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晚年的“政治遺囑”

﹝摘 要﹞在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之際，讓我們重新走進列寧最后論著的思想深處，這對於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具有特殊意義。本文把列寧的最后論著——三封書信、五篇論文，分成三組，依次進行了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考察：第一組是三封書信，中心是黨和國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創新問題﹔第二組是五篇文章的頭三篇——《日記摘錄》《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分別講的是文化觀念、經濟制度，總體戰略上的改革創新問題﹔第三組是最后兩篇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重新又回到黨和國家政治制度創新問題上來。由此可見，社會制度創新論，尤其是國家制度創新論乃是列寧“政治遺囑”的核心思想。也正是在這裡，可以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找到富於生機活力的源頭活水。

[關鍵詞]列寧晚年 最后論著 社會制度 國家制度 創新

1922年底至1923年3月，列寧最后書信和五篇文章集中到了一個根本長遠的戰略問題上來，即如何保証“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經濟上，市場機制下的新型合作制﹔政治上，黨領導人民實現國家制度改革創新﹔文化上，持久建設的文化革命。其中，在黨的領導下，用人民監督制反對官僚腐敗症的國家制度創新，乃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保証。

“列寧最后書信和文章”又稱“列寧最后論著”，長期以來又被稱為“列寧政治遺囑”或“列寧遺囑”，國內外學術界對此已經做過不少研究，但仍有未得真諦之嫌，也未能得到應有重視。為了解決這個重大難題，在此謹重新發掘各種歷史文獻，以簡要勾勒出“列寧最后論著”的來龍去脈、創作過程和基本思想。

列寧最后論著的主題實質上是蘇維埃俄國的制度創新問題。這個大主題又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如何使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俄國的社會制度創新問題﹔二是作為其政治保証的黨和國家政治制度創新問題。后者尤為重要。

從近百年的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來看，最接近列寧晚年理論創新思路的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從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到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

在國內外的流行說法中，通常是按照寫作先后與文體形式把“列寧最后論著”分成“書信和文章”兩組：三封書信主要寫於1922年12月中下旬﹔五篇文章寫於1923年1月至3月初。

這樣的劃分方法自有其道理，但多少有點流於表面形式。為了更具體、更細致、更深入地摸清列寧最后思想的來龍去脈，本文嘗試把“列寧最后論著”分成三組，作為“列寧最后構想”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組，形成於1922年12月中下旬，准確地說，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主要包括列寧口授的以黨和國家政治制度改革創新為主題的《給代表大會的信》等三封書信，1923年1月4日又對《給代表大會的信》作了補充。

第二組，寫於1923年1月中上旬，主要包括五篇文章中的前三篇：論文化問題的《日記摘錄》、談經濟問題的《論合作社》、從世界歷史和辯証法哲學高度談發展規律和總體戰略的《論我國革命》。

第三組，寫於1923年1月下旬至3月初，包括重新回到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制度創新的這個主題上來，補充完成了原來就已動筆的兩篇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一組文獻：1922年12月下旬的三封書信

1922年12月下旬，從12月23日起至該月底，圍繞著走上新經濟政策道路后黨和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創新這個頭號主題，列寧先后口授了三封重要書信：《給代表大會的信》《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

由於槍傷舊疾，加上勞累過度，1922年5月26日列寧第一次中風，當年12月15日深夜又第二次中風。列寧預感自己的病情可能會加劇，因而他對福齊也娃等身邊工作人員說，必須抓緊工作，“不要為疾病弄得措手不及”[1]。按照輕重緩急的劃分，他先抓的是最重要最緊迫的重大問題。從1921年春天起，也就是在走上新經濟政策道路的兩年之后，由列寧本人提到首要地位上來的不是別的什麼問題，恰恰是黨和國家制度改革創新的問題，與新經濟政策應當成龍配套的政治制度改革問題。

1922年12月23日，列寧第一次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就旗幟鮮明、開門見山地提出了這個思想主旨：

