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創時期的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成立的眾多科學研究機構中,設在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佔有重要地位。該機構初創於1920年12月,在其后短短的10年間不僅發展成為世界公認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而且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歷史研究機構之一。就其影響而言,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把它同歐洲許多老牌研究機構相提並論。就其研究活動的特點來說,它首先是一個歷史研究院,並因研究內容和所關注的歷史時期的不同而區別於列寧研究院和共產主義學院。它致力於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並對西方直至一戰爆發前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進行研究。
1919年,達維德·梁贊諾夫在社會主義學院圖書館內部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史研究室”,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雛形。1922年6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正式成為一家獨立的研究機構。此時,組織基礎已然形成,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可以在廣泛的科學意義上得到拓展。研究院內部機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有關主題進行設置。因此,就組織結構方面而言,它在科學上沒有先例可以借鑒。
研究院的結構十分獨特,共劃分為六大部門:(1)研究室﹔(2)圖書館﹔(3)檔案館﹔(4)博物館﹔(5)出版社﹔(6)科研管理部。研究室與圖書館聯系緊密,因為圖書並非陳列在圖書館裡,而是放置在各個研究室中。藏書按照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學科或領域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存放並不斷進行系統化補充,以便於研究者使用。
在成立初期,研究院主要致力於健全各個研究室,其藏書通過不同的方式獲得。最大規模的、最有價值的收藏方式是收購若干專業圖書館。1920年,研究院收購了維也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文獻收藏家狄奧多·毛特內爾和威廉·帕朋海姆的圖書館(藏書2萬余冊)﹔同年還收購了卡爾·格律恩伯格教授的圖書館(藏書1萬余冊),其中藏有農業史和經濟史方面的圖書、17—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文獻以及珍稀的社會主義小冊子和報紙。1921年,研究院收購了威廉·文德爾班教授的費希特圖書館,它同教育人民委員部有關法國唯物主義者和18世紀啟蒙主義者的珍貴收藏一起奠定了哲學研究室的基礎。1923年,研究院收購了1920年在維也納去世的俄羅斯移民S.克裡亞琴科的圖書館,其中珍藏了19世紀70—80年代的大量俄國革命報刊。1925年,研究院收購了約翰·亨利·麥凱的施蒂納收藏室,內含這位收藏愛好者用30年時間收藏的1100冊圖書和300份手稿。1926年,研究院收購了著名國民經濟學家阿道夫·索特伯爾的圖書館(4500冊關於貨幣和銀行業歷史的圖書)和維也納教授威廉·諾伊哈特的圖書館(1000冊圖書),並從法國革命歷史編纂學家查理·韋利那裡購買了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著作集(包括與他們有關的文獻)。1927年,研究院收購了維也納著名的海爾菲特收藏館,其中藏有約瑟夫·亞裡山大·馮·海爾菲特男爵在60年的時間裡搜集到的有關奧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資料(5000冊書籍、1萬多份傳單以及330份報紙等)。在研究院購藏的文獻資料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期出版發行的全套《泰晤士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通過大量收購這些專業收藏,並不斷充實新的出版物,研究院擁有了該領域舉世公認的最好的圖書館。
研究室
