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新中國七十年

對於中華民族來說，20世紀是個偉大的世紀。在這個世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有三位歷史偉人，一是孫中山，二是毛澤東，第三位就是鄧小平。對民族復興有巨大影響的歷史性事件也有三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二是新中國的成立，三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無論是三大偉人還是三大裡程碑事件，鄧小平都在其列。

鄧小平同孫中山、毛澤東一樣，是個傳奇人物。為了使貧弱的中國強大，16歲的他毅然離開故土，踏上旅歐勤工儉學的航船。經過四年砥礪，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更堅決的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①]從此以后，他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

本文著重談談鄧小平對新中國70年歷史發展的卓越貢獻。

一、參與建設使新中國站起來的奠基開拓和特殊歲月的全面整頓

參與解放了半個中國的鄧小平，在地方工作兩年后即調中央，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的秘書長、總書記和副主席，成為協助毛澤東工作的“副帥”。他是新中國奠基事業的親歷者，參與決策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的特殊歲月，他復出后全面整頓，同“四人幫”堅決斗爭，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主政大西南。鄧小平出席開國大典后，即與劉伯承統率二野進軍西南，先后解放重慶、成都。年底，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身份主政大西南。

鄧小平與劉伯承、賀龍等一起，根據中央指示，實施幾項重大決策，開創大西南新局面，鞏固了祖國西南邊疆。

1．進軍西藏，實現和平解放。這是解放大西南的最后一役。鄧小平提出“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方針，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搶修進藏公路，保障部隊物資供給。根據中央指示，主持制定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談判“十項條件”。以打促和的昌都戰役后，達賴喇嘛派出和談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解放事宜。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十項條件”，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1951年5月下旬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的底本。據此，人民解放軍多路進藏。12月，西藏全境解放。

2．平穩接管城市，大力發展經濟。沒收、接管官僚資本工業企業，建立國營和公私合營商業企業，奠定了國營經濟基礎。興修成渝鐵路和制造運營輪船，解決蜀道之難，促進生產迅速發展。在建立金融秩序、平抑物價、穩定稅收、保障財政、調整工商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后，鄧小平強調一切都要引導到發展生產力，城市工作最中心的任務就是管理生產，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展生產的城市工作會議是地方召開的第一個這樣的會議，受到毛澤東的表彰。

3．狠抓農村工作，穩定社會基礎。這就是征糧、剿匪、春耕、禁煙、反霸等。征糧，解決國家包下來的200多萬人吃飯，以及進軍西藏和西南支援其他地區問題。西南歷來飽受匪患困擾。鄧小平要求各部隊靈活運用分散與集結的戰術，實行軍事進剿與政治攻勢相結合。扑滅匪患后，繼續清除藏匿於廣大農村的殘匪散匪，並進行反惡霸勢力和鎮壓反革命斗爭，廣大民眾獲得安全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是滿足城鄉建設各方面需要的根本之策。他布置剿匪任務時要求與生產相結合，並解決了西南鴉片種植面積之廣、吸毒人數之多的棘手問題。其意義重大，他稱之為西南的“淮海戰役”。

4．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發展民族經濟文化。西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60%。許多少數民族群眾還跨居在漫長國境線上。鄧小平強調，條件比較具備的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條件不夠的積極創造條件。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最重要的是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把貿易活動組織起來。到1953年4月，西南全區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建立起了各級民族區域自治政府。此前，已普遍建立起民族貿易公司和供銷社，還初步建立起從民族學院、民族干部學校到民族中小學的教育體系。

5．針對西南地區復雜特點，分批實行土地制度改革。西南地區土改異常艱巨，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民族雜居地區，經濟關系錯綜復雜。西南局決定，民族聚居地區先暫時不土改，民族雜居地區要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在取得大多數人同意情況下再土改。整個土改分三批進行，平穩順利。經過此前的減租、退押，再加上土改，西南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鄧小平說，土地改革是西南的“渡江戰役”。

1951年5月，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隨中央土改工作團到西南參觀考察，毛澤東請他講講考察印象。梁漱溟說：“解放不到兩年，四川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復雜的地方，變化這麼快，出乎我意料。四川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劉、鄧治理有方，他們是當地的執政者、軍政大員。特別是鄧小平年輕能干，所見所聞，印象深刻。”毛澤東說：“梁先生看得蠻准，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②]