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變動。

……

這種改革會大大加強我們黨的鞏固性，會有助於它在敵對國家中間進行斗爭，據我看，這種斗爭在最近幾年內可能而且一定會大大尖銳化。我想，採取了這樣的措施，我們黨的穩定性將增強千倍。[2]

接著，12月24、25日，列寧又對《給代表大會的信》作了第一次補充，主要提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兩大關鍵性問題、兩項政治制度保証：一是維護工農聯盟不破裂﹔二是維護黨中央領導核心內部不分裂。為此，他點評了六位主要領袖人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

12月26日，列寧又對《給代表大會的信》作了第二次補充，不僅提出要吸收普通工人群眾、勞動群眾參與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機構，更重要的是指出這一做法的原因就在於，在政權已經穩定、和平已經到來、走上新經濟政策道路之后，“全部工作應集中到改善機關上”：

吸收很多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會有助於工人改善我們糟透了的機關。我們的機關實質上是從舊制度繼承下來的，因為在這樣短的時期內，特別是在戰爭、飢餓等等條件下，要把它改造過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對於那些抱著譏諷態度或懷著惡意指出我們機關的缺點的“批評家”，可以心平氣和地回答說，這些人完全不了解現今革命的條件。在五年的時間內要完成機關應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別是在我國革命所處的條件下更是如此。我們在五年內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類型，在這個國家裡工人走在農民前面反對資產階級，這已經很好了，這在敵對的國際環境中是一項巨大的事業。但是在意識到這一點時，絲毫不應忽視，我們的機關實質上是從沙皇和資產階級那裡拿過來的舊機關，在和平已經到來和免於飢餓的最低需要已經得到保証的現在，全部工作都應該集中到改善機關上。[3]

12月29日，列寧感到言猶未盡，又對《給代表大會的信》作了第三次補充，提出比增加工人群眾中央委員數量更重要的，是要進行國家制度創新，吸收相關專家，加強工農檢查院的人民監督制度：

我認為，在增加中央委員人數時，還應當、也許主要應當檢查並改善我們的毫不中用的機關。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應該利用高度熟練的專家，而配備這些專家則應該是工農檢查院的任務。

……

如果中央委員的人數適當增加，他們在高度熟練的專家和在各部門都有很高威信的工農檢查院成員的幫助下，年復一年地學習國家管理的課程，那麼，我認為，我們一定能夠成功地解決我們長期未能解決的這一任務。[4]

1922年12月22日，斯大林在與克魯普斯卡婭的電話中，粗暴無禮地辱罵了對方，並以訴諸中央監察員委員會相威脅。看來在1922年12月底、1923年初，列寧知道了此事，並因此於1923年1月4日對《給代表大會的信》作了第四次補充，集中談了斯大林的問題：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同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5]

1922年12月27、28、29日，列寧口授的第二封書信是《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其思想主旨不是強調計劃經濟，而是強調在特別復雜的科學技術、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等專業領域，不僅要有一般的群眾路線，而且要走專家路線，尊重知識、尊重專家。這一思想緣起於在列寧支持下、由科技專家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主持制訂的全俄電氣化計劃。

1920年2—12月，在列寧的領導和支持下具體制定了全俄電氣化計劃。1920年2月初，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電氣化的決議，要求用科學方法制定整個國民經濟計劃，充分認識電氣化對工業、農業、運輸業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頭等重要意義。接著列寧主持勞動國防委員會，批准成立了“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具體主持該委員會的工作。200多位優秀專家參加了這一工作，聚精會神地整整干了8個月，參閱了大量的科學資料，進行了規模浩繁的調查研究和統計工作，提供了200多篇專題研究成果，最后匯聚成為有充分科學依據的全俄電氣化計劃。