研究院的研究部門分為14個研究室,這些研究室均按照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有關主題設立,並擁有大部分藏書。每個研究室的工作班子由負責人、助手、一名或幾名科學工作者、一名或多名圖書管理人員組成——依據研究室的大小、重要性及其任務來確定。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對於研究院的全部研究活動具有核心意義,由梁贊諾夫本人領導。這裡收藏有當時能夠收集到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多個語種的首版、新版和譯本)以及與他們有關的所有刊物。特別珍稀的資料有:青年恩格斯關於弗裡德裡希·謝林的兩本小冊子﹔恩格斯和埃德加·鮑威爾的《基督教英雄敘事詩》﹔海爾曼·貝克爾出版的《馬克思文集》的第一冊,也是唯一一冊(1851年)﹔巴塞爾和波士頓版的《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馬克思關於亨利·帕麥斯頓的小冊子﹔恩格斯的文集《志願兵讀物》﹔斐迪南·拉薩爾收藏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上面有大量邊注﹔收錄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美國新百科全書》,等等。研究室擁有的珍稀報刊有:卡爾·谷茲科的《德意志電訊》《萊茵報》《瑞士共和主義者》﹔巴黎的《前進報》《新道德世界》《北極星報》(喬治·哈尼的收藏)、《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共產主義雜志》(倫敦,1847年9月)、《新萊茵報》﹔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所有雜志(1844—1848)﹔哈尼的《民主評論》《人民之友》《紅色共和黨人》﹔倫敦的《人民報》(1859年)、《民主周報》﹔蘇黎世的《社會民主黨人》﹔以及許多其他刊物。復印材料有戴維·烏爾卡爾特的報紙、厄內斯特·瓊斯的《人民報》、柏林的《雅典娜神廟》(1841年)、布雷斯勞的《新奧得報》、維也納的《新聞報》等。該研究室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編制了一份馬克思恩格斯文獻書目,其完整性將遠遠超過已有的所有書目。
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歷史研究室是對研究院的工作同樣具有核心意義的研究室,也由梁贊諾夫直接領導。這裡收集了來自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總委員會、各支部以及各國聯合會的記錄、宣言、小冊子、傳單和報紙,還匯集了當時能夠收集到的關於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所有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文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外還有大量的剪報、報道、文章,以及從最早時期直至第一國際時期的國際主義思想發展史文獻。
研究院的其余12個研究室的工作均可分為兩大領域:理論領域致力於對馬克思恩格斯畢生事業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理論的研究﹔歷史領域致力於考察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活動,以及深受他們的思想影響、工人運動發展得比較廣泛和持久的一些國家的歷史問題。研究室不僅收集、整理並不斷更新相關文獻,而且形成了研究院各種出版物的准備材料以及關於馬克思主義相關主題的專門文章。
哲學研究室擁有馬克思恩格斯為撰寫哲學著作而使用的大量文獻。較古老的文獻有笛卡爾、斯賓諾莎、培根、霍布斯、洛克、萊布尼茨以及其他英法唯物主義者和啟蒙主義者的著作或相關研究著作。德國古典哲學文獻也十分豐富,尤其是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的文集,以及黑格爾派的文獻。此外,該研究室還專門收藏有布魯諾·鮑威爾和大衛·弗裡德裡希·施特勞斯的《聖經》批判著作以及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著作。其他收藏還包括按照年代和國別劃分的哲學史、按照專業劃分的不同哲學領域和邊緣科學的著作,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著作。借助於蘇聯“辯証論者”與“機械論者”之間的論戰,有關自然科學的歷史和方法論文獻在幾年間得到了擴充。其中的“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小組經過重建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室。
經濟學研究室擁有大量關於政治經濟學史的文獻。在這裡,可以找到馬克思恩格斯引用過的幾乎所有經濟學著作,同時還有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文獻,它們按照《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進行編排(價值、剩余價值、利潤、價格、貨幣交易和信貸交易、資本積累、危機、世界經濟、地租和農業)。該研究室還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新研究方向為收藏對象,其中特別有價值的是威廉·配第等17世紀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和小冊子,大概隻有在英國的圖書館中才能看到如此豐富的專門收藏。
