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列寧 為所當為 為所能為

[摘要]列寧作為社會主義由理論付諸實踐的開拓者所留下的寶貴經驗教訓是巨大的精神財富，需要不斷辯証、歷史地分析研究，在不斷加深的再認識進程中升華。這既對中國共產黨人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也對人類文明的進一步推進，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2020年，列寧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列寧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締造者，被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普遍認同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列寧的生理壽命隻有五十四年，從1917年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到1924年病故，更隻有八個年頭。而他所創造的思想和實踐業績，不僅迄今為世人敬仰，更是眾人得以從中不斷汲取豐富營養的精神財富。列寧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時候曾這樣說過，“慶祝偉大革命的紀念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完成的革命任務上”[1]610。列寧生前的這番話，則的的確確是當代一切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立志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的一座座右銘。我們在紀念列寧一百五十誕辰的時候，理當把主要的精力放到針對新的實際學習和應用列寧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方面來，為在新時代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而不懈奮斗。這是一項極具意義的工作，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2]180。

一、勇於革命，敢於奮斗，把握機遇，實現革命飛躍

列寧為社會主義運動作出很多杰出貢獻，首屈一指的是，四十七歲的列寧勇敢地把握了歷史發展進程所提供的機遇，果斷地領導了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由理論成功地付諸實踐，在人類歷史上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開始了共產黨人為建設新生活而進行的奮斗。

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評價，從1917年起就有著爭論，特別是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更是使人們議論紛紛，各說各詞。可以預料這樣的爭論還會存在很多年，特別是社會主義反對者喋喋不休地抹黑更不會消失，如同毛澤東所預言過的那樣，“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裡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后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著。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3]。而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不懈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實踐中已經深深地認識到：“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就人類歷史的過程而言，“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4]379-380、382-383。這是建立在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社會主義所有成功和不成功實踐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對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風風雨雨進行透徹認識而得出的;也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十月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行透徹認識而得出的。而歸根到底，隻有共產黨人奪得了創造社會主義歷史的主導權之后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實踐，這包括社會主義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經驗教訓，而如果沒有奪得領導權這個決定性的一步，那就什麼事情也說不上了。而盡管迄今社會主義實踐有著成功之外的許多不成功，但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人完全有信心在自己的努力中，必將不斷地証明社會主義選擇很對，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強。如同鄧小平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所說過的那樣，共產黨人干事業歸根到底是要“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而這要靠實踐，而“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隻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4]225。而這又歸根到底要得到行動的主導權、主動權。馬克思在創建唯物史觀的時候，鮮明地、睿智地、辯証地醒示人們，指出：“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5]而對於“條件”，則是需要靠能動地把握。是善於認識把握並付諸實踐，還是坐而論道地清談，甚至是去指責勇於善於探索前進者，這就成為真革命還是過路人、旁觀者還是逆潮流的時代淘汰兒的試金石。

再重新地聽聽列寧當年的認識吧！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開創者——列寧，在十月革命過后不久，1920年初，他在批駁孟什維克通過詛咒俄國十月革命后出現的種種問題來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時，就曾這樣說過，“即使俄國徹底失敗，也不能作為反對的根據”[6]。今天，針對那些反共人士的“十月革命本來就不應進行”“社會主義是歷史的誤會”之類的論斷，我們更有理由這樣說，盡管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首舉社會主義革命義旗的國家都改旗換幟了，也不能作為否定社會主義勝利歷史總趨勢的根據，更何況社會主義還在中國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繼續著，並創造著輝煌。在社會主義勝利凱旋行進時，沒有憂患意識，對曲折乃至失敗沒有應付准備，沒有警覺，決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在社會主義事業遇到曲折、挫折乃至暫時的失敗，就怨天尤人，當然更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社會主義實踐証明：當共產黨人奪取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時候，社會主義在發展經濟、政治、文化、科學、教育等等方面，的確顯示了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五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崛起的“東風”同二戰后舉步維艱的資本主義“西風”、八十年代全面進步勢頭強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處於滯脹緩進中的資本主義相比較，……不都是很好的証明麼？！而社會主義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的失利，則更從一個側面証明，不清醒地搞社會主義，不按歷史發展總趨勢要求同自己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沒有解決好“在不同歷史階段……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奮斗綱領”[4]190，卻自以為在搞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實際上就不免要受到歷史的懲罰。但不能成為不搞社會主義的根據。十月革命以后的資本主義的現實進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証明，盡管經過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人民群眾的不斷斗爭，資本主義制度有了許多變革和改良，有了許多變化，但資本主義根本矛盾迄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從徹底解決，“如果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經濟文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進步”[2]166。

