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前后是怎樣堅持底線思維謀劃和推動工作的

底線思維能力，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堅持底線思維，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個重要戰略策略，也是一個很緊要的領導藝術。善於運用底線思維，凡事從最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毛澤東常常提醒全黨，“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准備對付最壞局面”，“要在最壞一點上來布置工作”，“以能對付最壞情況”，“為根本出發點”。

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迎來最后的勝利，國際國內形勢呈現出一片光明的景象。在歐洲戰場上，德國法西斯於5月8日戰敗投降﹔在亞洲戰場上，日本帝國主義日暮途窮，垂死掙扎﹔在國內敵后戰場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開展如火如荼的局部反攻。此時，中國共產黨擁有著121萬黨員、91萬軍隊、220萬民兵和接近1億人口的19塊根據地，已經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空前發展，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空前團結。盡管如此，毛澤東卻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底線思維，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預見困難風險，化解問題矛盾，在抗戰的最后階段和隨后的解放戰爭中把握主動，從而贏得最終勝利。

一、常觀大勢，常思大局

底線思維是一種系統的戰略思維，需要在總體戰略的全局高度整體掌握各個系統、各個環節、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發展變化，如此才能准確地判斷底線是什麼、底線在哪兒，才能周密地預測事物發展可能遇到的困難挑戰，才能主動地提出策略措施，遠離底線，規避風險。

把握大勢與立足大局，是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基本前提。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在 1945年上半年逐步明朗，美國對華政策扶蔣反共的大致格局也逐步確定下來。進入 1945年之后，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力量的對比實現了“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國民黨堅持獨裁、拒絕和平的真面目愈來愈明顯地暴露出來，大后方的民眾則越來越多地把對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毛澤東深刻認識和准確把握中共七大前后這一風雲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密切關注伴隨著抗日戰爭的逐步勝利，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新挑戰，辯証分析和科學研判時局發展每個階段呈現出來的變化特征和總體趨勢，總攬全局，審時度勢。

首先，毛澤東敏銳捕捉和及時跟進 1945年國際國內形勢的微妙變化。早在1944年12月15日，他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發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說。十天后，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雅爾塔會議結束四天后，1945年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時局問題及其他》的報告。4月24日，他在七大的書面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開門見山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並據此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任務和政策。5月 31日，毛澤東在七大結論中主要講了三個問題，其中前兩個問題就是“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7月22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時局評論《內戰危險空前嚴重》。

8月11日，就在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的第二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關於日本投降后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定》。8月13日，即日本天皇發布《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兩天，毛澤東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次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長篇講話，提出“黨在新的環境下所採取的方針和對策”。隨后，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10月20日，毛澤東結束重慶談判回到延安后，立即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區黨委和各兵團首長關於《目前時局及今后六個月的任務》的指示。11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發表《抗戰勝利三個月來的局勢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針》的長篇講話。

其次，毛澤東善於根據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擬定實踐目標。在文章、報告、講話和電報中，他常常會把“時局”“方針”“形勢”“任務”並提。“方針”和“任務”的提出建立在對“時局”和“形勢”的科學分析、綜合研究及准確判斷之上。“時局”和“形勢”的闡述又是為了因時而變、隨時而制地確定“方針”和“任務”。

七大前后毛澤東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認識和反應，就體現了這種根據形勢變化的適時調整。3月31日，他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作出說明，在談到對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國家的態度時，主張“以聯合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們尊重中國人民的意見”。4月2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布美國的軍事援助隻給國民黨政府，美國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並攻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對此，毛澤東在 4月 24日《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醒以美英為首的同盟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並警告“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而鑒於美國政府隨著歐戰結束在扶蔣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毛澤東在6月11日的七大閉幕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並毫不客氣地點名批評“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幾天后，他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參加的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鄭重號召，“要戰勝一切外國的、中國的反動派，一切外國的、中國的壓迫者，不戰勝他們決不罷休”。

