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是如何跑到莫斯科去的?

作者:拉裡莎·米茲凱維奇/文 魯路/譯    發布時間:202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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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柏林檔案館以前保存的卡爾·馬克思的一系列經濟學手稿,如今保存在莫斯科。關於它們如何跑到那裡去的,截止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隻能猜測。就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2版(MEGA2)的編輯人員也接觸不到那些能夠提供有關情況的資料。MEGA相關卷次——第二部分第1—3卷、第4卷第1分冊——中的流傳史說明僅限於指出手稿原件保存在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IMLM)。

對於澄清有疑問的手稿流傳史來說,馬列研究院院長辦公室的通信具有特殊意義,只是無法完整獲取。其他線索可從研究院檔案館的“收錄登記薄”中尋找。

這一線索可以追溯到1935年。這一年初,馬雷克·克裡格博士(Marek Kriger)從維也納致信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希望向檔案館出售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這封信至今未找到,流傳下來的卻有兩份檔案,似乎是克裡格當時一同郵寄的,為的是証明:第一,他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SAI)中並非默默無聞﹔第二,那些材料是他合法獲得的。第一份檔案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書記弗裡德裡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於1931年12月7日寫給克裡格的一封書信的照片復制件,信中給出的地址,克裡格在1935—1936年與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磋商時也在使用。

檔案一

致馬雷克·克裡格博士

維也納19

胡施巷1號

尊敬的克裡格博士同志:

衷心感謝您12月4日的來信和來電。您從書信復制件中可以看到,事情我已處理完畢,書信我今天交給了雷瑙德爾(Renaudel)。

現在迫切需要我們盡快獲悉法庭重新開庭的實際日期以及下一次延期的情況,因為雷瑙德爾同志極其忙碌,行程自然要這樣安排,即開庭時他在華沙。請您求助於海克爾(Haecker)同志,讓他隨時通知您這一日期,即日期變更的情況。您一有消息,請您馬上通知我。

您在《工人報》上的報道,我自然在它剛一發表時就拜讀了。報道很有意思,肯定有用處。我們期待您寫一篇綜述性報道。或許,這樣來發表報道是合理的,即在判決做出之前,新聞界就拿到報道。我相信,此刻,在目擊証人陳述完畢之后,是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了。

衷心問候!

您的

(簽字)弗·阿德勒

第二份檔案是位於柏林菩提樹大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於1933年12月18日出具的“追加性証明”的照片復制件。

檔案二

柏林,1933年12月18日

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簽章)

菩提樹大街3號

追加性証明

謹此簽字証明,馬雷克·克裡格博士先生,家居柏林順內貝格薩爾茨堡大街15號,於今年4月至12月間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對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手稿遺產做了實質性材料整理,並制訂了相關大量著述的總體目錄。

此外,他還做了預備性檔案工作。此項工作對於黨的檔案館中保存的涉及第一國際的檔案以及莫澤斯·赫斯的著述遺產的歸檔整理均屬必要。

謹懷感激之情証明,克裡格博士為黨的檔案館的利益而向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捐助了大筆資金。

鑒於其做出了上述貢獻重大且勞動量巨大的工作和捐贈,黨的委員會的簽字人明確授權,將簽字人標注且大多留有其他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及赫斯手稿交付克裡格博士先生,補償其勞動報酬。因此,其擁有的上述作家的手稿及檔案均屬其合法擁有。

謹此証明

檔案館負責人

I.A.

1935年3月至5月蘇聯駐奧地利代表處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之間的通信往來反映出,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院長弗拉基米爾·阿多拉茨基(Vladimir V.Adoratskij)對克裡格提供的材料很感興趣,卻懷疑這些材料的真偽。顯然,克裡格最初向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提供了《資本論》第1卷和第2卷的300頁馬克思草稿、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草稿和一些有馬克思手跡的書籍。同克裡格談判的,是蘇聯駐奧地利代表處一等秘書雅科夫·波多爾斯基(Jakov B.Podo’skij),此人接受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指示,不讓對方察覺該研究院的興趣有多麼大,以便如果這些檔案資料可証明為真跡,克裡格無法提高價格。