正反歷史經驗教訓都說明：社會主義的確是一個好制度，是人類大勢所趨的必然選擇。但畢竟是一個全新的開拓、探索和創造，這就決定了：不是簡單地實行同資本主義“對著干”的辦法就可以計日程功的，更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進程，也不能是一次毫無曲折完成的過程。社會主義實現規律的展開和演進還在不斷地探索中。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隻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才能認識到什麼程度。”[7]這番話是很值得反復體察的。十月革命以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表明：充分認識到它的規律的展開還在推進中這一點，不僅不會動搖對社會主義根本規律的堅定信念，而恰恰會使我們的認識處於一個不斷探索前進的活躍狀態。

列寧領導十月革命的勝利表明：取得搞社會主義的主導權、主動權，很重要。但隻有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時候才是可行的。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就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証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証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8]225善於辯証、歷史地把握當下，積極主動地凝聚合力，才能開創歷史性的偉業。列寧領導了十月革命成功了，而在十月革命的先后，還有一些國家或發動了革命未能成功，或革命未能發動，原因多多，而究其第一位的因素則是首先在於有沒有革命形勢。列寧對革命形勢有過精湛的分析。他說道：“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毫無疑問，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發生革命，而且並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引起革命。”他更具體地說道，革命形勢的主要特征在於：“（1）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來，單是‘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夠的，還需要‘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2）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苦難超乎異常地加劇。（3）由於上述原因，群眾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風暴時期，無論整個危機的環境，還是‘上層本身，都促進他們投身於獨立的歷史性行動。”

列寧強調革命形勢的重要性，更是指出了在具備革命形勢的客觀條件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果斷和得力的極端重要性，“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產生革命，隻有在上述客觀變化再加上主觀變化的形勢下才會產生革命，即必須再加上革命階級能夠發動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強大的革命群眾行動，因為這種舊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機時代也決不會‘倒的”[8]460-461。

能不能准確地判斷形勢，能不能把握形勢勇於作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考驗。正是這樣，鄧小平同志在領導推進改革開放的時候，十分強調要辨別歷史發展的機遇。讀《鄧小平文選》，無時無刻不感受到鄧小平同志呼喚全黨重視機遇、把握機遇的深情。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結尾篇中，鄧小平同志說道：“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失去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4]375革命老人言之諄諄，對這個歷經歷史滄桑而發出的深沉呼喚，聽者可不要藐藐啊！

正是基於強烈的機遇意識，黨的十九大對從第一個“百年”到第二個“百年”的發展目標作出了振奮人心的規劃，我們要努力為之奮斗。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奮斗目標，不是現實已經達到的狀態，更不能用來自吹自擂;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不斷付出努力，克服前進路途中可以預見乃至無從預見的種種艱險。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特別是不懈的革命奮斗精神。

二、面對現實，正視教訓，敢於調整，實現重大轉變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沒有先例可循，在內憂外患的態勢下，蘇俄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工業歸國家所有，實行余糧收集制，消費統一分配，禁止私人買賣。這一方面，有著實際上應對外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從而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需要，通過集中舉國的財力物力來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也是拘泥於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先輩的某些對新生活的某種理想主義的構思，以為可以用全面組織生產、分配和消費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來實現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嚴酷的現實表明，“戰時共產主義”的所作所為，嚴重地侵犯佔據蘇俄廣茂地區人口的農民利益，也實際影響蘇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也表明了在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的情況下直接地向理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推進，不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是否定資本主義而創造新世界的探索，而既然是探索，認識和把握就不會是十全十美的，出現失當乃至錯誤，也就是難以完全避免的。社會主義所以必然取代資本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具有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飽經滄桑的老革命家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屢屢指出：“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4]225“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4]63，“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4]378。說到底，就是要看是不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不是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解放出來。審慎與適度是實現成功領導的重要因素。列寧同人民群眾心連心，不懈地觀察人民群眾的反映和情緒。他從當時的許多事件特別是一些較大的動亂事件中敏銳地體察到戰時共產主義不得人心，必須果斷改變，實行新經濟政策。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就通過了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決議。