政治和法學研究室收藏有關於法哲學及其歷史(尤其是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來)的文獻,此外還有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所必需的文獻資料。政治思想的發展史,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工人民主制的發展史、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從馬基雅維利到列寧)的發展史以及黨的建設問題,都是該研究室的研究對象和關注焦點。
遺傳社會學研究室收藏有關於史前社會形態、私有制、家庭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宗教和技術發展史的文獻,尤其是研究原始社會的作者約翰·雅科多·巴霍芬、約翰·弗格森·麥克倫南、亨利·薩姆納·梅恩、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等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還有民族學和人類學經典作家、晚近人類文化學編輯者的作品,以及《環球》《民族學雜志》《人類學文庫》《人》《美國民族學局年度報告》《彼德曼消息》等大量專業雜志和其他刊物。最新的社會學學派及其研究方向也受到了關注。 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室收藏有當時能夠收集到的關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歷程的所有文獻。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烏托邦主義文獻尤為豐富,有關聖西門主義、傅立葉主義、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羅伯特·歐文和埃蒂耶納·卡貝的文獻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研究室還擁有一整套“托馬斯·莫爾收藏”(包括《烏托邦》原文第一、二版,以及法文、德文、俄文第一版)。值得特別關注的藏書還有:讓·梅葉的手寫版《遺書》,夏爾·傅立葉親筆題詞的《四種運動的理論》,全套的《生產者》《環球》《法郎吉》《新道德世界》《危機》等報刊,以及蒲魯東擁有的所有報紙。值得一提的還有19世紀之前的許多社會主義文學著作,以及無政府主義史方面的藏書,這裡除了有關麥凱的圖書外,還收藏了米哈伊爾·巴枯寧、彼得·克魯泡特金、埃利茲·雷克白和約翰·莫斯特撰寫的文獻或關於他們的文獻,以及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全部新聞報紙。
以國別命名的研究室致力於相關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研究。對於整個研究院來說,按照國家劃分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日耳曼國家研究室。該研究室主要研究德國、曾經的奧匈帝國、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北部國家,其中最為重要的研究小組致力於德國考古學研究,恩格斯在他未能發表的《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一文中深入考察了這個問題﹔其次是宗教改革及之前的德國農民戰爭研究小組﹔還有一個小組致力於研究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影響。不過,該研究室的主要關注點還是19世紀。由於萊茵省對於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生平和影響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專設一個特別小組,這裡收藏有萊茵省最重要的文獻和歷史刊物。在其他主要組別中,值得一提的還有關於七月革命的影響、南德自由運動、青年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政治社會詩歌、所有德語國家的1848—1849年革命等方面的收藏,其中有十分珍貴的孤本:威廉·魏特林的全部著作(包括《吁助德國青年》《青年一代》《工人共和國》), 雅科布·費奈迭的近乎全部收藏(包括《流亡者》)。此外,還有布魯諾·鮑威爾的著作(包括《基督教真相》《文學總匯報》)和阿爾諾德·盧格的著作。該研究室的1848—1849年小組憑借其7000冊書籍和小冊子、330份全套報紙和大約18000份傳單而成為全球范圍內該領域最豐富和最優秀的收藏者。1860—1914年小組主要收藏德國、奧匈帝國和瑞士的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有關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收藏涉及拉薩爾在瑞士的活動、《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及直至1914年的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文獻,其中值得提及的珍貴報紙有:漢堡的《北極星報》,萊比錫的《人民國家報》《前進報》(1876—1878),柏林的全套《前進報》,以及《柏林人民報》和《維也納工人報》。