1920年10月—1921年12月，列寧為反對官僚主義的革命空談、最終確立這一計劃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12月，根據列寧的倡議，將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計劃問題列入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並在大會決議中獲得高度評價。盡管如此，還有相當一批妄自尊大的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對這一計劃採取了官僚主義的漠視態度，指責其制定者都是資產階級專家，以自己有權不予批准相要挾。為此，列寧寫了《論統一的經濟計劃》一文，點名批評了農業人民委員米柳亭等暴露出的官僚主義，強調指出，這一計劃是根據極豐富的科學材料，“制定了一個科學的統一的經濟計劃”，是“關於統一的經濟計劃問題所寫的唯一的一部嚴肅的著作”。[6]同時，列寧採取謹慎的科學態度，倡議召開了有1000人參加的電氣技師代表大會，專門審查、評議這一計劃。1921年12月，第九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決議，電氣化計劃終於成為國家法令，為它進一步貫徹實施提供了法律保証。

后來，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由諸多科技專家、經濟專家組成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但由於整個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它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屢受各種官僚主義指責。為此，列寧在《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一信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這個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來的，大概已經很久了。我當時反對這個思想，因為我認為，這樣一來，在我們的立法機關系統中將出現嚴重的不協調現象。但是經過仔細研究，我發現這裡實質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匯集了內行、專家、科技界人士的機關，雖然實質上掌握著正確判斷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卻有點被置於我們的立法機關之外。

……

我是這樣設想這一步驟的：應該使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不被通常的蘇維埃審議程序推翻，改變決定要有特別程序……[7]

12月26日，列寧又作了補充，強調國家計劃委員會代表的是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專家集體、專家系統：

看來，我們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正在全面發展成為專家委員會。這種機關的領導人不能不是在技術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和多種科學修養的人。這種機關的行政管理力量實質上應當是輔助性的。從這種科學機關的權威來看，國家計劃委員會必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這種獨立性和自主性取決於一點，這就是它的工作人員是否認真負責和勤勤懇懇地努力實現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建設計劃。[8]

1922年12月30、31日，列寧口授的第三封書信是《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這個問題牽涉民族關系、國家制度的根本問題，最為復雜和尖銳。

1922年9月，斯大林提出了他的“自治化計劃”，開始暴露出嚴重的大俄羅斯主義傾向。當年8月中央組織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解決俄羅斯與其他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系問題，為10月中央全會做准備。斯大林主持了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參加的還有奧爾忠尼啟則、古比雪夫和其他民族共和國的代表。斯大林以他的“自治化”方針為基礎，擬定了決議草案。草案規定，其他民族的蘇維埃共和國根據自治原則，加入俄羅斯聯邦，以此為途徑聯合起來。實質上也就是以服從大俄羅斯為前提，承認各民族共和國有限的自治權。9月23—24日，這個委員會以斯大林的自治化草案為基調，不顧格魯吉亞代表穆迪瓦尼的反對、烏克蘭代表彼德羅夫斯基的棄權，強行作出了決議，認為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各蘇維埃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之間締結關於它們正式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條約是適宜的。

1922年10月中央全會后，以奧爾忠尼啟則為首的俄共(布)南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同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穆迪瓦尼集團的矛盾尖銳起來，甚至出現了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人的事件，列寧同斯大林的意見沖突隨之表面化了。按照上述中央全會決議，南高加索的三個蘇維埃共和國——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先組成一個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然后作為一個實體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穆迪瓦尼是格魯吉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得到了老革命家、格魯吉亞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馬哈拉澤的支持，在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中佔多數。他歷來強調格魯吉亞民族的獨立性和特殊性，起初反對建立聯邦關系，隻同意建立雙邊條約關系，10月中央全會后他主張格魯吉亞應當像烏克蘭一樣，直接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列寧起初在原則上並不贊成這種主張，並在10月21日的電報中批評了他們，試圖調解這一矛盾。事態發展中的一些新情況，促使列寧把重心轉向批評奧爾忠尼啟則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10月22日，為了抗議奧爾忠尼啟則的專橫行為，並表示他們的絕望情緒，以穆迪瓦尼為首的9名格魯吉亞中央委員(共有11名委員)集體辭職。斯大林完全支持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行為和強硬措施。

