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史的權威著作

編者按
　　近100年前，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艱苦奮戰中壯大，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帶領中國人民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百年黨史就是一部百年奮斗史詩、百年輝煌畫卷！為幫助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史，學習時報推出學習黨史專題文章。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百年風雨，百年輝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不畏艱險、砥礪前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知史愛黨，知史愛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
　　由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著作，都是歷經數年乃至十多年精雕細琢而成，經黨中央批准出版，是學習黨史的首選書目。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199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出版。著作一經出版，好評如潮，並獲得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榮譽獎和第三屆“吳玉章獎金”歷史學特等獎等大獎。
　　1980年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后，把編寫黨史著作作為主要任務。1990年全國黨史部門負責人會議提出，“寫出一部完整的黨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隨后，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胡喬木要求中央黨史研究室盡快拿出寫作大綱和初稿。初稿出來后，由胡繩接手主編並主持全書的修改定稿工作，金沖及、龔育之、沙健孫、鄭惠、王夢奎等參加。
　　《七十年》共九章加一個結束語。九章分別為：“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第二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第四章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第五章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性勝利”“第六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第七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第九章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結束語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七十年》記述了黨1921年成立到1991年這70年的歷史，共48萬字。就篇幅來說不算長，但創新點卻很多，例如：一是寫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七十年》向前延伸到了辛亥革命，更為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系。二是比較科學地評價了共產國際的是非功過。《七十年》指出，共產國際的指導有些是正確的，有一些則是錯誤的，那些錯誤的指導對大革命時期黨的領導人的錯誤決策產生了直接影響。三是對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七十年》既肯定了其在中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還分析了它“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的弱點。這是紅四軍后來向贛南、閩西發展的原因。四是針對1956年起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歷的十年艱辛探索，《七十年》提出“兩個發展趨向”的觀點。胡繩曾分析指出：“在這十年探索中間，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趨向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積累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而另一個趨向是錯誤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這兩種趨向雖然許多時候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但確實是存在著兩種趨向，后一種趨向直接引導到‘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而前一種即正確的趨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的路線方針的先導。從六十年代的情況來說，錯誤的趨向暫時壓倒了正確的趨向﹔但是從歷史全局來看，正確的趨向終於戰勝了錯誤的趨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廣泛的發展。”這一觀點，產生了廣泛影響。
　　胡喬木在給《七十年》寫的題記中指出：“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有沉悶之感。”《七十年》盡管已出版近30年，但它仍是學習黨史的權威著作。參與寫作的老一輩理論家和學者很多已經去世，我們應該對他們致以敬意。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以下簡稱《黨史》一卷），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1991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問世的同時，中央黨史研究室還出版了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共計56萬余字，總體上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黨史史料狀況和研究水平。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內外大量歷史檔案資料的公布，黨史界對很多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和研究成果。1996年中央黨史研究室開始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進行修訂，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之際，篇幅為74萬余字的《黨史》一卷出版。201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黨史》一卷修訂重印。
　　《黨史》一卷分上下兩冊，記述的是1921年黨成立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即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歷史，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黨在大革命時期”“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黨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五編，共21章，結束語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和偉大意義”。
　　《黨史》一卷視野寬廣，檔案史料征引豐富，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更為恰當的表述和科學的評價。一是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背景，從辛亥革命向前延伸到1840年鴉片戰爭，增加了“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一節，將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分析得更為深刻。二是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勝利”單獨列為一章，全面詳盡地介紹了遵義會議的來龍去脈，深刻闡述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三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檔案部門等機構公布了有關共產國際的檔案，推動了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與中國革命關系的研究，這在《黨史》一卷中得到體現，從而使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得以完整呈現。比如，西安事變發生后，193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但因電碼錯亂完全不能譯出，中共中央要求共產國際重新拍發電報。在共產國際的指示還未到的情況下，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和平解決事變並發出通電。這表明，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出來的。四是突出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黨史》一卷各編都增補了有關黨的自身建設的內容。五是加強了對黨的理論問題的論述和分析。特別是系統地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理論體系和歷史地位也予以重點論述，凸顯了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對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