1935年12月5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記錄,收入克裡格擁有的前三份手跡:

檔案三

文件

……日,波多爾斯基同志向馬列研究院交付他從克裡格博士處(維也納ⅪⅩ Huschkagasse 1.)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檔案。

檔案目錄

1.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手稿,有恩格斯文字的“手稿四”——10張紙﹔

2. 馬克思數學手稿——1張紙﹔

3. 與布朗基主義者的協議,有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簽字——1張紙。

文件已交付檔案館

簽字

D.格爾迪瓦接收

馬克思恩格斯檔案館(弗金)

1935年12月5日

12月,阿多拉茨基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將此事告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負責人格爾曼·季米聶夫(German A.Tichomimov)。季米聶夫當時正同亞歷山大·阿羅謝夫(Aleksandr J.Arosev)一道逗留巴黎,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協商獲取該黨擁有的全部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克裡格是如何得到這些檔案的,待季米聶夫回去后,他將向其匯報。由於季米聶夫還要長時間逗留巴黎,所以阿多拉茨基於1936年1月4日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

檔案四

格爾曼·亞列克山德洛維奇(German ):

……您不在時,我們又搞到一些東西:一份馬克思手稿原件。我給您寄去一份照片復制件。關於這份手稿以及另外兩份檔案(馬克思寫下數學筆記的一張紙和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8卷的與布朗基主義者的協議)的獲取,我可以做如下陳述。它們是蘇維埃駐奧地利全權代表處一等秘書波多爾斯基同志轉交給我的,他得自於某位馬雷克·克裡格博士,此人1935年初曾致信我們(附上他的書信、附件及我們的答復的復制件)。……據波多爾斯基說,克裡格不是騙子。但是,我不願意讓他來(他想來蘇聯),我覺得這太顯眼了。不過他擁有的檔案,我們必須搞到,尤其是1857—1858年馬克思《資本論》手稿的3個筆記本,它們分別有45頁、21頁和45頁。

克裡格值得關注,因為他於1932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工作過。正如1933年12月18日在柏林簽署的檔案表明,工作日期是4月至12月間。波多爾斯基預支了克裡格3000奧地利先令,這筆錢我們已經還給他了。波多爾斯基前往維也納之前,我同他商定,他同克裡格談判時,要等到談及我們購買上述三份檔案時,才能提及我講的大約1萬先令的價格……。據波多爾斯基說,克裡格知道其他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材料在哪裡(總之是在柏林)。還有,他肯定非常熟悉檔案館。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給我們提供有益的指導。另外,波多爾斯基向我說明,克裡格請求,我們在同其他人商談時,不要使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致克裡格的那份關於移交馬克思手稿的檔案……

1836年1月4日

致以問候!弗·阿多拉茨基

這期間,在維也納的面談中起中間人作用的鮑裡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ij)向阿羅謝夫和季米聶夫提供了一份寄存在哥本哈根的材料清單。據1935年12月24日季米聶夫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所說,清單也表明,有哪些東西遺失了。阿多拉茨基所說的獲取克裡格擁有的檔案表明,他顯然在盡力從尼克拉耶夫斯基那裡獲悉更多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丟失檔案的情況。1936年1月9日,阿多拉茨基說:“尼克拉耶夫斯基猜測,所有丟失的東西都是邁耶爾徑直從檔案館中偷走的,其中有23個《資本論》筆記本。顯然,克裡格有這些筆記本,但他隻拿出來三本。”季米聶夫認為,克裡格就是邁耶爾本人。此外,阿多拉茨基在1月19日的一封信中說:“說到克裡格,我不知道您為什麼認為他就是邁耶爾本人。也許他同邁耶爾關系密切。關於他實際上就是克裡格,生活在維也納,這一點他已經借助於阿德勒寫給他的一封信証明了。我寫信告訴波多爾斯基您的想法,請求他謹慎考慮,同克裡格打交道要小心。” 1月25日,季米聶夫回信說:“關於克裡格,或許他不是邁耶爾,但事實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正是邁耶爾管理這些被偷走的檔案。這一點,尼古拉耶夫斯基剛才終於講了。據說這些年間,他在檔案館從未同一位名叫克什麼的人合作過,也從未將自己負責的原始檔案交付任何人。檔案館並未被洗劫一空,隻有23個筆記本和若干個別檔案丟失了。”