（二）參與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1952年8月，周恩來要率領包括陳雲、李富春在內的代表團赴蘇談判五年計劃援建項目，政務院無人主持日常工作。鄧小平進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1954年又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主持書記處工作，協助黨的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日常事務，參與黨和國家重要決策，是黨中央重要領導成員。在1959年努力糾“左”期間，毛澤東強調中央書記處特別是鄧小平要發揮更大作用，提出“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

鄧小平首先參與了對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在探索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呈現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和比較正確的，一個是錯誤的。這兩種趨向交替發展，或在不同領域同時並存，艱辛探索表現出不小的曲折性。在“文化大革命”前，正確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居主導地位，黨的探索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犯的錯誤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糾正。

鄧小平在以下幾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是進行工業整頓。鄧小平任政務院副總理期間，分管幾個工業部門，對工業企業的管理就有一些思考。任總書記后，他提出社會主義工業企業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1961年，他主持制定“工業七十條”，整頓一個時期嚴重混亂的企業生產秩序。該條例確定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雙向責任關系，詳細規定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職工代表大會制和以廠長為首的生產行政指揮系統的運行與職責，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企業管理的章程，被稱為“工業憲法”。

二是對“反右傾”等運動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甄別平反。鄧小平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講話中提出這個問題，隨后制定文件明確政策，要求“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到1962年8月，全國600多萬干部、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對於改善國家政治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支持包產到戶。在國家經濟嚴重困難時期，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對克服農民的生活困難起了積極作用。但中央和地方對此有不同看法。鄧小平實際表示支持。他說：生產關系採取什麼形式，要看它是否能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生產，群眾是否願意。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還是要多種多樣比較好。“調整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體制，這也是一個大政策”，“我們要一步步地使農民緩過氣來”[③]。

四是支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1956年初，周恩來代表中央宣布，我國知識界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在“左”的思想發展后，這個認識被否定。1962年，周恩來在多次會議上重新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中央領導層對此也有不同看法，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時明確表示，“恩來在廣州報告沒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統一口徑，還是按總理講的為准，“那是中央批准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④]。

五是主張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后，把學習毛主席的幾篇著作、幾段語錄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割裂開來，同學習馬列著作對立起來，片面強調立竿見影。這個做法對軍隊和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產生了不小影響。鄧小平指出：在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是把毛澤東的隻言片語、個別詞句當教條，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二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隻講毛澤東思想，不講馬列主義。這不利於廣大干部群眾科學理解和正確運用毛澤東思想。“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掌握得好”[⑤]。

六是參與中蘇談判。鄧小平多次率團與蘇共領導人談判，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立場。盡管就爭論的意識形態方面而言，中蘇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但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反對“老子黨”、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霸權主義，伸張了民族正義，捍衛了國家主權，對黨和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維護黨的團結，深邃思考執政黨建設理論。鄧小平到中央后不久發生了高崗、饒漱石事件。在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班子分一線、二線后，高崗進行非組織活動，游說陳雲、鄧小平，鼓動一起“拱倒”劉少奇。調京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也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暗地裡將矛頭對准劉少奇。毛澤東知悉情況后，指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建議政治局搞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高、饒分裂黨的活動，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維護中央的重要性。在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報告，強調全黨應從高、饒事件中吸取教訓，為不斷增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而斗爭。鄧小平在一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負責具體工作，抓得及時，對人的處理較寬，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干部。

鄧小平自任中央秘書長后，就成為黨中央的“總管家”。他既要處理中央一切日常事務，還要負責籌備黨的八大。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是實干家，還對執政黨建設理論作了深邃思考。這集中地表現為他在黨的八大和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其理論貢獻主要為：

——豐富了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內涵。鄧小平指出：群眾路線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觀點和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工作作風﹔二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這樣，它既是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群眾基礎，又是黨獲得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由於我們黨成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危害大大增加了，貫徹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時期的斗爭。共產黨具有先進性，就因為“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它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並且努力幫助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⑥]。

——將堅持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提到了新高度。鄧小平在八大的報告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民主集中制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各級黨組織的集體領導問題，集體領導必須同個人負責相結合。這是我們黨強大的生氣勃勃基礎。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堅持這個傳統的制度，並且使它更加完善起來，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事情。” [⑦]