最后，在大局與大勢的把握上，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的預見性。這種預見性既是對發展趨勢的預見，也是對底線風險的預估。他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看到事物未來的發展可能。中國共產黨在七大期間的“預見”就是能夠指出“中國人民將要走什麼道路”以及“我們的政策”。毛澤東認為，黨的領導必須要有預見性，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沒有預見就不能稱得上領導。為此，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坐在台上的指揮官，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是沒有預見性﹔如果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平平常常的東西，也不能算做有預見。真正的預見是“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由此可見，領導的預見性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在事態剛剛萌芽，“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就能看到它即將出現的普遍意義。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正確預見了“美蔣實施這些反動政策的可能性，並為戰勝這些反動政策而制定了完整的和完全正確的政治路線”。他向全黨提出了“注意大城市”與“注意東北”的建議。他預見到佔領城市后首先要解決的吃飯、穿衣問題，要求出席七大的“將軍們”做好管理城市、建設城市的心理准備。他預見到東北在未來戰略布局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而有了東北，“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

二、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底線思維不僅僅是指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更重要的是常懷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在事物越是發展前進、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善於以謹慎謙虛的態度從各種征兆中發現蘊藏的重大風險。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有力支撐。毛澤東在七大前后認真考慮到各種“最壞”狀況，寧可把形勢想得更復雜一點，把挑戰看得更嚴峻一些，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力爭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做好充分的預判和准備。

首先，他在這一時期反復提及要“准備最壞局面”，並以此作為想問題、辦事情、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在七大結論報告中，毛澤東一口氣列出了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可能遇到的17條困難，即17個方面的“最壞局面”：“外國大罵”﹔“國內大罵”﹔“准備被他們佔去幾大塊根據地”﹔“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偽軍歡迎蔣介石”﹔“爆發內戰”﹔“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我們得不到承認”﹔“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天災流行，赤地千裡”﹔“經濟困難”﹔“敵人兵力集中華北”﹔“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希望全黨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透徹地想好”，“准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根據地逐步強大、黨在人民中威信不斷增長等大好局面下，以底線思維設想可能遇見的種種“最壞局面”呢？一方面在他看來，黨內過去存在著一種對黑暗估計不足的“傳統”，即“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另一方面，主要還是針對在勝利面前黨內容易滋生的盲目樂觀情緒。“這樣講了以后，就使黨的高級干部有了應付各種困難的精神准備，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總之，毛澤東更多地還是希望以此來提醒全黨保持警惕，千萬不能對國民黨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抱有絲毫的幻想，以充分的准備保衛勝利果實。

同樣，在七大結束后不久，他接連給八路軍南下支隊司令員王震、政治委員王首道發電報，反復提醒南下支隊創建五嶺根據地要做好最壞打算，“必須預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種種可能情況”，“凡事要設想一切可能的困難”。在他看來，這些可能出現的困難包括嚴重的敵情，南下支隊在戰場上打敗仗，無法解決部隊的吃飯問題，減員嚴重，內部意見出現分歧，不團結等等。他希望廣大指戰員能將各方面困難都充分地考慮到。

其次，毛澤東常常立足最低點，提出要在“最壞局面”的“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比如，在上述 17條困難中，第三條即被國民黨搶走根據地，毛澤東的最壞設想是“准備被他們再佔去幾大塊”，而不是幾小塊根據地﹔第四條即被國民黨消滅若干萬軍隊，毛澤東准備的底線是被蔣介石消滅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第九條即若干萬中共黨員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夾擊下跑掉、散掉，毛澤東做好的最壞打算是“准備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至於第十三條即日本侵略者將兵力集中華北，毛澤東想到的最壞可能性是日本不僅如此，還向英美講和，“提出和平妥協的條件”﹔最后一條，毛澤東單列“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以此來涵蓋可能出現的預料不到的“非常的困難”以及“非常的不利情況”。事實上，即便這些“最壞可能性”最終並沒有出現，而正因為事先有了充分考慮，政策和措施才能贏得主動，才能游刃有余。毛澤東反復提醒全黨充分估計到這些最壞可能性，並提前“准備想各種辦法對付之”。