1936年6月2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收錄登記薄”中記錄了進一步獲取手稿——馬克思筆記本A、B、III——的情況:“得自波多爾斯基(克裡格)”。

關於此后仍屬於克裡格的手稿,波多爾斯基於6月18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一封信做了揭示:

檔案五

1936年6月18日於維也納

第104號

致阿多拉茨基同志

親愛的阿多拉茨基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凡是我們在維也納的馬克思研究專家擁有的,我們必須得到一份完整的目錄。我把您上一封信中的一些段落轉達給該專家后,終於從他那裡得到這樣一份清單。至於他遲疑的原因,據他講,要這樣來看,即他很難將其同手稿原件分開,即使他原則上決定將所有材料售予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此外,並非所有材料都在這裡。無疑,他的考慮也起到了作用。

我在講這一目錄之前,還想提一下:這位馬克思研究專家從可靠渠道得知,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想得到巴黎的檔案,這正合所有人的心願。他們要將它賣給自己人,並准備以更低的價格賣出去。

現在先說第一份目錄:

(1)馬克思的5個筆記本在3個已經寄出的筆記本之外。在5個筆記本中,有3個筆記本共同的題目是“資本章”,第一個筆記本注明1857年12月,共53頁﹔第二個筆記本注明1858年1月,共34頁﹔第三個筆記本注明1858年2月,共44頁。

另一個筆記本共28頁,題目為“貨幣章”,而第五個筆記本沒有題目。

(2)《資本論》手稿。

(3)第二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對開本150頁。

(4)第一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的對開本76頁和4個零散的半張。

(5)第一章開頭“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及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的對開本2頁。

第二份目錄主要包含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馬克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23個筆記本,共1476頁。

其他若干小規模手稿是:

(1)《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恩格斯撰寫,馬克思修改,共4頁。

(2)2頁馬克思手稿,注明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集中制問題本身。

(3)1869年3月9日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民主主義者國際同盟中央局的法文信件,加上1870年8月6日和30日馬克思致海爾曼·榮克的英文信件,共4頁。

(4)1872年7月24日恩格斯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一封法文信件,有馬克思的引見,共4頁。

(5)1870年8月2日馬克思致約翰·菲力浦·貝克爾的一封信,共4頁。

這位馬克思研究專家希望為所有列出的材料得到總共15萬奧地利先令。細分起來,第一份目錄的檔案價格為5萬奧地利先令,第二份目錄的檔案價格為10萬奧地利先令。據說,這是他的“最終”價格,他自然很願意馬上收到全部錢款。

還有一些檔案,他願意“旅行莫斯科時贈送”,但我沒有細談這一主題。

我等待您回信指示。

致以同志般的敬禮!

雅·波多爾斯基

在第一份目錄中,“(1)”下面提到的筆記本即《大綱》筆記本四、五、六以及筆記本一、二。 “(2)”下面是:《資本論》第2卷手稿一﹔第1卷第六章﹔第3卷第一章的一份草稿。第二份目錄中首先羅列的是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的23個筆記本。

接下來在維也納的談判由蘇聯駐奧地利代表處負責人伊萬·洛倫克(Ivan L.Lorenc)親自進行。9月15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一位副院長弗拉基米爾·索林(Vladimir G.Sorin)通知他,錢款已經匯出:

檔案六

致蘇維埃駐奧地利全權代表洛倫克同志

尊敬的同志:

2萬金盧布(折合17900美元)已匯出,用於購買公民克裡格的馬克思檔案。馬克西米利安·薩韋利耶夫(Maksimilian A.Savel’ev)同志前往卡爾斯巴德,將同您取得聯系,並前往維也納,以便接收檔案。