——強調多元化民主監督。1957年4月，鄧小平在西安考察時指出：黨要接受監督，黨員要接受監督。監督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黨本身的監督，二是群眾監督，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有了這幾個方面的監督，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為了搞好各方面的監督，就要健全各個層次、各個環節的民主制度。[⑧]

——對加強監委工作提出創新性設想。鑒於那幾年領導干部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監督，沒有“對立面”。七千人大會后，鄧小平提出加強監委的意見：在黨內搞些平起平坐的監委，就做調查研究和提意見。中央委員會開會，監委列席。監委的職能就是專門去查壓制民主的事，什麼都可以管。中央書記處起草了《關於加強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定》，指出：黨的監察委員會應當加強對同級國家機關的監督工作，可派出監察組常駐國務院各部門。地方各級監委，有權不通過同級黨委，向上級黨委、上級監委直至黨的中央，直接反映情況。

鄧小平關於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上述思想，不僅在當年發揮了指導作用，直到現在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四）大刀闊斧地全面整頓，同“四人幫”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鄧小平的傳奇，最突出的是“三落三起”，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落后大起。“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復出。1975年主持國務院工作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全面整頓，並同極力抵制和反對整頓的“四人幫”作斗爭。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領導全面整頓創造的奇跡，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時期參與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最后華章。

一是整頓的開端和局面的打開。萬事開頭難，百亂待治。鄧小平根據毛澤東“軍隊要整頓”的指示，首先整頓軍隊，拉開全面整頓序幕。隨后，以經濟領域最亂也最關鍵的鐵路部門作為扭轉亂局突破口。他提出，整頓關鍵在領導干部，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進領導班子，建立堅強的領導集體。堅決反對派性，對鬧派性的人寸步不讓。要認真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和對老工人、對勞動模范的政策﹔建立嚴格規章制度，抓緊恢復生產和工作秩序。他一個部門一個部門開會，狠抓整頓落實。鐵路部門整頓兩個月即見成效，五年來第一次完成月生產計劃。在鐵路整頓帶動下，工交、財政、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等各部門陸續進行整頓，不僅扭轉了這些部門的混亂狀態，而且經濟形勢明顯好轉，許多工業產品的產量創造了歷史上月產最高水平。國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重大進展，在這一年內連續三次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創造了航天奇跡。

二是與“四人幫”開展斗爭，為全面整頓創造條件。一些部門整頓的顯著成效，使廣大干部群眾充滿希望，但“四人幫”卻竭力阻撓整頓的進行。他們利用控制的輿論工具，將各項整頓措施誣蔑為“經驗主義”，散播“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等謬論。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江青等人的情況，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幫”。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前后的錯誤進行批評。鄧小平指出：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總結了歷史經驗。小圈子歷來不好，搞“四人幫”值得警惕。“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江青等人，這是第一次。會后，江青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向中央政治局上交書面檢查，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全面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使“四人幫”的勢頭受到遏制，為整頓工作在全國展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是全面整頓的巨大成就。政治形勢的好轉，工業部門混亂局面的扭轉，黨內外群情振奮。整頓開始向農業和上層建筑領域展開。農業整頓，主要是調整農村政策，激發農民積極性，解放生產力。鄧小平強調，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抓住整黨這個中心環節，各方面的整頓就會很快展開。他抓住這個中心環節，在經濟形勢明顯好轉后，加緊落實干部政策，不斷安排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復工作。在科技、文藝、教育等領域進行整頓，並抓意識形態工作，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是非加以澄清。經過全面整頓，1975年，一些地區武斗減少，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回升。這一年工業總產值是兩位數增長，糧食產量創歷史最高水平，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發展比較好的一年。

全面整頓的意義，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改革，那時用的名稱是整頓，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

二、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帶領中國開始了由站起來走向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再次復出。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偉大轉折。在新時期，鄧小平始終站在時代要求、國家發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以長期積累的遠見卓識、豐富政治經驗和高超領導藝術，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開始了由站起來走向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習近平指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⑨]

