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彭德懷稱作“老哥”的史可全

1955年解放軍授銜時，在開國少將中年紀最長的一位叫史可全，當時他已經63歲了。其實在整個開國將帥中，他的年齡也僅比朱德元帥小6歲，連領導過他的彭德懷元帥都親切地稱他為“老哥”。老將軍史可全在后勤戰線干了大半輩子，看似波瀾不驚的人生長河卻泛起了令人感動的傳奇浪花。

給段德昌當秘密交通

史可全，原名史太金，1892年出生於湖北天門干驛鎮史嶺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2歲他就給地主老財家放牛，受盡了剝削和壓迫。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了農民運動，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下半年，受黨組織的委派，史可全到江陵縣馬家寨，以雜貨店伙計身份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經馬家寨黨組織安排，成為在這一帶領導武裝斗爭的段德昌的秘密交通員。

這期間，史可全做的一項讓他終生感到榮耀的工作，就是成了段德昌與彭德懷之間的聯絡人。那時，段德昌在攻打江陵彌陀寺的戰斗中負傷，史可全護送他秘密回到家鄉湖南南縣（與湖北相鄰）養傷。

段德昌得知駐防南縣的湘軍是彭德懷所部，心裡十分高興。早在北伐時期，充滿正義感的彭德懷就與共產黨員段德昌結識。在段德昌的引導下，彭德懷十分向往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段德昌受黨組織的派遣，潛回洪湖地區開展農村武裝斗爭﹔彭德懷則率部隨軍東征，后移駐南縣。

段德昌派史可全秘密聯系上了彭德懷。彭德懷迫不及待地讓史可全帶他連夜去看望段德昌。兩人一見面，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彭德懷關切地詢問段德昌的傷情，讓隨他一起去的團部醫官給段德昌治傷，還帶了不少雞、魚等滋補品給他。他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談論對局勢的看法，彭德懷再次向段德昌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迫切願望，段德昌緊緊握住他的手說：“德懷同志，非常歡迎你加入共產黨，我願意當你的入黨介紹人。”

出於保密考慮，段德昌與彭德懷約定，盡量少見面，有事可由史可全聯絡轉達。史可全便成了那段時間段德昌與彭德懷之間聯系人。史可全比彭德懷年長6歲，每次見面，彭德懷總是“老哥”長、“老哥”短地稱呼他。

根據段德昌的建議，中共南華安特委很快同意吸收彭德懷入黨，並上報湖南省委批准。段德昌破例讓史可全把彭德懷請來，履行入黨介紹人的職責，與彭德懷談話。段德昌的談話重點有二：一是要十分重視黨在軍隊中的工作﹔二是入黨后要做好受委屈、甚至犧牲的准備。他還送給彭德懷兩本書，一本是《通俗資本論》，一本是《無產階級哲學說》，囑咐彭多讀書，提高理論水平。彭德懷后來深情地寫道：“幾十年來，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誰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談話。”

在段德昌傷愈准備離開南縣時，彭德懷讓史可全詢問段德昌需要什麼幫助，段提出需要槍支彈藥和路費，准備回洪湖地區繼續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彭德懷立即命人將未上號冊的私槍10支和幾百發子彈以及一筆經費，通過史可全秘密送給了段德昌。

史可全隨段德昌返回洪湖地區后，繼續在馬家寨雜貨店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3月，史可全收到一份國民黨軍將進犯馬家寨的情報，連夜送交段德昌，使在馬家寨的游擊隊迅速轉移，轉危為安。

國民黨軍扑空后，進行了大搜捕。史可全被捕，被關到長江南岸的公安縣斗湖堤敵軍營部。敵人施用酷刑，拷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他堅定地問答：“不是。我就是一個雜貨店伙計，每天下午五點就上鋪板關門，外面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打手用燒紅的烙鐵來威脅他，他一口咬定：“我啥事都不知道！”敵人一無所獲，隻得將他關進牢房。