1922年12月30、31日，正值蘇聯宣告成立之際，列寧口授了《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的書信，鮮明地提出問題及其症結所在，即沙皇專制主義的國家制度：

我覺得很對不起俄國工人，因為我沒有十分堅決十分果斷地過問有名的自治化問題，其正式的說法似應叫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問題。

……如果事情發展到奧爾忠尼啟則竟會動手打人——這是捷爾任斯基同志告訴我的，那麼可想而知，我們已掉到什麼樣的泥潭裡去了。可見，整個這個“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對的，是根本不合時宜的。

據說需要統一機關。但是，這種主張來自何處呢？還不是來自俄羅斯機關本身，而這種機關，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記裡已經指出的，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涂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証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採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於軍“務”和同飢荒斗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採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極壞的作用。[9]

12月31日，列寧又作了一些補充，更為尖銳地批評了斯大林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我在關於民族問題的一些著作中已經指出過，抽象地提民族主義問題是極不恰當的。必須把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大民族的民族主義和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10]

第二組文獻：1923年1月中上旬五篇文章的頭三篇

這三篇文章的一個主題，就是對如何才能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保証“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俄國”問題的回答。

這三篇文章從三個層面談到蘇維埃俄國的三個國家新戰略、大戰略：《日記摘錄》——應與新經濟政策配套實施的“文化革命”新戰略﹔《論合作社》——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加上合作制的國家經濟發展新戰略﹔《論我國革命》——從世界歷史共殊觀的高度，闡發了先抓住機遇、奪取政權，再回頭建設落后俄國的新道路、新戰略。

這個通盤考慮的戰略思考、戰略布局，不是我們今天虛擬的，而是列寧本人於1922年12月27、28日，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作准備口授了一份札記，事先擬定了“1+4”的文章題目、基本思路：

關於增加中央委員人數的信中漏了增加后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工農檢查院的關系問題。

擬定的題目：

1.關於中央消費合作總社以及從新經濟政策觀點來看它的意義。

2.關於職業教育總局同國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間的關系。

3.關於民族問題和關於國際主義（從格魯吉亞黨內最近的沖突談起）。

4.關於1922年出版的一本國民教育統計的新書。 [11]

1923年新年伊始，1月2日，列寧口授了五篇論文的第一篇《日記摘錄》。這個題目是《真理報》1月4日發表時使用的題目，因為當時俄共中央規定，為了保証列寧的生命與健康，不讓重病中的列寧參加會議、發表文章，但並未禁止列寧寫日記。如果今天，我們加個名副其實的題目，那就是：《文化革命的戰略構想》，如果再加一個長點的副標題，那就是文中開頭和結尾所說的：落后俄國的當務之急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巨大文化任務。

由此看來，列寧對於解決俄國文化落后問題，已經思考很久，形成了一些深思熟慮的基本思想，在第一次口授文稿的基礎上，前前后后作了四點補充。克魯普斯卡婭是多年從事教育工作實踐和教育理論研究的專家，列寧在第二次口授中，還專門補充了《俄國識字狀況》統計圖表等資料，文中還特別提到職業教育總局機構與國民教育基本需要脫節而亟須改革的問題。這些新資料、新情況，可能是根據12月27、28日列寧擬訂的四個研究題目，由克魯普斯卡婭搜集之后送給列寧的。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列寧還不忘搜集新資料、新數據、新國情，看來是志在最后文章中提出一些戰略性、全局性、關鍵性的問題，以供即將召開的俄共十二大深入討論。

《日記摘錄》的思想主旨，是把根本改變文化落后基本國情的文化革命任務作為決定命運的戰略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做主要的事情。我們沒有關心或者遠沒有充分關心把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而不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任何文化，既談不上無產階級文化，甚至也談不上資產階級文化。問題就在於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如果我們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擺脫的，雖然我們有可能擺脫，因為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人民群眾像我國的人民群眾這樣關心真正的文化﹔沒有哪一個地方像我國這樣把文化問題提得這樣深刻，這樣徹底﹔沒有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國家像我國那樣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裡，而大多數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說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識字方面——不足﹔沒有哪一個地方的工人階級像我國工人階級這樣，為了改善自己在這方面的狀況，情願忍受並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犧牲。