鄧小平的歷史性貢獻，至少可以論列以下十項：

（一）第一個反對“兩個凡是”，支持和領導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推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轉折。1977年2月，“兩個凡是”被提出。是年5月，鄧小平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當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展開后，初步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連續發表講話表示積極支持。他在1978年底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指出：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強調：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和新出現的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系黨和國家前途的五大歷史性決策：一是堅決批判“兩個凡是”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二是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並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三是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四是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此前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解決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錯案﹔五是增選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實際確立了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地位。上述重大決策，表明黨在各個領域全面展開撥亂反正，我們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習近平指出：在鄧小平同志的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二）主持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決議》的起草自始至終由鄧小平主持，於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有四大貢獻：一是對黨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作了科學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明確了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二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指出它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但是要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罪惡區別開來，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同那十年歷史區別開來。三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意義，強調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背離了他的正確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將長期指導黨的行動。四是對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基本點作了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決議》的制定，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使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有了政治准繩。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系統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

（三）提出一系列“大政策”，為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披荊斬棘，開啟偉大征程。最重要的“大政策”有：一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八億農民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農業生產擺脫了長期停滯的困境。鄧小平指出：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二是倡導興辦經濟特區，推動形成全國對外開放格局。鄧小平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是我提出來的。他堅決支持廣東和福建省委辦經濟特區，讓他們殺出一條血路來！他兩次到特區作調查研究后指出：深圳特區是個試驗，一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都可採用。現在可以放膽地說，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正是有了一系列“大政策”，鄧小平才信心滿滿地說：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上述“大政策”對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邁步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具有披荊斬棘的意義。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黨有步驟地展開各方面體制改革，勇敢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他響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領導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基礎上，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四）提出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明確“三步走”發展戰略，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國情的正確判斷。鄧小平強調，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來制定規劃。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他制定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明確了大致的時間表和實現民族復興的路線圖。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擁護你。改革開放的實踐証明，這條基本路線是使社會主義得到發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確路線。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根本任務，制定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他領導我們黨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

（五）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不斷推動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80年8月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是，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包括組織制度、干部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必須改革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特別是領導制度。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⑩]，使社會主義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為此，他非常強調民主法制建設，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第一，必須有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第二，堅持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搞兩院制﹔第三，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時，他首次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內涵，在黨的十二大建構起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的初步輪廓，在十二屆六中全會明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第一次說明了共產主義理想、道德同廣大群眾現階段的共同理想、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基本要求之間的關系，把先進性的要求同廣泛性的要求結合起來，更加有利於團結各界人士來建設社會主義。他的這些重要思想對於推動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起了重要作用。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必須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實現社會全面進步。

（六）開創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為改革開放偉業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成就，就是挑戰了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的不可能。長期以來，社會主義被認為隻能實行計劃經濟。鄧小平沒有被社會主義隻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緊箍咒束縛住，一直不停地思考這個問題。從1979年到1992年南方談話，他對這個問題的談話至少有12次之多。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不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回事。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是方法。計劃和市場都得要。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要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鮮明回答，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此后，我國掀起了新一輪更加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浪潮，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快車道，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開始富起來。改革開放至今充滿活力，這是一個核心推進器。

（七）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推進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大業。“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構想的含義有三。其一，“一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實行“兩制”的根本基礎。其二，“兩種制度”的一個主要方面，作為國家主體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變的。其三，“兩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香港、澳門和台灣等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1984年6月，鄧小平闡釋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他說：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后，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系。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干部，這也不變。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對於香港來說，這個高度自治權還包括實行“港人治港”。這個“港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並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隨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通過了關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一國兩制”構想邁出了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關鍵一步。“一國兩制”構想本是由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鄧小平在直接推動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同時，也在為台灣怎樣實現“一國兩制”構想和改善兩岸關系，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積極開展工作。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指導我們實現香港、澳門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推動海峽兩岸關系打開新局面。

（八）在國際風雲的急劇變幻中，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和一整套指導我國外交戰略的基本方針。鄧小平直接負責制定黨和國家的外交戰略，指導一切重大對外關系活動。這對於推進改革開放偉業，也有四大貢獻。一是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和平”內涵，強調我們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要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二是通過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觀察，及時調整我國的對外政策，在中美建交之后，適時改善中蘇關系，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愈益增大。三是改變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切的看法，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著名論斷，為確立黨在新時期的中心任務和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時代依據。四是面對蘇東劇變和西方國家制裁，提出一整套外交戰略作為我國在世界上的自處之道。這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系指導方針。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領導我們黨及時調整各方面政策，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難得歷史機遇和良好外部環境。