法國和比利時研究室的第一小組收藏有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史和經濟史著作。另一個小組則收藏有從大革命直至拿破侖倒台期間的文獻。該研究室最有影響的小組的研究和收藏對象是讓-保爾·馬拉(包括他創辦的《人民之友報》)、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喬治·雅克·丹東、阿那卡西斯·克魯茨和格拉古·巴貝夫。此外,該研究室還有關於復辟史、七月革命史、七月君主制史、二月革命史、第二帝國史和第三共和國史的專門研究小組。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收藏有2000多份文獻,其中包括關於公社的幾乎所有報紙(《公社公報》、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的《祖國在危急中》《公社報》《戰斗》《人民呼聲報》等)。還有一個小組致力於公社之后的法國工人運動史的收藏和研究。
為了研究歐洲南部羅馬語系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1927年研究院又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歐洲南部羅馬語系國家研究室。
由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研究院的英國和美國研究室對其社會小組和經濟小組進行了擴展。與其他國別研究室一樣,該研究室的其他文獻也是按照年代和專題劃分的,例如:14世紀的革命運動、瓦特·泰勒起義、杰克·凱德起義、羅拉德派運動和威克利夫派運動。此外,17世紀的英國革命、清教徒、獨立派、平等派和掘地派亦受到特別關注。在這一部門獨有的重要收藏中,有約翰·李爾本的傳單、杰拉德·溫斯坦利和約翰·貝勒斯的小冊子。有關18世紀的文獻主要涉及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有關英國工人運動史的文獻是按照年代進行劃分的:1815—1832年的盧德運動、威廉·科貝特的鼓動、歐文的宣傳﹔1832—1858年的反谷物法運動、憲章主義和合作運動﹔1859—1877年的地方工會委員會的形成和第一國際。這裡收藏的英國工人運動文獻,特別是關於歐文主義者和工會的文獻,在某些方面比大英博物館還要完整。該研究室收藏的美國文獻主要涉及美國內戰史和工人運動史。同時,研究室還收藏有關於愛爾蘭問題以及加拿大、南美、印度等地工人運動史的文獻。
斯拉夫國家研究室主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以及其他斯拉夫國家(波蘭和巴爾干地區)早期傳播的歷史。除了普列漢諾夫外,那些與馬克思或恩格斯保持聯系並受其影響的19世紀人物也受到特別關注。
最后,國際關系研究室專門收集馬克思恩格斯曾經研究的大量國際政治問題(尤其是西亞、北非地區)的相關文獻。此外,對恩格斯的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軍事政治問題也是該研究室的關注點。
除了上述研究室外,日本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研究室和殖民地國家研究室也在創建計劃之中。
關於1930年各個研究室的藏書可以參見下表:
研究室 |
藏書量(冊) |
1.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 |
3220 |
2. 第一和第二國際史研究室 |
2184 |
3. 哲學研究室 |
29672 |
4. 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研究室(擴充中) |
747 |
5. 經濟學研究室 |
21384 |
6. 遺傳社會學研究室 |
5948 |
7. 政治和法學研究室 |
10487 |
8. 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室 |
16379 |
9. 日耳曼國家研究室 |
70968 |
10. 法國和比利時研究室 |
43216 |
11. 歐洲南部羅馬語系國家研究室 |
5305 |
12. 英國和美國研究室 |
24138 |
13. 國際關系研究室 |
8892 |
14. 斯拉夫國家研究室 |
53553 |
閱覽室(開架書) |
22035 |
分閱覽室 |
13780 |
期刊部 |
30559 |
其他圖書存放在博物館和檔案館的專門圖書館中。
檔案館
檔案館自1923年起才作為研究院的獨立部門存在。來自毛特內爾和帕朋海姆圖書館的少量手稿直至那時一直保存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當1923年秋天開始對保存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進行更大規模的照相復制時,人們馬上意識到需要建立一座檔案館。與此同時,研究院開始從國外舊書商、手稿商人和私人那裡收購原始手稿,並有計劃地在西歐有關國家檔案館、市屬檔案館和私人檔案館中照相復制關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資料。為了研究、編排、描述和辨識這些材料,研究院成立了專門的檔案館,並配備了由高水平的“辨識專家”和其他人員組成的工作班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檔案館收集到15000份原始手稿和175000份照相復制件,它們分別保存在檔案館下屬的五個部門:(1)馬克思恩格斯部﹔(2)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歷史部﹔(3)日耳曼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4)羅馬語系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5)斯拉夫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檔案館與那些由官方卷宗構成的國立檔案館的區別在於:首先,它僅僅搜集與特定主題和歷史事件相關的材料﹔其次,它不是按照卷帙或文集對檔案內容、原始信件或復制件進行分類,而是單獨研究、整理和辨識。