……

我在這裡只是提出問題，為的是引起同志們的注意，舉出現有的西伯利亞西部的經驗（這經驗是霍多羅夫斯基同志告訴我的），並充分地把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巨大文化任務提出來。[12]

1923年1月4、6日，列寧緊接著寫下的第二篇文章是《論合作社》，旨在提出經濟上的國家新戰略：“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再加上合作制，就能保証“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俄國”。

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宣告依靠國家壟斷制、強制國有化的方式推進社會主義，只是死路一條﹔然而，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勢必使資本主義勢力滋生壯大，隻能算是一條退路。怎樣才能停止退卻、轉守為攻、轉退為進？列寧經過苦苦思索，終於在1922年底、1923年初，找到這條轉退為進的新道路，這就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加上國家支持下的新型合作制。

1922年9月12日，列寧給中央消費合作總社理事會主席列·米·欣丘克的信表明，他曾授意后者在兩周內寫成新著《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中央消費合作總社》。

1922年12月13日，列寧擬定的《在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提綱》中第十五個要點，就是要談一談“中央消費合作總社：它的特殊意義”[13]。

1922年12月27、28日，列寧擬訂的四個題目之首，就是與上述新著、要點緊密聯系的合作制問題：“關於中央消費合作總社以及從新經濟政策觀點來看它的意義。”[14]

1923年1月，娜·康·克魯普斯卡婭曾為列寧索取有關合作社的著作，給列寧送去了下列書籍：尼·美舍利亞科夫《合作社和社會主義》（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爾《馬克思主義和消費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資本主義時代合作制理論的發展》1919年莫斯科版（這三本書藏於克裡姆林宮列寧圖書館）﹔弗·施陶丁格爾《從舒爾採-德裡奇到克羅伊茨納赫》1919年莫斯科版﹔亞·恰揚諾夫《農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組織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合作社的社會基礎》1916年莫斯科版﹔謝·尼·普羅柯波維奇《俄國的合作社運動，其理論和實踐》1913年莫斯科版。[15]

正是經過這一番苦苦思索、精心准備之后，列寧《論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合作制”的新戰略，以此來代替“國家壟斷制+國家超經濟強制”，作為落后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途徑、制度保証：

我覺得我們對合作社注意得不夠。未必每個人都理解，現在，自從十月革命以來，不管新經濟政策如何（相反，在這方面應該說，正是由於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合作社在我國有了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我國，既然國家政權操在工人階級手中，既然全部生產資料又屬於這個國家政權，我們要解決的任務的確就隻剩下實現居民合作化了。[16]

1923年1月6日，列寧又對《論合作社》一文作了重要補充，旨在說明合作制在保証“從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中的重要經濟基礎作用，從而提出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

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下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這種機關，我們在五年來的斗爭中還來不及也不可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17]

1923年1月16、17日，列寧寫了第三篇文章《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試圖上升到世界歷史的總體高度，從理論思維的哲學高度，總結俄國革命、俄國道路，駁斥蘇漢諾夫等人對俄國缺少社會主義經濟前提的根本質疑，堅持俄國革命的首創性就在於開創了“先奪權、再建設”的新道路、新戰略。

在列寧最后論著中，這篇文章的醞釀准備時間是最長的。1922年12月24日，列寧在剛開始著手寫《給代表大會的信》時，就叫人取來了蘇漢諾夫《關於革命的札記》七卷本中的第3、4卷。12月29日，在醫生禁止讀書的情況下，列寧開始讀蘇漢諾夫的這部著作。