（九）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首位，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這是改革開放偉業的根本保証。鄧小平密切關注和重視黨的建設，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強調以下四大問題：一是提出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這裡最重要的是加強政治領導，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制，通過健全各種制度來防止和克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二是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首位。他特別強調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要堅持群眾路線，發揚黨的艱苦朴素、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三是強調反對腐敗是一個長期的斗爭，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他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政治交代說：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堅持不懈地反對腐敗。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四是要把領導班子建設好，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要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11]

（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之所以能帶領全黨取得偉大成就，使改革成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根本原因就在於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黨的十五大指出：“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12]這個理論堅持用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兩大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形成了新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13]。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就是他帶領黨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同志敢於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細心觀察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不斷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又從實踐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義無反顧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

正是這些重大思想理論和實踐，使20世紀的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79億元，1978年增加到3679億元，改革開放后的1986年突破1萬億元。它不僅開始改變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而且在改變世界的歷史進程。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的卓越領導，正是由於有鄧小平同志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欣欣向榮，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小康生活，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

三、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后繼者的不斷堅持和發展下進入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鄧小平離開我們20多年了。但是，他帶領黨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在不斷向前發展，它的內涵在不斷豐富和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14]這四大內涵，雖然鄧小平對其規定性沒有作這樣明確的概括，但這四個方面的思想，有如前述，他不僅有許多重要論述，而且為它的理論概括或有初步表述，或作了重要奠基。從以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完全繼承了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並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將這個偉大事業引領進了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一）始終不渝地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國內發生政治風波。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受命於嚴峻歷史關頭。他們不負重托，堅持改革開放，深化對黨的基本路線認識，確立黨的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底蘊，成功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了21世紀。

江澤民的十五大報告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和特征作了新的闡釋，明確了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個基本綱領是黨的基本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開，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涵。從實踐成就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001年突破10萬億元大關，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2年達到120332.7億元，實現了總體小康，為后來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21世紀初，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首次明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內涵，強調最根本的就是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胡錦濤還對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作了完整概括，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概括初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他還以新的視角對改革開放以來黨帶領人民積累的經驗作了新的論述。這就是著名的“十個結合”，將對基本經驗的認識推向了新高度，更加拓展了“道路”內涵。就實踐成就言，自2006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居世界第一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引擎。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519322億元。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上了一個新台階，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伊始就提出“中國夢”作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奮斗目標。實現中國夢，必須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的源頭，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思想的強大引擎。對實現中國夢，習近平推出兩個重大舉措。一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它明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更加理順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這是新形勢下治國理政方略的主體和核心。二是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和科學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進一步深化了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對轉變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有重大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行的新發展理念，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涵。這表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必由之路的認識達到了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愈走愈寬廣。從實踐發展成就言，到2018年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00309.48億元，佔世界經濟的比重接近16%。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全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按現行標准測算：1978年為77039萬人，2018年僅為1660萬人。2020年將實現全部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規定的脫貧目標。這是世界脫貧史上的奇跡，是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碩果！

（二）始終不渝地堅持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是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它肩負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重任。繼往承前，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啟后開來，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篇之論。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追根溯源上說，鄧小平理論與后來的創新理論關系，就是本源性理論與傳承性理論關系。后來的創新理論都是對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個不斷發展的開放理論體系。鄧小平理論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堅固基石。

先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牢記鄧小平的政治交代，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而提出的。它有兩個重要創新：一是對黨的性質從過去長期講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發展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是對黨的階級性質、群眾基礎、民族基礎的新表述，是對黨的先鋒隊性質的新認定。二是黨的先進性內涵從過去長期講的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發展為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新變化體現了對黨的先進性認識，同世界先進生產力和人類文明進步發展方向的密切聯系。它要求大力發展先進生產力，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物質力量，使黨的執政具有更加強大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先進文化，牢固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使黨的執政具有更加強大的精神基礎﹔大力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忠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使黨的執政具有更加強大的群眾基礎。這個新變化有利於增強黨的政治和科學文化素質，更具時代精神，更能說明黨的先進性的完整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國內外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對於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發揮了巨大作用。