我請求您,在接收檔案后通過薩韋利耶夫同志向克裡格支付這筆款項。

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副院長

弗·索林

1936年9月15日

第586/c號

9月30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另一位副院長薩韋利耶夫告訴自己的同事索林,那位“馬克思研究專家”期望的是2萬美元,而不是金盧布。但是,從洛倫克與薩維列夫10月17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信(檔案七和檔案八)中可以看出,協議很快達成了。從洛倫克11月9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克裡格最終對17900美元表示滿意。

檔案七

維也納1936年10月17日第160/c號

致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院長弗拉基米爾·維克托羅維奇·阿多拉茨基同志

尊敬的弗拉基米爾·維克托羅維奇:

我很高興地通知您,我們今天與薩韋利耶夫同志一道結束了同克裡格的會談,得到了目錄中羅列的所有檔案,除筆記本三之外。克裡格已於10月19日將該筆記本交付我們。

我們今天給您寄去所有我們已掌握的手稿,它們對於蘇維埃具有非常突出的價值,涉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23個筆記本、馬克思《資本論》草稿的一系列極具價值的筆記本,以及一些小規模手稿。薩韋利耶夫同志單獨給您寄去一封信,附有郵遞檔案的目錄。

同克裡格的會談曠日持久。波多爾斯基同志離開后,我繼續會談。我不得不強調,在我看來,會談本該更早結束。

克裡格在同我和薩韋利耶夫同志的會談中表現得極為得體,對我們格外信任。我原本可以做到在兩次見面的過程中就結束預備會談。這樣,我們就可以在薩韋利耶夫同志到達后馬上處理轉交檔案事宜。

克裡格在整個過程中強調,檔案必須保存在莫斯科,他視移交檔案給我們為他的義務。因此,他格外關注他寄往莫斯科的馬克思手稿原件照片。他強調說,這些照片極富價值,並請求波多爾斯基同志轉告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這些照片應當贈送給斯大林同志,讓它們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因為,“放在任何另外一張辦公桌上都不合適”。我們安慰他,向他解釋照片在莫斯科極其安全。要告別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令克裡格極其難過、甚至痛苦。他全神貫注於手稿,對手稿倒背如流。移交手稿時,他雙手顫抖。他並不想掩飾自己的激動情緒,多次坦言同手稿分離令他極其難過。他是一個極其富有的人,不需要錢財,因而認為有必要向我們解釋為什麼他要為移交檔案收取錢財。他沒有“販賣”手稿,只是收取一定的錢來補償他的支出,以便能夠結束他的學術工作。倘若他要販賣手稿,可以獲得遠遠多於我們支付的錢。他將這一立場寫進聲明中,聲明由波多爾斯基交給您了。我想聲明,克裡格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將檔案帶來並轉交我們時,尚未提前收到錢。現在,在我們將檔案寄給您的同時,克裡格剛剛收到900美元。他還想考慮一下需要哪種幣種以及在哪家銀行開支票,而我們在付錢之前還會得到最后3個筆記本。

因此,克裡格請求有機會去莫斯科一段時間,以便在我們的檔案館工作。他最初想在我們這裡完結研究工作,願意來莫斯科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想,我們無論如何應當向克裡格提供簽証,迄今的拒絕態度看來是誤解的結果。克裡格還擁有一些非常有價值的馬克思恩格斯檔案,具體情況薩韋利耶夫同志會跟您說。我相信,克裡格如果來莫斯科,也會將這些檔案交給我們的。我甚至相信,我們應當讓克裡格作為“非旅游者”免費來莫斯科一個月。這筆支出完全值得。過幾天,薩韋利耶夫同志會去您那裡,向您描述他的印象。我想,對於我們大規模地在巴黎購買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檔案來說,克裡格會非常有用。

克裡格向我們展示了一系列檔案與信件,以表明在他提供給我們的檔案中,一部分得自他在柏林檔案館的工作,另一部分是從檔案館購買的。

致以同志般的問候!