　　2011年1月，在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親切關懷和精心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簡稱《黨史》二卷）出版。《黨史》二卷的編寫和修改歷經16年，諸多重量級專家學者參與執筆、審讀、修改，眾多機構提供檔案及數據材料，不啻一項系統的學術工程。
　　《黨史》二卷分上下兩冊，共98萬余字，記述的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即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29年歷史。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把這29年劃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黨史》二卷據此將全書的框架結構設立為四編：“第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第二編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第三編‘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覆滅”“第四編在徘徊中前進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
　　1949年至1978年這29年，是黨帶領人民走過的一段波瀾起伏、輝煌曲折的奮斗歷程。偉大成績必須充分肯定，曲折和失誤也不能回避。除了大的框架結構與《歷史決議》保持一致外，《黨史》二卷的史實論述和分析也都遵循了《歷史決議》的精神。一方面，《黨史》二卷熱情書寫和謳歌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建設成就。如第一編以濃重的筆墨展現出中國共產黨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出色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以及新中國在黨的領導下煥發出的蓬勃生機——短短七年，中國就相繼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又到社會主義的兩個歷史性轉變。歷史性轉變的成果最終是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的。《黨史》二卷也記述了制度確立的過程——從1949年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到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黨團結帶領人民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進而1956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些制度，把黨領導人民取得的革命成果固化下來，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另一方面，對於探索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和經歷的曲折，《黨史》二卷第二編和第三編，以大量篇幅記述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演進過程和造成的嚴重后果，並深入剖析了其發生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時指出，這些曲折和錯誤最終都是由黨自己來糾正、來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來完成的。
　　另外，《黨史》二卷還對那個時代特有的社會風貌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述。比如寫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展現出“團結一致戰勝困難和奮發圖強的社會風貌”，總結指出：“這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代，一個樂於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這一總結評價，必定會引發從那個年代走來的人們的強烈共鳴。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2010年7月全國黨史工作會議期間，習近平同志提出編寫黨的九十年歷史的重要任務並親自審定編寫工作方案，給予重要指導。經過幾年努力，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於2016年6月出版，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三冊。
　　需要提及的是，2001年在黨成立80周年之際，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簡史》（以下簡稱《黨史》簡史）。這部著作僅17萬字，涵蓋從黨的創立到2001年共80年的時間，為學習黨史提供了一個簡明讀本。而《九十年》共61萬字，記述的是1921年至2011年黨的90年歷史（實際寫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閉幕）。它與前幾本權威著作有清晰的繼承發展關系：和《七十年》一樣，《九十年》也是通史類黨史著作﹔如果說《黨史》簡史是一部瘦身縮減版的黨史讀本，《九十年》則堪稱是一部擴容升級版的黨史著作﹔《九十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內容，可以說分別是《黨史》一卷和《黨史》二卷的濃縮精華版，而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部分，則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的寫作作了探索。
　　《九十年》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史新中國史問題的重要論述，從章節標題、理論概括到觀點呈現，都體現了黨史寫作和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可以說是具有新時代特點的最新權威黨史著作。
　　從章節標題來看，《九十年》的概括提煉更新穎更准確。如與《七十年》和《黨史》一卷第一章的標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不同，《九十年》第一章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雖一字之變，意蘊卻不同，“創建”更注重過程，內涵更豐富。《七十年》第九章的標題是“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九十年》第九章的標題是“偉大歷史轉折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可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推進和展開，加之改革開放40余年的歷史沉澱，黨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史書寫的框架、主題、重點和線索也在與時俱進地發生變化和調整。
　　從理論概括來看，《九十年》有更多創新的歸納總結。比如，《九十年》把《黨史》一卷中已經提出的長征精神內涵作了新的概括﹔把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精辟闡述的偉大抗戰精神內涵，也寫入其中。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重要論斷，也貫穿體現在歷史的敘述之中。
　　從史實和觀點來看，《九十年》體現出求實創新的態度。比如，《九十年》第一次一一列出黨成立前早期組織成員的58人名單。再比如，《九十年》把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這更能完整地反映中國共產黨率先號召並領導廣大人民開展抗日斗爭，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事實。
　　總之，《九十年》實現了它設定的預期目標：體現出准確、朴實、凝練、生動的良史文風，達到了與歷史發展、認識水平、研究進展、群眾需求相符合的新層次。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