進入新世紀后，國內改革進入攻堅期，許多矛盾凸顯。國際環境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中，我國發展的外部條件復雜多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准確把握新的階段性特征，深入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新鮮經驗，並在深刻分析世界發展趨勢、借鑒外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豐富。作為第一要義的“發展”，是著力把握發展規律，實現科學發展，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基礎﹔作為核心的“以人為本”，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各項權益，突出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作為基本要求的“全面協調可持續”，是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作為根本方法的“統籌兼顧”，是為了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努力形成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這個科學理論是在深刻總結我國長期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和充分吸收人類現代文明進步最新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它對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回答，把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開辟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是指導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

胡錦濤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創新理論加以整合，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他指出：這個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這是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的深刻總結，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實現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理論成果的高度概括。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提出了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重大的時代課題。圍繞這個重大時代課題，黨中央堅持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面從嚴治黨在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面從嚴治黨是偉大的自我革命。一個時期，那種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反腐，“反腐黨亡，不反腐國亡”的謬論廣為流傳。黨中央以猛藥去苛、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展反腐敗斗爭，堅持“打虎”“拍蠅”“獵狐”，全覆蓋、零容忍。經過短短幾年，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這場偉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左”的錯誤，是黨的路線問題的撥亂反正﹔那麼十八大以來反對“四風”和反腐敗斗爭，則是黨的作風建設的撥亂反正。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極大豐富和發展。

（三）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稱謂，是由鄧小平在1987年講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15]概括而來。他對此的一系列論述，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要義，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后，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勾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這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豐富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並在十六大進一步明確了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六大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作了進一步歸納，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就是通過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半個世紀以來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

進入21世紀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胡錦濤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講話中，將“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根本成就之一，並對其內容作了論述。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自我完善和發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16]。主要內容包括一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三個重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有建立在上述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概念的明確，拓展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對今后國家的發展，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立各級監察委員會，深入推行全面依法治國，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於鞏固、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深遠影響。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思想。它將過去講的主要屬於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層面的現代化，擴展到社會制度上層建筑層面。這個具有頂層設計性質的現代化，需要對各項重要制度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隻有這樣，才能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

推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根據憲法修正案和監察法成立了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這個新建的國家監察體系，整合各個系統的監察、反腐機構，代表黨和國家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是從我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出發加強對公權力監督的重大改革創新。這個創新，既是總結管黨治黨和治國理政經驗的重大成果，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豐富和發展。

深入推行全面依法治國，是鞏固、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調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要求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機制﹔強調提高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公信力。《決定》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舉措，標志著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也更加鞏固、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進一步緊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主題，系統總結黨領導人民在新中國70年來、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全面回答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總體目標和重點任務，既勾勒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宏偉格局，又繪制了實現“兩個十五年”戰略安排的具體路徑。這不僅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而且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個《決定》被譽為“中國之治”的綱領性文獻，是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偉大工程。

（四）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認識，是從號召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開始的。有如前述，鄧小平最早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科學內涵，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他雖然沒有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但為培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了巨大努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了初步概括，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強大精神力量的初始基礎。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淵源於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又植根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黨的十六大對於文化建設著力強調三點：一是要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二是堅持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三是切實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這些思想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內涵。

進入21世紀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內涵。這集中地體現在胡錦濤對於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特別強調的四項工作之中。一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為其主要任務。二是努力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形成尊老愛幼、互愛互助、見義勇為的社會風尚。三是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既保持民族性，又體現時代性。四是不斷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十六大以后，文化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文化整體實力不斷增強，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文化自信理念，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治國理政重要思想文化資源，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成為更加激勵全黨全國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自信，說到底就是要堅定文化自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堅定文化自信、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特別強調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九大提出，要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魂聚力，更好地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這就要求運用各類文化形式、通過各種渠道全方位貫徹，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和行為准則。     

第二，大力強調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獨特優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支撐。它不僅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發揮巨大作用，而且其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也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諸多難題的重要啟示。

第三，大力要求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習近平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系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據此，首先需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更好地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入了新時代。

綜觀新中國成立70年，鄧小平是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最為關鍵的領導人。他承前——參與了創建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他啟后——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帶領黨和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繼往——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強調走自己的道路，是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他開來——正如習近平所說，鄧小平同志為我們擘畫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藍圖正在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一天天走向繁榮富強，中華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

70年后再出發，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沿著毛澤東、鄧小平等所開辟和拓展的正確道路，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進！

（本文作者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