不久，經馬家寨地下黨組織派人打通了敵營長的關系，史可全被釋放回到了馬家寨。段德昌特地來看望他，稱贊他勇敢堅強，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是個好樣的共產黨員，鼓勵他：“要繼續好好地干。”並安排他在馬家寨再開一個甜食館，繼續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

為彭德懷摸魚改善伙食

1930年7月，紅四、六軍在公安會師組成紅二軍團，賀龍、周逸群、段德昌率領紅軍主力創建了洪湖革命根據地。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也在這一年，史可全回到家鄉擔任鄉蘇維埃擁紅委員。

1932年春，擔任紅三軍九師師長的段德昌率部開辟襄北根據地，在天門東北部組織文家墩戰役。史可全聽說老領導帶領紅軍打過來了，心情特別激動。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動員群眾籌集軍需物資，裝了五六船，運送到紅九師駐地張家場。段德昌見到史可全，稱贊道：“你在馬家寨做秘密交通搞得不錯，這次糧秣運輸也搞得不錯呢！”

段德昌指揮紅軍在文家墩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共俘敵2000余人，擊斃敵團長1名，生擒敵旅長韓昌俊。這一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洪湖蘇區的“圍剿”，給蘇區群眾以極大的鼓舞。不久，史可全和30多名青年一起正式參加了紅軍。

此時，史可全已經40歲了。顯然，這把年紀已不適合拿槍杆子上戰場沖鋒陷陣了。段德昌對他說：“我看你籌集物資有一套，你就去做糧秣工作吧！”於是，史可全被安排做后勤工作，這一干就是大半輩子。

史可全從連隊的軍需干起，然后是連司務長、團供給主任，1935年長征時，史可全擔任紅二軍團（1934年10月恢復此番號）四師供給部部長、紅二方面軍供給部糧秣科科長。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下，籌集、運輸、保管糧草都非常困難，但史可全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為部隊在困境中生存下來作出了特殊貢獻。賀龍多次稱贊史可全“是紅二軍團的大功臣”。

全面抗戰爆發后，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師，史可全任三五八旅兵站站長，1942年任該旅供給部長，這時他已年過半百。當時八路軍的許多干部都向往去延安抗大學習充電，出身貧苦、文化水平較低的史可全更是渴望到抗大去學習，幾番向組織打報告，他終於得償所願，接到了去抗大學習的通知。他高高興興地忙著做交接工作，一心准備去抗大學習。可是，第二天又跟著來了一道命令，要調他到晉綏二軍分區去任職，立即赴任。對此，他開始有些抵觸情緒，就找旅長張宗遜反映自己的想法：“我文化低，好容易得到一個學習機會，怎麼又不讓我去了呢？”張宗遜笑道：“誰叫你‘駝子摔筋斗——兩頭翹（俏）’呢？部隊現在急需要你。許光達到晉綏去開辟根據地，成立二軍分區，說要個得力的供給部長。選來選去，賀老總選中了你。”張宗遜這麼一說，史可全表示完全服從新的任職命令，打趣地說：“我這個供給部長，絕對‘供給’你們調動！”

二軍分區所處的晉西北地區，是一塊貧瘠的土地，加上日軍的瘋狂“掃蕩”，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生活極其困難。盡管史可全使出渾身解數籌集給養，但部隊的日子仍過得緊緊巴巴的。

一次，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要來二軍分區視察工作，司令員許光達心裡很著急，就找到史可全說：“彭老總要來，你想點辦法給老總改善一下伙食。”聽說彭德懷來，史可全心裡樂開了花，想都沒想就拍了胸脯：“這事包在我身上！”

雖夸下了海口，但史可全心裡明白，在貧窮的晉西北弄到改善伙食的食材可不是件容易事，部隊機關已幾天沒吃上菜了，大家都是用鹽水當菜拌小米吃。他帶著供給部的兩個戰士漫無目的地出了門，轉來轉去，轉到一條小河溝邊，他眼前突然一亮，有河溝就一定有魚呀！他從小在湖邊長大，摸魚捕鱔是拿手好戲。他興沖沖地跳下河溝，忙乎了個把小時，撈上來一兩斤魚和黃鱔，總算是“手中有菜，心中不慌”了。