實行新經濟政策，在當年蘇維埃俄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在國內，有人提出，寧肯受凍挨餓，也決不願意搞國家資本主義。傷心的，罵街的，或明或暗地抵制的都有。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一些代表竟嚎啕大哭，他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以埋葬資本主義為己任的革命突擊隊，怎麼能停止進攻、在國內允許商品買賣並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拉關系呢？列寧把這種見解稱之為“感情的社會主義”。他解釋說，實行新經濟政策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為我們犯了一系列的錯誤，“我們做得超過了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寧一再強調，這是要從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出發，是要同無比廣大的群眾，即農民群眾一道前進。

列寧發表了《論糧食稅（新政策的意義及其條件）》，從理論上闡述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否定了“戰時共產主義”，否定了對農民的剝奪，提出了實行租讓制、合作制、代購代銷制、租賃制等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列寧強調，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種情況，然而這又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容許其存在、可以而且應當給予一定限制的資本主義。它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1]627-628。新經濟政策強調市場、貨幣的作用，把1918年提出的產品交換變為國家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列寧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把市場、商品貨幣關系問題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經濟聯盟，而商業是千百萬農業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系。新經濟政策要求國營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列寧說，這實際上就是在相當程度上實行商業原則，使國營大企業也同國內市場發生直接聯系[1]583。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以寬闊的視野反思全部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對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給予高度評價。他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4]139“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不是從書本裡，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光明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292。

誠然，在我們取得改革開放重大成就的時候，來考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行動具體內容的時候，是會感到許多的缺憾和不足的。但正如毛澤東在當年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的時候所撰寫的文章中說過的那樣，“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9]。

回顧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狀況，人們不難發現社會主義的成功凱歌和困窘悲劇全部奧秘就在於：在某些時候、地方、領域實踐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時候，社會主義事業就前進;而在另一些時候、地方、領域不“清醒”或不完全“清醒”的時候，社會主義事業就困難、挫折乃至夭折;而具有悲劇意義的是：當不清醒的時候卻自命“清醒”，並對清醒的人們提出的真知灼見採取打擊、壓制的態度，從而一發不可收拾。這樣一個涵蓋時空的結論表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有對歷史發展總趨勢的堅定信念，更必須充分和始終地認識並重視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實現普適性照耀下的方式時機選擇的多樣性。列寧的作為無愧於時代、人民的期待。

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人們在推進社會發展進程中認識和把握方面的多樣選擇的存在。特別是由於客觀矛盾展示的特定歷史有限性和人們認識的歷史有限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要清醒並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解決好堅持社會主義基本規律與具體歷史條件的相結合，在不同的時刻和不同的地方回應時代的呼喚，不是拘泥於千篇一律，而是探索創新，作出適時適地的選擇。這是很不容易的、很難的。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確有能譜寫出光輝篇章的，為客觀規律的實現作出貢獻的，這就既要充分肯定並認真研究某個時間、某個方面社會主義實踐搞得成功或比較成功所形成的關系和觀念、范疇中具有普適性的東西。另一方面，決不能把某個時間某個方面搞得成功或比較成功的社會主義實踐所形成的全部關系和觀念、范疇作為永恆的東西來認識和擁護。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從而確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時候，從方法論高度上深刻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10]。社會主義實現是一個長過程，在這個進程中也會出現許多“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社會主義成敗的實踐史表明：這是存在著多種選擇的實踐史。存在著選擇對錯、好壞以及業績大小程度的不同，更是存在著不同的評價和估量。而社會主義實踐以來，許多不成功的實踐常常同我們實踐中拒絕選擇多樣性而使認識停滯和僵化有關。那種把社會主義實踐的個案作為普遍性來認識，以某個個案來否定另一個個案的作為，屢出不窮。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口稱堅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幟，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中的雙方，就有著這方面問題的烙印。我們應當引以為鑒。

三、貢獻余熱，為所能為，深沉思考，留下精神財富

1924年，五十四歲的列寧告別人世。在這之前，由於緊張的革命與戰爭，列寧的健康已經受到嚴重損害。1918年遭遇暗殺之前，子彈留在他的頸部，靠脊柱很近，約一厘米，當時的醫療條件無法安全取走子彈，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國醫生為列寧實施手術取出了子彈;1922年5月，列寧第一次中風，右側部分癱瘓，開始減少政務;同年十二月第二次發生中風后，他停止政治活動;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風后，直到去世一直臥床不起，也不能說話。

一個全心全意將生命貢獻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家，其生理條件限制了他對革命的貢獻能力，這當然是很大的痛苦。“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樣的著名詩句表達了一切有志向、有抱負的人們自強不息的堅強意志。對於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把終身獻給共產主義壯麗事業的革命者來說，倘能生存，必要進擊;參與斗爭，就是幸福;生命不息，戰斗不止，乃是固有的性格。但是，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當處在力不從心、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怎麼辦？革命導師列寧臨終前幾年的生涯對我們也頗有啟示。