蘇漢諾夫何許人也？他是一個著名的孟什維克，參與了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發展歷程，1922、1923年以此為主題，發表了《關於革命的札記》七卷本。其中第3、4卷，專門談論十月革命及其歷史命運。他認為，落后俄國缺少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物質經濟前提，十月革命注定是命運多舛的早產兒，列寧的思想只是注定要破產的夢幻、空想烏托邦。他的觀點近似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第二國際的考茨基，因而很有代表性。

列寧沒有否認現有的落后俄國缺少社會主義經濟前提的基本事實，同時堅持一般與個別的辯証法，認為世界歷史基本規律並不排除俄國開創一條新道路的歷史可能性，就是“先奪取政權，反過來搞建設”：

第二，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國是個介於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於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

……

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18]

第三組文獻：1923年1月中下旬至3月初五篇論文中最后兩篇

這兩篇文章題為《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表明在1923年1月中上旬插入三篇文章的口授之后，列寧又回到1922年12月下旬《給代表大會的信》提出的問題、思路和主線上來，重新凝聚到一個決定命運的頭號關鍵問題上來：怎樣在新經濟政策的新形勢、新時期、新道路上，更好地改組工農檢查院，用人民監督制的國家制度創新來反對官僚腐敗，並從根本上改革創新國家機構、國家制度，從而為從新經濟政策俄國走向社會主義俄國，提供堅實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証和國家制度保証。

根據《列寧秘書值班日記》和福齊也娃回憶錄《列寧生活片斷》來看，在頭三篇文章沒有寫完的時候，列寧已開始醞釀寫作《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這組文章，時間在1923年1月初到3月初，持續了近兩個月，是列寧最后論著的收官之作，也是花時間最長、下功夫最大的精心之作。

《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一文的寫作，列寧特別費盡心思。

1923年1月6日，列寧在完成五篇論文中的第二篇《論合作社》之后，於1月16、17日集中寫作《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的札記）》之前，先寫出《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的第1稿，最初草擬的題目為《我們對工農檢查院怎麼辦？》﹔

1月7、8日，列寧先構思了文章的寫作提綱，列出15個要點，相當於全文的骨骼框架﹔

1月9日，列寧先大體按上述要點，粗線條地口授出文章的大模樣，一個基本雛形﹔

1月13日，列寧又從駁論的角度，設想了可能出現的質疑聲音、反對意見，試圖作出回答﹔

1月13日，列寧還從吸收國際經驗、現代科學組織一般勞動、科學管理經驗與成果角度，正面具體地探討了工農檢查院工作建設，尤其是如何改革創新工作制度的問題﹔

1月19、20、22、23日這四天裡，列寧在文章初稿《我們對工農檢查院怎麼辦？》的基礎上，又反復加工修改，最終寫成文章第2稿即定稿《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

文章一開頭，列寧就像敲響警鐘那樣，特別尖銳、特別鮮明、特別突出地提出了改組工農檢查院，乃至改革創新國家機關、國家制度，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的必要性、迫切性、艱巨性：

毫無疑問，工農檢查院對我們說來是一個大難題，而且這個難題至今沒有解決。一些同志用否認工農檢查院的好處或必要性來解決這個難題，我認為是不對的。但同時我並不否認，我們國家機關及其改善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遠未解決同時又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舊事物的殘余，極少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所以，為了找到真正革新這些機關的辦法，我覺得應該向我們國內戰爭的經驗請教。

……我們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們也應當按這個路子去尋找改組工農檢查院的源泉。我建議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採納下面這個以特殊方式擴大我們中央監察委員會為基礎的改組計劃。[19]

鑒於這一問題的特殊重要性、迫切性、艱巨性，在完成《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一文后，列寧仍感到意猶未盡，又從2月2日開始到3月2日止，花了一個月時間，寫成最后論著收官之作《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根據《列寧秘書值班日志》和福齊也娃回憶錄《列寧生活片斷》，可以看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寫作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由此也決定了文章的雙重主題、雙線結構，或者說正副主題、前后兩大部分。列寧用星花符號把全文分成了五大部分：前四個部分合起來構成文章第一部分——《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的續篇﹔而第五部分自成一體，是列寧重讀蘇漢諾夫《關於革命的札記》第7卷后寫成的《論我國革命》的續篇，也是列寧最后論著——三封書信、五篇文章的終篇總結。

