所有。不到一個月之后，即 6月11日，希爾施費爾德告知阿多拉茨基這一購買事實。關於賣家的出價和條件，羅林未能了解。

﹝本文原載《MEGA 研究》（MEGA-Studien）1995年第2期﹞

﹝羅爾夫·黑克爾（Rolf Hecker）：德國柏林MEGA編輯促進協會﹔魯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