伊萬·洛倫克

檔案八

親愛的弗拉基米爾·維克托羅維奇:

我們利用外交郵件的機會,寄給您我們同克裡格商談的所有手稿,同樣包含在他的目錄中的“小規模系列”(指《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作者注)的3個筆記本(題目是“資本章”)除外。據他說,他“忘記”這3個筆記本是否要交給我們了。當我向他提及這3個筆記本的准確規模和內容時,他便“想了起來”,並許諾21日星期一就帶來。他交給我們“大規模系列”(指《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作者注)的23個筆記本、小規模系列的2個筆記本,以及《資本論》的其他一些材料和波多爾斯基轉交的目錄中的一些個別檔案,卻只是在此前得到我們總價格中的900美元,在我看來,他不會不交給我們剩下的3個筆記本,尤其是在最后幾次會談中,他對此沒有表示原則上和實際上的異議。

凡是能做的,我都做了,為的是取得克裡格的認可,通過明確的行動來爭取他。他對我們還非常有用。長久以來,他就從事收集各種馬克思主義著作版本的工作。憑著誠實和明智的收藏熱情,他顯然還存有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中的重要東西。也許在希特勒奪取德國政權的危難時刻,他將它們賣掉了。但是,無論如何,他為我們開具了書面証明,証明手稿是檔案館交予他自由支配的。……

我從與克裡格的談話中得知,他還有對研究院來說極其有意思的一些東西。他多次向我聲明,他明確主張將所有材料交付我們的檔案館,並向我們講述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努力,甚至私下裡給我們看了委員會主席和財務負責人齊格蒙特·克魯梅內爾(Siegmund Crummenerl)的信,后者在信中告訴他,他們准備將大規模的馬克思檔案賣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去,雖然沒有提及賣給誰和賣多少錢,卻表達了一種願望,即在一個月內了結這件事。顯然,他對社會民主黨的計劃了然於胸。……

問候您和您的家人……

您的薩韋利耶夫

1936年10月17日

10月20日,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登記記錄顯示,收到了薩韋利耶夫寄送的手稿。11月7日,洛倫克告訴阿多拉茨基,自己又收到了3個筆記本,並將其寄出。

檔案九

維也納1936年11月7日

第175/c號

致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院長阿多拉茨基同志

尊敬的同志:

我們隨信再寄給您馬克思的三份大規模手稿,以補充以前寄給您的馬克思手稿……

克裡格因與這些筆記本分離而心情沉重。他保証說,這些筆記本在柏林檔案館的一個箱子裡,同一些報紙放在一起,是他本人找到的。據他所知,這些筆記本從未發表過,也未翻拍過。因此,他認為您的研究院也不了解這些筆記本。(克裡格在這裡弄錯了。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已經有了這3個筆記本——顯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第四、第五和第六個筆記本——的照片復制件,想必是20世紀20年代初就已翻拍的。當然,當時做的復制件有些質量很差,必須重新復制。看來這3個筆記本當時未一起翻拍。無論如何,它們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其他筆記本不同,沒有顯示鉛筆做的記號,而20世紀20年代中期拍照的檔案各頁上都有鉛筆記號。——作者注)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筆記本對我們來說價值極高。實際上,這些筆記本沒有恩格斯、考茨基等人做的記號或劃的線,不像此前寄給您的筆記本中的紙頁都經過加工。寄給您的這3個筆記本非常有意思……

第三,同克裡格的談話非常艱難,這主要是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有心理斗爭。我並不懷疑我們最終能夠從他那裡得到他擁有的所有東西。他本人就強調說,他視轉交所有手稿給我們為他的道德義務。但是,另一方面,同手稿相分離又令他非常難過,他從我們手中拿錢也令他心情沉重。不過,他的境況顯然令他別無選擇。他給人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既一心一意又顯小家子氣的人。他生活簡朴,住在簡陋的房間裡,盡管他是一個富人。他的大部分財產都留在了柏林,因而隻能費力地一步步變現。在進行最后一次商談時,他很難受,再次為從我們手裡拿錢做辯解。他還強調,自己的良心受到煎熬,因為他理解,這筆錢可以使我們增加對西班牙的援助,調去更多的大炮。我回答說,我不了解我們對西班牙的軍事援助,但在同法西斯的斗爭中,馬克思書稿中的字字句句都起到了最強有力的武器的作用。因此,這些手稿不能藏在保險箱裡,而要交給我們。克裡格臉色通紅,激動異常,強調說他理解我,我的正確而坦誠的回答深深地打動了他,他會毫不遲疑地將所有東西轉交我們。隨后,他向我發誓說,他准備將一些檔案的照片復制件交給我們——當然是無償的,以便我們了解那些文本,至於原件,我們需要再給他一些時間。……