餐桌上擺上一缽鮮魚湯，彭德懷興奮地對許光達說：“嚯，打牙祭啦，這可是不容易呀！”許光達連忙把史可全介紹給他：“這都是老史的功勞。”史可全緊緊握住彭德懷的手，激動地說：“彭老總，您不記得我啦？我是史可全呀！”彭德懷這才認出他來：“是你呀，老哥！有十幾年沒見面了吧？”史可全點點頭，這些年來，他多麼盼望跟彭老總說上幾句話，可一想到彭老總指揮千軍萬馬，時間金貴，他不敢打擾啊。史可全簡要地向彭德懷報告了自己十幾年來的革命經歷，彭德懷勉勵他繼續為革命多做貢獻。后來，彭德懷碰到賀龍，還稱贊史可全是個干后勤工作的能人。

1944年11月，史可全參加賀炳炎、廖漢生為首的干部大隊，隨王震南下到中原軍區。襄南軍分區、江漢軍區在洪湖成立后，賀炳炎、廖漢生分別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史可全任供給部長。1946年8月，史可全隨部參加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又回到許光達為司令員的晉綏軍區第三縱隊任供給部長。

1947年夏，三縱隊歸建西北野戰軍，史可全直接在彭德懷指揮下戰斗。彭德懷經常到部隊檢查指導工作。就餐時，史可全總是因沒有條件把彭德懷招待好而感到愧疚，真誠地說：“彭老總，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好好招待您一頓。”彭德懷動情地說：“老哥，已經很難為你這個供給部長了。等全國解放了，我一定來吃你的飯！”

鄉親們眼中的“草鞋將軍”

新中國成立后，史可全先后任甘肅省軍區后勤部部長、西北軍區北京辦事處主任、蘭州軍區后勤部副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7年，65歲的史可全離職休養，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鄉。

史可全，老百姓眼中的將軍、大官，一點官架子都沒有，一身舊軍裝，一雙草鞋，如魚得水般地來到他所熟悉的鄉親們中間，同大伙兒一起拉家常，鄉親們倍感親切，親熱地叫他“草鞋將軍”。

鄉親們從來沒有近距離地接觸過這麼大的官，有什麼事情，都願意跟將軍說，特別是有了冤屈都習慣找將軍傾訴，央求將軍為自己做主、伸冤。可史可全離休了，無職無權，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傾聽，好言相勸，並留他們吃飯。有段日子，他家每天開兩三桌飯，有時還得開流水席，他說：“群眾對我講心裡話，是看得起我老頭子，把我老頭子當親人。”

對鄉親們的請托，不論辦得到還是辦不到，史可全都不遺余力伸出援手。他不顧年事已高，白天穿著自己打的草鞋，深一腳淺一腳地行走在泥濘的小路上，往返幾十裡地了解情況，幫群眾說話，紓解困難﹔晚上回家后，在常常停電的情況下，點亮煤油燈，戴上老花鏡，憑著那點有限的文化，本著對黨、對群眾負責的態度，寫出了幾十份有理、有據的調查材料，然后親自呈交給省、地、縣的有關領導，希望他們能夠幫幫鄉親們。在當時那種政治大氣候下，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老紅軍，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仲夏，史可全家的院子裡積了60多厘米深的水。大雨中，一個十五六歲、骨瘦如柴的年輕人站在門口不肯走，被淋得像一隻落湯雞。史可全連忙把他喊進屋，吩咐兒子找衣服給他換上。年輕人說他是個右派，是來找老將軍伸冤的。家裡人提醒老將軍，右派是敵我矛盾，要注意劃清界限。老將軍立刻板起臉說：“亂彈琴，他還是個小伢子嘛!”