最后，對於完成某項任務，毛澤東往往預先准備多種對策預案，並充分考慮到最不希望出現的情勢。建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是中國共產黨擬定的抗戰勝利后的基本目標。而對於抗戰勝利后的聯合政府，毛澤東在七大上客觀分析了它的三種可能性：一種是共產黨“交出軍隊去做官”﹔一種是“以蔣介石為首，形式是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一種是“以我們為中心”。第一種可能性便是“壞的”和“不希望的可能性”，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的對策是：“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至於做不做獨裁政府的官，“我們不要宣傳去做，也不要拒絕，要准備這種可能性”。他還提出，當我們的力量更進一步發展到“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便要力爭第三種可能。

三、積極准備，爭取好轉

底線思維並非隻為守住底線無所作為，消極被動地防范，而是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進取有為的態度主動謀劃，努力爭取“好”的結果。積極准備，爭取好轉是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核心內容。在他看來，一切“最壞局面”“最壞可能性”的提出，最終都是為了對風險挑戰作最積極的准備，並盡力爭取形勢由不利向有利的轉變。毛澤東曾經對底線思維能力作了這樣的概括：“根本的就是這兩條：一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備應付最壞的情況。”在七大前后，毛澤東正是做到了一方面積極防止不利局面的發生並事先做好精神准備和物質應對﹔另一方面努力引導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轉變，促成矛盾向有利於我方的態勢轉化，從而克服困難，贏得主動。

首先，毛澤東善於抓住各種困難局面中的最根本困難、各種風險挑戰中的全局性風險，並將解決這種困難、應對這種風險作為工作重點。他指出，抗戰勝利后的全局性風險，就在於國民黨仍然堅持獨裁和反人民的立場，“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裡去”。所以，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重要任務就是有信心、有勇氣、竭盡全力地避免這一風險的發生。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一般綱領，即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具體綱領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少數民族、華僑、外交等十個方面，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團結全國人民、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廢止國民黨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反對中途妥協。毛澤東還深刻指出：“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抓住了抗戰勝利后內戰的風險，抓住了中國重回“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的風險，正是在關鍵節點上抓住了影響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全局性風險。事實上，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實踐表明，不僅要對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而且還要優先考慮和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並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

其次，毛澤東特別強調應對最壞局面要做好精神准備和工作准備。七大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即電告中共鄂豫皖邊區負責同志，命令他們必須在日本失敗前自力更生地准備一切，“准備精神的與實力的條件”，對付必然要來的內戰局面。他常常說：“准備了麻煩，麻煩就少”，“有了准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

毛澤東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對所有困難作充分的精神准備，在他看來，有精神准備和沒有精神准備大不一樣。思想上不作准備，困難來了就無法對付，而有了准備就不會吃虧，就好辦事。即使出現最困難的狀況，也不會和原來的估計設想相差太遠。

除了精神准備之外，毛澤東更看重的是工作准備、實力准備。中共七大為迎接新的勝利所作的准備，包括軍事方面“准備戰略上由以游擊戰為主到以運動戰為主的轉變”，工作重點方面“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准備奪取大城市，准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此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同樣應該做好准備。比如，面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風險，就是要用各種方法制止內戰，既包括在大會文件上、報紙上、口頭上的經常揭露，也包括各種軍事的、政治的其他辦法﹔面對根據地經濟困難的風險，就是要大力學做經濟工作，首長負責，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克服困難﹔面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區得不到承認的風險，就是要不斷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發展自己，積蓄力量，等到由“一個中指頭”變成“一個大指頭”，再到“一個拳頭、兩個拳頭”的時候，就一定能得到承認。

最后，毛澤東十分重視引導矛盾對立面由“最壞”向“最好”方向轉化。他認為，事物發展的不利因素與有利因素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隻要正確應對、順勢而為，就可以變消極為積極、變被動為主動、化不利為有利、化危機為生機。毛澤東曾經批評黨內的一些同志，隻看到最壞的一種可能性，而把別的可能性都丟掉了。“他們不了解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准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他強調，在正視風險客觀存在的同時，更要注重發揮主觀能動性，因勢利導，變壞為好。