第四,我附上克裡格的收訖,即他為所有交給我們的檔案收訖17900美元。我請求您對收到手稿做出証明。

全權代表:洛倫克

這樣一來,盡管在這一時期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談判未取得成果,但是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得到了一大批馬克思手稿的遺產。至於應當如何評價此事的意義,可以由此看出來:在同克裡格商談的過程中,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內務人民委員和中央書記尼古拉·葉若夫(Nikolaj Eov)以及斯大林的秘書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Aleksandr N.Poskrebysev)也被牽扯進來,他們也收到了洛倫克1936年11月7日致阿多拉茨基信件的復制件。

與克裡格的通信往來又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獲取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歷史就此告一段落。 可以補充說明的是,克裡格於1947年通過波蘭外交部再次聯絡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打算提供其他檔案。對於蘇聯外交部1947年12月18日的詢問,時任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院長弗拉基米爾·科魯茲科夫(Vladimir S.Krukov)於1947年12月22日回信說,檔案館已於1935—1936年從克裡格手中得到了重要手稿。科魯茲科夫還在信中補充了關於克裡格的“近況”,提到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工作人員米歇爾·奧西波夫(Michail V.Osipov)於1946年受命出差前往德國期間,曾探尋克裡格的下落。奧西波夫在柏林找到克裡格的一名家政雇員,從雇員口中得知,克裡格去美國了。克裡格是百萬富翁,他在柏林的一幢房子被炸毀,此外,他還有保留完好的郊區別墅以及留在德國的其他財產。當時,科魯茲科夫還告知蘇共中央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克裡格提供的東西。正像蘇聯外交部在1947年12月18日的信中所說的那樣,那是克裡格於1932—1933年從柏林帶去倫敦並寄存在一位親戚那裡的保險櫃中的一些材料。1948年8月12日,科魯茲科夫在致外交部的信中証實,收到了“公民克裡格通過波蘭駐倫敦大使館轉交的文件”,它們是國際工人協會重要文件的首版。

克裡格再次露面是在1949年底。正像1949年12月4日蘇聯外交部告知時任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院長皮特·波斯佩洛夫(Petr N.Pospelov)的那樣,“曾數次向我們遞交馬克思恩格斯檔案的波蘭公民克裡格”想向駐波蘭大使館遞交蘇黎世銀行一個保險箱的鑰匙,並授權取走裡面保存的檔案。克裡格的意圖是,在斯大林70壽辰之際向蘇聯贈送這些檔案。大使館詢問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對此是否有興趣,波斯佩洛夫做了肯定的答復。但是,1950年7月16日,他從外交部獲悉,駐瑞士大使館無法獲取檔案,因為克裡格去世后,他的保險箱被凍結了。克裡格的繼承人是生活在瑞士的他的遺孀。經過波蘭代表團前往伯爾尼接洽,這位遺孀聲稱,願意以7500瑞士法郎的價格向代表團出售檔案——根據附帶的目錄,它主要還是國際工人協會的刊印材料。波蘭人准備付款,但想事先知道,蘇聯方面是否當真對此感興趣。而波斯佩洛夫的回復未流傳下來。

附注

保存在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2版第二部分的所有文本實物與原始手跡並非都來自克裡格。像《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樣書與《資本論》第1卷第2版就是1934年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在阿爾特曼舊書店花4300馬克購買的。《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樣書是馬克思的重外孫保爾·龍格(Paul Longuet)和馬塞爾·龍格(Marcel Longuet)贈送給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的。早在1952年,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就從他們手中得到了“《資本論》第1卷補充和修訂”手稿和“《資本論》第1卷變更表”。帶有馬克思親手勘誤的《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第1分冊,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於1962年得自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的圖書館。

﹝本文原載2012年《馬克思恩格斯年鑒》(Marx Engels Jahrbuch)﹞

﹝拉裡莎·米茲凱維奇(Larisa Miskevic):原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魯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