馬克思恩格斯部集中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獻遺產,包括55000份照相復制件。在1924—1927年期間完整復制的文獻遺產中,包含了大量手稿,它們由研究院首次出版,或者成為出版准備材料。主要內容如下:(1)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哲學和新聞文章,它們構成由梁贊諾夫主持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一版(MEGA1)第一部分(17卷)﹔(2)馬克思的篇幅宏大的經濟學著作(9800份照相復制件),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的23個筆記本(其中一部分由卡爾·考茨基作為《剩余價值理論》出版)和另外8個筆記本(《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初稿和《資本論》手稿),這些手稿構成了MEGA1的第二部分(13卷)﹔(3)書信是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最大部分,其中不僅有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通信,而且還有兩人在世時(主要是1837—1895年)從各個國家的其他人那裡收到的信件(大約12000封)﹔(4)最后一部分是馬克思的200本厚厚的摘錄筆記(也有恩格斯的一些筆記),它們摘自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世界歷史、經濟學、哲學、藝術、數學、技術、化學、自然科學、地質學和歐洲國家史等,共計12234份照相復制件),涉及5000本著作,對這些摘錄筆記的辨識工作表明,馬克思並不總是在單純地摘錄,而是經常同相關作者進行“討論”,這些“討論”有時反映在許多書頁上,有時則反映在邊注或發揮闡述中。
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的收藏之外,研究院還復制了收藏在恩格斯家族檔案館(恩格斯與其親戚的通信以及青年時期的文章)、特裡爾中學檔案館(馬克思的中學畢業論文)、耶拿大學哲學系辦公室檔案館(授予馬克思博士學位的文件)、紐約公共圖書館(馬克思恩格斯與左爾格的通信)、大英博物館(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丹尼爾遜的信)、日本京都大學(馬克思恩格斯書信)的材料,此外還有許多來自私人收藏的孤本文件和書信。如今,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文獻遺產已經被辨識,並用打字機抄錄了下來。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研究這些遺產。
除了這些照相復制件外,檔案館還購買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始手稿,例如,致斐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威廉·布洛斯的信,《資本論》第一卷有關章節的寫作計劃,以及其他不同的手稿和書信。
在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歷史部收藏的原始手稿和珍稀報紙文獻中,值得重視的是梁贊諾夫利用數十年時間收集的關於國際工人協會歷史的文件、總委員會從成立直至遷往紐約的記錄復制件(原件存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此外,這裡還保存著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收藏的莫澤斯·赫斯、海爾曼·榮克、約翰·菲利普·貝克爾、弗裡德裡希·列斯納、尤利烏斯·莫特勒、弗裡德裡希·阿道夫·左爾格、海爾曼·施留特爾和約瑟夫·魏德邁的文獻遺產的照相復制件,另外還有恩格斯任第一國際意大利和西班牙支部通訊書記時的所有書信和文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遷至美國后的會議記錄的照相復制件以及美國支部的手冊復制件均來自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歷史協會檔案館。
日耳曼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擁有6000份關於早期自由主義史、“真正的社會主義”史、1848—1849年德國和奧匈帝國革命史、日耳曼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史的原始手稿。其中最具價值的收藏包括:拉薩爾日記(1840年)及其與親戚的通信﹔費爾巴哈未發表的160封致奧托·維干德的信、5封致盧格的信﹔海爾菲特收藏館收藏的大量關於奧匈帝國的1848—1849年運動史手稿(1056份)﹔施蒂納的手稿檔案,包含施蒂納的文稿以及三月革命之前的革命運動的各種文獻,以及恩格斯、埃德加·鮑威爾和卡·瑙威爾克的書信。