四、敢於斗爭，善於斗爭

底線思維的核心效用集中表現為防范化解風險，而風險正是隱藏在背后的各種問題和矛盾的表現形式。越是重大的風險，往往越是表現為極強的緊迫性、極高的危害性和極大的挑戰性。因此，以斗爭化解風險、以斗爭堅守底線是直面問題、解決矛盾的必然選擇。敢於斗爭、善於斗爭，是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鮮明特征。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結論和閉幕詞中，毛澤東反復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將中國共產黨人挖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兩座大山，與愚公挖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做類比，認為要想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難和曲折達到最終的勝利，就必須要發揚“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愚公精神。堅持底線思維，必須要發揚這種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精神。

首先，毛澤東提倡以斗爭精神堅持底線思維。他常常告誡全黨永遠“不要怕麻煩”，“不要怕風波”。“麻煩”和“風波”實際上就是革命道路上不斷出現的“風險”，在他看來，即便是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后勝利，國際和平得以最終實現，到那時世界上仍然會存在斗爭。這種斗爭包括“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的斗爭、“民主”和“反民主”的斗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的斗爭，等等。而在國內，這種斗爭就集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斗爭”。

正因為前進道路上的風險考驗隻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有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所以我們面臨的各種斗爭就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因此，毛澤東告誡全黨，“麻煩還在后頭，不要怕麻煩”，將來我們黨還會“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而在斗爭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不敢斗爭，“放棄斗爭，隻要團結”﹔另一種是不善斗爭，“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

其次，毛澤東重視以鮮明的斗爭立場和恰當的斗爭策略堅持底線思維。斗爭立場是原則，是方向，也是底線﹔斗爭策略是底線目標和實踐結果之間的重要橋梁。毛澤東始終堅持底線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1944年10月25日，他在給准備奔赴前線的干部作動員報告時，曾生動形象地將柳樹和鬆樹比喻為共產黨員的機動性和原則性。他要求共產黨員既要學習柳樹隨插即活的機動性，又要學習鬆樹挺而有勁的原則性。在斗爭問題上堅持原則性和策略性的統一，就是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

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毛澤東強調，既要對國民黨發動內戰作針鋒相對的反擊，不要被他們的洶洶氣焰所嚇倒，同時又要留有余地，爭取讓他們“洗臉”，而不是“殺頭”，“這樣就可以談判、合作，希望他們改變政策”。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針。有理，就是斗爭要站在自衛的立場上﹔有利，就是斗爭是局部的，“對我們有利才斗”﹔有節，就是斗爭是暫時的、有節制的。有理、有利、有節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而不是冒險主義的方針。

最后，毛澤東主張以“不打第一槍”與“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之”、不惹事與不怕事相結合的斗爭原則堅持底線思維。他在中共七大結論提到的我們黨可能遇到的 17條困難中，其中有一條就是中國如同希臘一樣，在外國勢力的干涉下建立反人民的傀儡政權。1944年10月，德國侵略軍在希臘敗退，流亡倫敦的希臘政府在英軍的保護下回到希臘。12月，英軍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希臘出現的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注意。

針對抗戰勝利后中國也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即美國對中國公開進行軍事干涉，伙同蔣介石進行反革命內戰，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毛澤東提出了“不打第一槍”與“禮尚往來”的斗爭原則。“不打第一槍”就是不惹事，站在自衛的立場上，“從一個時期來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則是很有利的”。“禮尚往來”就是不怕事，堅決反擊國民黨的一切大小進攻、一切文武進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到了該打的時候，就要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之”。即便是一百條槍被繳了九十九條時，毛澤東認為，“我們也要打到底的。隻要我們手裡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對待敵人的進攻，他常常強調，“不要輕易打，打則必勝”。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習近平多次告誡全黨，要把底線思維貫穿工作始終，把困難和挑戰估計得充分一些，把應對各種復雜局面、意外情況的預案做得周密一些，千方百計“托底”“守底”“保底”，從而化解風險、解決矛盾、謀求發展。回顧和總結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前后堅持底線思維謀劃和推動工作的思考和實踐，對於我們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關於堅持底線思維、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要求，不斷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朝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既定目標奮勇前進，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朱薇，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