年輕人很聰明，13歲就考上了師范學校。隻因在學校裡給黨員班長提了一條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取消了分配工作的資格，被遣送回鄉監督勞動改造。史可全從小受苦無錢讀書，沒有多少文化，但他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史可全把年輕人安頓在家裡住下后，又親自帶著他到學校去核實情況，到教育局去申訴，到縣委找領導上訪，一有機會，還讓他在領導面前吹拉彈唱、刻章作畫，展示其才華、才藝。

盡管史可全無法幫助他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才最終得到徹底平反），但終於幫他解除了監督改造的桎梏，重新獲得分配工作的機會。他那含辛茹苦的老母親扑通一下跪在老將軍那雙穿著草鞋、沾滿泥漿的腳下，失聲慟哭。史可全一把扶起她，連連說：“使不得、使不得，老嫂子！我是個老紅軍、老黨員，為人民服務是我的本分！”史可全把這件事看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成就：既幫助一個年輕人人盡其才，又為國家避免了人才的浪費。

后來，那位老母親親手打了5雙草鞋送給史可全，說：“老將軍，家裡窮，沒啥好謝您的。鄉親們都管您叫‘草鞋將軍’，我就打了幾雙草鞋送您，包管您穿得跟腳，走路踏實。”“草鞋將軍”雙手捧著草鞋，激動地注視著它，那是年輕人的老母親用自己種的麻漂白后，搓成精細的麻繩，精心編織出來的。史可全非常珍惜它，一直不舍得穿。在后來的20多年中，他先后搬了5次家，都把它珍藏在身邊，視作人民群眾送給自己的一件珍貴的禮物。

年近古稀蘆蕩開荒

史可全從部隊離休不久，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老將軍憂國憂民，寢食難安。他主動找到在中原軍區時的老戰友、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為減輕國家負擔，我打算像戰爭年代一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並詳細談了自己的打算。張體學高興地說：“當年中原突圍那麼困難，我們都一起拼過來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完全支持。”還表示要號召老同志們向他學習。

史可全打算干自己的老本行：種地。他把目光投向了距離荊州古城15多公裡的一片蘆葦蕩。他與蘆葦蕩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時候沒飯吃，就鑽進蘆葦蕩討生活﹔當秘密交通時，他憑借蘆葦蕩的掩護，躲過了反動派一次次追捕﹔他當江漢軍區供給部長時，又把一片片蘆葦蕩變成了供給基地，解決了部隊的給養問題。這一次，他要再次借助蘆葦蕩，渡過眼前的困難。

史可全帶著警衛員、炊事員等身邊工作人員，來到蘆葦蕩安營扎寨。年近古稀的他，每天精神抖擻，揮舞鐮刀“咔嚓、咔嚓”地砍蘆葦，轉眼間一大片蘆葦便倒在了他的身后，連身邊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都甘拜下風。三伏天的蘆葦蕩熱得像個大蒸籠，史可全像一個地道的老農一樣，揮汗如雨，開墾了大片荒地。

孩子們一放暑假，史可全就把他們帶到蘆葦蕩，既是為開荒種地增添人手，更重要的是想鍛煉孩子們，讓他們從小就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磨練艱苦奮斗的作風。孩子們砍蘆葦手上打起了血泡，弄破后疼得他們直叫喚，史可全說：“沒事，等起了繭子就好了。”最叫孩子們開心的是，他們跟父親學會了摸魚的絕技。從湖裡摸到幾條魚上來，在蘆葦茬中間支起鍋子，用湖水煮湖魚，然后美美地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

史可全手把手地教孩子們種紅薯、棉花和各種瓜果蔬菜。辛勤勞動換來成果，除了自家吃用外，大部分都送給了看守監獄的戰士和周圍的群眾。用賣蘆葦的錢買回幾隻小豬仔喂養，過年殺年豬，史可全就把周圍的鄉親和城裡的名師、名醫、名演員請到家裡來做客，吃肉喝湯拉家常。

得到幫助的周圍群眾受到啟發，紛紛跟著史可全鑽進蘆葦蕩討生活。大家都佩服老將軍有眼力，不愧是供給部長，帶領大伙兒找到了勤勞謀生的好路子。

史可全一生簡朴，省吃儉用，周濟群眾，身后未留分文，家中最值錢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電視機。他自立自強、踏實坦蕩的人生觀，確是留給子女們最寶貴的遺產。