列寧是在五十多歲，一般通常人處於年富力強、閱歷充沛的時分，因重病幾度被迫停止日常工作。被迫離開緊張繁忙的第一線工作，對於列寧這樣一個斗志旺盛的革命家來講，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斯大林曾在一篇短文中曾繪聲繪色地介紹過當時列寧渴望工作的心情。但是，體力的明顯衰退不支，1922年在共產國際四大發表演說后的精疲力竭，使列寧感到了自己可以為黨和人民工作的時間不多了。病情最為嚴重的時候，這個曾經用他的語言使群眾激動興奮，曾經在辯論中說服戰士並使領袖堅強起來的人，使全世界都對他的話起了這樣那樣反應的人，現在卻連最簡單的最原始的概念都表示不出來了。列寧用鐵一般的毅力跟疾病作斗爭，並且尋找辦法，在自己工作能力受損害的情況下，利用可能的條件，為黨工作。不能參加第一線工作，這固然是極大的損失。但是，列寧也發現“有失必有得”，退出第一線固然很遺憾，而卻能得到從旁觀察，進行思考的機會和條件。這樣，可以為黨提供在第一線工作時不易發現的一些重要情況和難以進行的一些工作，回顧總結經驗和向黨提出建議。為了進行這些工作，列寧努力改變自己的習慣。才思敏捷的列寧，慣於親自執筆疾書。十月革命后曾為他配備了速記生，讓他用口述的辦法寫文章，他總是很不習慣，因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不滿意，以至一些速記稿隻好燒掉再由他親筆來寫。后來，由於患病手顫，無法握筆，他努力改變習慣，請速記生幫助記錄文稿，以爭取時間把自己想到的問題提交給黨。

在這一期間，列寧對革命勝利后各條戰線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回顧，論証了社會主義在俄國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和實現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走的歷史道路。列寧最后的一些文章，《日記摘錄》《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提出了許多關於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度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觀點。十月革命后，列寧曾多次想執筆總結社會主義實踐提供的寶貴經驗，但是繁忙的公務使他疲勞不堪，難於握筆。疾病纏身、臥床不起的列寧卻從這些“失”中抓“得”，深刻思考過去無暇反思的種種問題。他提出的關於必須提高文化水平和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關於通過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合作社計劃來實現工農聯盟的問題，關於建設一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不浪費公帑的國家機構的問題等等，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日，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期間，列寧對實際工作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比如，關於擴大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建議，關於使國家計劃委員會具有立法職能的建議，關於與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忠實、積極同志建立聯系的建議，關於制止和克服大民族主義的建議，關於改進國家管理機構的建議等等，都抓住了當時經濟、政治領域中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切重要的計劃，不僅在於制訂，更在於實施和貫徹。列寧在第一次重病后主持召開黨的十一大時，一再強調關鍵在於挑選人和檢查貫徹執行情況。在病重時，他更感到挑選人才的重要。列寧在實際工作中深諳當時黨和蘇維埃領導人的個性和品質，看到了他們的優點和弱處，他想到生前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來發揮他們的長處，而調節抵制某些矛盾和沖突，而當他離開第一線時，這些矛盾和沖突會影響工作的進行。列寧不想到個人安排后事之類的事，而放眼於黨的集體領導的穩定性。在他著名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發揮了這個思想。人們往往過多地看重了列寧在這封信中對某些領導人的優缺點評價，卻對信一開頭提出要改革政治制度，尤其是擴大中央的建議，讓地方、基層的同志參加中央工作鍛煉的建議重視不夠。而這些卻恰恰是列寧建議的主要方面。

列寧是在猝不及防、始料未及的情況下進入他的晚年的。在這短暫的歲月裡，列寧做了許多令人驚嘆的工作，在自己的歷史上寫下了最后的宏偉一章。這生動地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也為共產黨人黨性修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一個人能力有大小，這個大小受眾多條件制約，其中生理條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條件。或年老、或體弱，是每個人人生經歷不能回避的歷史進程。共產黨員的革命意志是不能衰退的，這是黨性修養的重要方面。列寧晚年爭分奪秒地做黨需要而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圍內的事情，為所當為，為所能為，是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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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6]列寧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48.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7-338.

[8]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5.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來源：《中共石家庄市委黨校學報》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