這是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后，重讀《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乃至列寧全部最后論著，驀然產生的一個新看法、新判斷、新觀點。

1923年2月2日列寧開始口授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是《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的續篇。之所以要再寫這一續篇，首先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太重大了，值得反復探索﹔同時，還由於列寧高度關注上述文章是否引起了應有的重視。2月1日，列寧“問及瞿魯巴和其他人對他的文章的態度”，“他問中央委員會討論過關於這篇文章的問題沒有”，被問者的回答是“不清楚”。[20]

正是這種情況，促使列寧在2月2、4、5、6、7、9日，花了六天時間，口授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初稿。2月10日，他讓秘書福齊也娃把《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交給自己的副手瞿魯巴，要他盡可能在兩天內看完。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前四個部分，相當於《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一文的續篇，分四個層面，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由此怎樣改革創新國家機關、國家制度的問題。四個層面，一個主旨，就是文章開頭總論部分提出的基本觀點，強調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改組工農檢查院，改革創新國家機關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漸進性，反對急躁冒進：

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的問題上，我認為工農檢查院不應當追求數量和急於求成。

……對那些過多地、過於輕率地侈談什麼“無產階級”文化的人，我們就不禁要抱這種態度，因為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拋掉資產階級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極的文化，即官僚或農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錯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我們許多年輕的著作家和共產黨員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

因此，在國家機關問題上，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現在也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最好慢一些。[21]

對照列寧本人留下的最后文章和福齊也娃的回憶錄，可以看出，列寧在1923年2月20日后，又重讀了蘇漢諾夫的《關於革命的札記》第7卷，思考了《論我國革命》一文中提出的世界歷史總規律和俄國革命總戰略的大問題。福齊也娃在回憶錄中回憶了1923年2月20日后，與《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相關的列寧晚年活動：

此后數日，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一直在讀一些東西。他請求把蘇漢諾夫《關於革命的札記》第七卷給他。工作談得不多。

三月二日，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最后一次審閱了《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篇文章，並送去付印。文章發表在《真理報》上。這篇文章在邏輯上可以說是《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的續篇，同它構成了一個整體。[22]

這裡提供的歷史事實，為更好理解《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提供了一把新的鑰匙。我們今天要補充的新見解是，列寧這篇最后之作，按照列寧當年所加的星花符號把文章分成了不同部分，其中，最后一組星花符號分出的部分，實際上是相對獨立、自成一體的，至今還很少有人對其獨特內容、獨特地位，進行專門研究。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五個閃光思想

如果說《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前四部分構成了《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的續篇，那麼后一部分則構成了《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的續篇，其主題涵蓋從世界歷史發展新趨勢看俄國道路的新特點、新戰略，看改組工農檢查院、改革創新國家機關、國家制度的巨大戰略意義、甚至是命運攸關的世界歷史意義。

從這一意義上說，《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列寧最后論著、列寧最后論著的終篇、列寧國家觀下篇的終篇，而且是整個列寧主義思想的終篇之作，同時又是新時代、新形勢、新發展的開篇之作。

我們應當從這個新高度、新視角，重新解讀《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新理念、新觀點，在此隻對其中特別重要的五個閃光思想，擇要述之。

第一個閃光新思想，是列寧提出要首先注意時代特點、國際環境，在把握世界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大前提下，再來具體分析俄國特點、俄國國情、俄國道路問題。因而，在文章開篇列寧就說：“現在我們生活的一般特征是這樣的……”，而后講“國際環境也把俄國拋回到過去的水平”。[23]其實，這裡講的就是時代問題、時代本質特征問題，思考了俄國道路、俄國國家問題的時代觀前提問題。