在該部門的照相復制件中,關於德國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檔案資料值得一提,尤其是許多資料是在柏林達累姆區的普魯士國家秘密檔案館復制的,另外還有一些資料來自波茨坦的德意志帝國檔案館(拉薩爾遺產)、漢堡和阿爾托納的國家檔案館(魏特林卷宗和三月革命之前的時期)、德累斯頓的薩克森州立圖書館(盧格遺產)、普魯士國家圖書館、科隆市歷史檔案館(1842—1843年的《萊茵報》遺產)以及其他許多州立或市屬檔案館和圖書館。該部門在蘇黎世的瑞士國家檔案館(魏特林手稿)以及維也納的國會檔案館、王宮檔案館和國家檔案館也照相復制了許多珍貴資料。在這些資料中,普魯士國家秘密檔案館的卷宗資料(大約3萬份)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居於首位。勃蘭登堡(柏林)警察總局關於一些重要人物(如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盧格、魏特林、海因裡希·海涅、布魯諾·鮑威爾、威廉·李卜克內西、奧古斯特·倍倍爾等)的人事檔案構成了其中絕大部分。其次是關於監視和查禁各種激進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報紙和雜志(《萊茵報》以及三月革命前的激進報紙)的審查檔案﹔此外還有關於顛覆活動和騷亂的卷宗資料。最后是國外代理人關於國外的革命運動、政治流亡者及類似內容的報告。對這些資料的照相復制是按計劃逐步推進的。
羅馬語系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的手稿收藏有約8000份,分為五個分部:(1)空想社會主義﹔(2)1815年前的法國大革命﹔(3)1815—1851年﹔(4)1852—1871年﹔(5)1872—1914年。關於第一分部需要提及的細節有:克勞德·昂立·聖西門的22份手稿,蒲魯東的43封書信,另外還有費·拉默奈、卡貝、皮埃爾·勒魯、巴泰勒米·普羅斯珀·昂方坦、米歇爾·舍伐利埃等人的手稿。在法國大革命分部,保存著著名的“茹利昂收藏”(超過1000份手稿),此外還有1000多份關於巴貝夫的手稿或他本人所寫的手稿,這幾乎是他完整的手稿遺產。第三分部主要收集了關於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文件,這裡最具代表性的是關於1848年臨時政府和國民軍的文件﹔不過,在原始手稿方面最為豐富的是關於公社的手稿(大約2000份文件),包括公社社員的書信、事務條以及命令、記錄、通行証、委任狀等﹔另外,還有國民軍和軍隊的委員會成員的相關文件。引人關注的是來自《度申老頭》編輯文件夾中的文件,它們反映了巴黎公社時期的不同觀點。就個人文獻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路易斯·米歇爾(超過100份文件)、古斯塔夫·克呂澤烈(60份)、路易·夏爾·德萊克呂茲(32份)、菲·皮亞特(73份)、奧古斯特·沃莫熱爾(66份)等人的文件。該部門收藏的照相復制件有來自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的關於平等派(巴貝夫與菲利蒲·邦納羅蒂)密謀的卷宗,還有關於布朗基等人的卷宗。
檔案館擁有一些意大利文原始手稿,包括朱塞佩·馬志尼、扎欽托·塞拉蒂、朱塞佩·加裡波第等人的信件﹔英文原始手稿有科貝特、理查·科布頓、威廉·葛德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烏爾卡爾特、羅伯特·皮爾、瓊斯、哈尼等人的信件﹔照相復制件有來自大英博物館的通訊協會記錄。
斯拉夫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部收藏有一小部分普列漢諾夫遺稿原件和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裡奇的幾份手稿,另外還有一些信件,包括保爾·阿克謝爾羅德(61封)、查蘇裡奇(27封)、普列漢諾夫(22封)、亞歷山大·洛夫維奇·帕爾烏斯(25封)、巴枯寧等人的信件。該部還收藏並研究丹尼爾遜(547份)、V.V.博韋弗萊洛夫斯基(馬克思曾經研究過他關於俄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彼得·拉甫羅夫(其中不僅有榮克關於第一國際歷史的珍貴資料,而且有馬克思恩格斯致拉甫羅夫的大量書信)等人的文獻遺產。
所有這些檔案資料並不是原封不動地擺放在那裡,而是作了辨識並按照不同線索加以編輯。檔案館如今已經擁有不少於10套不同的目錄以及卡片索引,這些目錄和索引不僅對檔案資料按照字母和時間原則進行系統編排,而且對這些資料的內容按照不同的關鍵詞進行登記。有了這些目錄和索引,不僅可以減輕查考文獻日期和標題等方面的工作負擔,而且可以減輕編輯出版有關著作時的工作負擔,同時還可以為研究者使用這些資料創造良好的條件。
﹝本文原載《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930年第15輯第416—435頁﹞
﹝弗蘭茨·席勒(Franz Schiller):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趙玉蘭: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