史可全的子女們都傳承了老將軍的優秀品質，不改本色。從部隊轉業后，他們大都成為企業的普通職工，后又在企業改制中先后下崗，但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自暴自棄，而是像他們的父親一樣開荒種地，養雞養鴨，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

南樓守望彭老總

“文革”中，史可全雖已離休多年，遠離政治舞台，但還是未能幸免，被打成“賀龍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歲高齡了，患有多種疾病，但因戴著“賀龍分子”的帽子，在當地醫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時任總參管理局局長的黎化南，跟他都是從紅二軍團走出來的老戰友，又都是長期從事部隊后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戰友窘境后，黎化南頂著壓力，冒著風險，想方設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進301醫院南樓。

南樓是將軍病區，需要經過幾道哨卡才能進的地方。史可全年紀大、身體弱，能夠的活動范圍就是短短的走廊。他經常拄著拐杖在走廊慢慢踱步。與他相鄰的病室門口一天到晚都有警衛嚴密把守，隻要他走到跟前，就會被警衛無聲地擋開。歷經戰火硝煙的老紅軍憑著特有的政治嗅覺，敏銳地察覺到那間戒備森嚴的病室裡一定住著特殊的病人。史可全生性倔強，警衛越是揮臂阻攔，他越想知道病室裡住的是誰。一次，他見那神秘的病室門半掩著，趁警衛不備，猛一探頭，瞅見病床上躺著一個衰老側影，好似在哪兒見過？從此，他為那個揮之不去的衰老側影而冥思苦想。

一天，陪護他的女兒史紫雲攙扶他坐在病室的陽台上晒太陽。他下意識地將目光投向那間神秘病室的陽台，驟然間他的心一下子抽緊了。他看見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緊閉雙目半臥在輪椅上，干枯的臉上沒有一點生機。他覺得似曾相識，愣愣地注視良久，突然他激動得難以自已，猛地扔掉多年來寸步不離的拐杖，“嗖”地一下站起來，“彭老總!”悲涼深沉的呼喚從他心底迸發而出。他顫巍巍地將右手舉向頭側，庄嚴的軍禮凝聚著他對彭老總的無限崇敬和思念。彭德懷沒有絲毫反應，他已被折磨得“脫了相”。史可全不忍久視，閉上雙眼，渾濁的老淚從眼縫涌出，挂在他那寫滿滄桑的臉上。

打那以后，史可全天天都守望在陽台上，哪怕是陰天沒有陽光。不僅醫生查房時他不願進屋，就連輸液、吃飯都不願離開陽台。他根本就不像一個住院的病人，倒像是個忠於職守的老警衛。一連20多天，史可全每天都在陽台上苦苦地守望著、守望著。

進入11月后，北京的天氣已經很寒冷了，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空中飄洒下來，早已結冰的陽台上鋪滿積雪。在凜冽的寒風中，史可全依然執著地守望在那裡，誰勸他就對誰吹胡子瞪眼發脾氣，任性得像個不懂事的孩子。一位護士實在看不下去了，便把史紫雲拉到一邊，含著淚悄悄地說：“告訴老爺子吧，別等了，人幾天前就沒啦!”

沒想到戰功赫赫、英雄一世的彭老總竟然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史可全沒想到守望多日，近在咫尺，卻沒能最后看上他一眼。沒了希望和寄托，史可全仿佛失去精神支柱，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裡噙淚，不言不語，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他突然大吵大鬧要求出院，還一個勁地嚷著要吃烤鴨。他的老首長彭紹輝副總參謀長聞知，派人從京西賓館送來了一隻烤鴨。

入夜，朔風呼嘯，大雪飄飄。史可全捧著那隻來之不易的烤鴨，在病室的陽台上長跪不起，泣不成聲地說：“彭老總，我還欠你一頓飯啊！可我再也還不上這頓飯了……”

1979年，史可全不幸病逝。 

原載：《世紀風採》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