時代特點與俄國國情、世界歷史發展基本規律與落后俄國發展特殊道路的有機結合、辯証統一，一般與個別的對立統一，是列寧主義思想及其方法論真諦，也是他思考俄國國家問題的生長點、出發點。

第二個閃光新思想，是列寧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國家體系”概念，發展成為“國際關系體系”概念，並指出其“整個分裂為兩個陣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造成某種類似‘社會和平’的局面”，這是對俄國國家問題的新形勢、新特點的思考：

國際關系體系現在已成為這樣：歐洲的一個國家受著各戰勝國的奴役，這就是德國。其次，一些國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能夠利用勝利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大的讓步，這些讓步畢竟在推遲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造成某種類似“社會和平”的局面。

……

現在全世界正進入一種必然引起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對我們不利的地方，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已把整個世界分裂為兩個陣營，而且因德國這個真正先進的、文明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現在很難抬起頭來而使這種分裂更加復雜化。[24]

第三個閃光新思想，就是落后俄國還不具備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物質前提、經濟基礎、文明程度，為了確保“從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一個最為重要的政治支點、制度保証，就是新型國家制度的改革創新：

我們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雖然我們已經具有這樣做的政治前提。我們必須堅持這樣的策略，或者說，為了自救必須採取下面的政策。

我們應當努力建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裡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並通過大力節約把自己社會關系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跡鏟除干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厲行節約。我們應當把沙皇俄國及其資本主義官僚機關大量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一切浪費現象的痕跡鏟除干淨。[25]

第四個閃光新思想，就是列寧提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俄國國情下，俄國戰略總計劃、總布局，就是用國家制度現代化改革創新，支持帶動整個俄國現代化起飛，這就是改組工農檢查院、改革創新國家機關、國家制度的全局意義、戰略意義之所在：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這樣把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策略、我們的戰略等等的總計劃同改組后的工農檢查院的任務聯系起來的。我們之所以應該對工農檢查院特別關心、特別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別高，使它的領導具有中央委員會的權利等等，在我看來，理由就在這裡。

這個理由是說，隻有徹底清洗我們的機關，盡量削減機關非絕對必要的一切，我們才能夠有十分把握地堅持下去。而且我們將能夠不是在小農國家的水平上，不是在這種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堅持下去，而是在不斷地前進、向著大機器工業前進的水平上堅持下去。[26]

第五個閃光新思想，就是列寧在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時，首先是面向東方、面向中國，首次明確提出，原本十分落后的東方，包括中國，會迎來社會主義希望曙光，而未來東方道路、中國道路會比俄國道路，具有更加鮮明的東方特色、民族特色：

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卷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斗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証的。

……

我們的蘇漢諾夫們，更不必說那些比他們更右的社會民主黨人了，做夢也沒有想到，不這樣就根本不能進行革命。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裡，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27]

從1921年轉向新經濟政策道路，到列寧最后論著，一以貫之的一個主題，就是探索落后俄國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創新和制度創新問題。

這種制度創新又明顯區分為兩個主要層面：一個是最基礎的層面，即經濟制度發展中的制度創新，起點是從“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余糧收集制”，轉向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糧食稅制度，走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制度體系，最后構想還特別提出了合作制的特殊意義問題﹔另一個最關鍵的層面，則是黨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創新，主線是把加強黨的領導與民主監督、法治國家結合起來的國家現代化制度創新，旨在根本防治官僚腐敗症的滋生蔓延。

今天，重溫列寧的最后論著、最后構想，對於我們更好地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努力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新階段，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列寧晚年構想、晚年創新，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道路創新、制度創新，找到了重要的源頭活水。也正是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中，尤其是從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到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看到，列寧晚年創新思想至今仍然保持著強大活力，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識，讓中國改革開放在新時代、新起點上實現更大突破、更大創新。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重大項目“十月革命，列寧主義，中國道路”﹝項目編號：16JJD71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王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列寧思想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